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赛中的行为经济学：赛场行为与比赛胜负的奥秘
第01章 吞哨 为什么谁都希望裁判少吹哨
如果你对体育赛事的裁判没有哪怕是丝毫的同情，赶紧去咨询一下自己的心脏医生吧。不仅仅是因为裁判和司线员承受着大量的羞辱，还包括人们对这个职业的自我幻想和误解。球迷们绝不会狂妄地以为自己拥有像佩顿·曼宁（Peyton Manning, NFL丹佛野马队的四分卫）一样有力的臂膀，能防守NBA球星科比·布莱恩特，或是有能力接住著名网球选手罗杰·费德勒的发球。但不知为什么，每一个买票入场或者守在电视机面前的球迷，都确信自己能像赛场上那个穿着特殊T恤的人一样给比赛当裁判、吹哨子。
这种想法忽视了一些现实情况。首先，裁判吹哨其实都吹得很准确，虽然这实在是个谜。其次，和最优秀的运动员一样，裁判花了多年时间训练自己的能力，积累了大量技巧和经验，并在热火朝天的比赛过程中使之达到最高水平。人们认为，大多数裁判只不过是被授予了一把哨子的幸运的体育爱好者，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他们在裁判之外的其他生涯中同样动力十足，同样聪明，而且取得了成功。
以迈克·凯里（Mike Carey）为例来看好了。他是圣迭戈一名医生的儿子，在大学时代是颇有名气的橄榄球选手，直到大四时在比赛中脚受了伤。虽然这使他到NFL打橄榄球的雄心受挫，但他挺了过来。他从圣克拉拉大学拿到了生物学学位。由于爱好敲敲打打修修补补，于是他创办了一家生产滑雪板和滑雪配件的公司。凯里还拥有多项专利，包括“猫爪”，一种安装在雪靴上增加牵引力的装置。
不过，在大学里的第一年，凯里就意识到，自己有一套洞察橄榄球比赛的诀窍。部分原因在于他具备做出正确判罚的能力，而且他还具备裁判的直觉，也就是把握比赛节奏和时机的第六感。此外，他还是个天生的权威人物。和职业橄榄球运动员一样，他对裁判这一技艺表现出了极大的热爱，一路从青少年橄榄球联赛，到高中联赛，再到第一级别大*联学**赛，最后终于来到NFL。这时候，他的哥哥唐已经在NFL担任卫裁了。成为第42届超级碗主裁判后，凯里的裁判生涯达到了最高峰：他成为美国最盛大体育赛事的第一位非洲裔主裁判。
第42届超级碗于2008年2月3日举行，那场比赛充满激情。到了第四节末尾，被广为看好且本赛季保持了不败纪录的新英格兰爱国者队以14:10的成绩领先纽约巨人队。只要拦下最后一次进攻，爱国者队就能成为自1972年迈阿密海豚队首次创下全赛季不败纪录以来首支保持19场比赛连胜的队伍了。
巨人队正做着最后的努力，比赛时间还剩下不到一分钟，他们开始了第三档进攻，位置是自己的44码线，他们还需要推进5码。巨人队的四分卫伊莱·曼宁（Eli Manning）接到球，在爱国者队激烈的拦截中灵活地往来穿梭闪躲，如同创造了一种新舞步。他躲、晃、绕，九死一生地逃出了爱国者队后防线的魔爪，展现出堪比舞蹈大师阿瑟·默里（Arthur Murray）的精湛步伐，还有阿瑟·法佐莱里（Arthur Fonzarelli）(5)般的冷静。
最后，曼宁以灵活的动作稳住脚步，稳稳地将球传到了中场。他的目标是戴维·泰里（David Tyree）。很多人到这时才惊讶地意识到，泰里此刻居然还在场上。一般来说，泰里通常是特勤队成员，整个赛季，他只接住了4次传球，在周五赛前的训练中，还出现了6次接球失误。更麻烦的是，防守泰里的是爱国者队超级全明星防守球员罗德尼·哈里森（Rodney Harrison）。“别在意，”曼宁当时安慰他说，“你是一个好球员。”
几秒钟之前，当曼宁闪转腾挪时，泰里按战术直插对手腹地，在预定地点停了下来，无所事事。这时他突然意识到，自己队的四分卫正在寻找没人防守的接球员呢。球飞过来，泰里腾空跃起，身体往后仰，几乎和地面平行。他用一只手接到了球，用头盔牢牢地抵着。不管怎样，他完成了一次32码的进攻。泰里和曼宁没有遭到擒杀，那样他们只能被迫在第四档进攻，反而联手上演了一记不可思议的“粘扣式接球”，让巨人队挺进到了爱国者队的24码线。那之后，泰里在NFL比赛里再也没接住过一个球，但这一次，可以算是他无比精彩的谢幕表演了。
