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脱共情
第1章 情绪共情vs.认知共情：感性与理性的两面
EMPATHY IS
A SPOTLIGHT FOCUSING ON CERTAIN PEOPLE IN HERE AND NOW， BUT BLINDING TO THE SUFFERING OF THOSE WE DO NOT OR CANNOT EMPATHIZE WITH.
共情就像聚光灯， 照亮几个人，“牺牲”无数人。
在过去的几年里，每当有人问我在做什么的时候，我都会说正在写一本书。然后他们会问我具体内容，我会告诉他们“是关于共情的”。每当这话一出口，对方往往就会报以点头微笑，然后我会补充说：“我反对共情。”
这往往会让对方觉得乐不可支。一开始，我对这种反应感到非常诧异，但后来我终于明白了：在大家眼里，反对共情就跟反对小奶猫一样滑稽，他们认为这太离谱了，我不可能是认真的。所以，我必须开宗明义：我并不反对道德、慈悲、善良、爱、做一个好邻居、做一个让人尊敬的人或者做正确的事。实际上，我写这本书就是为了支持以上所有事。我想要让世界变得更好，只是我认为用共情这种方法是行不通的。
反对共情之所以如此令人不安，可能是因为人们常常认为共情是一种绝对的善，永远都是多多益善，根本不存在过度共情的说法。
从这个角度来看，共情其实很特殊，而人们对其他情绪、感受和能力的看法要苛刻得多。例如，愤怒可能会让一个父亲把襁褓中的儿子殴打致死，但对不公正的愤怒也可能会让整个世界产生变革。如果选对了对象，仰慕可能会是一件令人心旷神怡的事情；但如果仰慕的对象是个连环杀手，那就另当别论了。
我是理性思考的坚定拥护者，并且会在整本书里都强调它的重要性，但我也承认，理性同样可能会误导我们。在《纳粹医生》（The Nazi Doctors）一书中，罗伯特·杰伊·利夫顿（Robert Jay Lifton）讲述了那些在集中营用囚犯做实验的医生内心的挣扎。他说，那些医生非常聪明，能够用自己的才智编造出合理的借口来支持自己进行这些惨绝人寰的实验。如果能够听从自己的良心，他们可能就不会这么做了。
几乎人类的每一种能力都是“双刃剑”，有好处也有坏处。所以，让我们用同样的态度来仔细考察一下共情。
在考察之前，首先要明确共情的定义是什么。哲学和心理学领域有多种对共情的定义，甚至有本这个主题的书列出了共情的9种意思。一组研究者发现，共情这个词的用法曾经几乎无所不包，“从狗狗之间相互传染打哈欠，到小鸡之间的压力讯号传播，乃至人文医疗关怀中那种以患者为中心的态度”。另一个研究团队发现，“只要有一个人在思考这个话题，就有一种对共情的定义”。但是，这些定义之间的差异往往非常微妙，在本书中，我选取的对共情的定义是最典型的那种：共情是用你认为别人会用的那种视角去体验生活的能力。
这种意义上的共情，在苏格拉时期的学者那里得到了非常充分的探讨，不过那个时候，他们称之为“同情心”（sympathy）。正如亚当·斯密所言，我们有能力去思考他人的立场并“把自己置于对方的处境之中……以及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对方，继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有对方的感觉，甚至会真的感同身受，当然，可能在程度上没有那么强烈”。
这就是我对共情的定义，也就是情绪共情（emotional empathy）。同时，还有一个与之相关的概念，即在没有任何情绪传染的情况下，理解他人脑中想法的能力，也就是认知共情（cognitive empathy）。如果你受苦会让我难过，我身临其境般地体验到了你的感受，这是情绪共情。但是，如果在没有同样感受的情况下，我依然理解你正在受苦的事实，这就是认知共情，也就是心理学家所说的社会认知（social cognition）、社交智能（social intelligence）、心智解读（mind reading）、心智理论（theory of mind）或者心智化（mentalizing）(6)。本书的焦点是“情绪共情”。
从亚当·斯密的角度，也就是情绪共情的角度来看，共情常常是自动发生的，甚至有时人们并不情愿。亚当·斯密曾经描述过，在看到乞丐的痛苦和脓疮时，那些“心灵脆弱的人”会“情不自禁地感到瘙痒，或者感到自己身体相应的部位僵直紧绷”。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曾写道：“当我的祖母被食物噎住的时候，因为同情心，我也会有种喉咙发紧的感觉。”当尼古拉斯·埃普利（Nicolas Epley）去观看孩子们的足球赛时，他不得不请坐在自己前排的观众席上的人离开，以防他们遭受自己的“共情踢腿”。在看到他人不小心用锤子砸到了自己的手指时，估计只有心灵无比强大的人才能毫无知觉，不会收紧一下手。
但是，共情绝不仅仅是一种神经反射现象，人们可以运用自己的想象力来培育、加固、开发和拓展共情，可以通过意志行为将它导向或者聚焦于某个方向。奥巴马在就任美国总统前的一次演讲中曾经提到，共情可以是一种选择，他特别强调了这种共情的重要性：
从与我们完全不同的人的眼中看待这个世界，如饥饿的孩子、失业的炼钢工人、家园在飓风袭击下被夷为平地的家庭。当你能够用这种视角来思考的时候，当你选择了扩大自己所关心的人的范围，去重视他人的悲惨处境，而不论他们是跟你沾亲带故还是素昧平生的时候，你就很难对这一切束手旁观、无动于衷了。
我很喜欢这段话，因为这是一个有关共情能如何让人做出善举的绝佳例证。共情让人对他人更加关心，更有可能去帮助改善他人的生活。
共情是拯救世界的良药吗
几年前，史蒂芬·平克用一个清单发起了对共情的讨论：
下面是最近两年冒出来的有关共情的标题或者副标题：共情时代、为什么共情如此重要、社会神经科学视角下的共情、共情的科学、共情缺口、为什么共情是必需的且岌岌可危的、共情是世界性的语言、企业如何通过创造广泛的共情走向繁荣、教会共情、教会孩子共情、共情的根源：改变世界从一个个孩子开始，等等。
根据《共情的根源》（The Roots of Empathy）一书的推荐人、儿科医生T.贝里·布雷泽尔顿（T. Berry Brazelton）的说法，本书的作者“竭尽全力地推动世界和平，保护地球的未来，并且主张从学校和教室做起，从每一个孩子、每一个父母、每一个老师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地行动”。
在刚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一直在不停地搜集类似的例子。迄今为止，在亚马逊上，已经有1 500多本书把共情作为书名或者副书名了。其中排名最靠前的20本书，有的是给父母和老师看的，有的是心理自助类书籍，有的是市场营销类书籍（如《如何靠共情创造出人们喜爱的产品》），甚至还有几本是高质量的科学著作。
很多网站、博客以及YouTube视频频道都在大肆提倡共情，如有个网站列出了奥巴马所有关于共情的讲话，包括这句名言：“在今天，美国社会乃至全世界，最大的赤字就是共情供给不足。”在发表了一篇反对共情的文章后，我被邀请参加了一系列“共情循环对对碰”：在线同其他人讨论共情的重要性，同时人们自觉自愿地努力提升自己的共情能力。我的书架上和iPad里到处都是有关共情的书，并且我也参加了好几个主题与共情相关的研讨会。
