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李，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西南政法大学高等研究院研究员。
本文为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项目“媒介理论的‘物质转向’”（项目号：教外司留【2015】1098）阶段性成果。
进入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眼泪”和“疼痛”在大众文化图景中开始频繁出现。2010年，马诺说“宁可坐在宝马车里哭” ，后来，余秀华（2015）发表“我用疼痛取悦这个人世”为题的诗歌，再到《五十度灰》系列小说和电影以现象级流行文化的态势普及*恋虐**文化。这一系列现象值得关注的一个共同特征是，伴随眼泪和疼痛的，不是愤怒、控诉、反抗，而是被动的接纳、反复的商榷、或主动的拥抱。“宁可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马诺的修辞将这两个虚构的场景并置，其本意或许是要让言辞浮浪的追求者知难而退，却无意间泄露了一个公开的秘密，那就是当前的社会市场化、商品化乃至阶层分化的程度早已渗透到以往生活中最为纯洁、神圣的领域，以至于作为这一领域代表的异性恋浪漫爱情故事已然急不可耐地要脱去纯情的面具。而当人们用铺天盖地的“拜金女”或类似的语句谴责马诺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两个事实：（一）很多人仍然相信或以为自己仍然相信纯洁的、未受“污染”的恋爱和婚姻；（二）这一历史现实中，不同性别承载着不同形式的压力：在阶级分化日渐加剧的背景下，女性尤其不应该“拜金”，尽管事实上她们往往更尖锐地感受到恋爱和婚姻所具有的性别化阶级特征（或阶级化性别特征），也因而必须将恋爱和婚姻作为高度性别化和阶级化的过程予以对待。例如，即便余秀华这样拥有恣意汪洋的想象力的诗人，也只能通过付出金钱，用近乎赎买自身的方式走出贫瘠的婚姻，回到自由恋爱的市场。在这一系列的场景中，眼泪和疼痛——及其伴随的情感、话语和行动——逐渐浮现为汇集着这个时代的诸多矛盾，同时隐含着觉醒契机的“辩证的图像”（Buck-Morss，1989）。为了更细致地解析这一图像中矛盾、辩证的关系，从而辨析觉醒的可能性，本文将目光投向近年来流行的一类通俗文化文本，即“霸道总裁”小说。
在更为具体的层面上，本文希望回应毛尖此前的分析——她十分简洁、优雅地将“霸道总裁”概括为“富二代登场的方式”（毛尖，2017）。这个优雅的归纳似乎很好地将“霸道总裁”这一近年来的通俗文学形象历史化、整体化了。有些令人意犹未尽的是：如果“霸道总裁”就是富二代“登场”的方式，那么后者的“登场”为何要以霸道总裁这一特定的形式？以这一特定形式登场意味着什么——对富二代及其他者？事实上，如果不回答以上问题，我们恐怕也很难理解为什么要用“登场”这个隐喻来概括“霸道总裁”？
在*美耽**的架空姿态以外，有难以承受的疼痛。肉体的和情感的疼痛使余秀华敏锐地洞察并痛苦地承受她与世界之间的残酷的关系，“我以疼痛取悦这个人世”——以疼痛（不是工作、劳动）取悦（不是改变，也不是激怒）——不是通过劳动改造这个世界。我们应该以怎样的语调读这一句诗——沉痛、自怜、自嘲、豪迈，抑或平静？也许这句诗不仅仅属于余秀华一人，因为它暗示了“霸道总裁”以外的社会主体及其经验的在场（如果不是登场），因而不妨挪用以帮助我们理解更为普遍的实存状况：“霸道总裁”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她们包含疼痛的情爱；甚至男主人公们，“霸道总裁”们，也不能在跌宕起伏的叙事中免于疼痛。