经过四档进攻，曼宁用一记短传帮助普拉西克·伯雷斯（Plaxico Burress）触地得分，巨人队上演了一出史上最了不起的大逆转，以17:14赢得第42届超级碗大赛。“泰里连线”（the Tyree pass）家喻户晓。NFL的电影工作室总裁、最杰出的橄榄球历史学家史蒂夫·萨博尔（Steve Sabol）赞叹说：“这是超级碗历史上最精彩的一次进攻。”
毫无疑问，那个瞬间精彩至极，但对这个球的判罚却普普通通。也就是说，穿着条纹制服戴着白帽子的人做了他们总爱在紧要关头做的事：拒绝对在某些人眼里非常明显的犯规行为吹哨。你可以在网上看“泰里连线”，特别要注意后场发生的那一幕。曼宁施展逃脱术之前，他差点就被爱国者队的多名后卫给熊抱了，尤其是理查德·西摩（Richard Seymour）和阿达里尔斯·托马斯（Adalius Thomas），他们抓到了曼宁10号球衣的右角。曼宁的进攻似乎快被拦停了。比这个还要轻微的拉拽都会被裁判认定为攻方的四分卫被防守方控制，出于保护四分卫的目的，裁判会叫停比赛，判守方“擒杀”四分卫，这样可以避免防守球员真的撞倒四分卫。(6)
在这个时候，迈克·凯里的状态也达到了其职业生涯的巅峰。一切的进展都很顺当。他曾在常规赛季的最后一星期（也就是这场比赛的前几个星期）担任过爱国者队与巨人队的比赛裁判，他对两支球队都很了解。“跟运动员和球队一样，我们那天晚上状态很好，”他说，“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是这样，从作为工作人员的角度来说也是如此。”
两年多过去了，凯里仍能清晰地回忆起“泰里连线”那一刻。他还记得自己当时很吃惊，曼宁竟然没有采用“暗迷惑法”(7)诱使爱国者队越位，足见凯里对当时的场景记忆犹新。开球之后，凯里起初是在球场左侧，接着连连*退倒**，在曼宁背后找到了一个没人遮挡的开阔视角位置。他离赛场只有一两米远，像往常一样保持警觉，摆好了姿势，眼睛激光般扫视着球员，一副随时会宣布曼宁遭擒杀的样子。然而，他什么也没做。这是一个很主观的判断，而凯里的判断是不做判罚。
“时间再长半秒钟，我就要判他被擒杀了，”凯里说。“如果我留在先前的位置，我估计会吹哨。幸运的是，我当时行动自如，看到他并未完全被擒杀，我心里想，‘哎哟，小子，但愿我做的判罚是正确的。’我想我是对的，我很高兴我没吹哨。再碰到这样的情况，我还会做出同样的判罚，不管是超级碗的决赛，还是季前赛的第一场比赛。”
其他人就没这么有把握了。印第安纳波利斯小马队前教练，现为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评论员的托尼·邓吉（Tony Dungy）在这场比赛一年后回忆说：“应该吹哨叫擒杀的。我以前从来没有注意过，但你看看迈克·凯里，他差不多就要吹哨了。比赛处在紧要关头，凯里给了四分卫一个在超级碗上演大戏的机会。我认为，要是在常规赛里，他很可能会吹哨。”(8)换句话说，如果裁判一板一眼地按照比赛规则来，像在常规赛里那样吹了哨，超级碗历史上最有名的这一幕根本就不会出现，至少邓吉的看法是这样。
那或许是一次恰当的判罚，也可能是一次不恰当的判罚。但它是错误的判罚吗？很难说。没有人批评凯里“视情况而定”“选择性判罚”或者“故意吞哨”。恰恰相反，人们普遍称赞他的“克制”精神，上司甚至给予了他“A+”的评价。那场比赛过后，他上了脱口秀节目，甚至得到NFL的许可，接受相关采访，包括我们对他的采访以及《花花公子》的一次采访。对重大体育项目大联盟赛事的裁判来说，这可是很少见的。回想起来，NFL还不曾对哪次判罚表现出过如此支持的态度。
“不作为”偏差，一种常见的认知模式