对于在回应某些公共事件时用怎样的措辞来讨论共情，我非常敏感。2014年秋天，美国发生了一系列手无寸铁的黑人平民被警察枪击致死的事件。事后，很多人都因美国人尤其是警察对少数族裔缺乏共情而愤怒声讨。但我也读到了一些相反的观点，很多人因美国大众对警察或者犯罪事件的受害者缺乏共情而怒气冲冲。似乎所有人都认同一件事，那就是人们需要更多的共情。
很多人都坚信共情能拯救世界，尤其是那些倾向于自由主义和改革派的政治家。例如，在给自由主义政治家提建议的时候，认知语言学之父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7)写道：“每一项改革政策背后都有一个唯一的道德价值观：共情……”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呼吁大家“填补全球共情意识的鸿沟”，并且在他的著作《同理心文明》（The Empathic Civilization）(8)中用了一个悲哀的提问作为结尾：“人类能否建立生物圈的意识和全球性的共情，来避免整个人类社会的崩溃呢？”
对每个具体问题产生的原因，人们的诊断往往都是缺乏共情，而认为的解决办法自然就是增加共情。例如，埃米莉·贝兹伦（Emily Bazelon）曾写道，“欺凌行为中最令人发指的部分就是共情的完全缺失”，这个诊断不仅适用于欺凌者，也适用于无动于衷的旁观者。而她建议的解决办法是：“牢记共情和保持正派的能力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我们需要竭尽全力地去培育它们。”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教授安德鲁·所罗门（Andrew Solomon）考察了一些跟父母在最关键之处存在巨大差异的儿童的人生轨迹，如侏儒、变性人的子女以及患有唐氏综合征的儿童。他深感担忧，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人人都有异类恐惧症（xenophobic）(9)的社会，并且做出了诊断：社会正面临着“共情危机”。但他也指出，这些特殊的儿童能帮人更好地认识到这种共情危机，并且发现这些儿童的父母有更强的共情能力和更多的同情心。我对这个观点非常熟悉：我弟弟就是一个严重的自闭症患者，幼时我常听说这类儿童是上天的赐福，教会人们如何对与自己不一样的人保持共情。
有关共情缺失的最极端的宣言，可能来自剑桥大学的心理学教授西蒙·巴伦-科恩（Simon Baron-Cohen）。对他而言，与那些缺乏共情的人相比，恶魔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他对“邪恶是什么”的回答直截了当，那就是：“共情被侵蚀。”
共情被那么多人当作能够解决道德伦理问题的神奇魔术弹，其实挺合情合理的。这种观点最简单的形式是这样的：每个人都会自然而然地关心自己，并且最关心的是自己的喜怒哀乐。把手从火焰中迅速抽离或者渴了去倒杯水再自然不过了，不需要任何特殊的帮助。但是，共情会让人看到并且重视他人的体验，于是你的痛苦变成了我的痛苦，你的口渴变成了我的口渴，继而我就会把你从火焰中解救出来或者给你倒杯水喝。共情让人能够推己及人，因而就把自私的天性拓展到了也惠及他人的地步。
通过这种方式，刻意为之的练习共情就能催生在其他情况下不可能产生的善行。共情让人关心奴隶、无家可归者或囚犯的处境，让人对那些被同伴欺凌、耻笑的青少年或者强奸的受害者感同身受，让人因为那些被歧视的少数族裔成员或者在遥远陌生之地受到残害的人而感到痛心不已。所有这些体验都并非与生俱来的，但是通过运用共情，人们确实可以在某种有限的程度上亲自体验到这些感受，而这让人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沃尔特·惠特曼在《草叶集》中这样说：“我不是询问一个受伤的人感觉如何。我是把自己变成那个受伤的人。”
共情可以被用来激励他人做出良善之举。几乎所有父母都会提醒孩子注意自己行为可能造成的不良后果，他们会用特定的话语来提示，如：“如果别人这么对你，你会有什么感受呢？”根据马丁·霍夫曼的估计，在一个孩子的整个童年时期，这种共情提示每年会有超过4 000次。几乎每一个慈善机构、每一项政治运动和每一份社会事业，都会用共情作为对人们行动的催化剂。
当然，共情的作用远不止于此！我还没告诉你那些相关的实验研究、认知神经研究、哲学分析解读，以及针对婴儿、黑猩猩和老鼠的研究呢，而这一切都在证明，共情对于让人做善事有多么重要。
共情会如何导致不公平现象
虽然共情可以使人做出良善之举，但即便是共情最坚定的拥护者也会承认，良善之举背后也可能有其他动机和原因。引用哲学领域中的一个经典例证：想象一下，你漫步湖边的时候突然看到一个孩子在浅水里苦苦挣扎。如果你可以轻而易举地将他救起，那么你当然应该这么做。这个时候，视而不见就是不道德的。
那么，究竟是什么驱使人做出这种良善之举呢？我觉得很可能是因为，你会想象被水淹的滋味或者这个孩子的父母听到自己的孩子被淹死时的感受。这些共情感受可能会驱使你做些什么，但也不是必然如此。并不是只有在共情之后，你才能意识到视而不见让孩子被淹死是不对的。事实上，即使没有共情、怜悯、恻隐之心之类的东西，任何一个心智正常的人也都会伸出援手，把孩子从水中救上来。
正如杰西·普林茨等人所指出的，普遍而言，每个人都有能力做出很多并非基于共情的道德判断。毕竟，有很多不道德的行为并没有明显的直接受害者让人去共情。例如，我们都不认可在商店行窃、*税偷***税漏**、从车窗往外扔垃圾以及插队的行为，而且即便并不存在因为这些行为而产生可见痛苦的特定受害人，即没有可去共情的人，我们也会这样认为。
所以，道德需求的肯定不仅仅是共情。人们对是非对错的判断以及各种行动背后的动机，都会有很多不同的来源。一个人的道德伦理观可能来自自己的宗教或哲学世界观，也可能来自更为广泛的对他人命运的担忧——人们常常慨叹人生无常或者怜悯命途多舛，而我觉得这比共情好得多。
想要了解这种担忧的作用，可以想想那些正在身体力行让世界变得更好的人，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正是因为担忧全球变暖、化石燃料即将耗竭、人类大肆剥夺环境资源或者对极端组织无法给予有效的应对。这些担忧都与对特定个体的共情毫无关系，因为没有特定的人作为共情的对象，它们源自对整个人类的生活和繁荣的更为宏大的担忧。
在某些情况下，基于共情的担忧会与其他道德考虑相互冲突。就在我写作本书之际，学术社群里正在进行一场争论，讨论如果教学内容可能引发某些人的不安，特别是那些受过创伤的人，那么教授是否应该预先将这些内容发布出来，让学生有机会提前了解并回避。
支持刺激预警（trigger warnings）的论据主要是以共情视角为基础的。例如，想象一下你是一起强奸案的受害者，结果教授突然在教室*放播**了一个与性侵害相关的视频。对你而言，这可能是件极其糟糕的事情。你要么强迫自己在教室煎熬、忍耐整整一堂课的时间，要么带着非常羞耻的感觉在众目睽睽之下离开教室。如果对这种处境下的学生感到共情，那你可能就会觉得刺激预警是个好办法。