“疼痛感”的普遍分布似乎隐喻某种复杂性——至少它向我们暗示，“登场”不能理解为富二代顺理成章、波澜不惊地接管文化的以及政治经济的霸权，“霸道总裁”所蕴含的意义可能更加复杂、暧昧。接下来，本文希望借由《何以笙箫默》（顾漫，2011）、《千山暮雪》（匪我思存，2017）、《小时代》（郭敬明，2008，2010，2011）三部小说展开对霸道总裁形象作为历史和政治意义的想象性构成的讨论。三部小说的选择可以看作一种目的抽样：它们都是极受欢迎的总裁文作品，其影响力跨越网络、书籍和影视媒介形态，甚至延伸到境外，被翻译为外文出版；同时它们都不是*美耽**小说（毛尖文章的主要分析对象）。以上两个特征既保证一定的代表性，同时也带有特殊性，既有助于本文分析的独立有效性，也有利于对毛尖的分析和洞见形成补充。
一
壁咚
按照百度百科的解释，“霸道总裁”概念来自“总裁文”这一网络文学类型。在具体的文本中，霸道总裁未必一定是“总裁”，但一定是拥有社会资本，尤其是经济资本的社会精英，他们对女性读者有着巨大的魅力，以至“读者上至八十岁佝偻老妪，下至青春少女，无一不对多金腹黑深情霸道偶尔*恋虐**情深的总裁欲罢不能”。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关于总裁文的学术讨论目前屈指可数。除了上文提到的毛尖老师的近作之外，梁颐（2015）较早地注意到霸道总裁形象成为跨媒体流行文化，并指出总裁文是灰姑娘爱情故事母题的一个变体。在本文看来，总裁文的一个特征和切入点是其叙事空间：它必然将职业空间和私人空间交织在一起，在消费已然占据社会注意力中心的时代，这是难以忽视和不应低估的。通常，叙事采用故事中某个女性角色的视角展开。由于与“总裁”的特殊关系和机缘，这一视角可以经由这一角色随着叙事的推进呈现“总裁”不同的面相。在职场中，霸道总裁们总是高冷的。例如，何以琛被描述为“全身心投入工作”“优秀”“英气逼人的外表”“逐渐崛起的名声和坚毅正派的形象足以吸引任何骄傲或美丽的女人”，他“自信、沉着”对“女性有礼、周到从不逾越”，同时，所有认识何以琛这个人的女同胞的共识是他是一个“冷面无情工作狂”（顾漫，2011：18-19）。在社会分工高度发达的背景下，人际沟通和协作如同空气一样不可或缺；而高冷是高度自足、自决以及自控的表现，是原子化个体中的“强者”的标签和特权。高冷的总裁之所以可以“不按常理出牌”恰恰是因为他精通游戏规则——对社会中的种种关系有着确切的把握。在某种意义上，他正是知识与权力二者结合的化身。也可以说，霸道总裁就是通常所谓的“主体”：作为个体的人，他仿佛是“他自己思想、行为以及情感的独立根源”（费雷特，2005/2014：111-113）；这也是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赋予“主体”的第一个定义，“一种自由的主体性，主动性的中心，自身行为的主人和责任人”（阿尔都塞，2003：368）。在职场中的“总裁”，阿尔都塞第二种意义上的主体，即“臣服于主体的主体”这一面暂时没有凸显。在这里，他是权力的主体，在规则的世界自由行走，制定和操作规则是他的工作。他与其他主体的关系基于法权——例如雇佣者与被雇佣者之间的关系，维持这样的关系，居于强势地位的他不必取悦，只需要通过建制化的命令链条即可触碰因果的按钮。或者说，他仿佛来自哈贝马斯所说的“系统”的、“无法逾越的必然性的”世界——与这个世界相对的，是以意义、商榷、或然性为标志的生活世界。这一点，《小时代》中的宫洺极为典型，以至于在林萧的眼中他是高高在上的“孤独的星球”。在这些“强者”身上，“高冷”不是职业面具，而是深入骨髓的主体风格，弥散在个人的周遭。就连谈情说爱，也可以带着这样一份霸气，“我不打算在这方面浪费太多时间，也没有兴趣去重新认识一个人经营一段感情，所以你最合适，不是吗？”（顾漫，2011：46）
