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处于清代不同时期的三位京畿文人纪昀、徐松、王树楠都以文称胜，著述等身，冠绝一时，在我国文学及文化发展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此三人分别有一段徙居*疆新**的经历，多方面地了解那里的山水景物和生活，并由之而促生他们新的发展视域与人生功业。怀着不同的心态，面对有着共同特色的山川风物，他们写下数量不等的文学作品，内中所体现的情感和寄寓是十分复杂而多样的。
关键词：京畿；徙疆；视域；呈现
在清代，有三位著名的京畿文人分别有一段徙居*疆新**的经历，他们分别是纪昀、徐松、王树楠。这三人所处的时代，从乾嘉盛世直至清亡，几乎贯穿整个清代；尤其是，他们三人都以文称胜，著述等身，冠绝一时，在我国文学及文化发展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在他们长短不等的徙疆经历中，每人又有着怎样的徙疆行迹、情怀及文学呈现，这些均是非常值得考察的问题。
一、文化史上的三座高峰及其 远徙 之因
同处京畿之地的三位文人，是我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三座高峰，他们以纪昀产生影响为最早且最大。
据史载，纪昀（1724.7.26～1805.3.14），字晓岚，一字春帆，晚号石云，道号观弈道人，直隶河间府献县崔尔庄（今河北沧州市沧县）人，人称纪河间，自署亦称”河间纪昀”。纪昀自幼聪颖，文采过人。二十一岁（1743年），应河间府科试，拔头名秀才入河间郡庠。二十四岁（1747年），应顺天乡试，以第一名解元夺魁。三十一岁（1754年），中进士，改庶吉士，与王鸣盛、朱筠、钱大昕等名士同年，曾历雍正、乾隆、嘉庆三朝，官至兵部尚书、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年八十二岁而卒，谥号文达。以主持纂修《四库全书》享名，晚年成著名短篇小说集《阅微草堂笔记》。一生所作诗文甚丰，多散佚，后人搜集而成《纪文达公遗集》。生平事迹可见《清史稿》卷三百二十《列传一百七》，内中评：“昀学问渊通。撰四库全书提要，进退百家，钩深摘隐，各得其要指，始终条理，蔚为巨观”。［1］（P10771）另，著名文人阮元又赞：“我朝贤俊蔚兴，人文郁茂，鸿才硕学，肩比踵接。至于贯彻儒籍，旁通百家，修率情性，津逮后学，则河间纪文达公足以当之。……公之学在于辩汉宋儒术之是非，析诗文流派之正伪，主持风会，非公不能。”［2］（P186）两者之评，均可见纪昀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与影响。
晚于纪昀近六十年的徐松，当代并不广为人知。国内对其较深入地研究，在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开代**始较多出现，如赵俪生《西北学的拓荒者之一：徐松》（《西北史地》1985年第1期）、吴振清《徐松事迹辩正》（《南开学报》1989年第1期）、王燕玉《徐松和〈西域水道记〉》（《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等。进入到二十一世纪后，相关研究论著渐多，尤以著名西域学家朱玉麒先生的系列论文和专著《徐松与〈西域水道记〉研究》成绩最著，使人们对徐松的了解与研究被推进了一大步。《清史稿》卷四百八十六《列传二百七十三》对徐松有较为简略的载录，尚不足四百字；清末民初文人缪荃孙晚年编纂有《徐星伯先生事辑》（下称《事辑》）《星伯先生小集》，则更为翔实具体。