说起来这也并不奇怪。它符合人类常见的认知模式。人们一般认为，“不作为”（即不采取任何行动）的侵入性和伤害性，远远不如“有作为”（即做出某种行为）大，哪怕两者带来的结果相同，甚至前者更糟糕。心理学家将之称为“不作为”偏差（omission bias），它在多种场合下都有体现。
有这样一个著名的心理学实验。研究人员对被试提出如下问题：假设某种流感袭来，人人都会被传染，而且，流感对三岁以下的孩子有致命的危险。每1万名儿童中约有10人会死于此病。注射流感疫苗可消除患病的可能性，但每1万名儿童也可能有5人因注射疫苗而死。你会让自己的孩子接种疫苗吗？
表面上看，这道选择题很容易，对不对？你会接种疫苗，因为不接种疫苗的死亡率是接种的两倍。然而，调查发现，大多数家长竟然选择不给孩子接种。为什么呢？因为它会导致每万人中有5人死亡。他们才不管不接种疫苗的话，孩子患流感的死亡率是接种疫苗的两倍。选择不接种疫苗的家长认为，如果孩子因为接种出了什么事，自己是要负责的。但这些家长往往忽视了这个说法的另一面，“如果孩子因为没接种而出了什么事，我同样是要负责的”。换句话说，很多家长觉得，如果糟糕的结果是自己的“有作为”带来的，而不是自己的“不作为”带来的，责任更大。
在另一些研究中，被试始终认为，采取行动比不采取行动更欠缺道德心，哪怕结果相同甚至不采取行动的结果更糟糕。举个例子，研究人员要求被试对以下两种场景做出评价。网球选手约翰要在明天的决定性比赛中面对一个强硬对手。约翰知道自己的对手对一种食物过敏。在第一种场景下：约翰向不知情的对手推荐了含有过敏源的食物，以求破坏对方的球场表现。在第二种场景下：对手误点了含有过敏源的食物，约翰明知道对手可能会过敏，但什么也没说。大多数人会认为，约翰推荐过敏食物的做法，比不提醒对手当心过敏食物的做法要恶劣、卑鄙得多。但这两者真的有什么不同吗？
想想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是怎么做的。恐怕我们大多数人都认为，直接说谎比隐瞒真相要糟糕；错过了挑选配偶的机会固然不好，但比较起来，主动选错配偶就更可怕了；拒绝吃健康的食物或许是个糟糕的选择，但吃垃圾食品无疑雪上加霜；课堂上没举手回答能正确回答的问题或许会让你觉得略有遗憾，但要是举手却答错了问题，你会感觉更难受。
心理学家发现，哪怕结果一样甚至更糟，人们仍然认为“不作为”比“有作为”的因果性更弱，可责备之处更少，伤害性更低。医生们认同这一理念。所有医学专业学生们学到的第一条原则就是来自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不害人”，而不是严格的“做好事”。我们的法律制度也做了类似的区分，几乎从不对营救行为做出明确的义务规定。要是你故意把人淹在水里，你的麻烦可就大了。但如果看到有人在游泳池里溺水，你袖手旁观，没有人会因为你没救当事人而控告你，除非你是游泳馆的救生员或者医生。
商业世界中也存在同样的“不作为”偏差。在哪种情况下，股票经纪人的麻烦更大呢？是没能买下一支成功的股票，比方说，错过了谷歌的首次公开募股？还是投资了劣质股，比如用你的退休积蓄买了雷曼兄弟的股票？你可以去问问对冲基金经理，至少在私下里，他们会坦白承认：与错过了当年最大赢家相比，选错股票亏空了客户的钱更容易让他们被炒鱿鱼。他们工作时也正是据此行事的。
在大多数的大公司，管理者都倾向于避免犯错，而不是避免错失机遇。如果犯了错，公司大多会追究个人的责任。而未能采取行动，哪怕导致了同样重大的损失，公司却很少要人负责。2009年，在一场管理大会上，亚马逊的创始人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说：“人们对犯错过分关注了。公司也过分强调失败的代价有多么大。失败的代价并不昂贵，大多数公司很难发现，付出沉重代价的原因，其实是‘不作为’。”
