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二排左三（浅色衣者）为作者
十年寒窗苦也甜
作者 | 张良忠
建国初期，农村文化教育非常落后，长年的战争消耗了国力民力，教育自然受到摧残和破坏。解放伊始，*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国民文化教育。在平复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同时，大兴文化教育事业，各类学校兴起，农村小学遍地开花。1951年冬，我即将满六周岁，长辈们早已酝酿并准备让我进校学习，母亲也早已给我准备了入校的干净衣服。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前半期，学校招生是在阴历年后，过了阴历年，新学年算是开始了。
一、漫漫九年小学路
1952年春节过后，村办小学开学了（建国后兴办），长辈们把我送进学校，我的学校生涯便由此开始了。学校设在一户闲置的民房内，院落坐北朝南，院前即村的东西大街，院内有东屋两间，南屋两小间 ，院的北厢是另户人家的南屋后墙。院西是一条弯曲的南北胡同，邻胡同砌有一道约一米半高的土墙，墙的南端，临时搭建一个极简易的草棚，为的在此烧水。院门原南向，设在院西南角，是一个较宽敞的过道（即门楼）后拓展改造为老师的办公兼住宿处，于是便在西墙的南端开了一个豁口，算是出入的门了。院的东南角是一个栏（厕所），门是西向的。校院略呈长方形，南北略长，面积约在300-350平方米左右。学生的体育活动即在院内举行。刚入校时，我清晰的记得只有两位老师，一位是后村的王姓，据说是代课，另一位姓马，是一个脚有残疾的人，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私下里我们都喊他瘸巴老师。似乎在我入校的同时期，张光林老师来校。学校学生不很多（30-40人）因教室和教师受限，1-4年级采取复合式教学。那时的小学分初小高小两个阶段，初小期间，课程就是国语，算术，常识，我清清楚楚的记的，当新课本发下时，一股清幽的书香味直沁心脾，这是我第一次接触书本并嗅到书香味，一股新奇，激动，感奋，愉悦的情感油然而生。在狭窄的用木条板搭起的书案上，我翻看着书中的图画，手不停地摸挲着画面，有一种诱惑和吸附力的亲切感在心头泛起。正规的学校生活开始了，每天按时到校，出操跑步，上班听课，知识每天在更新，大龄同学的调皮，淘气，打闹等，给我这刚入学的蒙童平添了乐趣，我们也跟着在院内跑跳，顽皮，启蒙时期的学生生活实在是令人向往。
大概是人的天性使然吧，对于国语和常识课，我有着一种本能的热衷和潜质，有兴趣而易掌握，而对于算数，一起始是一窍不通，真是瞎子骑瞎马。入学前，头脑里一点也没有数的概念，更别说再用他们做计算了。这一点作为家中长辈是有责任的。在我的记忆中，他们从未教过我，我不知道数字为何物，于是在以后的学习中，国语常识能倒背如流，而算数则是浑浑噩噩稀里糊涂，这种情状大概经历了好一段时间才逐步得到改善。
在本村小学读完三年级，1955学年还未开始，根据教育部门的安排，我村小学划归纸坊学区（原归朱堡学区），学制也作了改革，新的学年由每年的七月始，学校招生也由此时。1955年新学期开始，我村小学迁到纸坊高等完小，按理我应升读四年级，然而不知何故，却让我从一年级重新读起（我们两人）。纸坊完小是一所高等小学，学校占用的是一座寺庙（松萝寺），庙宇巍峨宽敞，初小年级在庙堂内上课，高年级在新校舍，新校舍玻璃门窗，光线明亮，桌凳都是公家置办。学校院落极濶，操场在西，中心筑一高台，学校*会集**时，作为校领导训诫立身处。在这里，我第一次接触到单双杠，木马，乒乓球等诸体育器械，第一次聆听到老师演奏的脚踏风琴，那美妙的琴音，悠扬动听的乐声深深地感染了我。使我对音乐产生了浓厚兴趣。
