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史上最大的对冲基金交易案
第25章 硅谷最富有的女仆
2008年3月25日，星期二，早上不到8点，阿尼尔·库马尔便堵在了东京上班的路上，他有些急躁不安。库马尔已经过了4年这种双重生活，白天，他是麦肯锡的咨询师，晚上，他是拉贾拉特南的线人。哪一种生活都不容易。库马尔在麦肯锡的工作停滞不前，不过，他准备在这一年夏天回到纽约重新再找一份工作。这是一步险棋，也是为库马尔今后的职业发展多积累一些资源，因为2009年，麦肯锡现任董事总经理伊恩·戴维斯将要卸任，到时候不知道会出现什么变化。
“可以改变历史的人”
在东京短暂停留后，库马尔将会飞往新加坡，然后再计划去印度。这样的行程安排让库马尔筋疲力尽，但还有其他原因让他感到恼火。
“出租车司机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儿。”库马尔在电话里愤怒地说道。
而电话的另一端正是拉贾拉特南，他在1.1万多千米外、不同时区的美国，听到库马尔这样的抱怨，他哈哈大笑。
看穿事实的真相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麦肯锡东京办事处在日本非常有名。它高高耸立在繁华的六本木商业区。长期以来，东京办事处都是由大前研一（Kenichi Ohmae）负责，他是日本一位传奇式的商界人物，也是一位非常有追求的政客。有一点可以看出大前研一在任时的重要性，他的办公室外配有一名全副武装的警卫，还要配一把手枪放在自己的办公桌上。但麦肯锡官方说，据他们了解，好像并没有这回事。大前研一之所以要这样，那是因为他在日本的朋友和敌人一样多，所以他要求提供保护，即便是在办公室，也需要这样的保护。
尽管六本木商业区繁华无比，迪厅和酒吧林立，摇滚乐此起彼伏，但这一切，似乎都跟库马尔无关。作为麦肯锡的高级合伙人，他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飞机上度过的，为了拜访世界各地的客户，他一个月基本上要飞6万公里。由于库马尔经常在纽约和硅谷两地工作，于是，麦肯锡为他在这两个地方都设立了专门的办公室。此外，库马尔还有两处家庭办公室，一个是在加利福尼亚州的萨拉托加（Saratoga），另一个是在纽约时代华纳中心的公寓。这样的话，库马尔就可以在周末的时候接到来自客户的电话，或者在下班后通过邮件轻松地跟客户交流。
有些同事会抱怨咨询行业的这种需要长期出差的工作方式，但库马尔却很享受飞来飞去。库马尔很喜欢在邮件或者电话里提及他经过的城市，就像在跟人谈话的过程中，会经常提到他那些非富即贵的朋友一样，以此来抬高自己的身价。“柬埔寨，特别是吴哥窟真的是让人感到惊艳”！或者，“我现在是跟苏尼尔·米塔尔和苏尼尔·芒贾尔（Sunil Munjal）在一起”，苏尼尔·米塔尔和苏尼尔·芒贾尔两个人都是印度企业界大亨。类似于这样的话，经常会从库马尔的口中或信中出现。哪怕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候，比如，“你还好吗？”都会引出他现在哪里或者在跟哪家企业打交道这样的回答，库马尔好像已经形成了条件反射。他仿佛觉得这样风光无限的生活，赋予了他某种庄严的意味，让他觉得自己非常重要又不同凡响。
库马尔有3部手机，每部手机都对应他工作的一个大洲，分别是亚洲、欧洲和美洲。表面上看，配备3部手机是为了降低公司的运营成本，但这3部手机还有另外一层寓意：它显示了库马尔在这个商业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库马尔不是那种普通的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只是在国内出出短差。库马尔一直觉得自己是实干家，在意第绪语(11)中，实干家这个词的意思为“造物主”，是那种可以改变历史的人。在新的经济全球化中，库马尔是个非常重要的参与者，甚至他那些新德里的老同事经常开玩笑说：大多数时间里，库马尔不是在飞机上，就是在打电话。