依据这些史料及众多学者的考辨可知，徐松 (1781～1848)，字星伯，原籍浙江上虞，幼时随父官居京师，入籍直隶顺天府大兴县（今北京市大兴区）。他才华出众，九岁考中秀才，二十岁中举，二十五岁又中二甲一名进士，朝考一等一名为庶吉士，二十八岁授翰林院编修，入直南书房。嘉庆十四（1809）年，被派入全唐文馆任提调官，得遍阅政府藏书。第二年，充文颖馆总纂，成为事实上的文坛领袖，当年又受命视学湖南。四十岁以后，曾选授礼部主事、铸印局员外郎、江西道监察御史、陕西榆林府知府等官，年六十八岁而卒。徐松博学多才，尤长于地理之学，曾纂辑《宋会要辑稿》(500卷)《河南志》《中兴礼书》等，又撰写《唐两京城坊考》《登科记考》和《西域水道记》(5卷)等。他以广博的学识被时人尊为学界领袖，如近代著名诗人龚自珍曾撰诗说：“夹袋搜罗海内空，人材毕竟恃宗工；笥河(朱筠)寂寂谭豀(翁方纲)死，此席今时定属公”；著名学者缪荃孙亦称“先生学识宏通，撰著精博，负重望者三十年”，均对徐松的学术贡献和地位，给予高度的认可。
王树楠又较徐松晚七十一年，他一生跨越清朝、民国两朝，生平事迹主要见于尚秉和撰《故*疆新**布政使王公行状》、王会庵撰《王树楠传略》和其自撰的《陶庐老人随年录》。王树楠（1852～1936)，又名树枏，字晋卿，号陶庐老人，直隶保定府新城县（今河北省高碑店市）人。他自幼天资聪颖，十五岁中秀才，二十岁选拔贡，后随同祖父王振纲攻读于莲池书院，与当时著名学者交往问学，文名渐著。同治十三年(1874)，被聘为保定畿辅通志馆修纂。光绪二年(1876)，中举。六年后，被聘为信都书院主讲。光绪十二年(1886)，中进士，任工部主事。后在西南、西北地区为官，在四川、甘肃省内任知县之职，又曾应召入两江总督张之洞、陕甘总督陶模幕。光绪三十一年(1902)，调任兰州道。光绪三十三年(1907)，擢*疆新**布政使，主管财政、经济和教育。1914年，清史馆成立后，被馆长赵尔巽聘为总纂，撰有《清史稿》中咸丰、同治两朝列传及《食货志》《地理志》《逸民志》等部分。其间，还应民国总统徐世昌之邀，编撰《大清畿辅先哲传》《晚晴簃诗汇》等书。1928年，至沈阳出任萃升书院主讲。1930年后，回北京定居，继续著书修志。王树楠一生著述巨丰，谢道弘撰《陶庐全书书目考》一书，记王树楠生前著作共有53种685 卷，总字数达一千万之多。王树楠生前，已有《陶庐丛刻》初集和二集两种传世，其晚年之作后被合入《陶庐全书》刊行。王树楠才高学博，名震一代。近代名士章士钊称其为“北方大儒”，黎昌庶将他与王闾运、王先谦合称为“三王”，还有人尊其为“北方大师”，把他与著名文人陈三立并称为“南陈北王”。著名史家王森然称王树楠“幼承庭训，聪敏嗜学，博闻强记，才高识卓，又能刻苦深造，故得为世通儒。广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尤长地志学，诗赋亦有伟才，尽通古今训诂，实近代朴学大师也”。[3]（p40）
三位京畿奇才，是因为什么原因而远徙入疆呢？个中缘由有着很大的不同。纪昀徙疆，是因为获罪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的卢见曾案泄密事。当时，两淮盐运使卢见曾借乾隆帝南巡大典之事，历年就盐商提引，交销冒滥，官商并有侵蚀。至三十三年事发，自盐政以下多罹大辟。“见曾已去官，逮问论绞，死于狱中。籍没家产，子孙连坐”。[1](p11107)此案事发时，纪昀因向卢家通风报信，被察觉而获罪被遣。《清史列传·纪昀传》载：“（三十三年）六月，前两淮盐运使卢见曾获罪，有旨籍其家，昀与卢为姻，漏言于见曾孙荫恩，革职逮问，戍乌鲁木齐”。[4](p2129)
