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雨蕾
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学术兴趣在中韩关系史、地图学史和东西文化交流史等。
摘要： 《乘槎录》是朝鲜文人崔斗灿1817年漂流到浙江后的中国记录，为现今所发现朝鲜漂海录中年代最迟的一部，其中有大量篇幅记述作者在被送往北京、再经由陆路返回朝鲜半岛过程中，与各地文士诗文唱和、书画相赠、共作笔谈的情景。《乘槎录》现存有刻本和抄本多部，抄本当出现在刻本之前，为作者原作。依据抄本内容可以看到，崔斗灿漂流到浙江，沿途在定海和杭州与清朝文人交往最为频繁。凭借着对江南景物的熟悉和优秀的汉诗文水平，崔斗灿为当地文士所接纳，一时成为文人雅会的中心人物，这不仅基于共同的汉文化背景，而且还有赖于当地从官员到普通文人对朝鲜礼仪之邦的认同和对朝鲜文人的友善。虽然两地交通不易，但是汉字、汉诗和江南的风物成为两地文人相互信任和理解的媒介，双方的文字情缘诚挚而富有情怀。
关键词： 《乘槎录》；崔斗灿；漂海录；中韩关系史
对外国人的中国行纪研究目前已成为中国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之一。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种研究不仅能够展示历史上中外文化交流的绚丽画面，而且还提供了审视中国社会的另一个全新的角度，从而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全面地了解中国社会的面貌和发展历程。
明清两代外国人的中国行纪大量涌现。就朝鲜半岛而言，当时正值朝鲜王朝时代，与中国已发展成为一种典型的朝贡关系，每年定期和不定期地有使团进京朝贡。使团中不少使臣和随员有较高的汉文素养，他们记录沿途所见所闻以及使团在京的公私活动，回国后整理成著，或提供给国王，或只为私人所藏。这些著述就是越来越受到学界关注的“朝天录”和“燕行录”，其数量之多，所延续的时间之长，堪称外国人中国行纪之最。
然而除了这类使节行纪，朝鲜还有另一类中国行纪，即漂海录。漂海录为朝鲜漂海人的中国纪录。虽然根据史料记载，朝鲜漂民到中国的情况时有发生，但是因为大部分漂民的文化水准较低，所留下的记录寥寥可数，因此存世漂海录的史料价值更值得关注。传世朝鲜王朝时代的漂海录，据韩国学者调查，除了著名的崔溥《锦南漂海录》外，还有李志恒的《漂舟录》、张汉哲的《漂海录》、李邦翼的《漂海歌》、文淳得的《漂海录》和崔斗灿的《乘槎录》。笔者2004年12月曾在杭州召开的“中国江南（浙江）与韩国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根据当时所掌握的不完全资料介绍了崔斗灿的《乘槎录》，并简要论述其所具有的史料价值。今据进一步收集的资料和相关研究，考察《乘槎录》版本，并主要利用抄本内容，讨论崔斗灿漂流到浙江后，在定海和杭州与清朝文人的交往，在此基础上对清代中国江南和朝鲜半岛的关系做出一定的阐发。
一、崔斗灿及其《乘槎录》的版本