最近几年，无论身在孟买、都柏林、东京还是其他地方，有一件事库马尔一定会做，几乎成了固定模式。那就是，库马尔会给他新交的好朋友拉贾拉特南打电话。幸运的是，库马尔在拉贾拉特南不断扩大的人际关系网中始终占据一个重要位置。拉贾拉特南跟他的秘书卡伦·艾森伯格专门交代过，库马尔是他最重要的10个联系人之一。因此，当库马尔的电话打进来时，不管拉贾拉特南是在开会还是在外出，艾森伯格也一定要找到他，让他听电话。只有少数几个人才享有这样的“荣誉”，这份荣誉是来自一位被社会认可的大师级人物，这个大师级别可不是自己加封的。
投资的第一要素是确保安全
2008年，拉杰·拉贾拉特南凭借自己取得的辉煌成绩，第一次成功入选福布斯“美国富豪前400名排行榜”。拉贾拉特南跟一帮明星对冲基金经理组建了一个足球队，队员包括前面提到过的对冲基金大牛斯坦利·德鲁肯米勒和保罗·都铎·琼斯。这个球队的会费据说是这样的：参赛队员每次都要缴纳10万美元。当然，球队胜利后的庆祝也是相当夸张。
2月，为了庆祝球队里高盛高管迈克尔·达菲（Michael Daffy）取得的胜利，拉贾拉特南、德鲁肯米勒及其他几个队员，连夜从华尔街西30大街的停机坪乘坐直升机，飞往亚特兰大市的波哥大酒店和*场赌**去狂欢。当他们到达目的地的时候，贵宾车直接载他们进入酒店。球队的资深队友保罗·都铎·琼斯已经在那里等他们了。他们先是吃饭、喝酒，然后开赌，而且一赌就是一晚上。第二天早上6点30分，这些大佬交易员便离开波哥大*场赌**，前往亚特兰大市的机场。
拉贾拉特南的成功也让他在南亚圈里名声大振，他是荣登福布斯排行榜的6个亚洲人之一。无论拉贾拉特南何时外出就餐，总是会有一堆南亚年轻人来到他的餐桌前表示敬意，听听他对商业问题的分析，或者希望从他这里谋得一份工作。每一次，拉贾拉特南都表现得热情大方，他很享受这样的崇拜和追捧，有很多回，拉贾拉特南还将自己的名片递给了这些奉承他的陌生人。很少有人知道，拉贾拉特南的朋友圈分得非常清楚，一部分是他想认识和结交的人，另外一部分是想认识和结交他的人。拉贾拉特南很聪明地设计了一套方案，将这两部分人完全分开。拉贾拉特南不会在名片上印自己的电话号码，但他会将自己的电话号码告知少数几个特定人物。其他情况下，拉贾拉特南留的联系方式都是他秘书艾森伯格的电话。经常会出现的情形是，在发出名片后的第二天，总是会有谄媚者打来电话，以为热情的拉贾拉特南会给他带来点儿什么，可是，拉贾拉特南从来都不会接到这样的电话。接这样的电话是拉贾拉特南的秘书干的活，他的秘书知道应该如何回绝这样的电话。
当星期二的早上库马尔从东京给拉贾拉特南打电话时，库马尔的语气听上去很兴奋。在正常的商业流程中，麦肯锡的高级合伙人会经常接到海外咨询师们的请求，邀请他去实地进行工作指导。这也是麦肯锡完整工作体系中，严格评估流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环。麦肯锡东京办事处的一位同事正在运作日本富士通公司（Fujitsu）一个机密工作，作为这位同事的指导者，库马尔获得了富士通公司的一些机密信息，他认为拉贾拉特南肯定对此感兴趣。4年前，中国最大的个人电脑制造商联想集团，并购了IBM的个人电脑业务，这一消息在当时引发了业界的强烈震动。而现在，联想集团正在跟日本富士通公司就个人电脑业务进行正式谈判。
“不过，这个谈判还没有完全敲定。”库马尔这样告诉拉贾拉特南。对拉贾拉特南这样的投资高手来说，一眼就能看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于是，库马尔向拉贾拉特南详细解释了这个谈判还没有完全敲定的原因。想要让日本公司出售旗下的某项业务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
