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视野下的梁祝是宁波地方文化，主题是忠义，两宋时开始打造，文献中有记载。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忠义一直得到普遍的认可和尊奉。到了两宋，理学家又充分挖掘了忠义的理学含义，认为忠义是“理”本性的替现。置忠义于理学的最崇高地位，将忠义推向极致。理学家同时提出了践行忠义的路径，并致力于推进忠义向世俗化方向发展。经过这样一番系统逻辑的理学化论证，忠义便成为当时社会士大夫理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就这一点来说，为稳定当时国家政治秩序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理学在鄞县传播始于庆历年间，县令王安石大兴教育，培养了一批以国为谋的读书人。当然他们都是理学者，以理学的忠义为自己的行为指针，参加政治实践，坚持“以天下为已任”。两宋宁波社会，即是在这样一批忠君爱国士大夫的感召下进步的。他们还与来宁波做官的理学者合力将忠义思想渗透到了全社会各个层面，勤政为民的晋代县令梁山伯因此被地方官重新立为弘扬忠义的典型。北宋时期，从梁山伯庙建造到梁山伯庙会开展，从地方志记载到学者文章叙述，都见证了这一点。大观年间，宁波官员李茂诚作《义忠王庙记》，是梁祝由从民间传播到被官方认可的开始。至两宋之际，义忠主题梁祝呈显性发展，完成了梁山伯 “义忠神圣王”形象的塑造;而爱情主题梁祝受到压抑呈隐性发展，但仍然完成了蝶化情节的创造;完成了“祝英台近”词牌的创新。
一、两次造神运动
在宁波官员的推动下，两次造神运动完成了梁山伯 “义忠神圣王”形象的塑造。
第一次造神运动时间虽然是在南北时期，但其事向民间宣扬“义忠”则在北宋，当时宁波官员李茂诚作的《义忠王庙记》中记载：晋安帝隆安三年（399），孙恩发动叛乱，攻占会稽，叛军进入鄮县，将梁山伯墓碑抛弃到姚江里。太尉刘裕奉命征讨叛贼，梦见得梁山伯相助，至使叛军逃亡于海。于是刘裕奏报朝廷，认为是梁山伯显灵救了官军，随即晋安帝褒封梁山伯为“义忠神圣王”。
说到底，梁山伯显灵救了刘裕率领的官军，被褒封为“义忠神圣王”只能算是一次提升。这一次提升是建立在梁山伯生平事迹基础之上的，梁山伯本是一个忠义之人。李茂诚作的《义忠王庙记》中这样记载梁山伯：梁山伯在简文帝招贤纳士时，被朝廷任命为鄮县令。在职期间，梁山伯暂且把个人私情抛在一边，不顾体弱多病，勤政为民，颇有成绩。特别是治理姚江水患，尽职尽责，某年农历八月十六大潮汛，姚江水涨，梁山伯冒着瓢泼大雨，巡视鄮西大堤，昼夜不曾休息，终于积劳成疾，突然昏倒在高桥清道源九龙墟，生命既危，临终叮嘱随从，将其安葬在九龙墟江堤边，本意就是为防洪涝，死了也要坚守大堤。也就是说，梁山伯并非死于相思，而是在岗位上殉职。可见他虽然儿女情长，但英雄气更壮。在《义忠王庙记》记载中梁山伯更是一个有志青年:活着就要有大作为，生当封侯；死了也要进庙堂，被后人祭奠。至于个人情感，则“区区何足论之”。这也就是说，他与祝英台的爱情，若与利国利民的事业相比，属于“区区”之事，虽然值得珍藏，但没有执着。梁山伯生前死后两件事实现了“生当封侯，死当庙食”的意愿。梁山伯死后魂魄仍有“义忠”之行并非偶然，因为其生前本为“义忠”之人。而李茂诚所以这样对第一次造神运动进行叙述和分析，目的很明确，即是要将梁山伯在当下社会进一步推广。
第一次造神运动做了一件事，就是鄞县为梁山伯建了一座庙――梁山伯庙又称义忠王庙。梁圣君庙，位于宁波高桥镇的九龙墟，梁祝墓即在其庙西侧，地处四明山脉，余姚江畔。继而在建庙基础上形成庙会。民间亦俗称梁祝庙会，时间在农历三月初一（相传梁山伯的诞日，民间简称春季庙会）至初七和八月初一至十六（相传梁山伯寿终之时，民间简称秋季庙会）。自建庙以来，每年三月初一和八月十六有春秋两社，祭祀梁山伯，每次庙会持续10多天时间，形成人山人海的梁山伯庙会。
