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4月26日晚，当时辽足的张玉宁、曲乐恒、王刚等几名队员外出活动，在驾车归来途中发生车祸，驾驶员张玉宁受轻伤，坐在副驾驶位置的曲乐恒腰椎骨折，当即被送往医院。
曲乐恒在医院被诊断为‘脊髓严重挫伤合并截瘫’，这意味着曲乐恒不仅不能重回绿茵场，他的后半生也将在轮椅上度过。于是，曲家和张家之间围绕‘赔偿’问题，矛盾开始逐步升级。”
曲乐恒叙述关于事情起因：
曲乐恒：“2000年4月24晚上，我们打云南回来，当晚全队宣布放假，11点左右我和几个队友去了火炬大厦（辽足老队员吕东开了间酒吧）坐一会儿，当我刚走进去时碰上了张玉宁，当时他便把我拉过去，介绍给他那伙人，边峰、阎军、谭四（音译），还有一个边峰的保镖。当边峰听到我的名字时，感到很惊讶：‘你是曲乐恒吗？听说你很牛X的。’第一句他就这样说，‘我是黑社会的，有钱，黑道白道都不怕。你要跟张玉宁过不去，就是跟我过不去。’这时他的手机响了‘赶快叫人来，把东西带过来’。这时我感到有些不对劲，就连连说和张玉宁有些小误会，没什么大不了的。‘本来我们想废了你，见了你看到还不错，放你一把。’后来得知，边峰是这个黑帮的老二，张玉宁是老七。”
“26日训练完事后，张玉宁约我出去吃饭，当时我没答应，因为李铁已先和我约好说一块出去吃。但洗完澡在宿舍换衣服时，张玉宁又来了。‘可以不去吗？’‘你自己看着办！’张玉宁随口甩了这么一句。当时我又想起了两天前的事，便答应和他一起去。当我们出了宿舍时，正碰上王刚和杨贺（王刚前女友）。但是张玉宁驾车并没有开往本来说好的万柳塘，而是朝一条僻静的小路上开去。”
“开了1个半小时，我们到了远郊的汪宾乡。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张玉宁经常来这里，因为如果是生人，开车是很麻烦的，路很难走。”
“到了后我们见到了当地的派出所所长张伟（音译），接着边峰也来了，带了三个小姐，共18人，坐了两桌。张玉宁坐在我的右边，他的右边依次是所长、边峰、三个小姐、保镖……王刚和杨贺坐在我的左边。”
“当晚我和张玉宁各喝了他们自泡的三两雄蚕鹅酒，又喝了几瓶啤酒。由于晚上队里9点半归队，8点我们就往回赶。”
“回来的路上，在从小道往大路上奔时（事故发生地），突然感觉张玉宁开得很猛，下意识地我就把右手紧抓上方的把手，脚使劲踩着正前方的档板。接着车就碰在了大树上。首先感觉到的就是我脸上淌出了血，随即我就把车门打开，身子出来了。这时后排的王刚也下来了，他来拉我，我的腰很疼，‘别动我，快打110！’当时我使劲全身的气力喊。在我出来后，张玉宁也从我这边下来了，但他没有顾及我的死活，立即被张伟和边峰用宝马车接走了。”
“发生车祸时我是很清醒的。一个细节我后来也清楚地记得，那就是去时张玉宁没有系安全带，可回来时他系了，但他没有提醒我。也许，在他和边峰等人走后，就认为我曲乐恒死定了
张玉宁家关于事情起因的叙述：
“车祸发生后，我们双方家庭都感到非常悲痛，当时我们家主动道歉，主动拿钱，并积极配合辽足俱乐部给曲乐恒的抢救工作，除在医大住院期间，我和我爱人忙前忙后照顾护理外，即便在辽足俱乐部没征求我们家和交警大队的意见下，主张将曲乐恒送到北京康复中心去康复治疗后，我们还多次坐火车去北京看望他。就连他过生日，我们都记在心里及时赶去北京。”
不难看明白，出车祸之后，曲乐恒方面一直认为是张玉宁故意而为之。至于说张玉宁为什么会针对曲乐恒。这要追溯到1999年年底的超霸杯。当时在辽宁队还是替补的曲乐恒独中三元，大放异彩。赛后新闻发布会上，时任辽足主帅张引的一句“谁的状态好谁就上”，更将两人的竞争关系摆上了台面。
之后的新赛季，外界一度传闻，曲乐恒的表现已经盖过张玉宁，而一直在闹转会的张玉宁，将有可能就此失去在辽足的主力位置。
2003年3月中旬，瘫痪将近三年的曲乐恒被鉴定为一级伤残，三年内消耗的巨额医药费也使曲乐恒一家陷入窘境。于是，三年来一直宣称要“讨个公道”的曲乐恒一家于2003年6月30日提起民事诉讼，又一次将张玉宁告上法庭，要求其赔偿574万元人民币，法院于7月7日正式受理了这起诉讼。
最终，张玉宁家以赔偿275万了结官司。
在整个事件的发展中，除了当事人张玉宁和曲乐恒，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边峰。这个在曲乐恒口中自称是“黑社会”、甚至“一个电话就能把高峰叫到酒吧”的关键人物，也是外界始终关注的焦点。
那么，张玉宁到底是不是黑社会？这位边峰，又到底是什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