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高考开始放榜，社会的关注点又集中在状元考生，新闻媒体都想打探学生及家庭情况，还有学霸的学习经验，这是每年的热点。如果身边有朋友的小孩参加高考，那得注意，要有听他反复念叨话题的心理承受。是的！十年寒窗苦读，要的就是这高光时刻，加上一考定终身和长期科举带来的弊端，高考是现阶段学生读书的终极目标。
孟郊那首《登科后》，想来不是诗人胡编乱写。
昔日龌龊不足夸，
今朝放荡思无涯。
春分得意马蹄疾，
一日看尽长安花。
网上天天看疫情，天天看美国人咋乎，有点疲劳了，我也转而围观高考。
最吸引眼球的是那个“一字马女孩”，还有她身后喷薄而出的考生。他们冲出考场的那一瞬间，飞扬的青春，活力四射，年轻真好。感谢摄影师！
看到这张青春飞扬的照片，让我想起曾见过的另一张照片。同样的青春，同样的活力四射，只是记不清在哪儿看的了。上网搜了好久，皇天不负有心人，居然找到了。是女足打进世界杯八强，队员跑到场边和球迷拍的，取名“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为证明我所言不虚，特放图于后供观赏。
另一则新闻是报道文科状元黄同学的，他的家乡在望谟县，贵州最贫困的地方了，到处都是石漠化的大山。去年七月，我和爱人去黔西南旅游，从安龙出发，经册亨去过望谟，走的还是老路，当地最好的房子是扶贫搬迁的。黄同学家在油迈瑶族乡，离北盘江不远，也属异地搬迁，真正的寒门学子！
不少网民留言：“别人家的孩子”。我体会有两层意思，一是羡慕，看看！别人家孩子多争气，我们家……；二是和自己无关，家里没读书或高考的孩子。
内心祝福这些学子时，自然想起了四十年前我的高考。
一九八一年，我从贵阳六中高中毕业，参加了当年的高考。
我们那届高中生，是最后一年从高二毕业的，以后的学生高中要读三年。十年寒窗，应该指的是我们，不是么？小学五年，中学五年。
小时候，家住贵阳市甘荫塘的贵州柴油机厂。这是个几千人的大厂，自己办有子弟学校，从小学、初中到高中一条龙。
厂矿子校，主要是方便职工，教学水平一般不会太高，但也有例外。八十年代末期，贵州电视机厂援建黔北一家军工企业电视生产线，我作为技术专家参与指导。那家企业叫天宁厂，在绥阳县境内，是做导弹控制的，他们的子弟中学就很牛，高考非常厉害，遵义市区的好多孩子都跑去就读。另外一个更牛的是安徽毛坦厂中学，外号高考工厂。
柴油机厂子校很一般，七一年我刚满七岁，进了厂的子弟小学。
七一年是什么年代？正值*革文**中期，整个国家和社会生活都不正常，学校也不例外。我们子校虽未受“读书无用论”的影响，但不重视读书却是真的。读好了书又能怎样，能当饭吃？最后还是得去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或者顶替年老的父母，进到工厂重复上辈的一生。有本事的家庭，想方设法找后门让孩子去当兵，那是最佳出路。一人参军，全家光荣，吃穿不愁，*员复**还有工作。
我读书时没想这么多，但也没料到有一天会参加高考，因为压根儿没高考这一说。因此从读一年级到初二，首先是父母要求比较严格，加上我从小脑瓜子比较聪明，学习成绩在班上总是名列前茅，没让父母操心。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课本都极为简单，能保证的是识字和生活中用到的加减乘除，其余还真学不到东西。
一九七七年，国家恢复了高考，开科取士，读书人的命运由此改变。我那时刚上初二，感觉高考离得很远很远（有趣的是，八一年我进入大学校门，还有幸和七七级的学生同校过半年）。但社会上开始重视知识，尊重读书人，崇尚学习的风气在弥漫开来。