因为庙，因为庙会，所以李茂诚作《义忠王庙记》，这也是地方官员对梁山伯认可的开始，官方对对梁山伯认可的是品德：忠义。
李茂诚《义忠王庙记》对第一次造神运动推进起了关键作用，而第一次造神运动最重要一个人物是太尉刘裕。刘裕是否做了这样一个梦不得而知，而梁山伯显灵救了刘裕为首官军在传播这是事实。这一传播不只在宁波，还有一个地方即刘裕的家乡――镇江（363年，宋武帝刘裕生于京口）。梁山伯显灵救刘裕为首官军的故事被帯到镇江几乎是一定的，时间大约在东晋隆安五年(401)，当时孙恩起义的数万兵马占领蒜山（镇江），与刘裕率领的八千北府军展开了鏖战。结果刘裕三战三捷，大败起义军，迫使孙恩投海而死。刘裕手下八千北府军当中有一部分是镇江人，其中甚至有刘裕小时候的玩伴，他们从镇江一直追随从刘裕守句章（宁波）。而刘裕本是一平民，后来一跃而为南朝的皇帝，其主要依托的地方是镇江；主要依托的兵力是北府军；辅佐他的主要文武官员也大多是京口集团人士。因此但凡与刘裕发迹有直接关联的事，不论大小，即便不是刘裕自己，追随他到过句章（宁波）的北府军士兵必然传播。梁山伯显灵救了刘裕为首官军的故事因此传到镇江，特别是刘裕做了皇帝后，传得变本加厉。在刘裕身上发生过的事都在镇江传得神乎其神，当时镇江在传故事都与刘氏一门有了亲，即便是歌谣也都无不与刘氏一门有了亲。刘裕的儿子刘义符(宋文帝)还模仿作了三十六首歌谣，其中一首即后来演变为《华山畿》，而这首歌谣中的情节主线就是梁祝传说，可见刘义符至少在小时听到了梁祝故事。
南朝（420-589）时，镇江达到了鼎盛，因为宋开国之君武帝刘裕、其子文帝刘义隆及后来的齐高帝萧道成（427年，生于今镇江丹阳）、梁武帝萧衍（464年，生于丹阳）都与镇江关联，在他们执政的一个多世纪里，较为昌明的政治和颇为强盛的国力有力地推动了镇江乃至整个江南地区的社会发展。这个时期，镇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一个不起眼的小城演变成具有全国军事、经济、文化中心的大都会。刘裕父子都注重经济发展，刘裕在位时即已出现了“天下无事，时和年丰，百姓乐业，谷帛殷阜，几乎家给人足”的局面。到了宋文帝刘义隆时生产更是空前发展，“兵车勿用，民不外劳，役宽务简，氓庶繁息，至余粮栖亩，户不夜扃”，这里“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
齐萧道成、梁萧衍以及昭明太子萧统(萧衍长子)的籍贯为晋陵郡武进县之东城里（今镇江丹阳市东城村）人。萧道成灭宋，建立齐。他共在位四年，其子萧赜继位称武帝，武帝死后，走上了宋灭亡的老路，雍州刺史萧衍起兵攻入建康，结束了齐的统治。萧衍称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齐、梁时期梁祝故事由镇江传入宜兴。清嘉庆宁楷《重刊宜兴县旧志 寺观》中说：善卷寺“齐建元二年(480)以祝英台故宅建”。明谷兰宗在《祝英台近·序》中说：“善权寺相传为祝英台宅基，而碧鲜岩者，乃与梁山伯读书之处也。”明都穆《善权记》中称：“寺在国山东南，齐建元中建，盖祝英台之故宅也。”所谓的“齐武帝以英台故宅创建”时间大约在482年―493年之间，也就是萧赜在位期间，这个时期距刘裕建南朝宋朝不过百年。
因为传入误差的缘故，宜兴梁祝甚至与梁武帝搭在一起，《寰宇记》中载梁武帝曾祷雨蒋山(今南京钟山)未应，有神托梦武帝曰：”阳羡(即今宜兴)九斗山(即善卷山)有神,号张水曹(即张渤)，能兴风雨，”如其言遣使往筑坛，致祭果降雨。唐昭义军节度使、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李嫔在一奏折中称：“山上有九斗坛，颇为灵异，每准钦令祭名山大川，即差官致奠，凡有水旱，祈祷无不响应。”这与李茂诚《庙记》所言“民间凡旱涝疫疠，商旅不测，祷之辄应”如出一辙。宜兴县志称张水曹即汉代治水有功的张渤，曾在彭蠡为明太祖助战，特封真君，这与鄞县梁山伯助刘太尉战孙恩的说法类似。