“好的，”拉贾拉特南简单地回应他。每当拉贾拉特南从库马尔那里获得的是他感兴趣的消息时，他就会连续追问库马尔，但如果是他不感兴趣的消息，他就会用很简单的一个字来回应。尽管俩人这样交流了好几年，但库马尔却一直不能很好地领会拉贾拉特南这些反应的真实意思。有时候，拉贾拉特南不得不故意将话题引到其他方面，这样才能中断库马尔对某个问题的述说，这一次也是如此。甚至，有些情况下，库马尔就像追着骨头跑的小狗，他会一直就自己感兴趣的话题不断地讲下去。即便拉贾拉特南已经将话题岔开了，几分钟后，库马尔也会突然回到一开始他所说的事情上。即便他们之前有过AMD和ATI内幕交易的经历，库马尔还是不确定自己在拉贾拉特南的生活中，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对于富士通与联想这笔交易，“我不知道该怎么玩”，拉贾拉特南说。库马尔没有感觉到拉贾拉特南对这个消息并不感兴趣。过了一会，库马尔又详细地向拉贾拉特南讲起了如何操作的方案。
“我会告诉你怎么玩，很简单的。”库马尔的这种说教的口吻，让拉贾拉特南很受刺激。很显然，库马尔并不知道他的朋友在2008年春天所承受的投资压力到底有多大。拉贾拉特南刚刚经历了他人生中投资压力最大的时期。一个星期之前，由于旗下两只对冲基金重仓次级*款贷**抵押产品，带来巨额亏损，美国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公司宣布破产。为了挽救旗下的这两只基金，贝尔斯登在2007年夏天曾豪掷30亿美元，但到了2008年的3月，投资者便开始疯狂抛售贝尔斯登股票，并预言贝尔斯登将会破产。投资者的预言应验了。
在这样的投资环境下，投资的第一要素是确保安全。比如，库马尔告诉拉贾拉特南的印度石油开发公司（Hindustan Oil Exploration Corp）的消息就是准确无误的。库马尔是从他在印度一家公司工作的律师朋友那里获得的消息，称这家公司的股份将会被公开要约收购。
“嗯，这个消息不会有错，对吧？”拉贾拉特南问。“是的！”库马尔回答说。“所以我每天都要在市场上尽量买一点儿他们的股票。”拉贾拉特南的话中透露着投机的味道。
投资印度石油开发公司与投资日本富士通公司完全不是一个套路。对日本富士通公司来说，是一家超级大企业想放弃自己的一部分业务。在日本富士通公司的交易中，最终是中方还是日方胜出，并不确定。
不过，对自诩无所不能的库马尔来说，利用富士通和联想之间的交易信息赚钱，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在经济衰退阶段，个人电脑买家都会缩减他们在信息技术领域的支出，都希望能够找到最佳的买卖机会。
“联想将会是赢家，”库马尔解释说，在个人电脑领域，戴尔和惠普的日子都比较难过，他们在低成本战略方面比联想做得要差得多，联想的主要客户群在中国，其成本控制战略做得很成功。麦肯锡就是成本控制方面的典型代表。在最近一次的公司办公用品大检查中，麦肯锡就决定所有的笔记本电脑都采购联想的低价机。库马尔突然意识到了拉贾拉特南指出的复杂性，他承认道：“现在，你知道了吧，你说得很对，有时候，市场会这样，‘天啊，他们竟然准备买下日本这家成本高昂的公司，他们的成本结构得面临多严重的挑战啊’。”“是的。”拉贾拉特南说。对于这种类型的投资，顶多是听麦肯锡的分析师说说而已，当前的他，是不可能考虑的。
华尔街在耶稣受难日放假了。在大多数情况下，交易员们都欢迎休市，但现在情况不一样，市场有着太多的不确定性，哪怕只是休市一天，也会让投资者感到惴惴不安。拉贾拉特南原计划星期四或星期五飞到新加坡与库马尔会合，然后再跟他一起飞往印度，考察他们俩之前谈过的投资项目。但由于贝尔斯登的破产给证券市场带来的冲击实在太大，拉贾拉特南觉得自己还是待在纽约的办公室，紧盯市场变化比较好。
“我现在不能马上确定到底去不去亚洲……你知道的，现在市场如此疯狂，我必须在美国这边紧盯着，你说是不是？”拉贾拉特南这样回应库马尔。“今天什么情况，我不清楚，还没有看。是不是又跌了？”库马尔问，他对市场行情的暴跌毫不知情。而此时的拉贾拉特南却完全不同，他的心情完全被市场控制了。拉贾拉特南曾说，当市场行情特别好的时候，他的心情也会很不错，看什么都觉得美好，而一旦行情变坏，他的情绪也会随之改变。
