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现在是什么，只有过去才能告诉你，因为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
在这个全球史真正形成的时代，如何才能用宏观的视野来了解我们中华文明的过去，如何用中国人的角度、中国的历史观和文化观，来了解世界各种文明的兴衰起落，从而建立起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全球观？
本次解读的这本《世界历史六千年》，正是立足于中华文明的角度，带你认识和了解世界的过去，了解人类所有文明的过去。
本书的作者张禹先生是历史业余爱好者。经过大量地阅读相关史料和严密的考证，历时10年才完成本书。
本书于2018年4月出版，同年5月被中国图书评论会评选为“中国好书”。推荐理由是：本书是一部简明*界通世**史大众读物。从全球整体的大视角纵览人类文明历史的全貌，将文明的晨曦、国家的兴起、春秋的烽火、帝国的荣耀、陆地与海洋、殖民的世界等六个千年的主题依次展现。
人类的文明是从迁徙到定居的过程中形成的。中华文明、古印度文明、两河文明和古埃及文明是人类文明历史长河中最早、最大的分支，我们现在的很多方面都可以从中去追溯到历史的源头。
本期我们先来讲解人类文明发展的第一个千年——公元前3300年到前2300年，即人类文明的晨曦。
开始今天的讲解之前，先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
为什么说大洪水是人类文明的源头？
01
人类祖先在依靠狩猎和采摘植物果实为生的远古时代，其实和动物是没什么区别的。
为了获得更多的果实，人类祖先开始种植植物，对成熟果实的等待使人类祖先选择了定居。
在水之滨和河之畔开始出现原始村落。聚集在一起的人为了保护收成和储存果实，用泥土和树木在聚集的地方，建造起保护的围墙，于是形成了最早的“城”。“城”因能够为货物交换提供固定的场所和保护，而逐渐增加了“市”的功能。
人类文明正是因为“城市”的出现，加速了发展。
在种植和狩猎中，为了有更便捷和坚固的工具，人类发明了金属冶炼技术，进入了人类文明的“铜石并用时代”，从而完成了人类发展史上一次历史性的跨越。
而人与人之间日益频繁的交流，使“象形文字”从原始图画中分化出来，逐渐发展成为文字。
城市的建造、金属工具的使用和文字的出现是人类文明早期形成的重要标志。
伴随着城市的出现和金属工具的使用，人类各主要文明的文字也逐渐形成。这个过程极其漫长，大都经历了从最早的记述事件的图画，到固化的象形文字，到抽象成古典文字，最后再进一步简化、分化，发展成为今天使用的各式各样的文字。在这个过程中，有些文字逐渐消亡了。
自从有了象形文字，人类文明才最终完成了全部的文明要素的创造。对于如何用文字来界定文明的起点，在国际史学界中，至今并未统一标准，由此引发了不少关于不同文明起源时间的纷争。
尽管存在不少争议，但各大文明文字的产生，仍然具有一个相同的共性，那就是被归功于某个神一样的人物，或被认为就是神灵的杰作。
仓颉造字，则是中华文明中一个广为人知的传说。
文字与文明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两者相伴而生，又相伴而去。古印度文字、两河文明的楔形文字、尼罗河文明的古埃及象形文字，都和它们的文明一起，逐步丧失了生存空间，唯独汉字同中华文明一起相伴发展至今，成为中华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符号。
02
公元前3000年左右，西亚因为来历不明的白苏美尔人大规模采用灌溉技术而开启了两河文明的篇章，北非在对河水的开发利用中实现了尼罗河文明的统一，南亚古印度文明在这一时期的唯一标志是哈拉巴文明的遗址。
东亚的神农部落，由于掌握了先进的生产技术成为中华文明最早的部落联盟首领。神农氏也因此享有“三皇”的荣耀。
中国人经常用“自盘古开天辟地，三皇五帝到如今”来概括中华文明历史。“三皇”总括的是中华文明早期的孕育过程，这一阶段始于盘古开天地，终于公元前2600年左右的“涿鹿之战”。