纸坊完小六年的学程是很不平坦的，现在回想起来，本村三年是在无忧无虑下度过的（算是幼儿园教育吧），那时年幼，不知什么愁滋味，随着年纪渐长，愁滋味也渐上心头，1957年家中翻盖南屋，又加年景不好，家庭生活十分拮据 。到了1958年春，迫于生计，我只好辍学跟爷爷去南山乞讨。一个星期的日子里，我跟爷爷走村串户，饱受恶狗的恫吓之苦。这使我第一次尝试了乞讨人的艰辛。
1958年人民公社化后，由于中央“左”的路线的影响，浮夸风盛行，“大呼隆”，“大锅饭”，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一系列冒进做法，导致了农村经济的重大挫折，农业欠收，农民生活逐步陷入极度恐慌中 。由于生活极度困难，我常常辍学在家，学业几近荒废。有时一个学期的功课，也只能断断续续的去校学几篇。再加学校不间断地组织学生助农劳动，参加大炼钢铁砸矿石等，又占用了学生不少学习时间。记得1958年秋收时，我班学生由老师带队，在岩头，徐家圈等村大田劳动，晚上住在李家庄一农户家，我们近二十位男生住在一家的西屋内，地上铺了麦秸干草，大通铺，这也算作我第一次集体宿营生活。这种学习劳动交叉结合的生活，由开始的不习惯逐渐变得习惯。
1958年秋季，庄稼长势特别好，玉米，地瓜，黄烟，青菜萝卜均好于往年，由于“大呼隆”式的“共产主义”生产和生活方式，造成了丰产不丰收，粮食未得妥善收藏，于是1959年伊始，饥荒降临，我和其他的一些小学生一样，跟随家中大人又开始了踏遍西南山区的乞讨生活。学业几予荒废，断续的学习生活持续到春荒之后，这年的春天，我被学校选拔参加了县春季运动会，比赛项目是*榴弹手**投掷，和我同参加的还有三名同学。比赛在一中操场进行，吃饭在县招待所（三官庙），顿顿是白面大馒头，有炒菜，这在当时百姓生活极度贫乏的情况下，简直是太奢侈了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有组织的社会活动，使我开阔了眼界，长了一定的见识。比赛前后三天，我们安排在建设路小学集体宿住。在这里我认识了朱封小学来的后来成为一中校友又是战友的刘凤祥，比赛间隙，我们集合在操场踢足球，打篮球，玩的十分开心。
1959年下半年，根据上级指示，在校就读小学生进行了超龄清退，小学初年级当年满15周岁的一概退学，学生数量减少，学校负担减轻。生活虽然依旧艰苦，但“*跃进大**”的风势渐弱，学校教学秩序趋于正轨。两年的高小虽然读的也十分坎坷，辍学多在春季（1958-1961年的四个春季我均跟大人去西南山区讨生计）。每到此时，老师就会找到家中做家长工作，劝催学生到校就读。有几次碰巧我在家，听老师对家长说，再困难也不能耽搁孩子的前程啊，何况这孩子学习勤奋，很有希望啊。并特别指出我的语文课程尤其是作文是很优秀的。意思是提醒家长不能误了孩子的前程。实际上我和我的家人何尝不知道这道理，但家中孩子多（兄妹五人），我是老大，光生活就是问题。就在这种捉襟见肘的窘迫年月下，我坚持着断断续续的学业。“八字方针”的实施，*党**和政府有效的救济政策，到1961年，整个社会形势转好。也就在这一年，我结束了六年的小学学业，并考取了进县一中的录取资格，此后开始了三年的中学生活。