总之梁祝传入宜兴，一个是人的因素，齐萧道成、梁萧衍等人都是由从镇江迁过去的；另一个是区域因素，南朝宋泰始四年（468），宜兴郡属南徐州，治在镇江。两个因素都有镇江相关联，可见宜兴梁祝源于镇江。南宋《毗陵志》载：“祝陵在善权山，其岩有巨石，刻云‘碧鲜庵'，盖祝英台读书处。昔有诗云：‘蝴蝶满园飞不见，碧鲜空有读书台'。俗传英台本女子，幼与梁山伯同学，后化为蝶。事类于诞，然考《寺志》，齐武帝以英台故宅创建，似有其人，特恐非女子。”祝英台是不是真有其人，是不是女人，都不能确定。这进一步说明宜兴梁祝是从外地传入的。宜兴梁祝是宁波第一次造神运动的成果，但传入宜兴后，基本上丢失了“忠义”，梁祝又回到了爱情故事的原点。
第二次造神运动是在两宋之间，建炎三年（1129），金国大举南侵，宋高宗出逃到明州（宁波）,金军追到越州与鄞县交界的余姚县，于是在广德湖北的高桥发生了一次著名的宋金高桥之战。
战争双方，金方将军是金兀术，宋方将军是张俊。当时张俊命令士兵到高桥附近老百姓家中搜集草席，连夜将几千条草席一层一层铺在各要道上。第二天一早天还朦胧，金兵铁骑急奔高桥而来，行至景安铺，突然踏上宋将张俊、杨沂中指挥铺设在地上的草席，战马一踏上路上草席，便马蹄打滑，人仰马翻。在后面的骑兵不知前边情况，扬鞭催马而来,也被滑倒在地，自相残踏。这时，主管殿前司公事李质也率水军赶来增援，埋伏在桥下、田塍里的宋军和义兵见状，一齐杀出，杀得金兵血流成河，魂飞魄散，夺路溃退。这一场水陆配合战，宋军*伤杀**金兵达千余人，取得了南宋建国以来第一个胜利。战事大概此如，但民间却传说金兵追赶高宗到高桥一带，宋将张俊领兵保驾，败退梁山伯庙，是梁山伯托梦指点张俊采用“席草”破敌之计。
说是传说,但从后来发生的事来看，确实不是假的。高桥之战虽为“小捷”，但却被列为“十三处战功”之首，张俊好歹还摆开阵势打了一下,致金军首攻明州不下,也算南宋开国后第一回，所以高桥之战，给南宋立国带来了信心。南宋定都临安后，宋高宗为庆贺抗金大捷，纪念阵亡将士，降旨建庙立祠。当地百姓敬张俊为宁公而建祠塑像，当地士绅遂发起迎神赛会，以高桥“宁德观”为中心，成立高桥会。于每年农历三月初举行，会期三到四天。
关于梁山伯托梦指点张俊采用“席草”破敌之计的传说不仅将梁山伯“义忠”形象打造得更加丰满，而且将梁祝故事传播到更远的西部地区。张俊因高桥之战得到皇帝恩宠，而他本是甘肃成纪县人，在异乡（鄞县）为国立功的事迹很快传到了故乡。梁县令托梦败金兵的故事也一起传到了老家——甘肃成纪县。成纪县是“天水郡”（今天水市）下辖县，邻县清也是。结果是传到天水的梁祝故事没有在成纪落脚，却在清水县安家了，直至今日清水县仍有梁祝故事在传。
梁祝传清水，主要应归于张俊的家族、同乡和部属。绍兴和议前后，张俊的几位同乡和他从成纪带来的部属，或在鄞县做官，或定居在鄞县，作为离乡第一代人，不可避免会有故乡之恋。
刘锡（？-1147），字禹珪，秦州成纪人，建炎三年（1129）任明州观察使；建炎四年（1130）张浚任刘锡为都统制，与金军大战于富平县，败绩。乾道五年（1169年）刘锡外甥冯湛也是秦州成纪人，乾道五年（1169）为明州定海水军统制官。冯湛曾奉命打造战船，接受任务后，他不是照现有的大船依样画葫芦，而是仔细分析多种船只的特点。发现：“海船底”可以涉伐，“战船”的“盖”可以迎敌，“海船”的“头尾”则可破浪。于是，便把各种船只的优点集中在一起，造出了多桨船。《宋会要辑稿·食货》中记载：“〔多桨〕船系湖船底、战船盖、海船头尾，通长八丈三尺，阔二丈，并准尺。计八百料，用桨四十二支，江、海、淮、河无往不可。载甲军二百人，往来极轻便。冯湛制造一艘湖船底、战船盖，海船头尾的战船，湖船底可以涉浅，战船盖可以迎战，海船头尾可以破浪。绍兴三十一年（１１６１）胶西海战，是宋金战争中的一个重要战役，这次海战冯湛用了自己打造的战船，为取得南宋建国以来少有的海上大捷作出了贡献。 冯湛后寄居明之鄞县，墓在奉化州西北二十里，历代《鄞县志》都有记载。鄞县人袁燮撰《絮斋集》卷十五《武功大夫阈门宣赞台人鄂州江陵府驻扎御前诸军副都统制冯湛行状》中有：在胶西海战中，宋军最初出征的人数为七千，中途遇到飓风，损失过半，最后抵达战场的为三千人。统帅李宝主观上想让老部下曹洋立首功，不料冯湛设法先抵战场，先立战功，却违背了主帅的意愿，因此遭至嫉恨和打击，致使冯湛的战功在相关文献记栽中被掩埋。
