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曾国藩是如何跃上龙门？
（作者：往熹）
曾国藩，字伯涵，号涤生，出身湖南湘乡耕读之家，中进士，历翰林，迁侍郎，墨绖从戎，督两江直隶，入阁拜相，节制数省，卒于官，谥文正。其墓志铭中曾的最终头衔是：皇清诰授光禄大夫、赠太傅、武英殿大学士、两江总督、一等毅勇侯。既不是官二代也不是富二代，曾国藩一农家子，是如何跃上龙门，最后位极人臣的呢？。
嘉庆十六年农历十月十一日亥时（晚上九到十一点），曾国藩出生在湖南湘乡一个普通耕读之家，所谓耕读其实是以耕为主。如他自己在《大界墓表》中说：“吾曾氏家世微薄，自明以来，无以学业发名者。”在《台州墓表》中更明白地说：“吾曾氏由衡阳至湘乡五六百载，曾无人与于科目秀才之列”。
《曾文正公年谱》（下称《年谱》）中关于曾国藩的出生有一条记载则让人觉得饶有兴趣，曰：宅后旧有古树为藤所缠，树已槁而藤日益大且茂。矫若虬龙，树叶苍翠，垂荫一亩，亦世所罕见者。国人信风水，住宅与祖坟往往是关注的重点，但我对此条记载的解读却无关风水。在我看来它是政治寓言。树与藤可能实有，今已难考。但古树喻大清朝，藤指曾氏确是再明显不过得了。怎么讲呢？从正面讲可以说是曾国藩挽救大清朝，但如无限上纲，说他有异志，也未尝不可，尤其是结合后来的“癞龙说”，曾湘乡恐怕百口难辨吧。但我觉得奇怪的是，《年谱》为其门人黎庶昌编，且经合肥李瀚章审定，为什么要给人留下遐想的空间呢？难道当年他们真想重演“陈桥驿”旧事？
曾国藩五岁承庭训。在那个时代，读书对于农家子弟来说是一件大事。
其一，家庭必须具备一定的经济承受能力。因为读书不但增加了书本、束脩、赶考等类开销，同时还意味着损失一个劳动力，增加一份口粮供给。在那个时代的乡村，一份口粮的供应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其二，对于读书者来说可能意味着不同的人生道路。如果取得功名，进入仕途或者成为绅士自不用说；除此之外还可能从事教书先生、医生、账房先生等行业，一生脱离体力劳动。
其三，读书不单是一个人的人生选择，而且意味着这个家庭选择了一个与务农不同的“产业”方向，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士大夫们为什么需要承担沉重的家庭，甚至是家族责任了。
不论如何，曾家决定让这个孩子读书，对于曾国藩和曾氏家族来说，这真是一个具有分水岭意义的战略决策！多年以前，曾家也曾决定让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读书，但曾父屡应童子试不售，考了十七次，直到道光十二年（1832）年，才成为曾氏五六百年来第一个秀才，从此，曾父无意功名，再也不考了。
但曾父对于曾国藩进入仕途并非没有意义。有学者指出：“从庶民到上层绅士的奋斗，极少是一代人能完成的事业，往往数代积累，接力式地一级一级向上不懈努力，才能有所突破” （《给曾国藩算算帐》）至少，曾麟书在教育子弟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为曾国藩营造了良好的学习氛围，正如曾国藩自云：“自八岁侍府君于家塾，晨夕讲授，指画耳提，不达则再教之，已而三覆之。或携诸路途，呼诸枕畔，重温昨日所惑者，必通彻乃可”。（《曾国藩全集.诗文》）
艰苦的寒窗岁月。接下来曾国藩的任务便是读书与考试两项。像所有的青年学子一样，曾国藩所读之书主要为“四书五经”与当时流行的时文选集。平常的练习和场屋中的考试，从内容上讲当然不出经宋儒诠释的“四书五经”之囿，从形式上讲则是八股化的文与诗，即八股文与试帖诗。
为了一目了然，我依据《年谱》将曾国藩求学考试情况制作成“曾国藩学历表”。
曾国藩学历表
| 年（岁） | 书塾书院 | 师承 | 学习内容/试题 | 科举（座师） |
| 嘉庆二十年（5） | 受学于庭 | —— | —— | |
| 嘉庆廿一年（6） | 家塾 | 陈雁门 | —— | —— |
| 嘉庆廿二年（7） | 利见斋 | 曾麟书 | 当读四书五经 | |
| 嘉庆廿四年（9） | 利见斋 | 曾麟书 | 读五经毕，始为时文括贴之学 | |
| 道光四年（14） | 首应童子试 | |||
| 道光五年（15） | 锡麟斋 | 曾麟书 | 《周礼·仪礼》成诵，兼及《史记》 《文选》 | |