徐松遭遣戍的原因，缪荃孙《事辑》记为在嘉庆十七年，因御史赵慎畛所纠，具体细节未详。著名史家陈垣先生撰《记徐松遣戍事》一文，对清军机处档案的进行专门考证，以为赵慎畛以九种罪名弹劾徐松，经过初彭龄等的查办，真正成立的罪名主要是刻印《经文试帖新编》分派教官令生童购买而得利一事。学者朱玉麒又见嘉庆二十四年晋昌所上《获罪缘由清单》，内中所记更为明确具体，原文载：“原任学政徐松，现年三十四岁，直隶大兴县人。嘉庆乙丑科进士，由翰林奉派湖南学政。任内被参，经钦差侍郎初彭龄、湖南巡抚广厚讯拟，以徐松考试出题割裂文义，并违例滥取佾生、不派教官监场、失察家人书役轿夫勒索喜钱，并令优等生员刊刷试卷将书籍发卖等款，其中发卖书籍一款，合依监临官挟势将自己物货散与部下多取价者，计渔利准不枉*论法**律，杖一百、流三千里。惟该学政种种失察，又复派家人查号、割裂出题等因奏。奉谕旨发往*疆新**效力赎罪。嘉庆十七年十月内到戍。”[5]（P66）
与纪昀、徐松不同，王树楠的徙疆，非因赎罪遭遣，而是加官改任。自光绪七年（1881）以后，王树楠即开始在西南与西北地区的川、陕、甘三地做道、县官员。光绪三十二年（1906）四、五月间，王树楠即收到改授*疆新**布政使的钦命。随后，经过九十余日，在当年的八月底，他抵达*疆新**省城乌鲁木齐。从甘肃来至*疆新**，王树楠有了更大的施展才华和实现远大抱负的空间。
二、西出阳关
——因 转徙 而生的视域转换与扩延
京畿与*疆新**远隔千山万水，有着差别很大的自然景观和人文风貌；纪昀等三人对那里的了解与认识本仅是停留在前人的诗文和自己的想象中。但是，意外的人生转徙，却令他们真正地走入那片多彩的土地，并在那里开始年数不等的生活，多方面地了解那里的山水景物和生活，并由之而促生他们新的发展视域与人生功业。
三人在*疆新**徙居的年限与地点是不一样的。纪昀乾隆三十三年（1768）底来到乌鲁木齐，乾隆三十五年（1770）十二月，得乾隆帝赐还诏谕，第二年二月治装东归，前后共居疆两年多。徐松的谪戍地要比纪昀远许多，谪戍时间也更长。嘉庆十七年（1812），他于洛阳启程，出嘉峪关，过镇西府，远赴伊犁。至此目的地，嘉庆四年，洪亮吉八月二十八日从京师出发，第二年二月十日抵达，前后凡历160天；嘉庆十年，祁韵士在《万里行程记》中记载自己二月十八日从京师启行，当年七月十七日抵达，共行175天。徐松七月中旬从较京师更为接近西域的洛阳前行，应该在当年内赶到伊犁。据上文所举《原任湖南学政徐松获罪缘由清单》的末句，可知其在嘉庆十七年的十月到达伊犁戍所。
徐松从遣戍地返回的时间，缪荃孙《事辑》记为嘉庆二十四年（1819）。依朱玉麒先生的观点，嘉庆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晋昌为徐松的释还上奏了《请旨释回事》的奏折，十一月二十三日获得朱批，其返回到伊犁的时间也当在经过一个月左右的十二月底。所以徐松可能是在年底得到赐还的诏书，而于转年的正月启程。因此，徐松遣戍*疆新**的时间，依清朝的法律，从到达伊犁之日起，至下诏令赐还，即从嘉庆十七年年底到二十四年年底，凡七年。有人按照徐松被判遣戍出发之日至回到京师之日来计算，则从嘉庆十七年到二十五年，可以放宽算成八、九年，也可说通。
王树楠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的五月间由兰州启程赴疆，行三个月有余而至乌鲁木齐。他在《陶庐老人随年录》中记：“初余在兰州，遣人迎太夫人已至西安五弟树裳寓所，适简授新藩，太夫人以*疆新**万里，不能远行，余即驰往陕西省亲，五弟亲侍太夫人至咸阳公所相会，恐到省城酬应太繁，母子不能朝夕安静团聚也。住十余日，叩别太夫人，至甘即启行，九十余日，至八月底始抵*疆新**省城。九月初一日接印视事，具折谢恩。”[6]（p62）在*疆新**，王树楠共度过五年有余。宣统三年（1911），袁大化来任*疆新**巡抚，王树楠始于八月乘火车离开。王树楠《陶庐老人随年录》载：“袁星南大化来抚*疆新**，始悉余历年所设施及被劾之故，……因坚留余在新，谓将具疏奏留，余再三不肯，曰：家有八旬余老母，藉此回家团聚，稍尽人子之心，是天假之缘也。余由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回京，八月适逢国变，遂避乱至山西。”[6]（p74）