卡伦·S.普赖尔（Karen S. Prior）教授用讽刺的口吻把这种倾向于接受刺激预警的趋势叫作“共情正确”（empathetic correctness）(10)。她认为，“现在，人们挑战现状的方式不再是写出质疑西方经典舒适度的文章，学生们……甚至都可以拒绝阅读挑战自己舒适度的文章了”。当然，这种将共情一棍子打死的看法有些过于绝对了。虽然个人舒适度并不能作为改变教学大纲的好理由，但造成真正的痛苦和煎熬的原因理应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
那么，反对刺激预警的人又会怎么说呢？这些观点其实也是基于对大家福祉的考量，但并非源自共情，因为它们与单独的个体毫无瓜葛。与共情恰恰相反，这些观点都基于更长久、更程序性和更抽象的考量。批评意见认为，刺激预警违背了学院精神，也就是让学生接受全新体验的挑战的精神。这些人担心的是，由于什么内容可能会刺激到什么人是完全不可预期的，因而刺激预警本身就是不切实际的；同时，如果大学和教研机构的注意力一直放在刺激预警上，那无异于舍本逐末，反而是忘记了更重要的目标，如提升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
当然，刺激预警的支持者可以用各种案例来唤起人们对个体的同情，而且无论这些案例是假想的还是真实的都能起作用——在道德辩论中，打感情牌会让所有事情都更加真实动人。但归根结底，对特定个体的担心其实并非支持刺激预警的立场的重点。这个辩论阐释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在道德伦理方面的考量绝不止一种。
共情与其他道德考虑可能存在冲突的另一个例子，就是社会心理学家C.丹尼尔·巴特森及其同事的实验。
共情研究室
研究者告诉被试，有一个名叫谢里·萨默斯的身患绝症的10岁小女孩，正在排队等候能减少痛苦的治疗。同时，研究者告诉被试，他们有权让这个小女孩插队到最前面。当简单地问“你会怎么做”时，被试都认为她需要排队等候，因为前面还有其他需要治疗的孩子。但是当先让被试想象一下这个小女孩当时有什么感受时，他们则更倾向于允许她插队，让她排在那些可能更应该进行治疗的孩子前面。
这种情形下，共情的力量大过了公平，也就是导致了一个大多数人都会认为有违道德的决定。
真实世界里的很多良善之举都不是由共情方面的考量引发的。因为人们很容易用共情来理解一些行为，所以就会看不到其背后实际存在的其他原因。在散文集《共情测验》中，莱斯利·贾米森描绘了自己和因误判而被监禁多年的贾森·鲍德温（Jason Baldwin）对话的情形：
我站起身来告诉他，我非常仰慕他惊人的宽恕能力，他看起来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就原谅了那些曾经判他有罪的人，然后我问他这样的宽宏大量从何而来。我脑海中想的是那些自己一直认为的东西，如排山倒海的共情、各种情景的闪现，以及所有那些能让人换位思考的东西。但是，鲍德温的回答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并且出乎意料的简洁有力：对上帝的信仰。
再来看看泽尔·克拉文斯基（Zell Kravinsky）的故事，他几乎把自己价值4 500万美元的所有财富都捐给了慈善机构。因为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他继而又不顾家人的强烈反对，把自己的一个肾捐献给了陌生人。看到这种无私的人，你或许会油然而生一种崇拜之情，为他强大的恻隐之心而感动不已。但至少在克拉文斯基这个例子里，事实并非如此。彼得·辛格这样描述他：
他是一个智力非凡的人，拥有教育学博士学位和诗歌博士学位……他是用数学术语来规划自己的利他行为的。科学研究文献的数据说明，捐献肾脏的死亡率只有1/4 000，于是他认为，如果不捐献肾脏，就意味着他把自己的生命看得比4 000个陌生人的生命还重要，而这种价值偏差是他不能接受的。
辛格更进一步认为，那些像克拉文斯基这样，用冰冷的逻辑和推理来行动的人，对他人做出的贡献实际上要比那些被共情感受驱使的人做出的更多。
共情不等于道德或善良
道德和善良所包含的要比共情多得多。不承认这种观点的人，不是把共情定义得非常宽泛以至于容纳了所有内容，就是对道德的心理机制有着一厢情愿的刻板理解。人是非常复杂的存在，每一个道德判断和道德行为背后都有很多不同的路径。
截至目前，比较通情达理的办法是暂时认同，共情即便不是道德伦理的全部，也是其中极为重要的部分。如果将共情与宗教、推理或者同情心相比较，那么两者之间要么毫无冲突，要么就是共情理所当然应该获胜。例如，你可能会想，在之前提到的刺激预警的例子中，共情的那一方必然是获胜的一方。同样，如果一个人在没有共情驱使的情形下帮助他人，你也会对其背后的道德动机打个问号。有人可能会嘲笑像鲍德温这样受宗教信仰驱使的人，也有人可能会怀疑克拉文斯基这样冷血的功利主义者，质疑这种以自家妻儿老小为代价来最大化陌生人利益的行为是否真的算是好人的德行。
那么，如何才能检验共情呢？一种很重要的方式就是考察它所造成的后果。如果共情让世界变得更好了，那么毋庸置疑，它的拥护者就取得了胜利。如果共情会让世界变得更加糟糕，会导致更多苦难、更少欢欣，更多痛苦、更少快乐，那么理所当然就需要找个替代方案了。毕竟，每当谈及道德伦理的时候，没有人会质疑事情的后果至关重要这一点。如果有人对为什么应该救落水儿童心存疑虑，一个好回答就是，相比于将他救起，眼睁睁地看着他被淹死这个后果更不划算。他会错失自己本该拥有的精彩人生，而其他人也会因他的死而悲痛不已。你可以通过伸出援手拉他上岸来避免所有这些糟糕的事情的发生。
当然，很多时候行为的后果并没有那么清晰可辨。如同尤吉·贝拉（Yogi Berra）曾经说过的：“做预测太困难了，尤其是预测未来。”例如，一个年轻人因为吸毒而被逮捕，他腰缠万贯的父母可以轻易地把他捞出来，但也可以让他在看守所好好待一晚，知道点好歹；一位女性决定去堕胎；一个学生为了保住自己的奖学金而在考试中作弊；一个人辞去华尔街的高薪工作而加入神学院。这些行为的后果都非常难以预料，所以什么是对的也就不得而知。
还有一些情况，人们对事情的后果一目了然，所以做选择也很轻松。例如，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拯救100个人的生命当然比拯救1个人的生命更好；强奸、酒驾以及纵火烧掉他人的房子自然是不对的。但事情总会有一些不确定性，就像玩扑克牌一样，虽然你是出于好意而行动，并尽力做出明智的选择，但过程中有太多不可控因素。例如，在得州扑克（Texas hold’em）中，最大的牌是A，所以如果你有一张老A在手，而牌桌上有人孤注一掷押上全部赌注，那你当然应该跟进——但有时你会输，因为你不知道对方的底牌到底是什么。不过，即便可能会输，这个时候你还是应该跟进，输了也不过是因为你运气不好而已。
同样，如果你救了这个落水的儿童，而他后来成了实施种族大*杀屠**的独裁者甚至毁灭了整个世界，这当然是个不幸的后果，也就是扑克牌玩家说的“手气不好”。但即便如此，早先去救他依然是个正确的行为。