总之，经由张俊等一帮人与故乡秦州成纪的交往，梁祝故事被传至清水县。清水县那里传说的梁祝故事发生在五代时期.(是因该县县治在五代后移置邽上镇来确定的)，梁山伯死后葬在邽山之麓。康熙《清水县志》“第十一卷〃人物纪〃贞烈〃梁”云：“祝氏，讳英台，五代梁时人也。少有大志，学儒业，为男子餙（饰），与里人梁山伯游。同窗三年，伯不知其为女郎。祝心许伯，伯亦无他娶。及学成归家，父母已纳马氏聘矣。祝志唯在伯，伯闻而访之，不得而恚（怨恨），卒窆（葬下之棺）邽山之麓。祝当子归，道经墓侧，乃以拜辞为名，默祷以诚，墓门忽开，祝即投入，墓复合。诚千古奇事，邑人传颂不置，过者时有题咏云。”从其记载的内容看，认定梁祝故事发生在清水县，梁山伯死后葬在邽山之麓，祝即投入墓复合，邑人传颂不置。但其情节与其它地区的传说没有大的区别，唯独称梁祝是“五代梁时人”，认定清水梁祝是唐代以后的事，与其它地区认为是晋代有所不同，显然这是传播中出现的差错。而康熙志收录了杨荐《祝英台墓》；“贞烈祝家女，始终志不降。心虽许凤侣，情弗乱芸窗。生作同心结，死为比翼双。高山堪仰止，停简水淙淙。”杨荐称祝英台为“贞烈”并对祝英台追求真情真爱的情操大加赞赏，这一点与当年谢奏封祝英台墓为“义妇冢”其本质是一致的。清水梁祝是宁波第二次造神运动的成果，总体上看也丢失了“忠义”，梁祝又回到了爱情故事的原点，且重点记载了祝英台，还让梁祝在邽县安了墓葬，这自然是梁祝与当时文化融合的必然结果。
“忠义”之所以被“爱情”战胜，是因为“爱情”是人性中最有价值的东西，人人有份，受众面广，随时随地都可以打造；相对而言，“忠义”受众面窄，一般只是士大夫的责任担当。所以当宁波二次造神运动的忠义梁祝传入后，经过过滤后，“爱情”在当地化过程中被重塑，而“忠义”则在当地化过程中消失了。
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清水梁祝和宜兴梁祝都是宁波二次造神运动的折射反应，而宁波二次造神运动的本意则在弘扬梁祝“有功于国，护国佑民”的精神，这种精神所表达的核心即为忠义，忠义既符合儒学的理念，又符合统治的需要，于是得到了君主的抬举并加封。可以说梁祝成神既偶然又必然，经过了*安谢**、刘裕、张俊等人的包装和李茂诚等宁波官员的打造，梁祝迅速成神，由本来很普通的人变成一个不具备人性缺点的神。如果刘裕使梁祝由“人成为神”，张俊又让神越发“光彩夺目”，那么，宁波地方官则又使神回到人间，梁祝成了忠义的典范，成了士大夫的光辉榜样，总之在这一漫长的过程中，旨在维护理学视野下的忠义的宁波地方官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然他们在助长梁祝向忠义方向发展的同时，却压抑了梁祝向情感方向继续发展。
二、两大文学创造
梁祝在宁波(姚江一带)发源、发展，并完成了世俗化、艺术化。化蝶是梁祝艺术化的标志。起初为口口相传的民众创造，后为文人所提升。“草色花光小院明，短墙飞过势便轻。红枝袅袅如无力，粉蝶高高别有情。俗说义妻衣化状，书称傲吏梦彰名。四时羡尔寻芳去，长傍佳人襟袖行”。这首题为《蛱蝶》的七律诗，是至今最早反映梁祝“化蝶”的文学作品。诗的作者余杭籍的罗邺为江东三罗之一，江东三罗与宁波关系千丝万缕，三罗之一的罗隐充“镇海节度判官”，并在宁波慈溪城留下了后代。罗邺的这首诗应当写在宁波，北宋时传到高丽，并被收在《十抄诗》中，而当时宁波与高丽的贸易，堪为国家的窗口，两地交往密切可想而知。梁祝化蝶的意义在于复活了爱情，张扬了人性，但却背离了当时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因而除了罗邺，很少有其他诗人去关注化蝶。