崔斗灿（1779-1821），字应七，号江海散人。根据《乘槎录》自序，崔氏一直以来对耽罗（现济州岛）的汉拿山心有神往。嘉庆二十二年（1817）四月，其岳父金令公赴济州岛任大静县县监。“县在汉拿南麓，仙郡也。”岳父邀其偕往，他欣然应邀。于是五月渡海，之后遍览全岛。次年（1818）四月，表妹夫、全罗右营计捕使“以书见邀”。与岛上友人吟诗作别后，十日，崔氏自别刀浦乘船前往全罗道罗州监营，不幸“遇大风雨，漂流十六天到浙江省宁波府之定海县”。
与崔斗灿同船漂流有男女共五十人。一行历经海上艰险，终于在飘流的第十六日（四月二十六日）得到中国渔船的帮助到达时属宁波府定海县的普陀山，期间有三人不幸遇难。五月初二，定海县官船接他们到县城，停留十三日后，踏上去北京的路。一行先沿浙东运河到杭州，在杭州停留十五天。六月初九，出杭州清波门，水路沿京杭大运河北上。二十四日，过黄河，到达清河县，在此上岸。然后陆路经郯城县、山东府、德州府、河间府等地，于七月二十二日到达北京，入住朝鲜馆。八月十五日，他们获准沿朝贡路线踏上返乡之路。历时近一个半月于十月三日过鸭绿江，回到了他们的祖国。从四月十日不幸遭遇大风到十月三日渡江回国，崔斗灿一行在外漂泊近半年，《乘槎录》则记录了这段不平凡日子里作者的经历及其所作诗文。
这本《乘槎录》，因崔斗灿号江海散人，所以又有《江海乘槎录》之称。上个世纪韩国学者崔来沃介绍《乘槎录》存有两本木刻本，分别收藏在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和成均馆大学图书馆。之后金声振有专文论及《乘槎录》版本，指出现存有木刻本之外，还有四个抄本，即韩国学中央研究院藏书阁藏两本以及韩国中央图书馆、韩国国立首尔大学奎章阁各藏一本，对它们作了简单的对比。今据进一步调查，发现韩国延世大学图书馆、韩国高丽大学图书馆以及韩国启明大学图书馆还各藏有一本木刻本，它们与崔来沃所说的两本为同一刻本。至于抄本，除了前述四本，美国哈佛燕京学社和韩国岭南大学图书馆还各藏有一本。另外，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68卷收录有一影印本，原本为抄本，通过比对，可知其原本为韩国中央图书馆所藏抄本。
上述刻本和抄本，题目、卷帙、结构和内容存在不同。包括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本、成均馆大学图书馆藏本和延世大学图书馆藏本在内的木刻本题为《江海乘槎录》，前有朝鲜末期儒学者徐廷玉（字叔臣，号贞斋）和清朝直隶州州同沈起潜（号芝塘，杭州府仁和县人）的序文，后有崔斗灿曾孙崔址永的跋文。正文分两卷。卷一为诗、书、文，收录作者在济州以及漂流在外的诗作（包括唱和者的诗作）、与中国文人来往的书函、上清朝地方官府和礼部的呈文以及漂海期间的告天文、告海王船王神文等，卷后还附有“东人赠诗”十四篇。卷二为日记、附录等，日记后除了追录作者由济州“儿女歌”引发的感慨，还有《室庐说》《衣服说》《稼穑说》《坟墓说》和《舟车说》，对比中国南北之差异，并说明朝鲜与中国在这些方面的不同之处，另外还有《临别赠梁知会说》和许砻的跋文；附录包括作者的遗事、墓碣铭等。根据崔址永跋文所题，刻本刊于丁巳年，为其在崔斗灿去世后九十七年，即1917年时所编刻。