因此，一般来说，一个尽力做好人好事的方法就是关注自身行为的后果。这种思考对与错的方式有时被称为“效果论”（consequentialism），很多哲学家都对此进行了各自不同的定义，如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亨利·西季威克（Henry Sidgwick）以及当代哲学家彼得·辛格和谢莉·卡根（Shelly Kagan）等。尽管这些哲学家可能在某些细节之处意见不一，但总体上他们都认同实际效果的最大化是道德伦理的最根本目标。
但是，并非所有人都认同效果论。有些人认为，无论具体后果如何，人们的行为都必须遵守一定的准则。如同康德提出的著名论断，无论具体后果如何，撒谎就是错误的。有人对酷刑的看法也是如此，认为不论情况有多么危急，如定时*弹炸**马上就要爆炸，也不论使用酷刑可能会挽救多少生命，使用酷刑始终都是错误的。
显然，日常生活中对对与错的判断并非仅仅来自对后果的计算。例如，虽然都使他人失去了生命，但有意为之的谋杀与意外事故中的致人死亡（如开车时车辆在结冰的路面上失控而撞到人）是完全不同的。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效果论的逻辑会与人们内心的道德直觉相悖。
这些问题每个都说来话长，我在这里只能蜻蜓点水略表一二。首先，效果论和基于准则的道德观之间的差距可能没有初看上去那么大。很多看上去并非效果论的抽象准则实际上也能用效果论的角度来论证：它们可以被视为那种偶尔会让事情变得更糟，但绝对服从对人类好处更大的规则。你可以想一想“红灯停绿灯行”的交通规则。乍看上去这不太符合效果论的模式，因为如果路上没有其他车辆而你恰好又着急回家，那么对你而言闯红灯总体上是最划算的。然而，对一个社会而言，更为合理的方式却是强制执行这个规则，而不是让大家各自判断怎么做是最优的。避免人们粗心或者犯蠢所带来的好处，远远超过了等红绿灯所带来的一点点时间损失。我们也可以用类似的方式来思考“不使用酷刑”这一准则：即便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使用酷刑合情合理，但绝对禁止对整个社会的好处更大。
其次，不论这些抽象道德准则的内容具体是什么，都没有人否认效果论的视角也同样非常重要。如果要康德本人在轻微地伤害一个人和夺走一个人的生命之间做出选择，他可能也会说，两种行为都是错误的，但第二种行为要比第一种罪孽深重得多。如果康德不是这么想的，那他就有大问题了。
共情的聚光灯效应
共情的后果究竟是什么？共情难道不会让世界变得更好吗？
从表面上看，共情的确会让世界变得更好。毕竟，共情能让人推己及人，对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于是就会激励人们去做点什么以消除他人的痛苦。例如，当看到一个年轻人被一群街头混混欺凌羞辱时，因为我能感受到被人欺凌的感觉，能感受到这个年轻人的痛苦，所以我可能就会挺身而出去保护他。共情就像一盏聚光灯，把我们的注意力导向了需要帮助的人。
共情就像一盏聚光灯，把我们的注意力导向需要帮助的人，但这恰恰也是问题之所在：首先，共情的焦点非常狭窄；其次，共情会被一个人自己的偏好左右；最后，共情往往聚焦于特定的个体。
聚光灯的焦点非常狭窄，这恰恰也是共情的第一个局限。在这个很多人需要帮助，并且每个人行动的后果都非常分散、延迟且难以计算的世界，共情实在是表现不佳。在此时此刻此地帮助此人的行动可能会在未来导致更多的痛苦。
聚光灯只会照亮它指向的地方，因而共情也就会被一个人自己的偏好左右，这是共情的第二个局限。尽管人们在理智上可能会认为遥远地方的人的痛苦与自己邻居的痛苦一样沉重，但对自己熟悉的人共情还是要容易得多，因为我们会觉得这些人更亲近、更有吸引力、更脆弱抑或是更不可怕。在理智上，一个美国白人可能会认为黑人与白人同样重要，但通常情况下，他更容易对后者产生共情。从这个角度来说，共情对人们道德判断的扭曲程度恐怕跟偏见不遑多让。
共情的第三个局限是，它往往聚焦于特定的个体。共情的聚光灯本质使它不会算账并且目光短浅：它无法让人看到自己的行为对一群人产生的影响，对统计数字毫无觉知，并且听不懂有关成本和收益的计算。
想要更清楚地看到共情的弱点，可以想想本书前言提到的康涅狄格州纽敦镇桑迪胡克小学那起造成20名儿童和6名成人死亡的枪击*案惨**。为什么这起事件引起了如此大的反响呢？因为这是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并且这类事件已经在过去的30多年里让数百个美国人丧生。诚然，这些事情让人不寒而栗，但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这个数字还不足美国每年因谋杀而死的人数的0.1%。也就是说，就算你能挥舞魔法棒让美国所有枪击事件都消失，那些关注美国每年因谋杀而死的人数的人也感觉不到任何变化。
事实上，就在发生桑迪胡克小学枪击事件的那一年，美国芝加哥市被谋杀的儿童的数量都要比这起事件中的死亡人数多。但是，在没有查询这个数据的时候，我对芝加哥被谋杀的儿童的数量一无所知，而且即便现在知道了，可能以后也不会再想起这件事……然而，我总是能回想起桑迪胡克小学的枪击事件，这是为什么呢？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是因为桑迪胡克小学发生的是一次单一的事件，而芝加哥的儿童谋杀案却更多是一种背景噪音。人类的认知特点决定了我们对新奇和不寻常的事情会予以关注，并且能够产生情绪反应。
但从更大程度上来说，这是因为对于像我这样的人而言，对纽敦镇的老师、学生和家长共情要容易得多：他们与我自己所知所爱的人非常相似，而远在芝加哥的一个黑人儿童对我来说则要陌生得多。
人们在桑迪胡克小学枪击事件之后的所作所为也反映出了共情的局限性。面对排山倒海而来的慈善之举，纽敦这个小镇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几百名志愿者被组织起来去存放从全美各地寄来的礼物和玩具，即便是在纽敦镇官方请求大家不要再寄东西之后，各种物品也依然源源不断地涌来。志愿者不得不找了个大仓库来存放这些毫无用处的玩具。此外，还有上千万美元的善款流进了这个本来就挺富足的小镇。这是一场充满黑色幽默的喜剧，共情让人们心痒难耐想要有所作为，于是这些来自更加贫穷社群的人纷纷把钱捐给了比自己富裕得多的社群。
或许，更符合情理的反应是，认为共情并非导致这些非理性和不合时宜的做法的元凶，真正的问题恰恰是人们对他人的共情太少了。人们当然应该对纽敦的儿童和家庭共情，但同样也应该对芝加哥的儿童和家庭共情。但若是如此，我们甚至应该对全世界几十亿的人共情，如年事已高却不能温饱的老人，一贫如洗买不起健康保险的人，腰缠万贯却饱受存在危机困扰的人，性侵犯的受害者，因受到误判而无端被社会唾弃的人……
但我们做不到。理智上，我们会认为所有人的人生都值得尊重，做决定的时候也会对此加以考量。但我们做不到对所有人共情。实际上，我们每次只能对一两个人共情，不信你可以自己试试看。
共情研究室
想想你身边某个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试着去感觉一下他此时此刻的感受。与此同时，请试着对另一个处境完全不同、有截然不同的感受和情绪的人共情。你能做到同时对两个人共情吗？如果真的能，那你就太厉害了。接下来，再试着往这个共情混合体增加第三个对象吧。再之后请试试同时共情10个人、100个人、1 000个人、100万人。