回顾六年的（实际是九年）小学生活，其中不乏许多有趣之事，在此对印象较深者略作记述：
（1）不懂事不知羞。
记得刚入小学时，大概由于老师的教育指导不到位，致使一下课走出教室的我便在院子里解小手（撒尿），当时有高年级同学提醒，小便应到厕所，此事使我记忆终生。
（2）学区开会被人背。
由于入学年幼，走远路困难，逢朱堡学区开全体师生大会，我们几位年幼的同学往往由高年级大龄同学背着到会，虽然机会很少，但给我的印象极深，情景似在眼前。
（3）抓穿花袍子的。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农村人的穿戴极传统，物资匮乏，布匹短缺，受其限，吃穿极俭省，但作为长孙长子的我，在长辈的心目中还是蛮受宠爱的。他们为我制作了一件花色袍子，母亲手巧，穿着很合身，我经常花袍着身，四处玩耍。尤其是结伙去野外捡柴挖菜等，往往和邻村小朋友开起仗来，双方以石块，土坷垃为*器武**，列开阵势，互相攻退。当时我是小伙伴中投掷最远的，由于攻击力特别突出，引起对方重视，每当两阵相对时，对方多喊抓穿花袍子的，但往往对方力不能支多败下阵去。现在想起来，当时的勇敢透露出少年的一股英气，虽然是打斗玩耍，但培养的是一种英勇顽强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4）乞讨苦当乐。
1958年春，迫于生计，爷爷决定带我到西南山区讨生活（临朐方言叫要饭），那年我十二周岁，已有六七年的读书生涯，头脑里已具备一定的知识，但对于乞讨只有书本上的字义理解，实际上这是处于不得已的选择。那年祖父已是六十五岁之龄的老人了，在那个年代生活条件下，六十五岁之龄已是很难得了。俗话说：五十少，六十稀，清自不见那七十的。这是我们临朐的说法。祖父在做了必要的准备，（一个简单的行李卷，一个当地叫做撞穰布袋的大布袋）一根柱棒（拐棍兼打狗棍）。在一个晴朗的早饭后，我们上路了，目的地大概是爷爷早就想定的，即西南方向离我村五十余里的嵩山地区，山的周围有许多村庄，到那里不愁无生计可讨。祖孙俩朝着五井方向赶路，步子由缓渐促，由我村至五井有二十多里路程，费时要两个多小时，那天正逢五井集，大约在十时半或近十一时光景，我们赶到了五井集，此时，天气突然阴云罩顶，云磨在天，雷声响起，赶集的人们开始骚动，有的商贩收拾摊点离开集市。路上尽是散集赶路之人。我和爷爷心怀焦灼，急匆匆赶路，此时有一中年商贩挑担赶了上来，我们成了同路人。同行中，爷爷和那人攀谈起来：兄弟，贵姓啊？不贵姓张。老哥，您贵姓啊?我也免贵姓张。咱们倒是一家子啊！二人又互问了姓名，天下巧事真是多，我爷爷张名秀堂，那人却是中间一个化字，大名张化堂。这一来，他们简直就成了一家人，那人对爷爷说，我就是咱五井的上坪村，中午就到我家吃饭了。爷爷道了谢，于是我们三人顶着雷声，在乡村的土路上大步流星的朝上坪村疾走。
上坪村坐落在嵩山东侧，离五井约二十五里上下（当地人说法），我们三人紧赶慢赶，就是不见村子，我不住的埋怨，期盼匆忙中忘记了疲劳。午后一时许（约摸中）总算到了上坪村，雷声也住了。这算的上是一个山庄，不很大，真是步步登高。到了那位张爷爷的家门口，也不知道是爬了多少坡，登了多少坎，进了他的家门，他向他的老伴做了介绍，于是张罗着做饭吃，当时吃的啥现在已记不清了。饭毕稍作休息，爷爷对这家人表示了感谢，他们又送给了一些吃食，于是我跟爷爷告别他家踏上了真正的乞讨之路。还是那句老话，天下奇巧之事往往令你难以预料，想不到在过了二十六年之后的1984年春夏间，我又见到了这位长者，当时我负责单位的史志征集编写工作，在邀请座谈的公安战线老同志中，就有这位张化堂老人。