“轻资产”创新计划
2008年股票市场的大幅下跌也重创了库马尔的重要客户AMD公司。AMD在2006年并购了ATI公司，因此负债累累。尽管AMD公司希望通过并购而生产全新一代电脑芯片的计划看上去很美好，但投资者却很担心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AMD没有足够的现金投资建厂来生产这些产品。大多数投资者所不知道的是，在AMD公司内部有一个创新计划，这一计划让AMD在不需要大量现金支出的情况下就可以修建芯片生产基地。AMD希望找到一个实力雄厚的投资者，比如一家现金特别充裕的主权财富基金，为其建厂提供融资便利，这样的话AMD就不需要自己出钱。这一高度机密的公司创新计划代码为“轻资产”。从这一代码就可以看出AMD的思路，一旦交易完成，AMD的工厂数量，或者说此类固定资产就会少很多，因为公司已经将这类业务剥离出去了。
跟往常一样，库马尔向拉贾拉特南简单地介绍了AMD的这一“轻资产”战略计划。2007年冬季，他们俩每3个星期通一次电话，因为此时库马尔正计划回纽约，负责麦肯锡亚洲中心的项目。这一部门是为了帮助美国的公司在亚洲寻找商业机会，以及帮助亚洲的公司在美国寻找商业机会的。库马尔准备给麦肯锡最后一次机会提升他，如果这一次麦肯锡还没有给他升职，他就会考虑离开麦肯锡，另谋高就。
在拉贾拉特南和库马尔的交流过程中，库马尔告诉拉贾拉特南，如果AMD将生产业务剥离出去，那么公司就将最大的财务负担给卸掉了，“这对公司的影响是惊人的”。“哦，那这一次AMD股票的表现会跟上次并购前在纳斯达克上市的ATI普通股一样咯？”拉贾拉特南回应说。2006年，AMD并购ATI公司，让拉贾拉特南赚了上千万美元，这让他印象深刻。是的，AMD的表现应该跟ATI一样，库马尔表示赞同。
几个月过去了，事情越来越明显，AMD这次的表现不会跟ATI一样。拉贾拉特南记得AMD芯片工厂的投资计划应该马上就要开始了，然而，当库马尔从东京再次给他打电话时，他没想到情况竟然会发生变化。
“这个计划可能还需要再等两个多月，不是几个星期就能够搞定的。”库马尔说。
“哦，天哪，怎么会这样？”拉贾拉特南说，当从库马尔这里听到这个与他预期不一样的消息时，他的心情一下子跌到了谷底。拉贾拉特南的交易策略非常灵活，听到这个消息后，他只能通过调整策略，降低一些AMD公司的仓位，静候市场机会。
尽管在AMD与ATI并购交易上库马尔为拉贾拉特南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消息，并让拉贾拉特南大赚了一笔，但到2008年的时候，库马尔的地位有所动摇了。因为在拉贾拉特南身边出现了库马尔的竞争对手，这个对手不仅能够做到库马尔所有能做到的事情，而且还能做到库马尔做不到的事情，为拉贾拉特南提供更多有价值的情报信息。这个人就是来自华尔街的达妮埃尔·基耶西（Danielle Chiesi），拉贾拉特南曾经跟库马尔提到过她。拉贾拉特南说基耶西跟库马尔的客户AMD的首席执行官鲁伊斯的私人关系很亲密。鲁伊斯否认跟基耶西有染，他们俩的亲密关系也并未得到证实。库马尔并不知道这其中的内情，但基耶西确实是拉贾拉特南新的线人。基耶西曾经请帆船集团的一位分析师把自己介绍给拉贾拉特南，然后基耶西便与拉贾拉特南共进了午餐。拉贾拉特南和基耶西一拍即合，很快，基耶西就应邀出现在拉贾拉特南的各种聚会上。在6月拉贾拉特南的那次游艇生日会上，客人们注意到，基耶西独自走向舞池，然后从一件低胸、紧身的套装开始不停地换衣服。9月的时候，基耶西和母亲一起应邀参加拉贾拉特南在格林尼治住处的室外宴会，歌唱家肯尼·罗杰斯（Kenny Rogers）还来这个地方演唱过他那首著名的《赌徒》（The Gambler），歌词是“你必须知道什么时候拿牌，什么时候开牌，什么时候离开，什么时候回来”。这是拉贾拉特南最喜欢的地方，他经常邀请罗杰斯来这里唱这首歌。