早在数年前，美国知名作家安妮·迪拉德（Annie Dillard）就讽刺了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中国有11亿人。想要真的理解这意味着什么，就试试把你所有的独特性、重要性、复杂性和爱都加在一起，然后再乘以11亿吧。明白了吗？你根本就做不到。”
对世俗中的人而言，共情就像聚光灯一样。它的焦点非常狭窄，我们的至爱亲朋被它照亮，而与自己不同、遥远陌生或者让自己畏惧的人则被隐没在黑暗之中。
如果共情只是简单地不能理解包含大量对象的问题也就罢了，但实际上，共情的问题比这严重得多。共情会让人舍本逐末，为了几个人牺牲大多数人。政府和民众更关心一个卡在井里的小女孩而不是会影响上千万人的大事件，这种错得离谱的道德计算的根源恰恰就是共情。这也就是为什么对几个人的*行暴**会导致战争等*力暴**行动，会造成对更多人的更严重的后果。
与对特定个体的具体后果相比，共情对统计性质的后果特别麻木不仁。
共情研究室
想象一下，你了解到一种问题疫苗让一个名叫丽贝卡·史密斯的可爱的8岁女孩身染重病，你会做何感想？当小女孩和她的家人在痛苦中挣扎的情景浮现在你眼前，共情就会出现，继而你就会有做些什么的冲动。但我们来假设一下，停止接种这种疫苗会导致随机的12个儿童死亡。这时你的共情会缄口不言——你怎么去跟抽象的统计数字共情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你能做到宁可让一个儿童死亡，也不让数量不明的更多的儿童死亡，那么你在这件事上运用的智能就不是共情了。
想一想威利·霍顿（Willie Horton）的情形吧。霍顿被判谋杀罪成立，之后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西北改造中心服刑。1987年，霍顿被假释，之后他攻击了一名女性的未婚夫，然后将他捆住并强奸了这名女性。于是，这个囚犯假释项目被视为马萨诸塞州当时的州长迈克尔·杜卡基斯（Michael Dukakis）所犯的一个颜面尽失的错误，并且在次年的总统竞选中被对手用来攻击他。
但是，这个假释项目实际上有效降低了此类事件的发生率。当时的一个报道发现，在这个项目实施后的15年间，马萨诸塞州的罪犯再犯罪率一直有所下降，并且被假释的罪犯在获释后再犯罪的概率也低于未被假释的罪犯。也就是说，总体而言，在这个项目实施后，世界变得更好了。但因为共情，人们对霍顿这个单一案件的受害者有强烈的反应，却对其他因该项目的实施而没有被强奸、攻击或者杀害的人没有丝毫反应。
这不仅是一个关于政策或法规的问题。我认为，对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良善而言，最重要不是共情，而是自我控制、心智能力和更广泛的怜悯之心。事实上，具有高度共情能力的人常常会被他人的痛苦左右。如果在他人的痛苦上过于纠结，那么从长远来看，你可能更无法帮助他们，因为很多时候，想要达成长期目标就必须在短期内忍受一定的痛苦。例如，所有称职的父母都会督促孩子去做或者不做某些事，包括把作业做完、把蔬菜吃光、在适当的时间上床睡觉、接种疫苗时坐着不许动、去看牙医。从某种程度上说，这肯定会让孩子在此刻感到不开心，但对他们的未来却大有好处。这种为了孩子而让他们受苦的行动都是由爱、心智能力、怜悯等驱动的，而共情却可能会成为阻碍。
认知共情是每个人必备的*器武**
本书聚焦的是亚当·斯密所说的那种共情，即情绪共情，也就是对他人感受的感受，尤其是对他人痛苦的感受。
情绪共情狭隘且充满偏见；它会偏袒一小部分人而牺牲其他人的利益；它不计多寡，因而会扭曲我们的道德决策和政策决定，导致痛苦的增加。
当然，还有另一种共情，或者说共情的另一面。确实存在一种能力让人可以理解他人在想什么，知道是什么让人害怕、是什么引发人的喜悦和悲哀、是什么让人感到尴尬不已或心胸开阔。这就是认知共情，指的是理解他人正处于痛苦之中的状态，但自己并不亲自体验这种伤痛的感觉的能力。那么，对认知共情，我是不是也不认可呢？
当然不是。如果从行为的结果这一视角来看道德，那么自然而然，做出道德之举的前提就是能够理解他人的内心。毕竟，如果对什么能让人快乐一无所知，那你又怎么才能让人快乐呢？如果对什么会引发人们的苦痛一无所知，那你又如何才能避免伤害他们呢？如果完全不能理解他人心中所想，那么即便是用心良苦，你的行为最多也只能算瞎猫撞上死耗子，结果通常不可预期。
在日常生活中，认知共情必不可少。例如，如果我要当面告诉一个学生他挂科了，那么，我最起码的体贴就是尽量用一种不会引发他太多担忧或尴尬的方式来说这件事。如果我要给小侄女买礼物，那么，我应该买她喜欢的东西，而不是我喜欢的东西。只有理解他人心智的内容，我们才能真正做出对他人有益的事情。
从政策制定层面而言，认知共情也是必不可少的。例如，在美国，人们一直对是否应该把共情能力作为甄选法官的一个必要指标存在争论。也许你会感到奇怪，因为我认为答案可以是“是”——前提是当我们说的是认知共情时。在这一点上，我同意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教授托马斯·科尔比（Thomas Colby）的观点。科尔比注意到，很多判决都需要法官基于对案件是否残忍、困难或者嫌疑人是否受到了胁迫的判断来做出，而进行这种判断就需要具有理解他人心智的能力。
科尔比举了一个例子。因为怀疑一个13岁的女孩携带*品毒**，所以学校领导对她进行了裸身搜查，那么，这是否侵犯了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所赋予她的权利(11)呢？根据已有的条例，这种搜查必须是“不特别具有侵犯性”的，而科尔比认为，想要判定是否具有侵犯性，就需要知道一个13岁的女孩在这种情形下会有何感受，也就是需要具有认知共情的能力。
认知共情这种理解他人心智的能力其实是个与道德无关的工具，可以被用作任何用途。成功的治疗师和父母都有很强的认知共情能力，但*子骗**和拷问者同样是此中高手，甚至欺凌者也需要这种能力。人们往往对欺凌者存在一种刻板印象，认为他们是因为在社交能力方面有所缺失，所以才会把愤怒发泄到他人身上。但事实并非如此。就理解他人心智的能力而言，欺凌者是高于平均水平的——他们比一般人更了解什么会让人害怕，这也正是他们能够成功实施欺凌的原因。认知共情能力弱的人又会如何呢？他们往往会成为欺凌的受害者。
关于认知共情的力量，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中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奥布赖恩欺骗主人公温斯顿·史密斯，让他错把自己当成朋友，后来才暴露自己思想警察的身份，最后成为温斯顿的拷问者。
在奥威尔笔下，奥布赖恩几乎是一个无恶不作的怪兽，但他表面上却很好相处。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而且人们的所想所思、一举一动都在他的预料之中。奥布赖恩能够轻而易举地看穿温斯顿的心灵，并最终利用了温斯顿最大的恐惧来彻底摧毁他——这恐惧，温斯顿之前从未对奥布赖恩说过，甚至连他自己都没能直接面对过。这就是认知共情通过邪恶之手发挥的巨大力量。