两宋为“存天理，灭*欲人**”的理学价值观盛行之时，根本无人会去理会化蝶，直到有一天有一个叫北山绍隆的日本人来到宁波，在梁山伯墓前作了一首题为《梁山伯墓》，诗中说:“灯残雪案同床梦，蝶化荒丘几度花。只为相逢不相识，死生难解者冤家。”这首七言诗比《蛱蝶》进一步，直接用了“蝶化”一词，并精准地咏出了梁祝“蝶化”的地方是在梁山伯墓前。有关梁山伯的传说，单独记载唯有鄞县，所以《梁山伯墓》这首诗写的应当就是姚江边的梁山伯墓。诗的作者北山绍隆虽然不是鄞县人,但与鄞县有关联。北山绍隆是个日本僧人,是临济宗痴绝道冲的法嗣。其师傅道冲痴绝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僧者，曾奉旨住四明天童三年，北山绍隆或因此时随师来过鄞县。
道冲是个诗人，其《偈颂五十一首》云:”天童用底，来育王用不著。育王用底，归天童用不著。用不著处用有馀，一箭双雕随手落。”道冲自己写诗，亦影响到了他的众弟子，因此形成了“痴绝派僧”。道冲住山前后三十年，历任五山中四山之住持(包括鄞县的天童寺和育王寺)，声著丛林，为士大夫所乐交，为帝倚重，深受圣眷，众集如海。道冲“声名喧传海外，有具书礼，犯鲸波而来问法者众多。其弟子自然不仅有南宋人，还有一批日本僧人，如日本心地觉心，1249-1254年间在中国寻师，以痴绝道冲和荆叟如珏为主要参学对象；痴绝道冲还有另外一个日本弟子，就是圆尔辨圆。他入宋参学游方六年，至淳祐元年(1241)学成归日。在这六年之间，他先至明州景福律院闻月宗主说法，后至天童参痴觉道冲，通过弟子道冲禅师对日本禅宗的影响很大。北山绍隆即是道冲弟子之一。淳祐辛丑（1241）立秋后一日，道冲游览了闽东著名古刹福州鼓山涌泉寺，《鼓山志》载有道冲《淳祐辛酉（丑）立秋后一日游鼓山》诗云——野径斜连石涧旁，草根昵昵语寒螿。郊原经雨多秋意，庭院无人自夕阳。风卷暮云归碧嶂，叶随野水入寒塘。数家篱落枫林外，枳壳垂青菊绽黄。咸淳八年（1272年）春，痴绝道冲弟子北山绍隆即住鼓山老禅庵。
影响日本是宁波佛教文化的一个特点。宁波佛教文化具有较强的向外发展、走向世界的动力和活力，这一点是与宁波的地位位置优势分不开的。从唐*开代**始，宁波就是一个全方位开放的港口，运输联通东北亚、东南亚乃至更遥远的地区和国家。历宋元明清，宁波也成为佛教外传的重镇。宁波历史上的许多重要寺院，或者成为中国僧人海外弘法的出发地，或者成为朝韩半岛、日本或东南亚各地学问僧的落脚站。无论是传法的中国僧人还是求法的外来僧人，他们在传播佛教的同时，也把中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传播出去。
在南宋王朝的管理和支持下，五山十刹的禅宗文化相当发达，而当时日本佛教也正渴求从中国输入禅宗仪规、经像和佛教文化，于是从明州(宁波)口岸入宋的日本高僧，首先朝拜了明州的天童寺、育王寺、景福禅寺之后，再朝拜其它山刹，而作为当时宋代最大的四时水陆道场的东钱湖成套佛教文化，也通过中日僧人弘扬到日本，日本仿中国开辟“五山十刹”，兴起“五山文学”。宋理宗死后，度宗即位，不久蒙古大举攻宋，度宗逃离临安，这时天童寺高僧兰溪道隆渡日将荣西开创的建仁寺进一步建成日本五山之中心，也为日本的汉文学“五山文学”的中心。
景炎二年，鄞县人无学祖元，到天童寺在主持。南宋灭亡时，日本正是镰仓执政时代，对中国临济宗禅法和祖元的事迹十分崇仰，执权的北条时宗派遣日本僧人德诠、宗英两人为特使，到天童寺聘无学祖元赴日弘法。时宗还拜祖元为师。祖元教化镰仓武士，大扬禅风，使当时日本镰仓的佛教禅宗勃然兴起，祖元不仅是当时圆觉寺的开山住持，且兼管建长寺。在他的努力下，佛教禅宗的临济宗基础在日本得到确立。公元1286年祖元法师圆寂。日本幕府给予“佛光国师”和“圆满常照国师”的最崇高称号，并命能工巧匠依据他的面容雕一尊等身坐像。