子校的学风潜移默化的也在改变，学校工宣队被喊回去了，也不再安排学工学农活动，为此我们遗憾了很久。厂里开始充实和调配师资力量。
教我们数学的雷老师是四川人，从小河总厂调来，长相富态。此前我们上几何课，是教地理的徐老师代课，这女老师不到三十岁，烫上海头说普通话，很有些洋气，讲几何听得我们云里雾里。但术业有专攻，她上地理课却有一套，可能是文学书看多的缘故，上课从不用教材，都是讲故事。某次上课，正好学到意大利，她把意国版图比喻成高跟皮靴踢球，非常非常形象！随后是讲角斗士的故事，先讲渔网和鱼盔角斗士拼杀，再讲色雷斯人斯巴达克斯独战群雄。我们哪听过这样精彩的故事，只愿下课铃声晚点响起。
轮到雷老师来上几何课，果然是雷！她拿三角尺在黑板上画画，三下两下就把复杂图形的内在关系说明白了。某天她操着一口四川话，突然来了一句：“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当时觉得好押韵，挺佩服的。转念又一想，那语文还要不要学好，因为教语文的是班主任孙老师，平时挺凶的，我很纠结。
教外语的林老师是社会青年，二十出头，家住市区每天乘交通车上下班，应该是有点关系的代课老师。那时这个林老师边上课边高考复习，七八年他考上了贵阳师范学院。
高一时我们转学去了二十二中，因为厂里不再办高中。在二十二中，我长期霸占全年级第一名，后面的同学和我差距挺远的，一年后他们都没考上本科。那时我要在高考取得高分的愿望十分强烈。
高二时，我通过考试去了贵阳六中，分在尖子生最多的一班。
那时的贵阳六中是全市最牛的中学，贵阳一中、师院附中和花溪中学（即后来的清华中学）和它差距挺大的，就更别说贵阳二中、八中、九中这些学校了。明显的例子是：七九年和八零年，连续两年的省高考状元出在六中，八一年的市高考状元在我们班；当时班上有六十多人，高考有五十多人上了本科，其中上本科的近七成是重点大学，是全省录取率排名第一的班级。那时的重点大学是什么概念，比现在211强，接近现在的985。多年后我们回到学校，当年的任课老师告诉我们，八一届是最牛的一届学生，此后六中盛极而衰，逐步滑落，被贵阳一中超过并远远甩开，个中原因老师没说。
当时学校为我们配备了最好的老师，这些老师水平很高，教学经验异常丰富。其中数学课是由三位老师同时教授，我从没见过这种教学方式。三个老师一个外号“王几何”，长得干瘦干瘦的；另一个叫“聂三角”，这个聂老师爱梳倒背头，特别喜欢喝酒，有时上课都有醉态，但完全不影响他授课，似乎这样发挥更好；最后一个是“杨代数”杨型鑫老师，我们毕业后他当上了六中校长。这个杨老师喜欢补课，当时每周只休周日，周日上午是他的补课时间，但从没收过一分的补课费。
我很感激这个杨老师，但也很烦他。每周我要回甘荫塘一次，除换洗衣服就是改善伙食，当然还有精神充电。补完课我转车回到家，都已经是午后了。某次补课他告诉我们：“中国最好的大学是同济大学的建筑系，德国人办的，世界王牌”。清华北大在他那里就不值一提，对此我深信不疑，高考填报第一志愿就是同济建筑系。多年以后三弟儿子高考填志愿，我决绝的给他选了同济建筑系。
至于教我们化学的周老师，我认为水平比二十二中的牛人陈老师还厉害，后来听说他在恢复高考省里出题的那些年，好多化学题就是他出的。教物理的张老师是特级教师，那时的特级教师少之又少，水平非同一般。六中还有一个大名鼎鼎的吴练老师，是外语的特级教师，可惜他当年只教文科班，我们无缘受教。
这些牛人老师不教低年级，只教毕业班，俗称“打锭子”老师。锭子是贵阳土话，就是拳头的意思，打锭子得有多猛！两人言语不和，拳头相向，就叫甩锭子。
