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毕飞宇出生在苏北一个小乡村里，这里的生活带给他的文学生涯有萌芽作用。
“小时候我没有单独享有一张床的条件，只能和父母睡在同一张床上。父母的家境较好，成长的生活环境也好，但全家下放到农村后的生活要差得多，
父母在睡着之前时常会谈起原来的‘好日子’，年幼的我对于这些完全没有概念，只能根据父母的话语想象一幅幅图画。
父母无形之中用虚构的方式建立一个虚构的世界。语言、虚构会激发一个人的想象。这对于文学家来说是很重要的。”
毕飞宇回忆，农村的生活中，父母保持着和当地人不一样的生活习惯，比如父亲不喝生水，这样一来，家中有了稀罕物：四个热水瓶。
时有乡亲来家中喝热茶水，“时间一长，许多乡亲就习惯聚集在我家喝茶聊天，衣、食、住、行无所不谈，无形之中让我了解到特殊的区域文化。
区域文化对一个作家来讲，作用有限，不能使作家走向伟大，但能构成作家的风格。”
“小时候，我和小伙伴们最爱坐在石桥上看云、看山、看水，大自然成了我的启蒙老师，我是幸运的。”毕飞宇说，“大自然是励志的，每座山峰，每条河流，都是大自然的伟大力量。
大自然也是均衡的。四季变换，这正是大自然最懂此消彼长的道理。写小说也是一样，任何一部小说，都存在着小说内部的温度和速度，失衡就不好。”
“施耐庵是我的同乡，从他的《水浒传》中，我学会了非常重要的两件事。”毕飞宇说，一件是如何在小说中描写次要人物，施耐庵能在非常短的篇幅内让人物形象变得立体、鲜活起来，这样的小说家不多。“
虽然我没觉得施耐庵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作家，尤其在曹雪芹这样的大师面前。但他是一个好作家，能为后人提供一个好的文学范本。”
对话
对一个小说家来讲，童年是命运给的，未来是自己给的
记者：今天演讲题目是《我与小说》，您讲的内容都和您的童年有关，这是为什么？
毕飞宇：讲座时间有限，讲不了这么多，而我的作品《苏北少年“堂吉诃德”》前不久刚出版，我面对自己的童年、少年更多一些，所以选择了几个童年时期的故事和大家分享。
记者：您的童年生活就与一般孩子不同，特别是还有着“*革文**”的一段经历，这对您成为一位作家是否有着重要的影响？
毕飞宇：童年对人的一生当然有影响，弗洛伊德的观点是6岁之前的生活可以决定人一生。
但是我觉得，不能无限放大童年经历，不能因为有了一个比较适合成为作家的童年，就丧失了对未来人生的观察和思考，尤其是学习。对一个小说家来讲，童年是命运给的，未来是自己给的。
记者：您曾说过“作家最好的姿态还是把自己弄成一棵树”，这到底有怎样的内涵？
毕飞宇：可以理解为说文学创作与生活的关系，也可以理解为豁达地聆听他人对我作品的评价。我想说的是，从表面看，人的一生就像一棵树，从树干到树叶，都具有社会性，但这是一个假象。
人不仅仅属于社会，还有属于自己内心精神活动，例如价值观、情感，我将这一部分理解为根须，“根须”的功能不仅仅只有吸收养料。
记者：您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又是一位获奖“专业户”，有您自己偏好的作品吗？
毕飞宇：我对自己的每一部作品都倾注了很多心血和情感，确实很难比较哪一部作品更喜欢。无论外界对我的作品如何评价，通常来说，随着时间的推进，作家的思考和观察更加深入，小说应该是越写越好的。
20多岁时创作的小说，和后来的作品相比会差一些。但是不能因为那个时候的作品差一些，就否定它，这些都是构成一个小说家历史的有机部分。
记者：五六月份，微博上有了“十大读不下去”的文学名著排行榜，包括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您怎样看待？文学名著对您有影响吗？
毕飞宇：我大学毕业后才读《红楼梦》，可以想象，大学时候的我是一个热爱踢足球的、血气方刚的小伙子，要接受《红楼梦》这样“慢节奏”的小说有些难。
但是，《红楼梦》是写给人看的，而人是会成长的，所以我坚信，如果这个调查表的调查对象是40岁左右的人，那么《红楼梦》不大可能进入列表。如果调查对象是年轻人，这个结果很正常。
文学名著主要影响了我的世界观，影响着我看世界的方式。我最高兴的是，通过阅读，我由一个不识字的、没有知识的人，变成了一个识字、有知识的人，最后变成了一个人道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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