六个抄本除了藏书阁有一本题为《漂海录》，其他均题为《乘槎录》。中央图书馆抄本前有崔斗灿的自序和沈起潜的序文。崔斗灿的自序简要说明记录的缘由，这篇序在木刻本中不录。正文有三卷，基本上按时间顺序编排。卷一主要描述漂海经历以及在定海县城与士人的交往，记录双方交往留下的诗文；卷二记述从定海县城到杭州沿途所历以及主要在杭州与文人的交往；卷三纪录从杭州到北京以及从北京到义州的经历和所作诗文。最后附有《室庐说》《衣服说》《稼穑说》《坟墓说》《舟车说》以及作者之感慨、《临别赠梁知会说》。奎章阁抄本则收录在《罢睡篇》中，前有崔斗灿的自序，但没有沈起潜的序文。自序前还有《慈仁复设疏》，是请求重新设置慈仁县的上疏文。另有五篇小文，记录全罗道、庆尚道、咸镜道一些妇女的冤情，这些内容看起来和《乘槎录》没有关系，不知为何收录其中。正文分三卷，和中央图书馆抄本内容相同。附录仅收有《室庐说》、《衣服说》，最后有“大韩光武元年阴历阳月初九日，知印崔福述抄，在鹤城时”的字样，可知该本为崔福述光绪二十三年（1897）在鹤城所抄录。藏书阁所藏本之一和前两本相同，正文亦分三卷，而题为《漂海录》本则不分卷。两本正文前后内容和中央图书馆抄本相同。岭南大学抄本和哈佛燕京抄本则均不分卷，两本正文前有崔斗灿的自序，正文后所附内容比中央图书馆抄本多《梵宇说》和《养鸭说》的内容，岭南大学抄本最后还附有沈起潜的序文。
根据崔斗灿的自序，《乘槎录》是他在途中陆续完成的。最初的撰写是他在定海县城停留时，“无以自适，历叙漂海之状，名之曰《乘槎录》，取张骞穷河源之义也”。之后以日记形式逐一增补，纪录其经历，同时收录途中与江南文人的即兴唱和诗文。从时间、结构和内容上看，抄本出现在刻本之前，推测应当为作者原作的结构，木刻本则是对原作进行了重新整理和编排。虽然相对于抄本，刻本文字清晰，易于识读。但是，经过重新编排后的刻本，将旅途中的诗、书、文抽离出日记，阅读者因此便无法准确地判定这些诗文，特别是崔斗灿与中国文人唱和之作的时间、地点等，从而有碍于把握双方交往的具体情况。所以，笔者在此讨论崔斗灿在定海和杭州与文人的交游，主要依据抄本。中央图书馆抄本从内容上看，较为丰富完整，而且《燕行录全集》收录有该本影印件，容易得见。故下面的讨论以《燕行录全集》中的影印本为主要资料来源，参校以奎章阁抄本，同时也参阅木刻本的相关内容。
二、崔斗灿在定海和文人的交游
崔斗灿在定海与清朝文人的交往始于五月初三，即他获救后被送到县城的第二天。之后在此停留期间，几乎每天都与当地的文人有来往，人数超过四十位。他们或唱和、或笔谈，崔氏还不时得到一些赠物。
与崔氏交往的四十多位文人除了知县沈泰，其馀多为居住在当地的读书人。沈泰，字荫堂，嘉定人。“嘉庆十八年（1813）由附贡生擢任县事，在任八年，居官清介，遇事敢为……以廉敏称。擢海宁州知州，卒于官。”崔斗灿一行在定海的十三日，他多次赠物，县衙给事姚绳斋也是“随处曲护”。虽然乾隆年间有明确规定外国船漂到后，当地官员应予以必要的救助，但从崔斗灿的记录看，沈泰所做的显然并不仅限于此。他五月初二在县衙内例行公事询问漂流情况，五月初四即遣姚绳斋私邀崔氏“相见，作笔话”，后虽因“公事出外”，未能相见，但特别“使客杭州吴申蒲主席，行宾主礼”。吴申蒲和崔氏笔谈，问及朝鲜山川、风俗、科考，饮茶用膳，均待之以上礼。五月十四日，崔氏一行离开的前一晚，沈泰还专门“使吏邀见”，目睹崔氏与吴申蒲即兴唱酬之诗文，尤为赞赏，“称文章神速，风格甚高”。临别时，除了“白米五石，钱二万五千文，分给各人”，还特别加赠崔氏“纸一轴，墨一封，笔一封，扇一柄，*草烟**六十封”。