体育裁判也有着同样的想法。NBA在训练和评估裁判时，会告诉他们4种基本的判罚：正确的判罚、不正确的判罚、正确的不判罚和不正确的不判罚。当然，裁判的目标是要在每次判罚和不判罚上做出正确的选择。但如果你做出了判罚，那它最好是对的。“比如说，比赛进行到后半场，球场上出现了干扰球，你忽略了，这就是不正确的不判罚，这很糟糕，”在NBA做了17年裁判的加里·本森（Gary Benson）说，“但要是比赛进行到后半场，你判罚了干扰球，结果录像回放显示你判罚错误，那你惹上的麻烦可就太大了。”(9)
特别是在关键的中场休息期，裁判往往要竭力地克制自己，不暗中影响比赛。NBA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比赛升温，你让路，你要尽可能让球员来决定胜负。”NBA的另一名资深裁判特德·伯恩哈特（Ted Bernhardt）说：“这是你在工作中要学的第一件事情。球迷们不是来看你的，他们是来看球员的。”
这是一个崇高的目标，但也明显地表现出了“不作为”偏差，可以说，这比裁判们在比赛中犯了正常的、随机的错误更糟糕。随机的判罚失误虽然烦人，但无法预测，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趋于平衡，并不会偏袒某一方。随机失误不会对谁不利。可习惯性的偏差就不一样了，它会带给特定类型的球员或球队明显的优势，让我们得以预测谁能从某种情况的判罚下受益，就更别说精明的球员、教练、老板和赌徒了。诚然，身为球迷，我们希望比赛的裁判准确，但我们其实更应该希望比赛的裁判不带偏差。可惜事实并非如此。
裁判裁定“好球”和“坏球”的偏差
让我们从棒球开始。2007年，MLB的网站mlb.com在比赛球场上安装了摄像头，跟踪每一次投球的位置（精确到厘米），球迷们可以在移动设备上一个球一个球地跟进赛事。这一数据叫作Pitch f/x，它不光跟踪投球的位置，还跟踪其速度、移动和投球的类型。不过，我们使用这些包括了近200万次投球以及115万次对投球裁定的数据，却有着另一个目的：评估裁判的准确性。首先，数据显示，裁判准确得惊人。平均而言，裁判只有14.4%的概率做出错误的裁定。考虑到投球的平均初始时速为148公里，又以137公里以上的时速飞越本垒，一般还带有各种旋转和平移，裁判这么高的准确率不能不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但是，这些数字会随赛场局面而出现戏剧性的变化。假设击球手已面对两好球，如果裁判再裁定一次好球，击球手就出局了。回顾过去三年棒球赛场上所有两好球局面下裁判对好环球的判定（不包括两好球三坏球的局面），我们发现裁判的判罚正确率只有61%。也就是说，裁判有39%的时候对这些投球做出错误裁定。因此，在两好球局面下，裁判的失误率是正常情况的两倍，这样更有利于击球方。
碰到相反的情况，即击球手碰上三坏球，下一次投球再是坏球，击球手就可以保送上一垒，那又会怎么样呢？由于不作为偏差，裁判会很不情愿地将下一个球裁定为坏球，因为这会让击球手上一垒。考察所有事实上落在好球区之外的投球，我们得出裁判的正常失误率是12.2%，即裁判会把12.2%的坏球判为好球。然而，如果击球手已经有三个坏球了（不包括两好球三坏球的情况），裁判会有20%的概率把坏球叫成好球，这样更有利于投球方。
换句话说，裁判不喜欢保送击球手上垒，也不喜欢击球手被三振出局，而是希望延长击球，让球员们自行决定结果。哪怕这意味着做出不正确的裁定，他们仍然会这么做，至少他们会放弃压力较小时会做出的裁定。
图1-1按照MLB的规则画出了实际好球区，如外围黑色方框所示。我们又根据所有的裁定投球，绘制出了裁判实际上在两好球和三坏球计分时会裁定的“经验”好球区。利用Pitch f/x数据，我们跟踪了每一个裁定投球的位置，发现凡被裁定为好球的投球，有半数以上的概率都落在经验好球区之内。我们用虚线以内区域表示两好球计分时的好球区，而用灰色区域及其以内区域表示三坏球计分时的好球区。