| 道光六年（16） | 当以时文括贴之学为主 | 长沙府试第七名 | ||
| 道光十年（20 ） | 唐氏家塾 | 汪觉庵 | 当以时文括贴之学为主 | |
| 道光十一年（21） | 涟滨书院 | 刘象履（山长） | 当以时文括贴之学为主 | |
| 道光十三年（23） | 当以时文括贴之学为主 | 入县学 (学政：岳镇南) | ||
| 道光十四年（24） | 岳麓书院备注：十一月入都，见刘蓉于朱氏学舍 | 欧阳坦斋 | 本科乡试试题：四书首题《疑思问 忿思难 见得思义》，次题《武王缵太王王季文王之绪》，三题《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由射于百步之外》。诗题《赋得<翦得秋光入卷来>》 | 中式第三十六名举人（座主：徐云瑞 许乃安，房考官：张启庚 ） |
| 道光十五年（25） | 留京师读书 | 研穷经史，尤好韩昌黎之文，治古文词自此始 | （乙未科） 会试不售 | |
| 道光十六年（26） （丙申恩科） | 出都为江南之游 | 过金陵，贷金当衣，购廿三史侵晨起度，中夜而休，泛滥百家 | 会试报罢 | |
| 道光十七年（27） | 至浏阳 与贺以南考声音律吕 | |||
| 道光十八年（28） （丁酉科） | 钦命四书首题《言必信行必果》，次题《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三题《颂其诗，读起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诗题《赋得<泉细寒声生夜壑>》既如词垣，毅然有效法前贤澄清天下志之，读书自为课程，记日记，更名国藩 | 会试第三十八名进士（穆彰阿等）殿试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生。朝考一等第三名，进宣宗，拔第二名。引见，改翰林院庶吉士 |
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曾国藩这一阶段为他一生事业的坚实奠基。
第一，学理与心性上的驯化。以功名为指挥棒，经过寒窗十年（事实上，十年完成科举基本上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考到六七十岁任中不了秀才的人并不十分罕见，举业顺利如曾国藩者，也花了23年功夫）读——考——读的反复磨砺，不但选拔了人才，更重要的是从学理、心性和道德伦理上训化了士子。君臣父子的政治伦理通过科举在士子心目中内化为绝对的标准，教条化的儒家学说成为至高真理，曾国藩在与太平天国殊死搏斗中首先捍卫的正是这些东西，根据野史，他数度拒绝改换门庭，若真有其事，我想能抵得住这一巨大诱惑的也正是这些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科举制确实是中国帝制中最为成功的统治工具之一。
第二，家国同构体制的吸纳和同化。通过科举入仕是明清时下层社会向上升的最主要途径，甚至达到了舍此别无他途的境地。入仕首先意味着体制的最终吸纳，从此入仕者的家族与帝国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甚至是命运共同体，因此，便在帝国与士人（士人家族的代表者）之间建立起一种稳定的关系。入仕者从利益的角度，他必须考虑他的家族兴衰，曾国藩入朝做官后在兹念兹的始终是曾氏一族的荣辱即是明证，而家族与帝国的利益正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入仕者从道德伦理上，或者说从学理上他也必须维护这一关系，这是他个人成为圣贤或者留名青史的保证，反过来说，如果破坏这一关系，他会成为不忠不孝的罪人，最终也会现实地损坏家族的利益。所以，曾国藩功成之时不但自己拜相封侯，且追及祖宗，荫及子孙。
科举的成功可以保证曾国藩进入国家体制，但*场官**中碌碌无为者多矣！是什么让曾国藩特异于他者呢？这必有其过人之处和特殊的机遇。
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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