*疆新**古称西域，汉武帝反击匈奴后，西汉置西域都护府，将该地正式纳入汉朝版图，成为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七世纪中叶，沙俄开始侵略我国东北、西北边疆，使地方割据势力恶性膨胀，出现不稳定的局面。早在乾隆十九年（1754年）纪昀考中进士时，正值清廷开始用兵*疆新**。官军势如破竹，成功收复伊犁、库车等地。战争持续了5年，以全面胜利而告终。纪昀当时正供职于翰林院，他曾写下《西域入朝大阅礼成恭纪三十首》《平定回部凯歌十二章》等关于*疆新**的诗作。这些诗作虽无很高的史料和文学价值，但反映出纪昀对*疆新**统一事业的关注。
乾隆三十三年，纪昀遣戍乌鲁木齐，距清廷统一*疆新**已有8年，大规模的战事结束之后，清廷立即致力于*疆新**的军事、经济建设，原为准噶尔游牧草场的乌鲁木齐，迅速变为一繁华之地，时称“繁华富庶，甲于关外”。依清制，废员至戍所，“文职交文员收管，武职交营收管”。纪昀抵乌鲁木齐后以废员身份在地方官府中充任书记，“鞅掌簿书”“草奏草檄”，虽然仅有两年多的生活，却给纪昀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他一方面深入地观察当地的风土、制度、民俗、物产等方面情况，又在与乌鲁木齐各级军政官员及军士、民户、废员、遣犯等社会各阶层的往来中，获知了许多在征战和屯垦时期地发生的事件的始末。这一时期纪昀写成的《乌鲁木齐杂诗》，以及以后陆续写成的《阅微草堂笔记》中有关*疆新**的部分，许多是当时*疆新**边地生活的真实写照，是研究乾隆中期*疆新**社会的重要资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徐松在*疆新**的八九年间，足履山川，口访佚闻，又参阅大量档案资料和历史文献，撰成西北史地学巨著《西域三种》，包括《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疆新**赋》三书，世称“徐星伯先生著书三种”“大兴徐氏三种”，从而奠定了他在同时代文人中的卓然地位。依缪荃孙撰《事辑》所载，徐松于嘉庆十八年(1813) 抵达伊犁戍所后不久，便撰成《*疆新**赋》，第二年又在第二次担任伊犁将军的松筠(1752～1835)的委托下，对汪廷楷(1760～1831)、祁韵士(1751～1815)的《伊犁总统事略》进行重修。接受任务后，徐松便不畏天寒路遥，终日在天山南北跋涉，《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两书即成于此间。缪荃孙所撰《事辑》曾记：“（嘉庆二十一年）正月五日，度木素尔岭，由阿克苏、叶尔羌达喀什噶尔，假馆参赞公所。秋，复还伊犁。先生携开方小册，置指南针，记山川道里，下马录之；至邮舍，则进仆夫、驿卒、台弁、通事，一一与之讲求，经年，风土备悉。撰《西域水道记》五卷、《汉书西域传补注》二卷”。[7]（P120）《伊犁总统事略》的重修直至嘉庆二十五年十二月才完成，新登基的道光皇帝见后十分高兴，特赐《*疆新**识略》之名刊行。该书的纂修者虽署松筠，徐松也因之得到皇帝的召见，被赏授内阁中书之职。重归于京师，徐松“文名益噪，海内通人游都下者，争以一见为荣。泰兴陈潮、乌程沈圭、平定张穆辈，时时就松，烹羊炊饼，置酒大嚼，剧谈西北边外事及汉唐以来地理，订讹纠谬博辨以为乐，若忘乎当日身在患难中者。海内言地学者，群推为巨子。”[8]（P818）*疆新**一段特殊的谪戍生活，为徐松在我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添加了极为靓丽的一笔。