“壁咚”是近几年流行的一个新词。其语义核心在于揭示亲吻这一亲密的共同行为中主动性与被动性的不对称、不均等分配。霸道总裁是这一动词的常见主体，但相关意象也已经泛化成为流行文化中“强势者”的符号而在不同介质、类型的文本乃至不同性别的身体间流转。例如，女演员张天爱、刘涛各自的“壁咚”的公关影像都曾引起粉丝热议，并被网友称为“霸道总攻”。更有观察者指出，“总攻”的形象设定帮助了某些女演员职业形象的转变，提高了其广告身价。如此，似乎正如毛尖老师暗示的那样，壁咚与性别乃至政治经济“霸权”勾连在一起，值得我们警惕。
就权力对比的差异而言，有比“壁咚”更为甚者。例如在《千山暮雪》中，壁咚被升级为*恋虐**。女主人公，19岁的名牌大学学生童雪，生长于小康之家，因父母死于车祸寄居舅舅家，后被男主人公莫绍谦占有之下自杀反抗未遂，做了后者*养包**的情人。小说通篇以童雪的第一人称视角展开，开头就是“我”用玩世不恭、逆来顺受的语气坦陈自己“小三”的身份，并多次勾勒莫绍谦在性方面实行霸道的单边主义。“我认命，于是没心没肺地活下来，放弃去九泉之下和父母团聚。我认命，于是厚颜无耻地做莫绍谦的*妇情**。我认命，于是继续虚伪地念着大学，做一个若无其事道貌岸然的学生。”（匪我思存，2017：52）童雪告诉读者，此时的她与世界仅存的联系是生存意志。但她的自白也表明，她并未因此免于自身社会伦理道德意识的质疑。在承受身体*力暴**的同时，她的内心也承受着压力。
怎样理解小说叙事中的壁咚、*恋虐**想象？它们具有——或不如说容许——怎样的政治意涵？一种显而易见的可能性是，壁咚、*恋虐**成就了霸道总裁从公共空间到私人空间的“霸业”——从对资本的占有和控制延续到对他人身体的占有和使用。但如果“只是”霸权宰制下的施虐-受虐关系，在这样的单一逻辑下，怎样理解读者的愉悦？还有没有别的可能？
当壁咚或*恋虐**被放回小说叙事的整体下观照，尤其放在“霸道总裁”角色的不同面相的显影序列中考察，一种完全相反的理解就浮现出来：高冷的形象可能终结于壁咚发生的瞬间。与其说壁咚、*恋虐**是总裁“霸业”的高峰，不如说是其“高冷”人设的坍塌甚至颠覆。在这一刻，总裁们失去自决、自足、自控（何以琛：“经过那么多年，我还是输给了你。”“你连问都没问就判了我的死刑，赵默笙，你猜我这几年有多恨你？”）。当然，高冷的崩塌或颠覆可能被叙事机制暂时遮蔽或延宕，从而使得这一“内在真相”无法立刻或很快被辨别。在这种情况下，壁咚或*恋虐**形成伏笔，构成相应角色日后指认“爱情”的证据。例如，莫绍谦对童雪施以*恋虐**的原因先是被极好地包裹起来，后来经由莫绍谦母亲等旁人的介入才得以揭示出来——原来*恋虐**是爱恨纠结以及物质依赖双重因素导致的结果。
无论经过怎样的千回百转，壁咚或*恋虐**终将作为客观物证促成“爱”的亲密关系的确认，而这一确认是总裁文叙事不可或缺的情节，同时也可能是总裁文读者最大的愉悦：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总裁最终还是臣服于爱情。犹如神仙往往贪恋红尘俗世，高冷的系统世界无法抵御生活世界的魅力，而作为“壁咚”的“目击者”，读者成为这一从霸权到爱情，从僭越到臣服的反转的见证。这一颠覆达成一种喜剧式的“认亲”效果：霸道总裁终究不过我等凡人而已！在霸道总裁与其情爱对象二者之间，前者坠入爱河这一“下降”也可以理解为后者地位的相对上升。用近年来的另一个流行语汇来说，在“壁咚”或*恋虐**的瞬间实现的其实不是总裁的霸权，而是被壁咚、被*恋虐**的女主人公的“逆袭”——起初貌似弱小者其实强大，卑微者其实高贵，而貌似强大者实则有着软弱和卑下；在霸道总裁无法自制地坠入情网的那一刻，弱者与强者的差别已然在本质上开始消弭，二者平等并肩同行。