黑色方框代表规则界定的好球区，虚线以内区域为两好球时的好球区，灰色区域及其以内区域为三坏球时的好球区。方框外横线和竖线上的一小格代表1.27厘米。
图1-1 三坏球对两好球计分时的实际好球区
从图1-1中可以看出，碰到两好球时，裁判的好球区会出现相当程度的缩小。如果会导致击球手三振出局，许多从技术上看落在好球区的投球，裁判均未做裁定。相反，碰到三坏球时，裁判的好球区面积会明显扩大，连落在实际好球区10厘米之外的投球都被算成了好球。为了让读者们感受一下两种情况下的区别，我们这么说吧：三坏球计分时的好球区比两好球计分时的好球区面积大了600平方厘米。(10)
做出正确裁定会对比赛造成巨大影响，而漏做裁定却没有影响的时候，“不作为”偏差应该表现得最为明显。在投球计分是3:0时把一个坏球裁定成好球，影响固然很大，但得分也不过会变成3:1。牢记这一点，再来看图1-2。两好球无坏球（得分为0:2）时，好球区最小；三坏球无好球（得分为3:0）时，好球区最大。
黑色方框代表规则界定的好球区，虚线以内区域为0:2时的好球区，灰色区域及其以内区域为3:0时的好球区。方框外横线和竖线上的一小格代表1.27厘米。
图1-2 计分0:2和3:0时的实际好球区
计分3:0时的好球区比计分0:2时要大1 213平方厘米。这之间的差异大得惊人，不可能是随机失误。
我们还可以看看投球的具体位置。就算对落点明显的投球，比如落在垒的死点上，或是在裁判很少漏判的好球区外太远的位置，裁判也会根据好球计分的情况做出不同的裁定。为了延长击球局面，裁判甚至主动做出错误裁定，哪怕投球的情况显而易见。那不怎么明显的投球会怎么样呢？对最模糊的投球，比如刚好在好球区的角落上，说不清是好球还是坏球，裁判的自由裁量权最大。毫不意外，这时候的“不作为”偏差表现得最为极端。表1-1说明，好坏球裁定在不同局面下会有相当大的变数。
表1-1 裁判做出正确裁定的比例 单位：%
掌握了这些信息，精明的击球手就能够也应该利用它来获取优势。面对0:2的计分，知道投球被裁定成好球的概率很低，击球手就应该保守地挥棒。相反，如果计分为3:0，裁判更容易裁定好球，击球手不妨更加自由大胆地挥棒。
从少年棒球联盟（Little League）到职业棒球大联盟（Major Leagues），球队经理、教练以及所有的击球专家都鼓励球员在得分为3:0时“弃打”。据推测，这里的想法是，既然击球手已经很接近被保送上垒了，何必自己主动搞砸呢？但考虑到本垒裁判的“不作为”偏差，统计数据表明，击球手还是挥棒比较好，因为他们弃打的话就意味着放弃击出好球的可能了。通常情况下，面对3:0的计分，保守的投手会朝着垒的中间投出快球，以避免保送对方的击球手上垒。当然，如果投手也知道这些数据，他大概会投一个更激进的球。
有迹象表明，裁判并不愿意插手比赛。自从体育比赛存在以来，球迷们就指责裁判偏袒明星球员，朝着对其有利的方向做出裁定。事实证明，在球星制度下，这种指责是站得住脚的。明星球员受到裁判的特别待遇，但原因不一定是裁判宠溺他们，也不是故意保护最优秀、市场接受度最好的运动员。偏袒明星球员仅仅是因为裁判不愿干扰比赛而已。
从我们所花的钱上来看，圣路易斯红雀队的艾伯特·皮若尔（Albert Pujols）是如今棒球界最优秀的击球手，如果他正要击球，裁判却认为他击出的第三个好球不作数，球迷们铁定会给裁判喝一耳朵的倒彩。球迷们希望看到明星球员在比赛中有精彩的表现，所以当然不希望裁判干扰明星对比赛的影响力。几乎可以肯定，明星球员在比赛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力。较之不出名的新球员，裁判更不愿意做跟明星球员相关的裁定。果然，我们发现，假设投球的位置完全相同，在两好球计分时，明星击球手被裁定三好球的概率要低得多。这与“不作为”偏差相吻合，也符合人们“裁判偏袒明星”的印象。