沈泰予以的这种友善和礼遇，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崔斗灿和当地文人的交往。《乘槎录》记载，双方交游基本上是当地文人主动登门拜访，地点在崔斗灿等人被安置的临时馆舍，即定海县城的演武厅。演武厅是将领练武之地，为官衙所属，崔斗灿有记载：“厅有古碑，乃顺治年间所立也。倭人陷定海至宁波府，城市馆舍，荡残无馀。碑盖言重修事也。”关于地方政府对漂流民的安置，明朝有“安置远处”和“各自析居”的要求。到清朝，基本是以官府就近照顾和维护安全为原则。现有资料可见漂流民多有被安置在驿站和寺庙，但少有被安置在官衙所属之地。安置在演武厅既有安全性的考虑，同时也反映出官府对朝鲜漂流民的信任。从《乘槎录》的内容看，对于当地文人频繁进入这一官衙所属之地，县衙无任何干预，对双方的交往予以了十分开放的态度。
上述到馆舍拜访崔斗灿等人之外，当地文人还常常寻机邀请他们到家中一叙。对此，崔斗灿虽然心有所愿，但是考虑到“流隶踪迹不可离次”，多次婉言谢绝。他曾三次接受邀请，参观私人宅第，并在那里与众多前来的文人唱酬笔谈。一次是受李巽占之邀，到其学生竺秀才家中；另两次是到金士奎府上。之所以能放下顾虑，欣然前往，和知县沈泰的认可态度不无关系。他第一次应邀到竺秀才家不久，就对李巽占说“离次已久，物议可畏，请起去”，虽然李巽占称“吾辈奉邀，于事无碍”，但还是匆匆言别。出门后他谢绝秀才陈福熙邀其前往宅第观览藏书之请。之后当学官身份的金士奎来邀，崔斗灿起初也是谢绝，曰：“带去之教，是爱人之意，而若有物议，非爱人之道。”但在得知金士奎“已禀县主”之后，便欣然随之入城。他临行前辞别知县，吴申蒲示沈泰言曰：“金士奎爽花闻先生在此，遣人相邀，此系历路，可叙别。”于是便再入金士奎府第，与众多文人唱酬言别。
由此可见，崔斗灿在定海得以较为广泛地和当地文人交游，建立在当地官府认同的基础上。双方相互酬唱，彼此欣赏，笔谈的内容涉及风俗地理、社会时政、科举选官等多个方面。陈福熙，字尔诒，号艅仙，定海人，中书陈庆槐之子，道光元年恩科副贡，时并无官职；金士奎，号爽花，定海人，道光年间廪贡，属宁波府教授，时为定海县学官。他们五月初五第一次在竺秀才家中遇见崔斗灿，得见其文采。之后金士奎邀请崔氏到家中，招待以茶、饼，又出大酒以馈之，并示以书册。崔氏周览屋宇后，惊讶金士奎宅第装饰之宏丽，同时有感于能有此机缘结识吴下英俊之士，题诗曰：
金谷繁华一梦中，江南难得富家翁。看君第宅惊心目，七尺珊瑚定几丛。
金士奎则应之曰：
我本浮家泽国中，江山万里遇诗翁。自惭门第无多物，新种窗前竹数丛。
离开时，崔氏借阅书册，士奎则慨然允诺。五月初七，金士奎和陈福熙等人再到馆舍拜访，崔氏颇为高兴，他写道：“佥旆再屈，弊馆生色，谁谓绝域之地有此神交也。”这一次，他向金士奎见借《史记》、《两浙輶轩录》，双方共作笔话。
十三日夕，得知崔氏一行即将离去，陈福熙和周勋联袂来访。陈福熙赠诗曰：
最多情是碧翁翁，吹送诗人到越东。海客乘槎游亦壮，江郎有笔话能通。
居然吟社添今雨，难得藩疆尚古风。萍水相逢才几日，如何行色又匆匆。
十四日，金士奎则“躬到客馆，邀余就饮”，一番周折，崔氏如约前往其府上。时夜已分矣，陈福熙、李嗣良（李巽占之侄）等不少文人已聚集金士奎家中，双方啜饮、唱和，好不欢畅。临别前，崔氏写道：“此别甚怅，天限华东，地分涯角，一别之后，形影无凭，江文通所谓‘黯然销魂’者也，惟愿佥兄，早拾科第，位至通显，则可于小邦命使，便问本国有江海散人者，以是慰勉焉。”在座皆传视怅然。他又答昨日陈福熙诗韵曰：