二
“霸道总裁”的极简谱系
作为当代男性精英形象的一个变体，“霸道总裁”本身是值得探究的历史构成。尽管对其谱系源流进行系统梳理超出本文的视野，但仍不妨结合本文的关切勾勒其大致轮廓：如果以职务和社会地位为线索进行回溯，这一男性精英形象的谱系应该会包括《金光大道》（1975）中的高大泉、《乔厂长上任记》（1979）中的乔光朴、《新星》（1984）中的李向南、《焦裕禄》（1990）中的焦裕禄、《蜗居》（2009）中的宋思明等形象。
从本文的视角看去，即便是最肤浅的比较都会揭示以下两个维度的重要差异。一方面，“霸道总裁”写作中对身体、性和情爱关系的细描宣告了与革命禁欲主义的男性形象彻底决裂：身体不再是战天斗地的历史力量的载体和隐喻，欲望不再被升华为超越个人和家庭之上的社会共同理想，友谊、爱情、亲情也不再让位于同志关系；随着个体的人的回归，男性精英被描绘成张扬个体化欲望的主体和被同样的欲望追逐的客体，在这一点上，Borenstein（2000）对前苏联文学中的男性形象的梳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参照的范本。另一方面，高高在上的“孤独星球”般的霸道总裁形象折射出生产劳动场域中精英与普通劳动者之间的关系的巨大历史纵向差异。问题不在于霸道总裁在职业生活中是否“高冷”，而在于“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通过“鞍钢宪法”的实践塑造的精英与普通劳动者之间相对平等的政治、经济和日常实践空间是否还在运行。如果说“霸道总裁”这一形象——及其正常化——本身标志着这一空间的消失，这一变化也以其它不同形式出现在现实的其它表征界面中，例如社会新闻（如欠薪、尘肺病、富士康连跳）、管理科学（如“辱虐管理”概念从海外引入，成为国内管理学界的学术议题）。当然，正如高明（2016）指出的，这一空间并不会仅仅因为总裁们“大声朗诵工人的诗歌”而得以恢复。
从这两个视角看去，《蜗居》中的宋思明、海藻等形象和他们受到的广泛同情乃至欢迎既非偶然，也折射出重要的历史变化：至少对同情者而言，相比个体的幸福，阶层的分隔和社会关系的商品化都不成其为问题——尽管它们有时令人烦恼，但却是完全可以在个人层面解决的；其中，金钱或商品交换关系进入亲密关系不仅不构成问题，而且还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手段。此前，美国电影《漂亮宝贝》（1990）和韩国电视剧《我是金三顺》（2005）分别在不同程度上讨论了“交换关系进入亲密关系成为问题”的可能性，但最终，不约而同地，亲密关系被设定为最终问题，而资本成为问题的（部分）解决者。从这些话语和形象到“霸道总裁”只有一步之遥。
三
共同性与残酷的乐观
哈特（Michael Hardt）和奈格里（Antonio Negri）（2009/2016）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家庭、企业和国家是使“共同性”以腐化形式出现的三个最为关键的社会组织。这三者都会动员共同性，提供通往共同性的途径，但同时又制约并扭曲共同性。以企业为例，尽管资本主义下的工作场所提供社会网络从而发展社会协作，但其内部等级和外部制约也限制、扭曲了共同性。事实上，高冷的总裁正是资本社会偏爱的企业人格，是资本社会的规则切割、打造出来，或者用哈特和奈格里的概念，是资本社会的生命政治产品。