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当局的压力和逼迫下，至6月20日，有5526名犹太人不得不迁入隔离区。最后，大约1.4万名犹太难民被强迫迁入隔离区生活。
据欧洲难*联民**合会1944年11月的统计，住在隔离区内的难民共14245名，15岁以下的1171名。其中,来自德国的8114名，奥地利的3942名，波兰的1248名，捷克斯洛伐克的236名。
犹太难民莉莉.芬克尔斯坦回忆起那段岁月，仍然心有余悸。她说，几个月后，日本人命令难民迁往上海最肮脏、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虹口。
它位于码头后面，有一所大监狱和许多生产战争物资的工厂。附近几乎找不到住宅房子，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一间。
我把那间房子好好打扫了一下后，终于能够太太平平地住在里面了。我们不能离开这个居留区，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体会到自己失去了自由。
弗兰克.塞莱格也回忆道，不久，所有犹太难民不得不搬到位于虹口的一块约5平方公里的区域居住。
我们被不体面地拘禁在这块犹太人隔离区，只不过没有人特别看管而已。在威廉.肖特曼的记忆里，日本当局最终决定将所有在1937年以后进入上海的欧洲犹太难民集中到虹口的隔离区里。
隔离区被铁丝网和哨兵团团围住，全体犹太人都被禁止离开，否则便要受到监禁乃至处死。于是，难民们处于类似被拘留的不正常状况中。
隔离区给犹太难民带来的回忆是自由受限、拥挤与疾病蔓延。隔离区内那些狭窄的弄堂、破旧的房屋，彻底打破了犹太人的梦想。
隔离区的主要通道全部用栅栏、路障封闭，由日本宪兵把守。区内实施保甲制度，进出要凭通行证。
隔离区内的居住空间、食物和工作机会非常有限，犹太难民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外出工作谋生。
为了申请通行证以便到区外工作或求职，犹太难民常常要到“上海无国籍难民处理事务所"排上几小时的长队，还不一定能得到许可。
据统计，隔离区第一年仅发出1600多张季度通行证和2500张短期通行证，这使得许多犹太难民的人身自由遭到了限制。
当时负责发放通行证的日本军官是个精神分裂症者，绰号叫“变态人合屋”，又矮又瘦，自封为“犹太王”。
他总是强迫犹太难民陪他玩耍，如果有个子高大的犹太人来办通行证，他就会突然陷入狂怒，并爬到桌上，狠命抽这个犹太人耳光，并大喊:“滚出去!我不给你通行证!
“据犹太难民欧内斯特，科尔曼回忆“当时我们已被迫围进了虹口隔高区. I在隔离区城之外，我们每次出去时都要带上通行证。
发通行证由个叫合屋的男人负责，有效期只有一个月，但他常常让我们等上一个月才发通行证.此人颇有个性，个子很矮，所以憎恨所有的高个子。
当高个子走进来办通行证时，他就跳上桌子说:‘我，大土豆，你，矮土豆，出去，没有通行证'，不给任何理由。
他把自己视为‘犹太人之王’。我们的体育运动基本上只有踢足球，当有足球比赛的时候，他就会出来看比赛。比赛前我们必须先列队由他检阅，就像国王检阅卫队一样。
作为进一步 加强管理的措施，日本当局还宣布了实施宵禁。”
犹太难民哈罗德记得，日军还规定，隔离区内的犹太人必须把自家的窗户玻璃统统涂成黑色或糊上黑色的纸张，以免晚上灯光透出来。
如果不这么做，巡逻的日军就会冲进这户人家，大骂“八格牙鲁”，随后强迫他们把窗户弄黑。
国际救援中断，许多犹太难民只能依靠厨房基金会的救济勉强为生，不少人沦落到沿街乞讨的境地，有7名难民妇女甚至登记卖淫。
由于人数众多,许多难民只能同时居住在一个类似兵营的大房间中，条件好一点的则一家人挤在一个小的套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