8个有关共情的错误观点
认知共情是一个有力的*器武**，每一个想要成为好人的人都需要它，但它自身却是与道德无关的。与之相反，我认为情绪共情实际上对道德具有腐蚀作用。
情绪共情，也就是被亚当·斯密和大卫·休谟等哲学家称为“同情心”的东西，常常被简称为共情。很多学者、神学家、教育家和政客都对共情大加赞颂，认为这是一种高尚的品质。但实际上，如果你正在进行一个困难的道德决策，觉得需要去感受一下他人的痛苦和快乐，那么你最好就此打住。对共情的投入可能会让你觉得很舒服，但这毫无益处，而且可能会导致错误决策和不良后果。更好的方法是运用理性并进行成本收益分析，让更为冷静的怜悯和善良之心帮你做决定。
虽然有时候我也会认可共情确有好处，但总体而言，我认为没有共情我们会做得更好。对于这个立场，有很多反对意见，下面我就来介绍几个，讨论一下这些观点为什么是不合理的。
01你口口声声说反对共情，但共情其实就是善良、关怀、怜悯、爱、道德，等等，而不是你所说的感受他人的感受。
我真的很讨厌有关术语概念的争论，因为只要能够懂得对方所说的话，具体使用什么词汇其实是无关紧要的。我确实对共情有一个特定的观念，但如果你希望把这个术语用作另一个含义，那也悉听尊便，没什么不可以的；同时，如果你认为共情实际上是道德的意思，那我要说明，我并不反对道德。
但是，我对共情这个词的使用并不是空穴来风。在英语里，empathy（共情）这个词最能描绘感受他人的感受的情况，而且比sympathy（同情）和pity（怜悯）都更合适。例如，如果你处于狂喜之中，我也因此而感受到这种强烈的愉悦，那么我可以说自己在跟你共情，但如果说我很同情你或者怜悯你就会显得非常奇怪。另外，同情和怜悯指的是对他人感受的回应，而不是镜像反映出同样的情感。如果你替一个穷极无聊的人感到苦恼，这是同情；如果你也感到无聊，这才是共情。如果你因为一个人的疼痛而感到悲伤，这是同情；如果你也能感受到他的疼痛，这才是共情。
心理学家使用“情绪传染”（emotional contagion）这个词来表达一个人的情绪感受弥散、流传到另一个人身上的过程，如看到他人哭泣，自己也会感到悲伤；见到别人开怀，自己也会心潮澎湃。即便你此时此刻本来没有什么情绪，见到他人的苦难也会物伤其类；甚至即便他人并未表达出自己的情绪感受，你也能通过推己及人来揣测他们的内心，继而与他们共情。
Empathy（共情）跟compassion（同情、爱心）和concern（关怀）都有关联，而且有时这几个词会被当作同义词。但跟共情相比，同情和关怀的用法更加广泛。说自己对上千万的疟疾感染者共情会显得非常奇怪，但说你非常关心他们或者对他们充满同情就很合情合理。同样，同情和关怀并不需要镜像复制他人的情感，而在人们充满情感和善意地对经受酷刑的人伸出援手，说他们正在对被帮助的人共情就很恰当。
不论怎么说，你都会发现，很多人，也就是那些强调要站在他人的立场上思考、对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等的人，真的认为道德源自我所描述的那种共情。
02共情能力强的人更善良、更关爱他人、道德更高尚，这就说明共情是善的力量。
很多人都对此深信不疑。毕竟，说一个人共情能力强是一种恭维，共情可能与智力和幽默感在人们心中的分量相差无几。如果你想要在网上交友，那么，在个人描述中放上“共情能力强”肯定会让你变得更有吸引力。
人们对共情跟其他优秀特质之间的关系的看法其实是经验性的，但我们可以用标准的心理学研究方法来测试一下。例如，你可以先对一个人的共情能力进行测量，然后看看能否根据其得分准确预测助人之类的良善行为。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精确地测量一个人的共情能力很困难。现在已经有了一些成果，但研究发现，共情跟善行之间的相关性其实非常弱。相反，有证据证明，较高的共情能力会让人在面对他人的痛苦时惊慌失措，做出荒谬的决定，而且往往会使人变得残暴。
03缺乏共情能力的人都是精神病态者，都非常可怕，所以我们需要共情能力。
诚然，标准测试会说，精神疾病患者缺乏共情能力或者至少更不愿意去对他人共情，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是变态狂魔。只有当能证明精神疾病真的是由缺乏共情能力引起的时，才能说它证明了共情的重要性。
这也是一个可以在实验室检验的命题，但得出的结论却并不支持这种观点。正如后面会讲到的，精神疾病患者的问题往往与缺乏自我控制能力和恶的本性相关，而不是与缺乏共情能力相关。另外，没有证据证明缺乏共情能力与攻击、挑衅或者残*行暴**为有什么关联。
04道德的某些方面可能与共情无关，但共情却是道德的核心所在。没有共情，也就没有正义、怜悯和同情。
如果这个观点的意思是人只有具有共情能力才会去做善事的话，那么很容易就能看到其中的谬误。想一想你如何评判下面这些事情：开车时往车窗外扔垃圾、*税偷***税漏**、在建筑物上写种族歧视的话，等等。不需要对某个想象的或真实的个体产生共情，你就可以知道这都是错误的行为。再想一想挽救落水儿童和慈善捐赠。这些行为里或许有共情的成分，但显然不是必需的。
批评者会勉强承认，没有共情人们或许依然可以做好事。但他们会认为，没有共情，人们或许根本就无法真正地关心他人，或许就不会有任何同情或者关爱之心。但日常生活中的许多例子又一次证明了这种观念是错误的。例如，我看见一个小孩因为害怕狂吠不止的狗而号啕大哭。我可能会急忙上前抱起他进行安抚，并且对他非常关爱，但是，这里面并没有共情的成分。我没有感受到他的那种恐惧，一丝一毫都没有。
不仅如此，还有更多通过实验得到的证据也能证明这一点。例如，塔妮娅·辛格和她的同事证实了，对一个人共情和对一个人同情是截然不同的——不仅在脑神经的区域上泾渭分明，两者产生的效果也是大相径庭。
05难道你不需要任何情感压力来激发你成为一个好人的动机吗？毕竟，只有冷冰冰的理性是不够的。
大卫·休谟有句名言：“理性是且只应当是激情的奴隶。”良好的道德意图需要对不同事情进行价值排序，良好的道德行为也需要有某种动机来推动。毕竟，即便一个人知道最应该做什么，他也需要有足够的动机才会去做。
我对此深信不疑，也从来没看到过任何针对这种观点的有效的质疑。但是，认为这个观点支持共情却并不成立。休谟所说的“激情”可以是很多东西，如愤怒、羞愧、内疚，或者是积极方面的同情、善良和爱。没有共情，你照样可以有动机去帮助他人。
道德领域的伟大学者、休谟的好朋友亚当·斯密对共情这个概念非常熟悉。他曾经思考过到底是什么改写了人类的自私，让人们愿意帮助他人。他的确是想到了共情，但随后就因为共情的力量太微弱而将它否定了。相反，他认为应该是刻意的深思熟虑和对做正确的事的渴望让人们变得如此。
06共情可以被用来做善事，有很多例子说明共情会带来积极的改变。比如反对奴隶制，道德领域的每一次革命都是以共情为导火索的。此外，共情也能激发很多日常生活中的善行。