南来浪迹号诗翁，晋代清流又浙东。交道常嫌言语浅，寸心遂把纸毫通。
管弦共作兰亭会，紵缟能忘季子风。远客临歧还惜别，南来谈笑剧匆匆。
如此畅叙幽情，惺惺相惜之意跃然纸上。在这种悠游自得、以吟诗唱和为主要内容的颇具江南特色的文人雅会中，崔斗灿和当地文人超越地域界限，以文字和书籍为媒介，互为推重、彼此心契。
三、崔斗灿在杭州和文人的交游
离开定海，经过八日的奔波，崔斗灿一行终于在五月二十一日到达杭州。他在仙林寺馆舍共停留十九日，期间也几乎每天有当地文人来访，或唱和、或笔谈、或赠书画等物品，人数多达六十位。
与崔斗灿交游的文人不乏当时的一些江南名士。余锷（字起泉，号慈柏），仁和廪贡，候选训导，著有《慈柏山房诗稿》。《两浙輶轩续录》记其“性伉爽，能面折人过，好游佳山水，至老不衰。意兴所惬，吟玩忘返，所居有燕巢、瓢池、芝石、曲尺廊、琴趣轩诸胜。工画梅，古香冷格，能得蒙泉之遗。诗体澹雅，如其为人”。崔斗灿一行在杭州期间，他有六天到其仙林寺馆舍，与崔斗灿的交往最为密切。双方五月二十七日第一次相见，余锷读到崔氏的《乘槎录》及其所作的“怀西湖二绝”，之后便与孙传曾、章黼、李堂、孙熙元、孙灏元、罗承烈、邵纶、徐秋雪等诸名士多次拜访，诗歌唱和、共作笔谈。崔斗灿有感于余锷号“慈柏”之意，曾作《慈柏诗》，抒发自己对双亲的思念，并称赞余锷对父母的孺慕之情。
余锷则有和崔斗灿“怀西湖二绝”诗二首：
三面环山一面城，湖心亭子映波明。移舟若傍西泠住，杨柳千条系客情。
暂客殊乡莫怅神，却教眼界一时新。明朝风便乘槎去，应忆僧楼笑语亲。
在中国文献中，这两首诗收在余锷的《慈柏山房诗稿》，丁丙的《武林坊巷志》则转录之，殊为难得。而潘衍桐的《两浙輶轩续录》“余锷”条下亦有记“朝鲜国孝廉崔斗灿航海被风，至杭寓仙林寺楼，望湖有作”，并收有上述两首和诗的前一首。
沈起潜，“郡举孝廉方正，不就，树立有素，人皆高之”，著有《苋园杂说》二卷，为吴颖芳（字西林）《辨利院画像志》作有序文。根据崔斗灿的记述，嘉庆年间清朝廷在汉中征讨白莲教，期间沈起潜曾“以掌书记从大司马，征讨有功，超叙直隶州州同（刺使）者”。他与崔斗灿交往，“和西湖韵以赠之，并携《芝塘集》见惠”，还为崔氏《乘槎录》作序。序文中沈起潜颇感慨崔斗灿之漂海经历，对其所作诗文赞赏有加，并依韵答其《怀西湖二绝》，诗云：
梯山航海到杭城，景物怡人照眼明。对面西湖成背面，天涯咫尺不胜情。
读罢琳琅句有神，果然俊逸更清新。相逢何必曾相识，文字因缘见更亲。
展现出双方这种基于文字因缘的情谊。受其影响，沈起潜的两个儿子沈福春、沈乔年也都有和诗相赠。
章黼（字次白，号息翁坤子），杭州仁和人。嘉庆二十一年（1816）优贡，官松阳教谕，曾监理西湖书院，董浚湖工，亦曾助县令汪少海疏浚西溪。在西溪筑梅竹山庄别墅，以诗名世，著有《梅竹山房诗抄》等。“西泠八家”之一的陈鸿寿（1768-1822，字子恭，号曼生）绘有《西溪梅竹山庄图》，与崔斗灿有交往的余锷、李堂、孙熙元、孙灏元、徐秋雪等对此都有题咏。章黼和崔斗灿交游，先是依其《怀西湖二绝句》韵奉赠：
阻风漫忆故北城，遥看湖光一鑑明。行箧携将图画去，西冷佳处最关情。
诗篇书法妙通神，偶合萍踪结契新，我爱乘槎观日出，海鸥何日重相亲。
之后又有“和《乘槎录》中《别刀浦》原韵奉赠”：