*疆新**域内，引起徐松浓厚兴趣并可成为他考证材料的风物极为丰富。如他性好钟鼎碑碣文字，因为可资考证经史文字。在出嘉峪关西行进入到*疆新**东界镇西府时，他手拓东汉裴岑记功碑；嘉庆二十五年二月自伊犁归，经库舍图岭，又手拓唐姜行本记功碑；访破城得唐金满县（故址在*疆新**吉木萨尔）残碑造像碣；过莫高窟得武周圣历李君重修莫高窟佛龛碑。这些材料都是在内地很难见到的，无疑可使徐松的识见得到很大的提高。
王树楠很早即开始关注*疆新**问题，如他在《陶庐老人随年录》记，光绪七年（1881），俄人交还伊犁，改定相互间的条约与章程、偿还赔款、立约勘界等事；光绪三十一年（1905），他与人论西北大局，建议“宜密与英立约通商，以为制俄之计”，并上疏历陈兴激昂之策，鲜明地提出：“为今之计，惟有内修政治，以备绸缪未雨之谋，外结强邻，以联休戚相关之谊。*疆新**之政治既如彼矣，自今厥后，请饬下抚臣改弦更张，选知耻之将，练有用之兵，举不贪之吏，以恩信结土民之心，以诚让弭边人之衅，广开农田水利以及金、铜、铅、铁、盐、皮、棉花，药材固有之物产，次第兴办，以便民用，以裕国储。此虽论治之常谈，而实救时之要务”。[6]（P56）以上的这样一些观点，都不乏真知灼见。
王树楠入疆后，除推行许多有利于地方经济发展的新政，还为地方史志的编撰工作所吸引，为之付出很大心血。当时边陲*疆新**的方志极少，只有残留下的唐朝乾元时期所成的《西州图经》。王树楠入疆的第二年，即吸纳人才，主持纂修《*疆新**图志》，其所撰《陶庐老人随年录》于光绪三十三年下记：“*疆新**僻处中国西偏，蒙、哈、缠回种类庞杂，通知汉人文字者甚稀，自开辟以来文献寥寥，无可征信。时桐城方绎民希孟、醴泉宗芝洞伯鲁随长庚将军出关，霍邱裴伯谦景福谪戍*疆新**，皆方闻博雅之士。余于是创修《*疆新**图志》，设局于藩署之西偏，志例皆余手定，分门纂辑。余无他嗜好，公余之暇，借此消遣而已。”[6]（P63）修撰此志，为王树楠嗜之所在，其出色的才华、学识、学风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和运用。他高度重视徐松的《*疆新**识略》，以为“惟徐星伯谪戍伊犁，走遍天山南北两路，记其山川道里，著《*疆新**识略》，为详确也。”[9]（P99）在纂修过程中，纂修者主要参考了《史记》《汉书》《隋书》《唐书》《元史》《明史》《资治通鉴》《西游录》《三州辑略》，以及纪昀所撰《阅微草堂笔记》等59种典籍。
《*疆新**图志》是自1886年*疆新**正式建省以来第一部省志，此志共160卷，约200余万字。王树楠除任总纂外，还亲自撰写了《*疆新**国界志》16卷、《*疆新**藩部志》6卷、《*疆新**山脉志》6卷、《*疆新**访古录》1卷、《*疆新**礼俗志》1卷、《*疆新**兵事志》2卷、《*疆新**小正》（又名《*疆新**物候志》）1卷等十余种。此书体例完备，内容翔实广博，全面反映了清代*疆新**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自然地理、物产风俗等各个方面的情况，被称为是清代*疆新**的“百科全书”，梁启超誉之为清代方志中“由名儒精心结撰或参订商榷”而“斐然可列著作之林者”。
（原刊于《中国语言文学研究》2020年春之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