我见过最猛的一回“打锭子”，至今还记得。那是高考前一个月左右，由教政治的许老师“打锭子”。由于人太多，全校高二年级八个班的学生，不可能集中在教室里，大家全部来到学校足球场，中间用课桌搭个台子。许老师站在上面讲了一个小时，周围全是学生，鸦雀无声，低头记录，生怕漏掉一句。
我刚转去六中时，成绩在班上只能排中游，这基本在我预料之中。
由于学校在贵阳北面，加上交通不方便，我不能每天回甘荫塘的家。三叔当时在宅吉的贵阳制药厂工作，他在厂里有个单身寝室，实际上是房顶的一个阁楼，要穿过堆满煤巴的、没有灯光的狭窄楼梯才能上去。阁楼不大，放一张小床和三抽桌，床边是个原来装药品原料的大纸桶，堆放些杂物，此外就没多大空间了。阁楼的另一扇门通二楼房顶的大平台，前方可看见远处的医学院教学楼，后面可看到春雷水库一带，平台是我的私人空间。三叔是厂里销售科的，经常在外跑销售不在贵阳，阁楼就归我了。
阁楼在房顶，冬冷夏热。夏天还好些，我把窗打开，有微风吹进来。冬天冷得要命，我跺脚取暖不敢跺地面，怕楼下邻居找上来，只能蹬在三抽桌下的墙上。时间一长，墙面让我蹬出一块黑疤。
中午我在学校吃食堂，晚上步行去合群路奶奶那里吃饭，吃完又步行回宅吉的药厂阁楼。每天饭后新闻联播开始，我从上合群路、永乐路，穿过六广门体育场到北京路上，再沿中华北路上行到六中门口，穿过六中校区从后门出来，顺宅吉路回药厂，越走越僻静。
那时宅吉小区还没修建，远处可以看到半边街，那边有些灯火和人家。过了盐务街口，宅吉路边全是庄稼地，只有几户农家，路上没有行人，黑漆漆静悄悄的，偶尔农户的猪圈里会传出猪的哼哧声。
回到阁楼上，我把三抽桌上的机械闹钟定时到夜间三点，然后翻转闹钟正面向外，开始了当晚的学习，一直到闹钟响才上床睡觉，每天如此，干劲十足。
一个学期以后，我猛冲到了班上第三名，让我感到很舒坦，辛苦没有白白付出。记得当时班主任吴老师还来了教室，让大家快速的评了三好学生，学习成绩是硬指标，我自然当选。后来这个三好学生没搞颁发仪式，也没给奖状，我好遗憾没留个证物。
快毕业的一个月，学校搞了两次模拟考试，我都在前五名以内。那时的高考和现在不同，要先填报好志愿。学校为此专门开了一次家长座谈会，父亲去参加了。教物理的张老师告诉他，你这个小孩的成绩可以报清华大学。父亲回来转告我，我则记起杨老师的话，第一志愿报了“世界王牌”同济大学建筑系。
高考的考场设在贵阳九中，父亲陪我去的。我们从甘荫塘坐郊区公交到次南门，然后步行去的新华路。考试时间还早，我和父亲在九中对面的骑楼下吃肠旺面，现在这条街的骑楼和中山西路上的骑楼都消失了，殊为可惜。吃完面父亲就走了，去合群路奶奶那里准备午饭。
上午第一科考的是语文，我属于正常发挥。中午去合群路吃饭，和父亲谈笑风生，还少少的喝了点啤酒，是父亲放在水缸里的，那时没有冰箱。
下午考化学，这本是我最拿手的科目，如果是参加市里的化学竞赛，我当时起码是前三名的水平。然而万万没有想到，这一科没发挥好，被一个题卡住耽误了时间，又没及时抽身向下，总觉得可以解掉。晚上回到甘荫塘，我情绪大受影响，父亲则不停的开导我。最后发榜分数下来，化学只考了七十多分。
后面的考试父亲没再陪着，我虽然情绪稍受影响，但总体发挥还算正常，特别是数学考了九十多的高分，物理也考了八十多分。
三天考试完毕，回到甘荫塘的家中，我开始放松起来。所谓放松就是啥事也不干，每天睡懒觉起来就四处游荡，不摸任何书本，不想任何高考的事情，这应该算心理放松的范畴。