欲把虹竿钓巨鳌，海天浩淼不容刀。霎时蓬卷惊沙砾，万里鸿飞惜羽毛。
绿鸭东归秋水远，金牛西望暮云高。他年奉使乘槎至，名胜重游兴更豪。
李堂（字允升，号西斋），杭州仁和人，著有《梅边笛谱》、《蓬窗翦烛集》各二卷和《冬荣草堂集》三卷。他“隐居市廛，不慕荣利，其诗格正气苍，骎骎入古人之室”，在词学方面致力尤深。他除了和章黼等人同去馆舍拜访崔氏一行，留下和赠崔氏《怀西湖二绝句》和《别刀浦》的诗篇，六月五日还与崔斗灿作笔谈，言及江南之诗文名家，赞余锷之诗书画。崔氏记其言曰：“江南人物以学士余集、*药马**、翰林屠倬，谓之三家。余学士徙居吴门，世谓之吴门学士，以文章德业知名海内。慈柏，其小阮也，功名虽不及其父，诗书画并称三绝，亦吾浙第一名流也。”笔谈中的余集（1738-1823），乾隆丙戌进士，乾隆敕修《四库全书》，授其翰林院编修，官至侍读学士，为余锷之父。屠倬（1781-1828），嘉庆戊辰
（1808）进士，官至江西袁州知府，著有《是程堂集》。他1810年在京期间，曾与前一年入京的冬至兼谢恩副使金鲁敬、书状官李永纯有交集。余锷和崔斗灿笔谈，曾特别提及此事，并询问金鲁敬和李永纯的现况，双方的亲切感在此中更为浓厚。金鲁敬即朝鲜时代著名文人金正喜的父亲，这一年，金正喜随其出使，与许多清朝文人交流，在清朝两国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影响。
此外，还要特别提及孙仰曾、孙传曾兄弟以及孙辅元、孙颢元、孙熙元。孙仰曾，字虚白，号景高，仁和岁贡，官至候选盐运司运同，藏书家。孙传曾，乾隆三十九年（1774）举人，授内阁中书，著有《碧山栖稿》二卷。他们的父亲孙宗濂，建有著名的“寿松堂”藏书楼，藏书数万卷。“寿松堂”藏书后为孙仰曾继承。乾隆开四库馆，上诏各地藏书家进献图书，孙仰曾进书二百馀种，在私人进献者中名列前茅，乾隆因此在其所进之宋版《乾道临安志》题诗一首，以示褒奖。孙辅元，孙仰曾之子，仁和附贡。丁丙曰：“俌之家富缥帙，兼精翰墨，规橅香光，窥见堂奥。”孙灏元和孙熙元为孙传曾之子。孙灏元，贡生，颇精于鉴别书画。孙熙元，嘉庆甲子举人，官国子监博士。五人与崔斗灿交往，先是孙传曾、孙灏元、孙熙元父子于五月二十九日和余锷等人登门拜访，分别和其《怀西湖二绝句》诗以赠，其中孙传曾诗曰：
化泽覃敷箕子城，九畴演易著文明。高贤不独通经义，弄月吟风亦有情。
海外文章笔有神，凌云诗赋更清新。姓名敢望流传远，幸接丰容倍觉亲。
五天后，孙仰曾、孙辅元父子也先后登门，他们除了与之笔谈，称赞其诗文外，作为收藏世家，还特别赠与其书画、诗笺等物。
总体来看，崔斗灿一行在杭州期间，他们所下榻的仙林寺僧楼成为文人雅集之场所，其时甚至还有女史五、六位结伴前往。这些文士与崔斗灿的交游，以崔氏之西湖感怀诗《怀西湖二绝句》和《乘槎录》所记述的漂流经历为中心展开，吟咏诗文，倾盖如故。与在定海有所不同，崔斗灿在杭州没有能得到机会出外，他五月二十四日知西湖即在城西门外，“问于土人，则曰：‘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依旧无恙。’而但未知宪府肯许一览矣”，于是“吟二绝，以寓跻胜之怀”，诗曰：
蓝舆晚到浙江城，西望长湖眼忽明。谁把烟雾都管领，却教荷桂未忘情。
粤中山水尽精神，最爱西湖景物新。恰似东家贤处子，隔墙相望不相亲。