我同意这个观点。共情可以被用来支持良好的道德判断和行动，但前提是要先冷静地进行理性思考。例如，如果正确的行为是给一个无家可归的儿童提供食物，那么对这个儿童的痛苦共情就会激励我们去这样做。如果正确的行为是包容一个曾被我们鄙夷蔑视的群体，那么对这个群体中的成员共情就会让我们去这样做。如果正确的行为是加入对某一个国家的战争，那么对该国政府*行暴**的受害者共情就会让我们义愤填膺地参战。无论是慈善机构、宗教团体还是政治*党**派，都会把共情当作工具。如果这些机构有正确的道德目标，那么共情就会是一种很有价值的力量。虽然我认为把共情当作道德指南是一个非常糟糕的选择，但我并不怀疑共情可以被当作一种策略来促使人们做好事。
对此，我有一个亲身经历的例子。研究生时期，我读到了彼得·辛格的一篇文章，他认为富裕的人应该把财富用在帮助那些真正需要的人上。辛格认为，选择把钱花在华服或珍馐之类的物品上，简直就跟因为怕弄脏自己昂贵的衣衫而对落水儿童袖手旁观一样不可思议。我被这篇文章的观点深深打动了，于是反反复复地跟朋友们提及这件事，而我们讨论的地点常常不是酒吧就是饭馆。有一次，我突然意识到，我们在饭馆里大快朵颐就是在做道德上等同于杀害儿童的事情。
后来，终于有一个被我惹火了的哲学系学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的所在，他问我为穷人捐过多少钱。我只好尴尬不已地承认：一毛都没有。这件事让我如鲠在喉，于是几天后我寄明信片（这发生在有互联网之前）给一个国际慈善机构，询问我能为他们做点什么。
在打开他们回复的信件之前，我以为会看到一些有关他们工作内容的具体描述，但他们的方法比这要聪明得多。他们寄了一个孩子的照片给我。那是一张很小的塑封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印度尼西亚的小男孩。我还依稀记得信的内容：“我们知道您还没有确定是否要支持我们的组织。但如果您决定伸出援手，这就是您将会挽救的那个生命。”
我不知道这件事激发的是不是共情，但肯定是某种情感上的恳求，冲击的是我的心灵而非头脑。而且，这个办法非常有效：多年之后，我依然在给这个孩子的家庭寄钱。
毋庸置疑，这样的情感肯定能激发善行。在有些情况下，它可能会让人做出非常好的事情。在《陌生人溺水》（Strangers Drowning）一书中，拉里莎·麦克法夸尔描述了很多做善事的人或者“道德圣贤”（moral saints）。这是一些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他人的人。他们知道世间充满了疾苦，并且无法对此袖手旁观，他们挺身而出仗义援手。在她所描述的人中，有些是深思熟虑后刻意行动的人，比如泽尔·克拉文斯基，又比如阿伦·皮特金（Aaron Pitkin），他也看过辛格的那篇文章，并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他想，如果有一个饥肠辘辘的儿童在贩卖机旁眼巴巴地看着你，没有人会自顾自地去买一瓶苏打水；而对他来说，现在恰好就有一个挨饿的孩子站在贩卖机旁。”
麦克法夸尔描述的另外一些人是情感导向的，他们被他人的痛苦打动。这种高度的敏感性让他们苦不堪言，但同时也会驱使他们做出那些我们想都不敢想的改变。
针对那些愿意把肾脏捐献给陌生人的人，乔治城大学心理学副教授阿比盖尔·马什（Abigail Marsh）及其同事进行了一项研究。研究发现，在标准的共情测试中，这些极端利他的人的得分并未超过一般人。引起研究者兴趣的是这些人的杏仁核，也就是脑中主要参与情绪反应的结构。阿比盖尔及其同事之前的研究发现，精神疾病患者的杏仁核比正常人的小，并且在观看惊恐的人的照片时，他们的反应也比正常人小。于是，研究者推测这些做出善举的人的杏仁核更大，并且对惊恐的面庞有更加强烈的反应。而这恰恰就是他们在研究中的发现。
这究竟有什么含义呢？一种可能是，这种脑解剖和反应上的差异都是由人的性格引起的：冷酷残暴、麻木不仁会让你对他人的恐惧逐渐变得不敏感，而善待他人、关爱同类却会让你对他人的恐惧更加敏感。另一种可能是，这种脑上的差异是原因而非结果：你早期对他人痛苦的敏感程度可能会直接影响你长大后成为什么样的人，当然，对他人痛苦的敏感程度与共情能力密切相关。
关于共情激发的善举，我当然可以大书特书，但这对共情的辩护作用却极其有限。所有强烈的情感都会有某些积极的影响，不仅是共情，就连愤怒、恐惧、报复的渴望都可以带来好的影响。
人们往往能轻而易举地指出共情的益处，却对它的代价视而不见。我认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因为人们都有一种将行为归因于自己希望的缘由的自然倾向，于是就认为共情是这些善举的源头。也就是说，人们通常认为共情是很多善良和公正行为的根源，同时认为引发无效或者残酷行为的是其他缺少共情成分的东西。但是，这其实只是一种幻觉。
所有人都有很强的偏见，认为虚构情节有巨大的能量来激发人的共情。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很多人都认为，《汤姆叔叔的小屋》和《荒凉山庄》这样的作品通过故事让读者深深感受到了人物的悲惨处境，继而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变革。但人们却忘记了，还有一些其他的作品用不同的方式影响了世界。斯坦福大学文学教授乔舒亚·兰迪（Joshua Landy）为我们提供了一些例子：
在每一部《汤姆叔叔的小屋》之后，也会有一部《一个国家的诞生》(12)；每一部《荒凉山庄》旁边，也会存在一部《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13)。每一部《紫色》（Color Purple）(14)之后，都会有一部《特纳日记》（Turner Diaries），当年俄克拉何马州爆炸*案惨**的元凶蒂莫西·麦克维（Timothy McVeigh）开的那辆满载爆炸物的货车后座上，放的就是这本白人至上主义的小说。这里的每一部作品，都激发了读者的共情：伟大的狄更斯让读者用悲天悯人之心同情小杜丽（Little Dorrit）；西部小说作家让读者看到在印第安人攻击下的悲苦无助的殖民者的形象；《阿特拉斯耸耸肩》等书的作者安·兰德（Ayn Rand）创造的那种精明强干的“工作创造者”形象，更是时时受到无所事事的寄生虫骚扰。
说了这么多，你可能依旧会认为，虽然共情从总体上来说并不可靠，但我们仍然可以利用共情来达成好的目标。但事实上，共情，或者说情绪，并非人们行为的唯一动机。乔舒亚·兰迪还为另一个选择做出了辩护，我觉得言之有理：
还有其他的方法可以改变人们的看法，如借助事实的力量。我知道这是老生常谈了，但想想那部反映全球气候变化的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这部纪录片对环境运动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整部纪录片里没有任何惹人怜爱的角色或妙语连珠的台词。再想想《食品公司》（Food, Inc.）(15)、《杂食者的困境》（The Omnivore's Dilemma）(16)以及乔纳森·萨弗兰·弗尔（Jonathan Safran Foer）讨论素食主义的作品《吃动物》（Eating Animals）。在过去的100多年里，并没有太多以肉制品工业为主题的畅销书，但这并没有妨碍人们逐渐走向更加明智的态度和立场。
07你提到了很多共情的替代品，但这些东西难道就没有局限吗？