无学祖元的嗣孙义堂周信是日本南北朝时代临济宗禅僧，五山文学早期代表作家之一。他深晓禅学，通汉籍，好儒学和诗文。应室町幕府的关东管领足利基氏之请，到镰仓住瑞泉寺。1379年(天授五年，康历元年)应足利义满之请赴京都，先后任建仁寺、南禅寺住持。指导义满修习禅和宋学，深得信任。青年时曾搜集日本和中国禅僧的偈颂，辑成《新撰贞和分类古今尊宿偈颂集》，临终前改订为《重编贞和类聚祖苑联芳集》。北山绍隆的《梁山伯墓》被收于其中，可见北山绍隆的《梁山伯墓》不仅创作在宁波，而且也是从宁波传到日去的。
但直至今日，只有北山绍隆《梁山伯墓》诗中能找到一丝“蝶化”的线索，此外没有任何头绪，由此可见两宋宁波的地方官在理学视野下始终坚持的是“忠义”主题。北宋李茂诚在《义忠王庙记》中，坚持宣扬梁山伯的忠义。南宋鄞县人史能之在主纂的《咸淳毗陵志》中对梁祝化蝶之说认为荒诞无稽。梁祝的“忠义”，受到了代表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几代宁波地方官员的点赞。明朝万历三十三年(1602)鄞县知县魏成忠撰写《梁圣君庙碑记》都称“义忠王庙一名梁圣君庙，县西十六里接待寺西，祀东晋鄮令梁山伯。安帝时，刘裕奏封义忠王，令有司立庙。”《鄞县通志》记载，光绪元年重修时，当地人陈励写过一篇修葺详情的文章，刻在正殿后轩两边窗板上。殿内有“风节超然”、“扶伦植纪”等匾额，墓上石碑刻有：“晋封英台义妇冢，浙江按察司佥事王书，嘉靖丁未腊月吉旦鄞县知县徐立”字样。不难看出，点赞的都是“忠义”，而对于后来虚构情节——化蝶，几代代表主流价值观的宁波官员都认为荒诞无稽，不予认可，这从另一个角度证明，忠义梁祝是官方文化，至少是官方在竭力推崇和推动的文化，而化蝶一直被压抑，直到清朝才被发掘。
第二大创造是“祝英台近”词牌。所谓“近”，又称“近拍”，是唐宋杂曲的一种体制。“祝英台近”本意即为以近拍的形式歌咏梁山伯祝英台事迹的杂曲，其异名有：“祝英台”“祝英台令”“英台近”“怜薄命”“宝钗分”“月底修箫谱”“揉碎花笺”“寒食词”“燕莺语”等。毛先舒《填词名解》卷二中说“祝英台近”时，引用了《宁波府志》记载的梁山伯、祝英台故事。
“祝英台近”词牌从某意义上讲是一种受压抑的情绪的转移，其应当出现在宁波一带，这一点从采用“祝英台近”词牌填词的作者群体中可知一二。
以“祝英台近”为词牌的词始见苏轼《东坡乐府》，可见苏轼是最早使用者之一。苏东坡填《祝英台近· 挂轻帆》词的具体时间为熙宁六年(1073)，地点在杭州。词中內容暗含他对熙宁变法没有给民生带来福祉的不满。撇开其中內容不说，单说苏轼填“祝英台近”词，其应该是知道梁祝故事的。
苏轼梁祝故事得自于鄞县的可能性很大，尽管苏轼一生没有到过鄞县，但不能不说他是知道鄞县的。苏轼的政敌和文友王安石知鄞县三年，王安石后来的变法，其內容似乎有很多都能与他在鄞县经历挂上钩。苏轼对王安石变法不满从来就不盲目的，他对王安石变法的內容逐条进行研究，又岂能绕开鄞县？再说王安石在鄞县推行教育，创办学校，聘请楼郁等五学士为师，而楼郁有三个著名的弟子与苏轼都有一段“缘”。
嘉祐元年（1056）九月，礼部举行进士试之前的举人考试，苏轼与楼郁弟子袁毂同考。《袁燮先公墓表》云：“曾祖讳毂，秋试开封，实为首选。东坡苏公第二名。”后来苏东坡到杭州做太守，袁毂出任杭州通判（这可不是一般副手，其职相当于今纪委书记）一天，他俩一同去山寺祈雨，苏轼说：“我们两个人都赋一首写雨的诗，看看谁写的诗里雨来得快，快者为胜，败的人罚请一餐饭。”袁毂欣然同意。苏东坡略略思索了一阵，脱口而出：“一炉香对紫宫起，万点雨随青盖来。”“好诗，好诗！”袁毂不禁击掌叫绝。只见祈祷喜雨的香刚点起，雨就淅淅沥沥降下来了。随即袁毂也兴吟道：“青天白日沛然下，皂盖青旆犹未归。”苏东坡一听，此诗句真谓奇特，确比自己棋高一着，便谦逊地说：“比雨速，我不如你。好了，今天的午饭我请客。”袁毂擅作诗文，“沧浪不须濯，缨上本无尘。”一句被人称道，也为苏东坡所称。所以在杭州的日子里，袁毂、苏东坡相得欢甚，互有诗来词往，可惜袁毂诗词大都不存，而苏东坡给袁公济的诗词则有: 《次韵袁公济谢芎椒诗》《袁公济和刘景文登介亭诗复次韵答之》《浣溪沙 公守湖》《浣溪沙 寄袁公济》二首《九日袁公济有诗次其韵》《袁公济饮客湖上，东坡来为不速》。苏东坡很佩服袁毂，多次称其学识“可谓博矣。”