AMD愿意出价多少来剥离电脑芯片生产业务，并与来自中东的一家主权财富基金成立合资公司，而这家财富基金将拥有合资公司50%的股权，拉贾拉特南并不清楚。不过，拉贾拉特南认为，通过基耶西与鲁伊斯的关系，他能够获得这方面的内幕消息。
“你对我的价值已经不像以前那么重要了。”拉贾拉特南这样告诉库马尔。然后，拉贾拉特南向库马尔施压，让他去见鲁伊斯，并且告诉鲁伊斯要小心枕边风。为了不让库马尔以为自己是想挽救鲁伊斯的婚姻，拉贾拉特南明确地告诉库马尔，是大嘴基耶西将从鲁伊斯那里获得的消息随便地告诉华尔街的交易员。这让库马尔大为恼火，原来是这个口风不紧的女人盗窃他在AMD公司获取的“边料”。AMD公司的内幕消息本应该专属于库马尔，但现在，这个女人竟然横插一脚。
“拉贾拉特南，你在跟我开玩笑吧？”库马尔说，这一要求让他目瞪口呆，“鲁伊斯博士是我的客户，而且，他还比我年长。”拉贾拉特南希望库马尔能够从工作性质出发，跨越道德枷锁的束缚。尽管库马尔对内幕消息这种违法行为驾轻就熟，但是利用社会道德准则来干预客户的私人生活，他还不是很适应。
你确信他们的状况很糟糕吗？
每当库马尔想跟拉贾拉特南改善一下关系时，就总是会发生一些事情，让他收回这样的想法。虽然2006年库马尔为拉贾拉特南提供了AMD和ATI科技公司并购交易的内幕消息后，他和拉贾拉特南的关系有了明显改善，但现在，面对拉贾拉特南这样的态度，库马尔又变得冷漠起来。2007年，库马尔告诉拉贾拉特南，商务智能行业的并购时机开始成熟。商务智能行业的公司会广泛地运用软件来处理海量大数据。这一信息激起了拉贾拉特南的好奇心，他问库马尔：“你是怎么知道的？”
库马尔解释说，他正在为一家名为数据库软件公司（Business Objects）的法美合资公司做咨询，这是一家专门开发智能软件的企业。库马尔天真地认为，拉贾拉特南可能会买三四家这个行业的股票，持有大概一年的时间，股票价格上涨，拉贾拉特南就会获得丰厚的利润。
2007年7月，此时的数据库软件公司正遭受微软和甲骨文公司的残酷*压打**，库马尔参加了该公司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纳帕谷（Napa Valley）召开的异地会议，他将数据库软件公司面临的凄惨前景告诉了拉贾拉特南。
一段时间之后，库马尔接到了拉贾拉特南打来的电话。“库马尔，你确信他们的状况很糟糕吗？”拉贾拉特南问道。让拉贾拉特南非常困惑的是数据库软件公司股票价格的市场表现。如果说公司真的处于困境之中，那为什么公司的股票价格一直在上涨呢？就好像市场上所有的投资者都知道这个秘密，但令人惊讶的是，一贯通晓秘密的大师却一无所知。
如果没有听从库马尔的建议，拉贾拉特南也不会感到生气。因为按照库马尔的建议，拉贾拉特南做空了数据库软件公司的股票，就是现在借入数据库公司股票卖出，期待数据库公司的股票价格下跌，然后以更低的价格买回来，将股票还给出借人，其中的价差就是自己的利润。但如果市场不是按照自己的预期发展，股票价格没有下跌，而是上涨，那么每上涨一美元，拉贾拉特南的亏损就会增加。面对数据库软件公司股票价格的不断上涨，拉贾拉特南很不安，他告诉库马尔说，自己有一半的空头仓位。
几个月之后，到2007年10月，数据库软件公司对外宣布，公司被德国科技巨人SAP以67.8亿美元的价格收购，这一消息让数据库软件公司的股票价格迅速飙升，使得帆船集团的亏损进一步扩大。如果将所有已执行和未执行的合约价值都考虑进来的话，帆船集团的总亏损为500万美元。拉贾拉特南告诉库马尔说，这笔亏损让他非常难过，2007年他也没有付给库马尔一分钱。尽管数据库软件公司投资惨败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好几个月，但库马尔还是经常会受到拉贾拉特南的责骂。与此同时，为帆船集团提供咨询服务的工作也变得越来越多了。
一封证明信引发的麻烦