从这个角度看，何以琛正是一个经历了名为“爱情”的共同性的腐化，试图逃出个人情感，投入“企业敞开的怀抱”的精英男性形象，而《何以笙箫默》的主要叙事之惊心动魄恰好在于它使读者“目睹”何以琛和赵默笙如何从腐化的共同性及其记忆中再次“出逃”并重回爱情的共同性这一艰辛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理解《千山暮雪》也是可行的：它涉及以爱情、婚姻、企业等形式出现的共同性，其中，共同性体现为共享（情感资源、财富、权力）、对他人的认可，以及对自我的克制；而共同性的腐化衍生出围绕着婚姻、家庭和企业展开的一系列阴谋、背叛、胁迫、谎言、*恋虐**，但男女主角历尽波折最终修成正果。同样地，《小时代》的叙事主线可以理解为四个女生的友谊共同体克服万难仍然金身不破的历程。
通过讲述（证明）爱情、友谊的可能性，不妨说霸道总裁小说表达了共同性的可能性。而这些文本的流行表达了大众对共同性的期待（例如很多女中学生认为《小时代》的魅力在于四个女主人公之间友谊的力量）。然而，这种可能性的呈现和实现终究归功于以资本和商品搭建的舞台之上操演的喜剧式类型写作。Lauren Berlant（2011）曾提出一个吊诡的概念：残酷的乐观（cruel optimism）。借用哈特和奈格里的概念，“残酷的乐观”可以阐释为“对腐化的共同性的依附”。正如电影《嘉年华》中小米对老板的依附或莉莉对健哥的依附——或许出于天真，抑或因为无力摆脱，人们在现实中往往依附于、将希望投射于终究无法（或根本不会）实现其允诺的共同性。在乐观地张望的眼中，既含有足以穿透一切黑暗的希望之光，但那希望却也被浓黑的现实所笼罩；当希望在腐败的共同性的肌体上顽强生长时，腐败的共同性也就此得以延续。“残酷的乐观”为我们揭示这一种残酷的暧昧，并迫使我们反思：当我们把希望寄托在腐败的共同性上时，这一情感的劳作何以继续？或者，我们能否出逃？！
四
情不自禁的资本主义
让我们再次回到“霸道总裁”小说文本，审视个体情感与社会整体的微妙纠缠。当“壁咚”打破“高冷”的壁垒，做出平等的爱的许诺，此前一直克制地止步于霸道总裁外部的小说叙事从此带领我们进入霸道总裁的内心，逐步揭示出他们高冷外表下片刻不停的情感劳动：思念、渴望、克制、爱恨纠结、压抑。挪用赵默笙的一句话，我们不妨说霸道总裁 “其实是可以欺负的”。通过闪回的片段，我们看见总裁们光鲜的外表背后那伤痕累累的，以及在勉力而为的自我管理下，在危机四伏的资本世界中挣扎求存的坎坷曲折的心灵和不堪重荷的身体。何以琛的父亲由于房地产项目资金链断裂，在躲避债主的过程中坠楼身亡，何以琛从少年时就生活在晦暗的心境中，赵默笙——他生活中的“阳光”——强行闯入他的世界却在毕业时不辞而别；由于父亲因遭生意伙伴背叛暴病身亡，莫绍谦不得不中断学业临危受命，为了获得资本拯救父业，他进入无情无爱的经济婚姻，而令他倾心的童雪竟是杀父仇人的女儿；出身富豪家庭的顾里不仅因母亲被父亲抛弃而始终极度缺乏安全感，还必须面对同父异母弟弟的威胁、父亲遭遇车祸死于非命、男友的背叛，以及男友母亲所代表的更大资本的逼视。这些天灾*祸人**不妨称为资产阶级的伤痕。它们的降临仿佛是完美的画卷中横生的枝节，隐喻生存的匮乏，预示着生命朝向他者的必然敞开。然而，有趣的是，在“霸道总裁”小说的叙事中，但凡生命敞开之处，角色们被给予的可选项以及最终的选择都是由资本、商品界定的。当深爱父亲的莫绍谦面对丧父之痛，他希望以继承父业的方式（在象征的意义上）延续父亲的生命。事实上，为了获得慕家的资本支持而娶了慕飞云，他不仅将自己和慕飞云的婚姻作为对父亲的爱的献祭，同时也激情地投身于并复制了资本的生产方式。随后，无论当他在爱与恨的煎熬中试图占有童雪，还是试图解救童雪，他都是通过驾轻就熟地玩弄资本和权术的方式。可以说，资本是莫绍谦的激情的基本形态。