文|兰亭序史
编辑|兰亭序史
导致1648年海军叛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议会任命雷恩伯勒为海军上将，尽管雷恩伯勒不受海员欢迎，但是上下议员在任命他为海军上将的事件中相互扯皮，也是导致1648年春天海军 疏于管理 的重要原因。
正如费尔法斯克将军评价道:这使舰队处于一种过于宽松的状态，因此在叛乱事件后英格兰对海军机构和军官队伍进行了调整。
1649年及以后，军官队伍进行了彻底改造，其中政治和宗教立场是考察军官的重要标准，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议会认识到过渡时期政权的稳定与否依赖于舰队的 政治可靠性 ，并且每个人都认为需要塑造一支清教徒和议员以及爱国的海军。
海军机构建设
查理一世时期，海军有两个主要的组织负责日常事务——海军部和海军委员会。
海军部由英国海军上将领导，主要成员通常是贵族，具有有限的航海经验，负责国王和大臣们的总体指挥事务。
海军部成员一般是12-15人，他们在白厅每周召开一次会议。
海军上将或他的副手也领导着主要舰队。
海军委员会是一个由常设官员或公务员组成的机构， 负责海军的行政事务 ，如建造和维护船只、船坞和水手的生活安排以及管理海军司库。
海军司库，虽然名义上是海军委员会的下属机构，但在实践中基本上是独立的，它控制着海军的财政收支。
海军委员会根据实际情况，给战斗舰队在海上的行动下达具体指令。
海军委员会中的两名或两名以上委员，是食品供应商，负责按每人每月固定价格供应食物和酒。
军械委员会向陆军和海军提供了*药弹**。
查理一世面对荷兰和法国海军的崛起积极鼓励海军建设， 成立新的“专事委员会” ，对一些突出的贪腐问题进行了整肃，通过改装和新建，舰队的规模逐渐增大，查塔姆船坞也得到了改进。
1634年，查理一世绕开议会在全国强征“船令”费，建立了一支拥有19艘舰船的舰队，另有26艘武装商船，足以应付其他国家在英吉利海峡的行动，但这一以钱代税的政策没有宪政先例的支撑，导致全国掀起了反抗国王的浪潮。
之前伊丽莎白一世和詹姆士一世时期虽也征收过船税，但那是间歇性的，而且仅在沿海郡县征收，查理一世的做法显然与英格兰长久以来的习惯做法想法相违背。
所以当1635年他试图将船税征收范围扩大至内陆一些郡县时，白金汉郡的乡绅约翰·汉普顿率先拒付船税， 其他各地发生骚乱 ，汉普顿更是因拒付船税而成为英格兰人民心中的英雄。
早期斯图亚特王朝试图撇开国会的尝试，其含糊的外交政策以及对待新教“事业”的暖昧态度，宫廷的挥霍无度和偏袒，海关和租税包收人的腐败，出售勋位等等行为。
贪腐和管理的不善，不仅严重损害了海军利益，而且伤害了英格兰人民的情感，最终引发内战。
内战中新教色彩浓厚的海军，与反皇家的商业社团联系紧密，大部分舰队宣布支持议会。
议会支持海军发展是为了自我保护，海军因此大受裨益，海军条件逐渐改善，规模增加了。
海军虽在内战中起到的作用 不能与陆军相提并论 ，但正如克拉伦敦评价道:“对于国王的敌人来说，这是可怕的补充力量”。
海军经常能够从海上增援到赫尔、普利茅斯和布里斯托尔的清教徒要塞;通过保护伦敦的海外贸易，保证了议会拥有充足且稳定的资金支持战争;通过有力的海上*锁封**政策，切断了欧洲大陆对查理一世的支持。
1648年海军叛乱事件解决后，残缺议会通过机构改革 加强对海军的控制 。
首先扩大议会海军委员会的职权，以前该机构只负责海军的财政事务，改革后其职权扩大到海军事务的各方面。
由议会中政治观点激进的迈尔斯科比特、瓦伦丁·沃尔顿、格雷戈瑞·克莱门特、克伦威尔和他的女婿艾尔顿控制，加强对海军的控制，排挤沃里克。
1648年末，海军仍在沃里克伯爵的指挥下，但议会怀疑他的政治立场，原因是他曾与荷兰的唐斯联系在一起。
当沃里克邀请他的同僚亨利·伯尔特担任冬季警卫的少将时，议会宣布无效，并要求沃里克在没有委员会的授权的情况下不得任命任何人。
1649年2月12日，议会任命爱德华·波帕姆、罗伯特·布莱克和理查德·迪恩担任来年夏季警卫任务指挥官，并于23号解除了沃里克的所有职务，没有安排 任何感谢或欢送仪式 。
议会任命陆军将领担任重要舰船的指挥的做法引发海军将领的担忧，巴顿甚至公开谴责议会的这种做法，认为违背了古代习俗，并声称这是有史以来最荒谬的*政暴**。
布莱克三人不久被任命为海军中将，新将领们并没有被授予像沃里克一样的权力，只继承了前任的部分权力。
根据规定:由你们或任何两人控制和处理舰队事务。
在正常情况下，没有人打算单独行动，命令必须有两人的签字才能生效。
海军委员会负责仍然负责日常事务，同时负责甄选海军军官，议会最终决定人事任命。
海军委员会这次意义深远的指挥权重组，刻意将海军上将的职位空缺，没有填补， 占主导地位的陆军 有机会将海军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这种安排很快被证明是不尽人如意的，因为战争形势瞬息万变需要快速反应，而议会作出这样的安排，无疑对海军是一种掣肘。
不久，国务委员会针对这一情况进行了调整，在海军委员会的领导下赋予将军们更多权限。