2008年，为帆船集团提供管理服务的摩根士丹利急切地想证实曼珠·达斯是生活在印度的离岸投资者，所以不需要在美国纳税。曼珠·达斯是库马尔家的保姆，拉贾拉特南给库马尔的咨询费正是通过她的账户支付的。至于其他的证明材料，摩根士丹利还找到了一本经过公证的护照，两份地址核证副本，有公共事业账单，还有曼珠·达斯的银行保证函。
“让我看看这是怎么回事，到底做了什么手脚，”库马尔给帆船集团一位处理投资者关系业务的员工发来这样的邮件，“这中间可能有诈。”说这中间可能有诈的原因其实很简单。虽然库马尔的保姆曼珠·达斯一直跟他们一家一起生活在加利福尼亚州，库马尔却将自己岳父母在新德里的家庭地址设定为达斯的家庭住址。库马尔之所以要这么做，就是想让曼珠·达斯成为帆船集团的离岸投资者，这样的话，她在美国就不用纳税了。库马尔之所以要这么安排，其最初的目的是不想让自己服务于拉贾拉特南的事情，追踪到自己或者麦肯锡公司。如果曼珠·达斯被证实跟库马尔一起生活在加利福尼亚州，大家便很容易由达斯联想到库马尔。
按照库马尔的这个安排，达斯所有的账户资料都会寄到新德里瓦桑维哈（Vasant Vihar）他岳父母的家中，因为从名义上来说，这才是达斯的家庭住址。这样的设计，从一开始就存在漏洞。2005年，库马尔的岳母瑞瓦·戴约尔（Reva Dayal）就表示过担忧，她在写给库马尔的信中这样说道：“我担心达斯的邮件有可能会因为各种原因，比如投错了、退回或者处理，而落到她亲戚那里。达斯的亲戚确实也会偶尔来这里问达斯的信息。”或许，戴约尔的女婿会有其他的解决方案。
2006年，当帆船集团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备案后不久，拉贾拉特南就催促库马尔早点将钱从曼珠·达斯的账户里面转出去，转到一家真正的离岸金融机构。拉贾拉特南告诉库马尔说，这样做是一件很明智的事情，因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这方面的检查会越来越严格。不过，拉贾拉特南并没有告诉库马尔，他弟弟伦甘的塞德纳公司正在接受调查。如果调查的重心转移到帆船集团和拉贾拉特南身上，调查人员肯定有能力发现达斯和库马尔之间的关系。
对于此时的拉杰·拉贾拉特南来说，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那里留下帆船集团是非常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印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库马尔说，他认识一个瑞士人，这个人帮助亚洲投资者处理过类似的事情，但没有为美国的投资者服务过，因为美国的监管环境更加严厉。在库马尔不断的施压下，这位瑞士绅士同意买下曼珠·达斯在帆船集团的股份，并将这些股份转移到一家名为安比特（Ambit）的金融机构。库马尔觉得这是处理达斯账户的最佳方式。因为安比特是一个机构投资者，不会面临个人投资者经常出现的问题，比如被举红旗。
“从摩根士丹利基金服务部门的角度来看，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他们一般都不会关注合伙人将自己的股份卖给另外一个机构。摩根士丹利可能会要求你提供一份转让证明。”2008年5月26日，库马尔在写给帆船集团的投资者关系专员希琳·吉安汉达妮（Shireen Gianchandani）的信中，这样说道。“这是应对困境的最佳解决方案。希望这样的操作，不需要提供太多的文件。”库马尔要求吉安汉达妮不要声张，也不要将任何资料泄露给其他人。“一定要避免将达斯在帆船集团账户的钱转入她个人名下的银行账户，然后又用这个银行账户投资帆船集团，这个是底线。”库马尔写道，“如果这种情况出现的话，就会是一场悲剧。”
然而，转账并不像库马尔想得那么简单。为了将达斯在帆船集团的资产转移到安比特，摩根士丹利要求达斯出示两份地址证明。当吉安汉达妮将这个问题抛给库马尔的时候，她明显带着怨气。