他当时已是古稀老人，他曾经在临朐公安队工作过，这信息在我孩童时自然是不知道的。座谈会由我召集主持，但我没有对老人提及往事，当时我想，即使我提起他也未必有印象。当然，如提及此事，也会为座谈会增加一些别有兴味的乐趣。在接下来的五六天内，我和爷爷围绕嵩山走村串户乞讨，之前爷爷就教我说：上门后要叫大爷大娘，爷爷奶奶，给点吃的吧，声音要宏亮诚恳。当时我一个小孩子家，从未出过远门，更别说祈求他人，开始愣是喊不出，爷爷鼓励我，我也出于自励，于是渐渐习惯了那乞讨声。只是山村的人家多养狗，有的又大又凶，有的人家的狗就趴在门口外，你要进这户人家，就要闯过这狗关。我紧贴在爷爷身边，总是胆战心惊，生怕狗会扑上来咬到我，爷爷用他的打狗棍撑持着，并鼓励安慰我不要怕。有时在大街上，狗见了生人就会扑上来咬，一只狗叫引来其他的，多时六七条狗是常有的事。后来爷爷给我准备了一条棍棒，于是增加了我的勇气，有时我会抡起棍棒打狗，但爷爷不赞成，说是主人不乐意，我也只好收敛些。就在这悬心吊胆乞讨中，我也渐渐胆壮起来，但这总不是个好活计，我期盼着尽快结束这恐惧的时日，想家和上学也帮了我的忙，于是在围嵩山转了大半圈，乞讨了十几个村庄后，爷爷便领我回到了温馨的家。
这次乞讨生活是我第一次远离家门，在这之前，我走的最远的只是到了县城，那是在七八岁时，我到姥姥家，三舅带我去城里车站接去潍县办事的姥爷，就是这次出门，使我第一次见到了汽车，领略了这个小县城的一侧风光。这使我很满意，很激奋，这成了我向小伙伴炫耀的资本。
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自然灾害频繁，又加*党**内极左思潮的泛滥，更加剧了人民的疾苦，1959年春，我先后跟爷爷，母亲多次去西南山区乞讨，和爷爷越过朐博（山）边界的璞丘岭，深入异县界，但灾荒是普遍性的，到哪里都是饥馑遍野，爷爷临出门时，带上了些烤烟，打算以此换取吃食，但在普遍缺粮的情况下，上好的黄烟也不值钱，只是换取了些许的干粮和山果，真是杯水车薪，只能解一点燃眉之急。记得有一次，到了朐沂（源）边界的三岔店时，在嵩山的西南麓路边有一家饭店，爷爷领我进了饭店，那时行了一天的路程，我已是饥肠辘辘，爷爷疼惜我，便花钱买了一碗大米饭给我吃，这是我第一次见也是第一次吃大米饭。雪白的大米晶莹剔透，香气四溢，我三下五除二就吃进肚里去了（米饭不干不湿），一碗饭下肚勾起了肚中的饿虫，倒觉得更饿了，爷爷只好再掏钱，结果又吃了两碗方罢。直到现在我仍记忆犹新，后来从了公，走遍天下，吃过各种各样的米饭，但都没有那次的饭香。
乞食难求，我和爷爷只好回家，接着又和母亲，二弟（携四弟）出门乞讨，二弟小我两岁，走路不成问题，而四弟则不然，那时他只是一个周岁多一点的幼儿，一路上完全靠母亲和我们的背负，一天要走几十里路，又多是山路，母亲是裹过脚的人，虽然那时他还年轻，但辛苦是不言而喻的 。为了能让年幼的四弟吃上较精致的食物，每到饭时时节（临朐方言即农村普遍吃饭时段），我们尽量多地串户上门，记得在一个村子，那家人家的饭食较好，我和弟弟曾数次前去，使得那家人家疑惑又好奇。