它们当然也有局限。我已经对共情的问题做出了说明，它就像聚光灯一样，只会让自己关心的东西占据中央。但是，参与道德行动和判断的其他心理过程也有偏颇之处。即便是有办法把共情从脑中完全移除，我们还是会关心自己的亲朋好友胜过陌生人。同情是带有偏见的，关怀也有倾向性，甚至成本收益分析也不是不偏不倚的。即便是竭尽全力想要做到一视同仁、客观公正，我们也仍然会倾向于选择更符合自身利益的结果。
但是，它们组成了一个在程度上有所不同的连续谱。这个连续谱的一个极端是共情，而且是最差劲的一端。中间地带是同情，也就是单纯地关心他人，希望他人过得好。虽然同情也有问题，但还不算太糟糕，很多实验证据都证明了这一点，具体内容我会在后面的章节一一讲述。
理性是这个连续谱中最好的那一端。迈克尔·林奇把理性定义为寻找正当理由和合理解释的行为——为一件事找到合理的理由并进行解释，让中立的第三方能够认为它是合情合理的。具体而言，理性依靠的是观察和逻辑原则，科学研究工作就是理性活动的一个范例。
理性同样也难免存在局限，毕竟人类本就不是一个完美的物种，但在最好情况下，它能给我们带来道德上的洞见。是理性让我们能够超越情感对自己的影响，认识到远在天边的一个儿童的痛苦跟邻家小孩的痛苦同样重要；是理性让我们能够理解，虽然一个儿童因为接种疫苗生病确实非常不幸、假释项目确实可能导致强奸和斗殴，但这些事情在总体上改善了人们的福祉，所以要坚定不移地推行它们，直到有了更好的选择。虽然同情之类的情感会让人去关心某种目标，但想要达成这些目标，却应该依赖理性思维。
08你也承认了，人往往不能很好地运用理性。很多哲学家和心理学家更是进一步指出了人类的理性思维能力其实非常差，还不如去相信包括共情在内的各种直觉呢。
诚然，在运用理性思维时确实会遇到令人困惑、不知所措的情况，会基于错误的假设得出结论，也会被自己的私心左右。但这是理性思考质量不高的问题，而不是理性思考本身的问题。美国知名道德学家詹姆斯·雷切尔斯（James Rachels）把理性视为道德的必要组成部分：“道德，最起码的就是要试图用理性指导自己的言行，也就是说，去做那些最有理由去做的事情，同时，对自己行为所影响到的每一个人都赋予同等的权重。”雷切尔斯并不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描述人们面临道德困境时是怎么做的，而是提出了一种规范性的观点，认为人们应该这样去做。
其实这并没有乍听上去的那么矛盾。即便是提倡道德情绪（moral emotions）的人，也隐性地把理性放在了最优先的位置上。例如，如果你问他们为什么认为共情如此重要，他们不会只是坚持自己的立场死硬到底。相反，他们会提出证据，会谈论共情的积极后果以及与自己关心的重要事物之间的联系。也就是说，他们通过诉诸理性来为共情找到支点。
我并不是想要指责批判我的同人，而是指出他们在这个方面可能缺少了一些自我觉察。这也是当今社会令人啼笑皆非的一种状况：很多学者认为理性是薄弱和不可靠的，最多也只能算作掩盖自己私心的遮羞布或者修饰自己非理性情绪的障眼法；但是，为了把这种观点说清楚，他们又不得不著书立说，字里行间都是复杂的逻辑结构、对各种数据的引用以及深思熟虑的论点。这就好比一个人坚称诗歌不存在，却写了首诗来表达这个观点。
很多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宣称，人根本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按照理性行动。他们认为，只有极少数的人是既有脑子又有心灵的特例，而其他人都是情绪和感受的囚徒，不会动脑子。
我只能说或许存在这样的可能。但无论如何，这跟我的真实体验完全不符。迄今为止，我已经在很多地方讨论、讲授过了道德心理学，参与讨论的不仅有学术机构和研究者，还有高中生、社区民众以及宗教团体的成员。讨论这些话题时，我会列举一些共情把我们推向一个方向而客观的分析却指向另一个方向的例子，如威利·霍顿的案例。很显然，听众并不容易接受共情让我们迷失的观念。但在我的经验里，从来没有任何一个7岁以上的听众会对这些观点的力量视而不见，并且几乎所有人都认同在某些情况下，如果能搁置自己的情感冲动，我们就会做得更好。
在有外力协助的时候，人们运用理性的能力最强，而某些社群能够让人们的理性蓬勃发展。只要能学习、运用新的方法，每个人都可以突破自己的局限。
我并没有对科学持盲目乐观的态度。科学家也是人，因而必然也可能会徇私舞弊、固执己见、因为各种力量而远离真相。但与此同时，科学本身确实成就非凡，因为科学社群成功地营造出了一种氛围，使理性的争论能够在其中自由进行、开花结果。我相信，在其他很多领域也是如此。我们有能力理性思考，并且能够在道德领域中付诸实践。
行为升级：千万别把共情当成道德指南！
心理学研究认为共情是个糟糕的道德指南，这种说法本身就有一种对于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的判断。这可能会让你感到不安，毕竟，心理学家跑到道德伦理领域到底要干些什么呢？
事实上，我并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很多心理学家认为共情是个非常好的东西，所以他们在这个领域著书立说、开展各种会议论坛、设立教育项目等，希望能提高人们的共情能力。坦率地说，我对此完全不认同，但我们的前提确实是相同的——我们都有事要做，有目标需要达成。只是，我不认为共情是达成这些目标的可靠手段。
我的道德视角比较另类，但我会尽量使用不会引发争议的例子来说明。想要理解我对共情的担忧，你并不一定要对同性恋婚姻、巴以冲突等问题与我持有同样的立场。事实上，我认为对共情的争议与任何特定的道德问题本身都没有直接的关联。不过，我确实认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拯救100个人的生命要比拯救1个人的好，无理由地伤害他人或者因肤色贬低、歧视他人是错误的行为。如果你认为数量不重要、痛苦是好事情或者种族歧视是道德的行为，那么，本书后面的内容对你来说就意义不大了，可能最多就是个智力游戏而已。
如果说本书是对话的一部分，那么这个对话一定是在对某些事情有一定共识的人之间进行的。举个例子，我认为共情会让人对眼前的成本过度看重，而轻视将来要付出的代价；会让人做出愚蠢的决策，如面对眼前1名儿童的死亡和一年之后20名素昧平生的儿童的死亡，共情可能会让人选择救助当前的这1名儿童。对我而言，这就是共情的问题之所在。
你可能会说，这并非共情的错误，或者说共情虽然在这个特定的情景下让人得不偿失，但在其他情景里确实是有利的，所以总体而言，我们还是应该依赖共情。这些都是很合情理的论点，之后我会对此详加讨论。但如果你只是说“这算什么？有谁会在乎死几个孩子呢”或者“死1个小孩跟死20个小孩没什么差别，无所谓”，那么，我们就没有任何继续讨论下去的基础了。
对于“心理学家跟道德伦理有什么关系”这个问题，我的答案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是，心理学家可能对共情这类能力的本质有些了解，并且知道这些能力对达成共同道德目标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