元丰初，苏轼因讥讽朝政而被捕，时称“乌台诗案”，而出来整苏轼的人，其中一个就是舒亶，也是楼郁的弟子。舒亶因才学和人品受到宰相王安石赏识，出任监察御史，成为当时地位显赫的所谓“王*党**三十人”之一。为了推进变法，舒亶找出了几首苏轼的诗，上奏弹劾说：“包藏祸心――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当然舒亶策划“乌台诗案”，目的全在于“公”，只是手段恶劣，此事毁了舒亶一生声誉。不过舒亶为官一生，两袖清风，如果没有“乌台诗案”，他将以廉洁、有能力、有魅力的形象名垂千秋。
罗适是治平二年进士，又是楼郁得意弟子之一，楼郁还为之做媒。罗适历任七地地方官，审水患，谋水利，或筑堤，或开渠，或疏浚，或造田。江都之民感其德，建生祠。把他与历史上的名吏召伯、*安谢**相提并论，并特意请出名士苏东坡弟子秦观，为所置生祠撰《罗君生祠记》碑。元祐六年（1091），苏轼出任颍州（今安徽阜阳）知州，罗适等主张从陈州境内开一条长三百余里的八丈沟，引颖入淮，以削减颖河洪水。而苏轼听到反对八丈沟上马的呼声不绝于耳，便不辞劳苦地奔波于颍河、淮河之间，不但寻问州官县吏，访问“农民父老”，而且还差人作了详细的水准测量。力主建设八丈沟的罗适等人称：淮水面宽二十余里，淮水涨不过四丈，但苏轼派人经过测量得出的结论是：淮水面宽不过三里，“涨痕五丈三尺”……事实胜于雄辩。朝廷最终接受了苏轼的建议，下令取消了八丈沟这项劳民伤财、有害无益的工程。
此外，苏轼与鄞县也有一“缘”。元祐六年（1091）为阿育王山广利寺中由怀琏收藏的皇帝所赐颂寺诗十七首的宸奎阁撰文并书写碑文，即《宸奎阁碑》，全称《明州阿育王广利寺宸奎阁碑》，现存于阿育王寺內。苏轼为鄞县书写碑文还不只一处，（广德湖桃源乡）林村也发现了一块其所书碑碣。总之凭苏轼对鄞县悉知，知道梁祝故事自然不难。
从苏轼开始，自宋至元、明、清历代创作的“祝英台近”词，据不完全统计，共计101首，其中宋代61首（有作者名的58首，无名氏3首），占总数六成之多，可见这一词牌在两宋被运用得最为广泛。
观察两宋“祝英台近”词的作者群体，发现重要作者如张炎、吴文英、张鎡、吴潜、陈著、陈允平、戴复古、王沂孙等这些人可分为三类：或鄞县籍、或在鄞县做过官、或在鄞县生活过。
鄞县籍作者填“祝英台近”词最多的是吴文英，共5首。吴文英是南宋一位著名词人，被称为“词中李商隐”，其作品存词有三百四十余首，数量上除辛弃疾、张炎外，鲜有人能与之抗衡，《宋四家词选》将其与辛弃疾、周邦彦、王沂孙并列为两宋词坛四大家之一。吴文英一生未第，游幕终身，在苏、杭、越三地居留最久，晚年一度客居越州，先后为浙东安抚使吴潜及嗣荣王赵与芮门客。
另外鄞县籍作者填“祝英台近”词的有陈允平和陈著。陈允平是吴文英的好友，诗可以与之齐名。陈允平出身官宦世家，家学渊源，主要来自祖父陈居仁和五伯父陈卓，此外，陈允平又从杨简学。咸淳九年(1273)郡守刘黻创慈湖书院，以允平相其事。淳祐三年(1243)陈允平任余姚令，后任严州(杭州属地) 。罢去后，放浪山水间，足迹遍及江浙皖。景定年间( 1260-1264) 参与杨缵、张枢等组织的"临安吟社"，互相唱和，创作了著名的"西湖十咏"。德祐时( 1275-1276) 又重新出仕，任沿海制置参议官，被仇家告发"约苏刘义谋复宋"，遭围捕入狱，幸被曾经的同僚袁洪照顾。出狱后隐居山中，与好友周密和王沂孙也没有再来往，陈允平卒后，张炎作《解连环·拜陈西麓墓》词以悼之。陈著是宝祐四年（1256）进士，吴潜以其才可重用向朝廷推荐。贾似道当国，授意陈著走其门道，陈著不愿同流合污，遂被放任江西省安福县令。贾似道推行“公田法”，陈著上疏指责其祸国殃民，触怒贾似道，而贬黜为嘉兴县令。咸淳四年（1268），陈著改任嵊县令。当时有一皇室外戚，拉拢地方士绅，结派营私，霸持一邑之政，胡作非为，前几任县令都被他打发走了，使嵊县17年没有县令。陈著到任后，调查皇室外戚坑害民众的罪证，并张贴安民告示，发动受害民众前来控告，不久就把这个横行乡里17年的皇室外戚抓起来严惩。咸淳八年（1272），陈著升任扬州通判，嵊县民众闻讯，纷纷上书挽留，但上命难违，新县令李兴宗率地方绅商一路送行。宋亡后，陈著避居奉化雪窦山西坑村。