库马尔在7月17日发给吉安汉达妮的邮件中这样写道：“曼珠·达斯来自孟加拉国遥远山区的一个小村庄，那个地方根本不会有水电煤气这样的账单。她护照上的住址就是永久性住址，这个地址也是她所有证明材料里的地址，是被当局认可的。”由于库马尔的理由并没有成功解决这个地址的问题，他有些恼火了，他补充说：“在印度，公证过的、带有暂时和永久住址的护照副本就是居住地的有力证据，因为护照是由当地的政府官员对居住地进行实地确认以后才颁发的。”
尽管库马尔不断想办法满足摩根士丹利提出的要求，却始终得不到认可。在已经穷尽各种办法，仍然不能解决这个难题时，库马尔想到了另外一条途径来获取这些必备证明材料。库马尔向一个认识多年的朋友求救，这个人就是埃兰·马瑟（Alok Mathur），他是一名内科医生，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一直是库马尔岳母的家庭医生。
在库马尔的请求下，马瑟出具了一份证明文件，证明他为达斯看病的时间有10年之久，而且确认了达斯在德里的住址。对于第二份证明材料，库马尔找到了麦肯锡德里办事处的同事，希望从他那里获得一份证明他们家保姆护照上的地址是准确无误的文件。库马尔在8月1日的邮件里问道：“亲爱的马欣多先生，你认不认识可以方便地签发证明信或宣誓书等证明材料的公证人？”“没有必要专门认识这样的人，”马欣多回复说，“这些人都是商人或者小店主，只要给钱，他们都会做。”
似乎只要将这些证明材料送到摩根士丹利，库马尔就能解决这个难题。然而这一次，摩根士丹利还是拒绝承认这些地址证明文件。“我们还需要两份原始的，或者公证过的水电煤气账单。”2008年9月8日，星期一，摩根士丹利的西尼德·海耶斯（Sinead Hayes）这样回复库马尔。其中，“两份原始的，或者公证过的水电煤气账单”这几个字眼被高亮加粗。海耶斯告诉库马尔，如果他不能提供这些必备信息的话，“请给一个充分的理由，我会向我们的合规部（Compliance Department）申请一下”。
这是库马尔最不想看到的结果。之前，库马尔曾经就这个问题解释过，但并没有得到认可。几天后，库马尔在给海耶斯的邮件里这样写道：“印度没有个人水电煤气这样的账单，因为印度的基础设施特别薄弱。不仅如此，金融、银行部门的基础设施也很差劲，很多人都习惯将钱以其他方式保管，或者跟其他人共用一个账户，而这些人未必住在同一个地方。在印度，跟金钱相关的很多交易都是依赖信用来维持的，比如，你可以在一个城市购买珠宝，几个月之后再在另外一个城市付款。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传统习惯，这样的交易传统在日本也行得通。”
然而，摩根士丹利依然对库马尔的解释不买账，仍然要求库马尔出具曼珠·达斯地址的证明文件。由于股票市场的崩盘，以及金融系统面临坍塌的可能，库马尔加快了步伐，想尽快弄到让摩根士丹利满意的证明文件。2008年10月25日，库马尔给印度班加罗尔汇丰银行的一名员工写信，请求他出示一份证明材料，上面只需要说明曼珠·达斯是印度新德里的一名居民，且在汇丰银行有账户就可以了。“如果你能够将这个证明材料的PDF文件立刻发过来，那真的是太感谢了！”库马尔在信中这样表示。
然而，当汇丰银行将这封证明信的初稿发过来时，库马尔发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虽然这封信如实证明了曼珠·达斯的信息，但在2008年10月25日的证明信中，汇丰银行说曼珠·达斯是从2008年10月20日开始在汇丰银行拥有了账户，但这个账户刚刚开通5天。库马尔很清楚，这样的一封证明信肯定会引起摩根士丹利的警觉。库马尔怎么也没有想到，原本很简单的一个账户转账的事情，竟然引发了这么多麻烦，这与他最初的设想相差太大。库马尔不想再多做争辩，于是他给班加罗尔的汇丰银行回信说：“请再发一封证明信，这次的证明信请去掉‘从2008年10月20日开始’几个字。请尽快发给我，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