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万霞 深圳卫视直新闻
2月20日北京冬奥闭幕式上的中*旗国**手
北京冬奥昨晚落幕，中国代表团的突破颇具划时代意义：不仅是9金4银2铜的最好成绩创记录，更是史无前例地参赛所有7个大项、15个分项，在本届冬奥会上，只有中美俄三个国家做到了这一点。
中国冬奥项目短时间内的重大飞跃当然并非偶然，除了“归化”顶级运动员的成功，还有重要的外援——国家队78名教练中，外籍教练有51人，占比超过65%。这些运动员和教练，成为中国冰雪起飞的助推器。但与此同时，也引发了围绕北京冬奥的最大争议。
最具争议的话题核心是“归化运动员”，也波及到外籍教练，不只是外媒炒作，国内网络舆论也常常聚焦。
美媒一直在纠结：“归化”中国的谷爱凌，是否还保留美国国籍？她是不是对美国“忘恩负义”？国内网民也有议论：谷爱凌代表中国队出战大受欢迎，代言的广告收入可能超过两亿元，对于这些运动员，“归化”到底是出于爱国还是生意？
实际上，关于“归化”运动员的争议，在国际体坛也一直未断。“归化”，国际上一般称之为“转籍”。简单来说，就是在出生国籍以外，自愿取得其他国家国籍的运动员。
过去数年，我们常常在国内的足球甲A联赛、以及男子职业篮球联赛上，看到不少外国运动员被“归化”加入中国籍，或者被高薪雇佣，为恒大等俱乐部球队效力。
大家对此已经习以为常，顶多是议论一下：这些身价不菲、甚至转会费高达上亿员人民币的外籍球员，到底值不值？为什么到了北京冬奥赛场上，“归化运动员”就被“放大检视”，甚至引发争议？
其实，人们的态度有如此大的差别，确实“事出有因”： 和职业体育赛事追求“娱乐”的目标有所不同，以奥运会、足球世界杯等为代表的国际体育赛事，带有“为国争光”的荣誉追求。
2月20日北京冬奥闭幕式上，中国代表团入场
像北京冬奥这种精英体育赛事，更多的是选拔代表国家最高竞技水平的本国公民参赛，因此更多地蕴含着国家和民族的认同元素。特别是在中国，曾经在奥运会上实现金牌零的突破的运动员许海峰，以及中国女排姑娘、体操运动员李宁、乒乓球运动员邓亚萍等，都成为中国形象的某种象征。
因此，当这种荣誉被“外包”给非本土的运动员，人们很可能会质疑，这些外籍运动员有没有对中国的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归化”是不是出于功利？
但另一方面， 全球化时代，运动员和教练员的流动，和技术移民等人才流动一样，又是大势所趋。跨国运动员的身份是多重的，灵活的。也就是说，选择代表哪个国家出战奥运会等比赛，这是运动员的基本权力和自由，旁人无权干涉，必须尊重。
2月20日北京冬奥闭幕式上，谷爱凌和苏翊鸣同框
包括谷爱凌在内，华裔归化运动员的选择，往往既有从小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和情感，又有顶级运动员对发展前景、训练保障和商业利益的综合考量。说得实在一点，其中即使有功利和生意上的考虑，也无可厚非。毕竟，运动员的黄金期非常短暂，参加大赛出成绩的机会，对他们个人来说是最重要的。
中国男冰队员郑恩来的母亲段力接受访问时就表示，作为华裔的郑恩来，对于加入中国队参加冬奥，有着强烈的感情认同。同时，这也是他实现奥运梦想的难得机会。在冰球运动发达的美国、加拿大，争夺奥运资格的竞争非常激烈。实际上，这次代表中国冰球队参加冬奥会的归化球员，也包括一些非华裔的运动员，基本上都不太可能在美国或者加拿大，获得参加冬奥会的机会，所以他们非常珍惜。当然，对于非华裔归化运动员来说，现实的考量更多一些。
因此，关于冬奥“归化”和外援的争议，本质上就是体育的全球化和民族性之间的矛盾，这能不能调和？
从这次北京冬奥的成功来看，倡导奥运合作共赢的精神，用“去政治化”的方式，平衡民族情绪、化解社会争议，才是题中之意。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这一点。在这次冬奥会上，跨国执教的韩裔中国短道速滑队教练员安贤洙，就被推入舆论漩涡之中。在一些韩国人看来，安贤洙是“叛国”，他为韩国短道速滑队的宿敌——中国队效力，是无法饶恕的罪过。他和家人因此遭到“网暴”。实际上，当年在韩国遇到事业挫折的安贤洙，无非是想换个地方继续发挥专长换取回报。但在主要以国家为单位的精英竞技比赛中，安贤洙的选择，往往会被视为一种“背叛”。