在鄞县生活过的作者填“祝英台近”词最多的是张炎，共5首。张炎是南宋最后一位著名词人，张炎祖籍凤翔成纪（今甘肃天水），寓居临安（今杭州）。贵族后裔（循王张俊六世孙），张镃曾孙。张炎前半生在贵族家庭中度过，过着十分豪侈而又“清雅”的生活。他的父亲张枢精音律，以善词名于世，与周密为结社词友。蒙古兵攻入南宋首都临安，29岁的张炎地位和处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大处而言，由于南宋覆亡，成了一位*国亡**的“遗民”；从小处而言，张炎的祖父张濡，以浙西安抚司参议官守独松关时，因部将误杀元史而激怒元主，元兵破临安，张濡被处以"磔杀"，不久又被籍家，家破人亡。张炎从此便开始了“落魄王孙"的生涯，漂泊于浙东浙西之间，晚年归隐杭州，以诗(词)画“会友”，投奔朋友，以“授徒”为生，维持生计；最穷时甚至潦倒到在鄞地摆设卜肆，默默死去。陈允平、周密都是张炎的好友，给予不少接济。张炎曾袓张镃也填过“祝英台近”词，张镃为张俊孙子，是张氏家族由武功转向文阶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开禧三年(1207年)与谋诛韩侂胄，又欲去宰相史弥远，事泄，于嘉定四年(1211年)十二月被除名象州编管，卒于是年。《全宋词》存词八十四首。与辛弃疾有唱和，词风亦稍近之。张炎、张镃的袓上张俊，在高桥靠梁山伯显灵打败金兀术，因此而发迹，对梁山伯自然难忘，其后人或多或少还有这种情结。
在鄞县做过官的的作者填“祝英台近”词较多的是吴潜，共3首。吴潜宁宗嘉定十年（1217）进士第一。淳祐十一年（1251）拜右丞相兼枢密使，开庆元年（1259）任为左丞相。他与姜夔、吴文英等交往密切。嘉熙元年，吴潜第一次到宁波任知府兼沿海制置使；宝祐年间第二次担任宁波地方长官。《慈溪县志》记载：吴潜在各乡广建水利设施，兴修了双河浦、吴闸坝、小新坝等，造福于民。慈溪东乡的百姓集资在管山建造讴思庙，西乡的百姓则在三七市建造下湖头庙，还把无择浦、无择桥称做吴闸浦、吴闸桥。此外三七市附近的上湖头庙、吴侍郎庙、吴公庙、吴大郎庙等都是百姓祭祀吴潜的地方。吴潜还主持开挖了一条慈溪古县至姚江的人工河，即现在的刹子港。自此，慈城人可直接通过这段人工河直接到达三江口。刹子港段北起夹田桥，南至小西坝与姚江相连，全长约4公里。小西坝是刹子港与姚江的接连处。它与鄞州的大西坝对接，是横跨姚江的重要运口，也是阻咸蓄淡防洪防涝的重要水利设施。由于小西坝的拦截，咸水不会进入慈城，保证了慈城的农业灌溉用水。吴潜与梁山伯同治姚江，不知梁祝不受影响也难。
除上述以鄞县为中心的三类作者外，还有二个圏子：第一圏浙籍诗人，有史达祖（居住杭州）、黄机(东阳）、王澡（宁海）、陈亮(永康）、岳珂（寓居嘉兴）、戴复古（台州）、戴复古妻、周密（落籍湖州）。第二圈与鄞人关系密切的诗人，有刘过、高观国、吴泳、丘崇、刘克庄、汤恢、张榘等。这些诗人中以周密填“祝英台近”词较多，共4首。周密擅长诗词，与吴文英（号梦窗）齐名，时人称为“二窗”。除诗外，周密还著有《齐东野语》、《武林旧事》、《癸辛杂识》、《志雅堂要杂钞》等杂著数十种。
以鄞县为中心的三类和二圏作者人数是填“祝英台近”词作者总人数的三分之二，而由他们填写的“祝英台近”词的数量接近该词总数量的五分之四。这充分说明“祝英台近”的创作没有离开过鄞县，“祝英台近”是宋词中一枝微小的花朵，虽然两宋后历代在开，但盛开则在两宋鄞县。
总之，关于梁祝的两大文学创造，或两宋出现或两宋始载，所以可以称谓之宋韵，尽管其受圧抑呈隐性发展，但在整个梁祝文学创造中，仍然是最鲜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