母亲是一位心灵手巧，性格刚毅的人，在困难面前从不萎颓，她发挥自己的特长，铰了众多女人做鞋，衣时所需花样，鞋样等，以此换些许食物。接下来的1960，1961年春，我和母亲继续着这种乞讨生活，同时用口中节省下来的点滴精粮（麦子）或钱，换取和购买人家的杂粮或山果，借以填充饥腹。这种交易活动，在当时普遍缺粮的情况下，各地采取了管控措施，禁止粮食流通。有的地方在路上设卡，一旦被关卡查扣，就会落得钱粮两空。那时真是呼天地神灵也是没有用的。于是逃荒的人们大多趁夜晚赶路，以躲过关卡。庆幸的是，我们没有遭此厄运，大概是上天眷顾有加吧。时间到了1961年，虽然这年春荒依旧，但毕竟年景略呈平稳，这年的春节过后，我面临着小学毕业，是否考取中学的选择，父母在做了权衡之后，决定让我继续升学。真是谢天谢地，在疲于奔命甚或焦头烂额情势下的中学应考，居然成功了。记得通知下来时，我和同队的张福生在台子崖地瓜地里翻瓜秧，听到消息后，我们都高兴地叫起来，一蹦老高，接下来的便是艰辛的三年中学之路。
连续几年的乞讨生活，磨练了我的意志，养成了忍辱负重，任劳任怨，吃苦耐劳，埋头苦干，忍让包容，忠诚正直，轻财重义，不计得失等良好品质 。但另一方面，由于生活的压力所致，又造就了我沉默寡语，性格内向自闭，谦卑保守等消极的一面，它也影响了我的一生。同时还培养了热爱大自然，钟情于山水的情怀，向往新生活的志趣。
（5）快乐与苦闷交织着的无休止的劳作。
劳动高尚，劳动光荣，劳动创造一切，这是真理，但对于一个懵懂的幼童或少年来说，却不这么认为。我的从事劳动，相较同龄的伙伴们要早许多，因为我是兄妹中的老大，母亲没有帮手，于是许多的家务活就落在了我身上。在我的记忆中，从六岁起，我就开始帮母亲推磨推碾，烧火帮炊，抬土垫圈，还要帮带弟妹。至于拾柴，挖野菜，跟大人下地干力所能及的活是经常的事。我也有和其相仿年龄孩子的那种无忧无虑，无所事事，悠游悠乐，嬉戏打闹玩耍之福气，但更多的是*绑捆**在琐碎的家务事上。自参与劳动起，大概有十余年的时间里（即在我17岁之前），这种无休止的琐碎事*绑捆**着我，束缚着我，令人十分苦恼烦闷，最典型的是无休止的推碾推磨加工吃食，这可以说是三天两头要做的，你不做就没得吃。这些活单靠母亲一人操持是根本不能胜任的。因为母亲负担的家务事就更繁杂了。我只好忍辱负重，放学后，那时基本上无作业，别人家的孩子在大街上吃，玩，而我多是被捆在碾磨或其它活计上不得脱身。有时我也向母亲发埋怨，攀比别的孩子，母亲也只能支吾敷衍，我体谅母亲的难处，又不忍让母亲一人受累，忍气吞声埋头苦干罢了。
十几年的童、少年生活是艰辛的，多彩的。他磨练了我的性格意志，学会和掌握了不少生活的技能，而且从小就懂得东西的来之不易和生活的艰辛。这是最可宝贵的收获。艰辛的劳动给我也带来了许多乐趣，一是经常受到邻居的夸奖，比如推碾推磨，烧火做饭等，由于能干和技能的熟练掌握，邻居屡屡赞扬有加，一是说我掂实（能干），二是夸我巧（技术掌握得好）说我像个女孩子一样的细心。每每此时，母亲也会肯定我的成绩，这是我精神上的最大慰藉。另一方面是虽然劳动枯燥乏味，但有时也会有快乐相伴，如抬土垫圈，上井打水，去野外检柴挖菜等，往往是边劳作边玩耍，同样得到精神和心理上的满足。再是通过劳作的艰辛对比，更加体验到娱乐玩耍时刻的美好与珍贵。每当此时，就会全心身的投入。如和小朋友玩各种游戏，如掷琉璃球、敲儿、打王八、藏眼妈（捉迷藏）、河中抓泥鳅等，有时还会比赛爬树、跳高跳远、打翻蹦、拔轱辘（摔跤）等，可说是玩的放肆又开心。每当此时，一切不愉快的事都丢到九霄云外去了。童年的生活又是极幸福的。
二、中学三年路坎坷