同样，为了获得父亲及其所象征的父权社会的普遍认同，《小时代》中的顾里毫无疑问地投身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小说中，她所在的传媒行业主要从事信息和符号的生产和交易，事实上，符号差异（symbolic difference or distinction）的创造和流通不仅是她的主要生产经营活动，简直就是她的生活本身，而这才是《小时代》为一些批评者所诟病的“无止境地纠缠于对奢侈品的罗列和崇拜”的根本原因。尽管令一些评论家不悦，但就小说本身的语境而言，这样的罗列其实是具有现实基础的一个道具、一个手段：无论是对于后福特主义社会中的商品还是胡塞尔结构主义语言学中的所指，系统中的个体已经不具有固有的内在价值/意义，而只能向系统中个体间的差异寻求自身价值和意义。在此意义上，奢侈品是后福特主义商品的范例——与别的商品相比，它的不同既是显而易见的，又是没有必要的（非必要性是奢侈品的本质特征）。顾里们之所以不仅生产符号商品，同时也通过不断地消费奢侈品而将自己的生活经营为奢侈品，它们（品牌、或顾里乐此不疲的女王加冕仪式）如果有任何使用功能，那就是因为作为资本化身的商品是顾里们标识自身和赢得社会确认（recognition）的途径，而这自然是商品经济下价值一元化的必然结果。当交换价值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尺，还有什么能更好地定义个体的社会存在呢？可以说，正是这一原则的演绎成为《何以笙箫默》中何以琛行为逻辑的基础和推动情节的力量。何以琛的职位是律所合伙人，单身又卓越的他被时尚杂志推选为女性读者心目中的“钻石王老五”——这些细节在小说叙事中具有重要的功能：作为“社会能见度”（visibility）的表现，它们促使刻意回避彼此的男女主角出于职业原因必须产生接触，而这一情节安排更与何以琛用情至深的“算计”遥相呼应：他没日没夜地清教徒一般地追求成功，并不是为了名利本身，但却也无法离开名利——他一切的努力只是为了站在“高处”，那样，“走失”的赵默笙如果归来，就可以在人海中看到他。
无论是实业资本还是娱乐、金融资本，在生产环节以及消费环节，我们看见资本成为生命、认同、友谊、能见度的介质。资本早已不是个体的“身外之物”，而是构建人物主体性的本质性存在。一切深刻的情感，一切表达必须经由资本种种化身的介入才成为可能。在这种介入中，人们情不自禁地被询唤为资本主义的主体/臣民，并通过自身的生产、消费实现资本主义的复制。
五
后社会主义的亲密想象
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生产力的发展让个体日益脱离个体间的相互依赖。个人在性、性别、阶级地位、阶级流动性和追求、幸福观念等方面急剧变化，传统规范所规定和期待的个体间调和变得岌岌可危。如何在新的关系生态下进入长期稳定的亲密关系，尤其是婚姻、家庭和（以婚姻为目的的）恋爱，成为社会的普遍焦虑。一方面，恋爱和婚姻仍是人类共同体的最普遍、最强烈的形式之一，尤其是安东尼·吉登斯（Giddens，1992/2001 ：1-4,173-196）所说的在个体平等基础上的“纯粹关系”成为原子化个体的共同目标。然而，与此同时，人的主体性仍被束缚于被私有制侵蚀的生活生产关系，将现实打上资本的烙印，使得“纯粹关系”成为不可能实现的任务。
霸道总裁故事的核心危机是后社会主义时期市场经济背景下，在异性恋中心主义下亲密关系的重构。一方面维护传统的亲密关系形态，一方面弥合巨大的现实落差——在此意义上，霸道总裁文是以想象性的解决方案回应时代的焦虑，因而具有极强的历史现实（或者说人类学）意义。它对爱情和友谊的坚持延续了对共同体的仰望：穿过故事的曲折跌宕的轮廓，人们始终可以感受到对平等、自由的纯粹关系的追求。当然，故事的舞台背景是资本主义的现实底色，舞台上上演的情节是浸泡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个体间亲密关系的达成。这一“圆满”的结局是一柄双刃剑，在勾勒出“好生活”（good life）的同时，也布下甜美的陷阱。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写道：