这一调整使英荷两国在第一次英荷战争中形成鲜明对比，英格兰政府和将军对国内和海军控制牢固，而荷兰共和国负责舰队的司令多达五个，每位司令都能够 单独行使控制权 ，为自己的船只做准备，任命自己的军官。
尼德兰各省之间经常发生矛盾，荷兰省受到其他各省的抱怨，尤以泽兰省为甚。
尽管在战争中荷兰官员尽职尽责，但两国在行政系统方面的对比中英格兰更胜一筹。
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荷兰的海防系统无法遏制敦刻尔克的私掠船，荷兰人遭受海盗侵袭的程度几乎和英国人一样。
军官队伍建设
议会任命的布莱克、迪恩和波帕姆三名海军中将在内战中证明了他们的忠诚。
波帕姆有着最直接相关的经验，虽然他在内战期间主要在陆军服役，但在英国内战前的十年一直在指挥战舰。
这一时期海员们很大程度上依赖经验丰富的海军指挥官提供意见， 缺乏相关的服役经历 会被视为一种劣势。
迪恩没有什么经验，但他的老指挥官埃塞克斯伯爵形容他是一个“诚实、明智、结实的人”，是一位可靠的军官，曾在埃塞克斯伯爵的议会*队军**和新模范*队军**中服役。
罗伯特·布莱克作为萨默塞特商人的儿子，战前可能在海上有过有限的航海经验，尽管这似乎不太可能。
由于他在政治上的可靠性和在西南部的同事中赢得的声誉而获得指挥权。
因为他在第一次内战中坚定地保卫莱姆和陶顿，特别是在陶顿一战中成功守住了议会的阵地，并宣称除非吃完他的四双皮靴中三双，否则不会投降，而在国内赢得很高的声誉。
1648年的海军叛乱事件使 一部分年轻人崭露头角 ，其中包括理查德·巴迪利，威廉·古德森，威廉·威尔迪，罗伯特·哈克威尔和年轻的克里斯托弗·迈恩斯，他们在*压镇**中发挥主导作用。
1649年初最紧迫的问题是海军人员的可靠性，1月16日，残缺议会通过了《海军和海关管理办法》，加强对海军的管理。
根据法案议会任命了16名监管员，深入海军委员会各分支机构指导工作，尤其注意对军官队伍的政治可靠性、忠诚和指挥能力进行考察，同时对海军委员会和领港公会进行调查。
将“对海军明显不满的，以及海陆军雇用的邪恶、恶毒、不忠和多余的，对英联邦持极大偏见的官员”清理出去。
巴顿在放弃对叛逃船只的指挥后回到了英国，他 自然被撤职了 ，尽管没有被起诉。
残缺议会根据监管员的报告对领港公会进行了改组，确保其对议会忠诚和合作。
理查德·克兰利也被看作是君主制的同情者被解职，他是港务局的主管，管理商船管理机构及船长。
之后成立了一个新的港务局委员会，其成员包括两位监管者和理查德·迪恩对海军极有价值的彼得·皮特被开除了，他是自爱德华六世国王统治以来一直为海军设计和建造船只的家族首领。
在完成了对海军的调查之后，监管员转而对海关进行考察，议会在4月批准监管员可以罢免那些在他们认为 政治上不可靠的任何官员 。
监管员在调查过程中发现，海军部门的一些官员同时是海军军备物资的供应商，这不可避免的出现一些贪污腐败问题。
例如托马斯·史密斯是海军委员会的一员，负责海军雇佣商船的比率，而他将自己的船只租用给海军。
彼得·皮特也是海军委员会成员，负责签订建造战舰的合同，同时也是当时英格兰最大的造船厂商之一。
相似的情形还有很多 。
监管机构采取了合理的措施，以减少船坞中的腐败，提高工资减少诱惑并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惩罚贪污。
经过一系列的整治，监管员的工作从政治可靠性这方面来说无疑是成功的。
克伦威尔时期的海军军官有着鲜明的特征。
“克伦威尔海军”军官团的基础是残缺议会打下的，而不是克伦威尔政府。
海军军官队伍中，1649年至1653年期间，约有230人首次被任命为船长，而在护国主时期只有89人。
在第一次内战期间，大约有54艘战舰的船长被认为是第一次指挥舰只，其中仅有两名在战前担任船长职务。
新任命的舰队船长成熟稳重的一个原因是，他们倾向于从经验丰富的商船船长中招募。
此外，那些被认为具有政治和宗教可靠性以及经验丰富的候选人 也往往年龄较大 。
在某些情况下，特别是年长的人被任命，如哈里斯船长超过了60岁，1652年理查德·哈多克任命为海军中将时己70岁，这些长期担任准尉而被提拔的船长年纪较大。
与荷兰战争使年轻的男子更快地获得晋升，一些经验丰富的商船船长成为了重要的海军指挥官。
其中有许多是从事美洲贸易的老水手，包括一些有殖民血统的人，特别是新英格兰人，他们有着浓厚的清教徒传统。
地中海和黎凡特的贸易 也提供了许多新水手，其中最著名的是理查德·巴德里。
在大多数情况下，那些被金钱动机所诱惑的人是被丰厚的战利品所吸引，而不是被经常拖欠的报酬所吸引。
这种机会特别适用于那些自己没有船只的商船船长，荷兰战争的爆发有可能使他们遭受严重的经济损失。
参考文献
[1]杰弗里·帕克:《剑桥战争史》，傅景川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
[2]T. R.希尔:《英国海军》，北京:海洋出版社，1987年.
[3]朱利安·S.科贝特:《海上战略的若干原则》，仇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