三年的初中生活开始了，这是作为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节点。从穷僻的乡村到县城上学，在我少年那个年代是很荣幸的事，我们村十好几个孩子，就去了我们两个，这证明了自己知识的掌握还是可以的。抱着新奇的求知欲，踏入县内最高学府，立即产生一种神秘庄严的敬仰感，对老师简直是有点膜拜感。1961年，在八字方针的调整下，农民生活得到一定改善，但主要还是依靠瓜菜代 。此时的一中，学生的生活模式进行了改革，由以往的在校食堂凭票就餐改为学生自带饭食，这就给学生增加了困难，一是当时家中口粮不足，学生所带伙食数量受限制，大都吃不饱。二是饭食存放有困难，尤其是夏天，菜窝窝头两天就会变味拔丝长毛，这就直接影响学生的健康。到冬天，饭食存放容易，但却是生硬冰冷，只能用开水泡着吃。好歹那时苦惯了，所以大家也无过多的挑剔。三年的学校生活基本保持了这种状态。
记得第一学年的冬天，天气非常寒冷，由于没有棉鞋穿于是把脚后跟冻肿，导致潰脓，走路非常困难。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仍坚持了下来，也未耽搁学业。由于铺盖单薄，于是和郑士升同学结对合铺借以取暖。当时政府为了扶持学生，发放助学金，在校三年，除了一个学年（或学期）为每月两元，其他学年都是每月三元，有效的帮助了学生。入校后的前两年，为了尽量节省，减轻家庭负担，往学校带饭都是按顿计算数量，造成平时吃不饱，而到周末无饭吃。有时饿坏了，就喝开水就咸菜，而咸菜也往往早就吃光了。记得当时学校辟有菜园，园内种有黄瓜、西红柿、豆角、茄子、草莓等，每逢晚上轮到护校值班时，我们便偷偷摸入菜园，搞点蔬果吃，按校内规定这是不允许的。记得有一次摸草莓吃，那是下过一场雨后，地里潮湿，我把一块软泥误为草莓，结果咬了一嘴泥，弄得自己也啼笑皆非。又有一次，大概是1962年冬天，晚上值班时，肚子实在是饿坏了，于是我们挖了菜园的大葱在教室的炉子上烤着吃，结果被总务处的钱会计查岗时查到，他批评了我们并警告有一无二。处在那个年代的青少年，自尊心是很强的，也就是从那时起自己的自尊自重心理进一步得到了强化，朝着成熟又迈进了一步。
中学学业不同于小学时期，课程渐多，内容渐繁。开始的第一学年，由于在小学打下的较好基础，很自然并不以为难得掌握起来。但就在第一学年中，个别同学因家庭困难或别的原因退学了，这也直接影响到自己的情绪。入学时全班有五十几位同学，一年下来，退学的有六七个。当时自己家庭条件也算得上是困难户（与大多数同学相比较），于是迫于家庭经济状况的压力，使自己也产生了辍学的想法。于是在第一学年结业后，自己向校方提出了退学请求，当然校方不能轻易批准，班主任老师也不能轻率处之，他和我促膝谈心，鼓励我坚持学业，将来好有一个理想的前途（退学的主要意向出于本人家长未明确表示过）。带着老师的劝告，星期天回到家，把事情告知家人，却遭到了他们众口一词的埋怨，说我是自作主张，不和家里老人商议，我感到很委屈，以为本来是为家庭着想，却好心没有得到好报，大人们不体谅自己的良苦用心。早已出嫁多年的姑母知道后，明确表示，学是不能退的，再困难也不能耽搁学业，误了孩子的前程。姑母是经过扫盲运动略有文化的人，是参加过县扫盲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人，再加受过姑父的影响（姑父是现役军官），看问题比较全面，有一定前瞻性，于是在家人一致的警告催促下，我重新回到了学校。