此即前述许多文人所应和的《怀西湖二绝句》，抒发其对西湖景物的无限思绪，备受赞誉。李堂在《缘庵诗话》*特中**别述及与崔氏交往，收录该二绝，并论其“句颇不落凡近”。没有亲眼目睹西湖之荷桂，这两首诗其实是崔斗灿对过去阅读所得情景的感发。有在定海的经历，崔氏曾向与之交游的江南文人提及，希望找机会游览西湖，但却未能如愿。尽管如此，双方以西湖景物为中心的诗文唱和并没有受到影响，十九天留下百馀首相关诗作，多数为中国文献缺乏记载的内容，十分难得。期间西湖景物更是成为崔斗灿在杭州与当地文人诗文交往的重要纽带。
四、余论
明清朝鲜和中国文人的诗文交往，大多发生在两国使臣出使的过程中，带有一定政治外交的色彩。明代双方使臣往来，诗文唱和十分频繁，留下为数众多的作品，更出现有“诗赋外交”的场景，颇具礼仪性。到了清代，朝鲜使臣往返北京期间，交游最多的是汉族文人，他们诗文交流、频繁笔谈，对“明清交替”有着类似的挥之不去的情结。而漂流民与政府派遣的使节不同，作为“不速之客”，他们与所到之处当地文人的交往极富偶然性，并不受政治身份的影响，更能反映出民间社会两地文人的相互认识，以及他们交流的实际面向。早在弘治元年（1488），朝鲜文臣崔溥（1454-1504）等人漂流到浙江台州府附近海域登陆，在身份被确认后移送到杭州，之后沿着和崔斗灿基本相同的路线回到朝鲜。《锦南漂海录》即崔溥回国后奉朝鲜成宗之命撰写，以日记体形式记录了此番游历及其所见所闻。
《锦南漂海录》内容丰富，尤其对各地关隘要冲、水陆交通、军备防务等情况记述详细，是研究明弘治时期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明与朝鲜关系等方面的重要参考资料，颇受学界关注。然而其中与明朝文人诗歌唱和、笔谈交往的内容十分有限。相比而言，《乘槎录》作为现今所发现朝鲜漂海录年代最迟的一部，如前所述，为崔斗灿途中所作，不仅较《锦南漂海录》更具纪实性，而且其中有大量篇幅记述作者沿途与各地文士诗文唱和、书画相赠、共作笔谈的情景，尤其是在定海和杭州与当地名士的交游，在提供不少江南文人佚诗文作品的同时，展现出19世纪初朝鲜文人漂流到浙江，加入到江南文士的雅集活动，与他们吟诗作文的生动画面。画面中，我们看到，凭借着对江南景物的熟悉和优秀的汉诗文水平，朝鲜文人崔斗灿获得当地从官员到普通文人的广泛认同，一时间成为文士诗文雅会的中心人物。这是清代通过海上交通所营造的朝鲜文人和中国江南文士诗文交流的一道独具特色的风景线。
明清时期，中国江南是许多朝鲜文人的向往之地。尽管受朝贡路线的限制，朝鲜学人几乎没有机会亲身游历江南，但是大量唐宋诗词和中国文献东传朝鲜，受相关描述的影响，朝鲜文人对江南的景物并不陌生，他们创作描绘中国江南风情的诗文，对江南无限向往。而崔斗灿遇险而有此机缘，可谓幸运，所留下的《乘槎录》为朝鲜文人的这种江南情怀注入了新内容。我们看到，在浙江，每到一处，崔斗灿熟悉当地的风物，尽管常常受限不能如愿亲眼目睹，但这不妨碍他由此写下大量景物诗和咏怀诗，并与江南文人以此为重要内容诗词往来、酬唱奉和。回国后，他更因“常想周游江南”，在大邱江南坪盖了数间草屋，名“江南亭”，并生活在那里直到病逝，对江南可谓魂牵梦萦。
【注】文章原载于《文献》2018年第6期。
责编：魏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