“三皇”这一说法，最早出现在《周礼·春官·外史》中，后衍生了很多个版本，有“燧人、伏羲、神农”说和“伏羲、女娲、神农”说等不同的说法，这些说法的最大共性是，将中华文明在孕育过程中所取得的标志性成就归功于三位神话人物，亦可以解读为中华文明是由无数古代先人共同创造的。
位列“三皇”的众多神灵中，女娲与伏羲是最高层级。女娲是继盘古开天地之后创世纪的神灵，从女娲用泥土造人，或女娲与伏羲结合创造人这两种传说中，我们可以看出，女娲代表了人类对生命的崇拜和敬畏，也依稀可以看出母系社会的痕迹。
伏羲则被后世赋予了“男性”的特征，既有与女娲共同造人的至尊地位，也有教会人类结网捕鱼，创“伏羲八卦”，制“琴”作“曲”等开创上古文明的功绩，因此被看作为古代人类智慧的创造者。
公元前2600年左右，南亚古印度文明在留下城市遗址后，因消失而中断；西亚两河文明因苏美尔人被外族入侵而结束了第一阶段的历史；北非的尼罗河文明则在统一带来的和平中，完成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创造：大金字塔。
东亚的中华文明，在炎黄二战蚩尤的“涿鹿之战”中，完成了从“三皇”到“五帝”的时代交替。黄帝开启了中华文明的“五帝”时代，炎帝只是依靠“三皇”神农氏一脉的盛名，才列在黄帝之前，成为炎黄子孙的共同祖先。
黄帝在诛杀蚩尤之后，征服四方，彻底取代神农氏的部落首领地位，被诸侯尊为“天子”。
“五帝”之说最早出于《史记》中，指的是“黄帝王朝”中，五个相继为帝的首领，分别为：黄帝、颛顼、帝喾、尧和舜。
事实上，关于“黄帝王朝”的一切，都只存在于传说中，并没有相对清晰和完整的社会发展背景供后世的史学家来研究。
虽然中国自古就有“拜祖到新郑，祭祖到黄陵”这一说法，但河南新郑只是目前学术界公认的黄帝出生地而已。
据《史记》中记载，黄帝并没有固定的住处，总是“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因此“黄帝王朝”是一个没有都城的文明。
03
公元前2600年前后，古印度文明只是昙花一现；两河文明在开放的环境中不断迷失；尼罗河早期文明通过石砌而成的大金字塔确立了其无与伦比的地位。
而中华文明在即将到来的大洪水时代，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水在养育人类的同时，也给了人类生存造成了最大的威胁。
在大洪水面前，几乎所有文明都难逃厄运。至今我们仍能从古人留下的对洪水的记载中，感受到当时人类对洪水的恐惧和无奈。
在古代中国人眼里，大洪水如同世界末日。而在在古代美洲人眼里：“天接近了地，一天之内，所有的人都灭绝了，山也隐没在了洪水之中……”
在人类早期文明的晨曦中，所发生的一切，对现代人来说已经是模糊不清的记忆。但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那就是大洪水并没有终结人类文明的脚步。
在黄帝王朝的末年，一场大洪水席卷了整个中原大地，也因此引出“大禹治水”这一流传千古的悲壮故事，造就了一代伟大的帝王。
其它文明中，能够与大禹治水相媲美的传说，大概只有诺亚方舟的故事，且大洪水都是从天而降，只是一个缘于天帝对人类罪恶的愤怒，一个缘于上帝对人类不敬的惩罚。
在大禹治水的传说中，无论是禹的父亲鲧还是他自己，在大洪水来临时，都试图通过治理水患，从根上解决问题，采取的是主动的姿态。而在诺亚方舟的神话中，以诺亚为代表的人类，只是在被动地躲避水患。
两者的不同，实际上反映了不同文明间的内在差异：稳定和飘忽。
大禹主动治理水患，可以理解为中华文明对土地的眷恋。只有治理了水患，才能保住家园，守住故乡。因此，这种行为可以理解为对稳定的追求。
中华文明在此后的“稳定”中走了5000年，这种稳定既让中华文明创造了空前繁荣，也为后期的闭关锁国埋下了伏笔。
诺亚方舟被动躲避水患，可以理解为对生命的珍惜：留住生命，留住希望。这种被动的行为虽然使得文明在早期发展缓慢，却为他们今后在漂忽中发现新大陆埋下伏笔。
下一期的解读中，我们将一起了解世界历史的第二个千年，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