见我成天无所事事，父母想找点事给我干，正好邻居刘叔会做弹簧沙发，我们家也打算享受一下。于是父母和刘叔商量，请他帮着做套沙发。刘叔做沙发不收工钱，材料由他开单我们去买。母亲每天多搞样把好菜，由父亲和我陪刘叔喝点小酒。我每天的工作是帮着打下手，干得不亦乐乎，几个星期下来，手膀晒脱了皮，我却觉得正是“劳其筋骨”。
不到一个月，沙发快做好时，听说公布高考成绩了。那时没有网上查分，要查需到学校去，我立即骑上家里那辆老红棉自行车去了学校。虽然差强人意，但还是考了430分，这在当年算高分了，在全省能排进280名以内。贵州省本科的录取线是360分，重点大学的录取线是400分，只是我这分数上同济大学有点悬。
高考志愿是事先填好了的，现在只能乖乖的等录取通知。于是我又配合刘叔做沙发，心里却想会接到哪个学校的录取通知。一个星期过去了，十天过去了，录取通知还没有来。不会吧！我这分数应该是很快就通知的。我坐不住了，父亲更坐不住，于是商量去招生办打听一下。
第二天，向邻居借了一辆自行车，我和父亲各骑一辆，去了北京路八角岩饭店的招生办。到了那里，工作人员不让我们父子进去，隔着伸缩铁门冷冰冰的告诉我们，去马王庙的贵阳师专问一下，那里是改卷的地方。我和父亲的心也冷了，于是调转车头就往三桥飞奔，一路平坦，只是烈日炎炎心急火燎。过了三桥上马王庙，那是一个大坡，父子俩蹬不动了，只能推车慢慢爬行。终于到了马师大门口，看到我们父子满头大汗，工作人员很客气，问清情况以后告知，录取通知好多天前已发到学校了，是成都的一所重点大学。我心里清楚，一定是电子科技大学，当年还叫成都电讯工程学院。
得悉此情况，父子俩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父亲是真高兴，我高兴的同时有些失落。按我当年的考分，同济大学应该是进不去，但没想到第二志愿的*京大南**学也没录取，而是默默无闻的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以第三志愿录取了，还把我报的专业改成了他们的王牌无线电系，从这点来说我要感谢成电。
从马师大出来，路边正好有一推车卖冰棍的，这才觉得口干舌燥，就整了两根水果味的，那感觉真爽啊！然后一路下坡放松的骑到了六中。拿到录取通知正好遇见班主任吴老师，那时的通讯手段太差，吴老师说我再不来就要找人想法去送了。
录取通知拿到了，第二天甘荫塘的厂家属区就传开了。当年除了我，整个柴油机厂别说重点大学，就是普通的本科也没考上的小孩，父母感到很骄傲。
那年夏天，我还未满十七岁，青春正飞扬。像林志颖《十七岁的雨季》歌里唱的：“却发现成长已慢慢接近……”。是的，我要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了！
说到考上大学，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那是真实发生过的。
当年我家门前种了一棵紫薇树，我们不认得此树，喊它叫紫荆。这棵树是大姨妈从都匀带来的，种了好多年长得挺好，但就是没有开花。
八一年我考上大学，这棵紫薇突然开了很多紫红的花朵，满树都是，我们很惊奇，当然更高兴。奇怪的是接下来的两年，紫薇树又不开花了。二弟考上技校的那年，紫薇树开花了，只是这次它开了半树的花。再后来它又不开花了，待三弟考上贵阳二轻校，紫薇树又开了半花。
母亲向来讲缘份，她时常逢人说起紫薇树开花的事，牵强地说考上大学开满花，考上中专技校开半花，通灵性！
前两次紫薇开花是我亲眼所见，确实有些难以解释。三弟考上中专开花那次，我没见到，那时我们家已搬去矿山厂了，没住在甘荫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