在以往的学习中，我本来偏重于文科，对于数理化不是不喜欢，只是兴趣上淡一些。随着时间的推移，偏科问题越来越突出，尤其是代数一门更是薄弱，有些法则没有真正理解和掌握。对于文科，自己总的感觉比较容易学，他只是一个记忆问题，有许多是需要强记硬背的，好歹自己有些基础，故学起来不觉得犯难，只要稍用功绝能保证及格没问题。在文地史方面，自己总的说是强项，这大概得益于很早就着手读课外书，记的刚入小学第二年，父亲就给我买了课外文学读本（32开小册子），其中有《王妈妈》、《离家》（另一本忘记了）。我都通篇读完。书中的人物，故事感动着我，进一步增强了我对文学刊物的热爱。在1955-1956年的某学期，父亲还为我订了《中国少年报》，这更培养了我对文学的兴趣。后来我借阅了众多的文学书籍，这其中有古典式演义作品，也有鸳鸯蝴蝶派的美文，再稍后便是现代文学作品了。通过大量课外读物的阅读，开阔了视野，拓展了胸襟，认知能力得到提高，在对社会事物的认识上自觉强于他人，那时总感觉自己就是一个小知识分子。读书带来的另一个好处，就是写作水平的提高，从小学起自己就喜欢作文，从未产生过畏难情绪。不管老师出什么作文题，总觉得都能写的来，从题意理解就知道需要写些什么，不用老师做什么启发指导，有一种胸有成竹腹有底稿的感觉。每写作起来，情节的构思，人物的描写，遣词造句十分得手，有些信手拈来的样子。记得1962年的春节过后，与父亲等结伴游仰天山，回来后所写的《游仰天山》记被作为范文在级内展示，临近毕业时所写的《×××进城》，在人物塑造描写故事情节构思上更进一步，也作为范文予以展示。自己那时就有一种自信，相信将来能成为作家，或是在文学上有一定造就，但是后来的命运却拐向了异途。
动摇和改变我弃学求它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生活困难造成的学业艰难，进入初中后期，面临着一个继续升学还是择业的问题，当时一部分同学准备升高中，将来考大学，这是最理想的打算；一部分同学准备考中等专业技术学校，学一门专业技能。而我也有想继续升学打算，我首先想到的是师范，因为师范生可免费，这样可减轻家庭负担，弟妹们就可以上学了，这是最初的想法。1962年和1963年年底，学校组织学生到大街欢送应征入伍的新兵，两次的欢送新兵触动了我的心扉，使我油然萌生了投笔从戎的想法。当时*党**和国家号召有为青年志在四方，记得当时有一支歌是这样的唱词：”天地多么宽广，歌声多么响亮，我们走出课堂，奔向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我们是新中国的青年，雷锋是我们的榜样，我们是新中国的青年，好青年志在四方”。这支歌节奏欢快，昂扬激越，1963-1964年的学年度内，校园内一片歌声，激励着一大群热血青少年奋发进取。真是天随人愿，1964年四月份，空海军在在读中学生中征召特种兵（滑翔员潜艇兵）于是我自作主张报名参加了体检，我自信自己就是一个兵苗子，头脑虽不算很聪明，但也不在笨拙数内，至于身体条件那是绝对没问题的。经过在县的体检，一切顺利，项项合格。这更坚定了我投笔从戎的决心。五、八两月份的两次到市（昌潍）复查（在市委*党**校），确定了潜艇合格，当时非常兴奋，潜艇兵是仅次于空军飞行员的兵种，能当此兵是很荣幸的。同学亲友也为我高兴，于是在忐忑不安中等待通知书的下发。大约到了八月中下旬光景，从武装部王汝才参谋那里得到消息，北京有部队来县招特种兵，其他兵种可能要让路，后来才明白，是中央警卫团来招警卫兵。这个兵政治条件要求特别严，社会关系方面，直系亲属审查三代，旁系审两代，于是在经过了他们的筛选和审查，自己以符合条件而迈进了中央警卫团（当代御林军）——天下第一团的行列。而在这之前，三年的一中求学生活也宣告结束。
张良忠 ，男，*共中***党**员，县公安局退休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