我们的研究结果非常有趣。在三坏球计分并控制了投球的位置时，明星击球手又不太可能获得坏球的裁定。换句话说，裁判本来就不愿让球员保送，面对明星击球手，他们更加不乐意让其获得保送。这有违“裁判偏袒明星球员”的设想，但跟尽量不干扰比赛的出发点保持了一致。两者作用的结果是，裁判会延长明星击球手击球的时间，不愿裁定第三个好球，但同样也不愿意裁定第四个坏球。实际上，明星击球手碰到两好球局面时，裁判心目中的好球区会缩小；而明星击球手出现三坏球局面时，裁判心目中的好球区会扩大。裁判希望明星击球手自己决定命运，因此给了他们更多挥棒击球的机会。
从球迷的角度来说，我们希望如此。如果你为圣路易斯红雀队加油，恐怕也更乐意看到皮若尔击中了球，而不是被保送上垒吧。即使你是对方球队的球迷，你固然希望他被三振出局，但要是他挥了球棒却没击中球，一定比他被裁判模糊地判定三振出局让你感觉更舒服吧？我们基本上希望裁判在比赛里不出现。球迷们传达了明确的信息：让皮若尔和对方球队的王牌投手一决胜负，裁判别多管闲事。
裁判的“不作为”偏差以类似的方式影响着明星投手。王牌投手的好球区会略微大一些，尤其是在三坏球计分时，这跟裁判不愿延长赛事影响比赛的态度是一致的。投手投出的四坏球越多，就越可能被替换下场，而这显然会给比赛和球迷们造成很大的冲击。
NBA是各种裁判阴谋论的老巢，疑心重重的球迷们以及达拉斯小牛队老板马克·库班早就断言：NBA里有一套“明星制”。他们认为，裁判对勒布朗·詹姆斯、科比·布莱恩特这类大明星球员应用一套规则，而对克里斯·杜洪（Chris Duhon）、马特尔·韦伯斯特（Martell Webster）、马利克·阿伦（Malik Allen）这类普通球员应用另一套规则。但要证实明星球员受裁判的优待很困难，至少从经验的角度很困难。明星们控球的时候更多，尤其是在激烈较量的比赛中。单纯对比明星和非明星选手犯规或失误的次数并不公平。对于棒球比赛我们有Pitch f/x数据，而在篮球比赛中却不那么容易判断裁定是否该犯规或违例。1998年NBA总决赛时，迈克尔·乔丹在投出制胜绝杀的那一球之前，是不是推开了拜伦·拉塞尔（Bryon Russell）呢？这是一个需要主观判断，而不是凭借现有技术就能够精准、果断回答的问题。
我们发现，要公平地对明星球员和非明星球员进行比较，最好的办法是看两名球员在争夺自由球时会发生什么情况。所谓的自由球指的是，比赛时球不在双方球队的控制当中，比如球在地板上滚动或者在空中翻滚。通常情况下，如果双方的两名或多名球员疯狂抢球，裁判一般会吹犯规。我们研究了明星球员和非明星球员都参与的抢球局面，分析哪一方更有可能被判犯规。(11)非明星球员被吹罚犯规的概率是57.4%，而明星球员仅为42.6%。如果明星球员犯规次数太多即将离场，如上半场犯规三次以上，下半场犯规四次以上，那么他被判无球犯规的概率会进一步下降，变为26.9%，而非明星球员的概率则为73.1%。但如果非明星球员犯规次数太多，而明星球员没有呢？这时候两者被判犯规的概率就差不多了，甚至明星球员会处于略微不利的地位，被判犯规的概率是50.5%，而非明星球员被判犯规的概率是49.5%。这些结果符合不作为偏差，也符合裁判不愿影响比赛结果的心态。球员被罚下场对比赛有着巨大影响，明星球员被罚下场的影响就更大。这和MLB里的裁定好球和坏球差不多，导致这一趋势的是裁判的不作为偏差，而非对明星球员的偏袒。明星球员不一定会得到更有利的裁定，但会得到能延长其比赛时间的裁定。
平衡哨
球迷们对裁判的另一长期指控是所谓的补偿裁定。如果裁判做出了明显糟糕的裁定，他会想一会儿，然后很快再做一个偏向另一球队的同样糟糕的裁定作为补偿。或者等到下一次出现类似很难裁定的局面时，裁判会偏向先前被错罚的球队。几年前，在赛百味的一条广告中，橄榄球裁判站在中场说：“刚才那个裁定，我完全吹错了。它错得实在太离谱了。但别担心！下半场我会找个理由判罚另一支球队，把局面扯平的。”