男人的极大幸运在于，他不论在成年还是在小时候，必须踏上一条极为艰苦的道路，不过这是一条最可靠的道路；女人的不幸则在于被几乎不可抗拒的诱惑包围着；她不被要求奋发向上，只被鼓励滑下去到达极乐。当她发觉自己被海市蜃楼愚弄时，已经为时太晚，她的力量在失败的冒险中已被耗尽（Beauvoir，1949/1998：728-729）。
使个体原子化的历史力量被不均等地施加于两性之上。其中，男性的原子化压力更大，女性相应更小。然而，正如波伏娃所指出的，较小的压力不是拯救的福音，而只是海市蜃楼般“几乎无法抗拒的诱惑”，是“下滑”即可得的“极乐”。
我们不妨说总裁文正是这样一种诱惑。如前所述，小说往往以感性的女性视角展现叙事的时空。在其中，事业与情感被设置为平行空间，而女性的生存中心被放置于情感空间中——赵默笙如“阳光一般”温暖何以琛和应晖（顾漫，2011：86）；童雪是学习成绩优异的名校学生，貌似被迫处于莫绍谦的操控下，学业难以施展，但事实上，小说中童雪的全部自发行动和事件基本就是沉浸于*恋虐**和失落的初恋两段情感。《小时代》中的确有一些职场女性形象，如林萧、顾里，但她们纵横交错的情感关系显然是小说的主脉。Kitty、叶传萍、刘悦莹、莫绍谦的母亲等配角身上可以看到另一种女性形象，她们总是配角这一事实或许正隐喻着，对当代女性而言，事业仍不如感情要紧。可以说，总裁文有意无意间反映了社会情感劳动的性别分工，并不同程度地揭示了可能存在的问题，但同时其主要角色和叙事仍鼓励着女性继续坚守这一分工：哪怕是“不优秀、不漂亮、无气质”的赵默笙，只要足够温暖、足够善良，也能守获霸道总裁的爱情。
小说告诉读者，霸道总裁只是一个必然崩塌的“人设”。霸道总裁之所以必然坍塌，是因为他的存在所包含的朝向他者的必然敞开、与他者的无法克制的纠缠。如同乔治·巴塔耶（Bataille，2016）所说，“每一个存在的根基上，有着不充分性的原则”（不完满原则）。在一切丰裕富足的表象下，霸道总裁承受着和常人一样的存在的匮乏。“只有走向绝对他异的外部，把自身交给无限的黑夜，我的有限的孤独才不会一个人承担。”（尉光吉，2016）支配霸道总裁的实质上是激情（passion）的被动。在那个敞开之处，在克制、机械、高冷的外壳下，总会露出“人性”的底色：所谓的“高冷”不过是寻常材料编织而成的不同寻常的图案样式；当共同的人性被确认，霸道总裁的一切就是既“真实”又“合理”，既可怕又“可爱”了；霸道、心机、单边主义的攫取，如果你看清他的来龙去脉，你就会懂得欣赏，这一切其实具有“暖男”的温度。
情感至上的女性视点、壁咚情节、人物的反转、最终引向麻雀变凤凰的喜剧式大团圆，面对这些高度类型化的特征，很难不将“霸道总裁”当作作为阶级化性别主体的女性的“爽文”或者詹姆斯·C·斯科特（Scott，1985/2007）所说的弱者的“隐藏的脚本”。要超越这样的悲观解读，我们可以追问：在总裁文中，爱情和友谊被塑造为共同性的最高形式——这意味着什么？在这些形式的共同性外，还有什么形式的共同性值得创造、追求和栖居呢？正如哈特和奈格里所说，关键在于持续不断地与腐化的倾向作斗争。问题没有一劳永逸的答案，必须反复被提出。或许，为了抵抗霸道总裁的诱惑，女性必须再次出走。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19年第5期。
封面图片来自网络
本期执编/孟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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