类似的事情并不少。我记得，多年前，原是中国乒乓球运动员的何智丽，后来入籍日本并改名为小山智丽，1994年在广岛亚运会上战胜邓亚萍拿到冠军，当时受到不少舆论抨击。中国女排队员郎平，退役后出国执教美国排球队，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小组赛中战胜了中国队，并最终获得了亚军，当时也有人曾表达不满。
不过，现在的中国人再来看她们的选择，就多了很多理解和释然。这是时代的进步，也是体育的幸事。不过， 如何在各种利益和矛盾中找到平衡，追求共赢，而不陷入某种民族情感的极端，确实是对各国民众认知和自信的一个考验。
比如当下美国媒体拿谷爱凌做文章，很大程度是受到近期中美关系的影响。其实本届冬奥会上，有不少出生在美国的运动员，也代表泰国和菲律宾等国出征，却并未引发太多关注和争议。两相对比可知，美媒的偏见主要是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作祟。
需要强调的一点：除非运动员自己主动将自己的选择，与国族身分或者政治理念挂上钩，否则刻意将运动员的转籍决定，跟运动员的政治倾向扯上关系，就是无事生非。而美媒的做法，毫无疑问就是在无事生非。
显然，谷爱凌希望避开这种无谓的“争拗”，她在夺冠后强调的是，“希望更多女孩儿能从我的这一跳中得到鼓舞。”这种去政治化的表达，既得体又安全。运动员处理这种矛盾的关键，也在于如何专注于运动本身，并赢得民众的理解。
其实，这次冬奥会最大力度的“归化”，集中在中国冰球队，因为归化球员超过一半。中国女子冰球队23人名单中，归化球员占到13人；中国男子冰球队的25人名单中，归化球员有15人。对此，有人说，“挺丢人的，不如不参加”，网上也有质疑：“这种比赛扶贫能不能持久？”
这次“归化”其实是直面问题。国际大体联冰球委员会副主席、原哈尔滨体育学院院长朱志强受访时表示，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归化球员，中国男子冰球队在北京冬奥会上将遭遇怎样的困境。
“归化球员是国际冰球联合会给中国冰球提出的硬性任务，因为依照中国男子冰球原有的水平，中国男冰在不归化球员的情况下直接参加冬奥会，不仅自身输球会输得非常难看，也会大大影响冬奥会冰球比赛的精彩程度，这是国际冰球联合会不愿看到的。”
据报道，中国男子冰球目前世界排名第32位，而冬奥会男子冰球比赛通常是世界排名前12的队伍才能参加。中国女子冰球的世界排名为第20位，自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之后，中国女冰也已连续两届冬奥会没有获得参赛资格。因此中国冰球早在2016年至2017年前后，就已经有归化球员的考虑。
从官方发言中更能把准思路。北京冬奥组委新闻发言人严家蓉在2月11日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北京冬奥组委在归化运动员问题上的原则和立场。
严家蓉表示：“我们认为归化运动员在当今的世界体坛上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为运动员提供了更为广阔的个人发展空间，同时也有利于体育运动在世界范围内更加均衡的发展和普及。”她还举例说，中国也有很多乒乓球运动员在代表别的国家参赛，促进了乒乓球在世界范围内更均衡的发展。
从现实意义来看，“归化”引发某些人“爱国还是利益？”的质疑，还是过于偏狭了。冬奥带给我们的，当然有国家荣誉和民族自豪感，但奥运追求更高更强的精神，更是全人类的共同梦想。
如何在体育的全球化和民族性之间，找到平衡点，达到双赢，更具建设性。
2月20日北京冬奥闭幕式上，孩子们手持雪花灯笼演出
现实就是，中国冰雪运动基础薄弱、普及度低、训练水平落后、设施体系不完善，加之很多项目运动成本高昂、滑雪场馆稀缺，要想在国际赛场上实现“零的突破”，使民众对相关项目产生兴趣，因此引入归化运动员不失为双赢捷径。
这也是国际通行的做法。在2018年韩国平昌冬奥会上，韩国男子冰球队也归化了7名加拿大和美国球员。不过，各国反面案例也不少，为了比赛成绩好看一点，结果归化选手抢走了本地选手的代表名额，不利于本地人才的发展。
所以，在争议之后，有建设性的举措，更值得关注。比如如何借力使力，培养本土人才，把重点放在冰雪运动持续的发展“后劲”上。正如篮球运动员姚明所说：“如果我们不能从自身着手，很好地解决人才问题，那就只能争一时而非争一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