统计数据似乎证实了补偿裁定的存在，但还是那句话，这是由于裁判们不愿插手比赛造成的。如果你知道自己做了一次影响比赛的糟糕裁定，或许就倾向于给另一方也做一次糟糕裁定，以求达成平衡。人们希望“错上两次就会变对”，但显然，这就意味着裁判们并不总是根据规则手册进行裁定。
我们可以来看看棒球比赛中本垒裁判的补偿裁定。如果裁判漏判了一记好球，那么他把下一个投球叫成好球的可能性有多少？事实证明，如果之前投出的球是好球，但裁判错误地将之判为坏球，那么下一次投球飞来，哪怕飞出了好球区，他都有更高的可能性将之判为好球。如果前一次投球本该判为坏球，但裁判误判为好球，那么对下一次投球，哪怕球落在好球区，裁判也有更大的可能性将之判为坏球。如果裁判误判好球为坏球，下一次他们往往会扩大自己心中的好球区，将坏球判为好球；如果裁判误判坏球为好球，下一次往往会缩小他们心中的好球区，将好球判为坏球。
图1-3显示了裁判误判好球或坏球之后下一球的好球区之差别。将好球误判为坏球之后，好球区神奇地扩大了452平方厘米。甚至对投手投出的最初两个球，这种情况也存在。
图1-3 错判之后的实际好球区
另外，误判越是明显，裁判就越是倾向于在下一个球上加以弥补。如果投出的球飞向本垒板的中央，裁判却未能判为好球，那么，等到下一次判定时，他绝对会扩大好球区。如果球飞到了外面，裁判却未能裁定为坏球，那么下一次他肯定会缩小好球区。还是那句话，这跟努力不影响比赛的愿望是一致的。裁判试图平衡自己所犯的错误，而错误越明显，他们就越想去平衡。
不光MLB和NBA的裁判想要避免左右赛事结果，NFL、北美职业冰球联盟（简称NHL）和足球联赛也一样。由于“不作为”偏差的影响，裁判的判罚率会随着比赛临近尾声或双方得分愈发靠近而降低。
有证据表明，在NBA比赛中，势均力敌的比赛接近尾声，尤其是在加时赛时，犯规哨吹得较少。包括对紧张比赛里经常出现的故意犯规也是如此。然而，进一步考察比赛后期裁定或未做裁定的犯规类型，我们得出了一个更惊人的结论：更依靠裁判判断力来裁定的犯规，比如最难判定的进攻犯规，在比赛激烈进行时出现的概率是最低的。有观点认为，加时赛中每分钟出现进攻犯规判罚的概率比比赛其他时段低40%。比赛进入紧张阶段时，某些“主观判断”失误也消失了。两次运球、翻腕，还有所有NBA球迷都爱抱怨的走步，在激烈的比赛尾声和加时赛中被判罚的概率都仅为比赛前些阶段的一半。记住这条规律：比赛入港，裁判退场。
但这到底是出于“不作为”偏差，还是因为随着比赛进入胶着状态，球员犯规、失手和犯错都减少，于是裁判做的裁定也就减少了呢？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裁判自由裁量权较小的判罚，比如篮球比赛里的失球出界、用脚踢球、24秒违例等，它们在比赛第4节和加时赛的出现概率跟比赛其他时段相同。换句话说，比赛势均力敌并接近尾声时，球员们似乎并没有打得更保守。
我们最喜欢举的一个裁判“不作为”偏差的例子发生在1993年全美大学体育协会锦标赛的冠军争夺赛上，当时著名的密歇根大学五虎队出战北卡罗来纳大学队。离比赛结束还剩下18秒时，北卡罗来纳大学队领先两分，密歇根大学队的球星克里斯·韦伯（Chris Webber）抢到一个防守篮板球，接着不运球连跨了三步。这是那种连在业余级比赛里也会被挑出来的明目张胆的走步犯规，裁判离韦伯只有一两米远，却什么也没做。这是一个经典的吞哨案例。吹走步犯规哨会打破比赛的戏剧性。忽视韦伯的失误，拒绝做出主观判罚，裁判把比赛推入了激烈的高潮。可裁判的“不作为”激怒了北卡罗来纳大学队受人尊敬的主教练迪恩·史密斯（Dean Smith），他冲进球场表示抗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评论员比利·帕克（Billy Packer）也气坏了。“天哪，他走步了！”帕克嚷嚷起来，“韦伯走步，裁判却漏判了！”
你大概还记得接下来发生了什么。韦伯运着球来到了对方篮下。然后，莫名其妙地，他停止运球，要求暂停。唉，密歇根大学队已经用完了所有的暂停次数。跟走步犯规不同，球员要求暂停，而球队的规定暂停次数又用完的话，这就用不着什么主观判断了。这时裁判必须做出裁定，哪怕是在激烈的冠军争夺赛的最后关头。裁判按照职责做了他该做的事：判定技术犯规。北卡罗来纳大学队获胜。
在美国橄榄球职业联赛中，随着比赛临近尾声、比分的胶着，主观判罚（如拉人、违规阻拦、违规接触和恶意冲撞等）会急剧减少。但比较客观的判罚（如拖延比赛或者非法阵式、非法移位和非法动作等）则始终保持相同的出现概率，无关比赛时段或比分情况。北美冰球职业联赛里同样如此。激烈比赛临近尾声，偏主观的判罚（如板墙挤贴、横杆推挡、抱人、钩人、阻挡犯规等）出现频率大幅降低，而不管比赛局面如何，偏客观的判罚（如拖延比赛、冰面上球员过多等）则始终保持相同的出现概率。我们还发现，在冰球联赛中，比赛趋近尾声时，每次罚时的时间更短。裁判有权决定是判大罚还是小罚，这决定了球员待在受罚席上的时间。在激烈比赛的尾声，裁判不愿判罚更长的时间。
有个欧洲来的同事嘲笑我们说：“在足球比赛里你可看不到这种情况。”但是我们也找到了例子。我们考察了英超、西甲和意甲联赛15年来的比赛。在“不作为”偏差上，欧洲的裁判们并不比美国同行们做得更好。随着激烈的比赛临近尾声，犯规、越位和任意球都会明显减少。
受欢迎的“不作为”
但这不能全怪裁判。身为球迷，我们其实蛮喜欢存在一定程度的“不作为”偏差：有时候，我们甚至认为依照规则做出的正确判罚也是错误的。沃尔特·科尔曼（Walt Coleman）是阿肯色州科尔曼乳制品公司（密西西比河以西最大的乳制品企业）的第六代传人。他同时还是NFL的裁判。我们早就说了，这些家伙都出类拔萃。在2002年一场季后赛的尾声，新英格兰爱国者队的四分卫汤姆·布雷迪（Tom Brady）遭到擒杀，并且掉了球。但担任裁判的科尔曼重看了比赛，*翻推**了这一判罚，引用了模糊“收回规则”（tuck rule），认为这是传球未完成。“收回规则”出自橄榄球官方规则手册，描述如下：
当进攻球员拿着球向前传，他的手臂只要出现任何明显向前的动作，就被视为传球的开始，即使球员没有真正传球而在把胳膊往身体收回的时候失去了对球的控制。如果球员已经把球收回到怀里，接着才失去对球的控制，这就算为掉球。
爱国者队保留了球权，在常规比赛的最后一次进攻中靠脚踢球得到3分将比赛带入加时，并最终在加时赛中获胜。从技术上说，科尔曼似乎做出了正确的判罚，但在赛事的关键时刻裁判跑进赛场，引用了规则手册上这样一条模糊的规则，很多球迷觉得不大对劲。10年之后，这场比赛中援引“收回规则”的一幕仍然是NFL历史上最具争议性的时刻之一。相反，“泰里连线”却不是因为争议性而出名的。NFL的反应也很能说明问题。和对迈克·凯里不同，NFL并未准许科尔曼接受媒体的轮番采访。
为了更形象地说明球迷和运动员希望裁判在比赛关键时刻退居幕后，让我们来看看2009年美国网球公开赛上发生的一幕。女子半决赛由2008年的卫冕冠军塞雷娜·威廉姆斯（Serena Williams，人称“小威”）对阵比利时选手金·克里斯特尔斯（Kim Clijsters）。克里斯特尔斯之前曾是世界顶尖选手，后因为结婚组建家庭而退役，她当时刚复出，想要强势东山再起。虽然这只是半决赛，可球迷们知道，这是事实上的决赛，两名最佳球员正在赛场上互相较量。在之前的几轮比赛中，克里斯特尔斯戏剧性地击败了小威的姐姐大威。
这是那种稀有的越打越精彩的体育赛事。双方激烈地争夺每一分，局面来回摇摆。克里斯特尔斯击球有力，落点精准，第一盘以6:4拿下。第二盘比赛进行到5:6时，小威落后，再输一局就被打败了。但此时恰好是她的发球局。这绝对属于俗称的“关键时刻”了。克里斯特尔斯赢得了第一分，小威拿下了第二分。紧接着，克里斯特尔斯又赢了一分……比分逐渐被拉成了15:30。
再有两次失分就被打败了，小威挺直背，发出了第一球，球落在发球区四五十厘米之外。紧张的人群发出叹息。小威绝望地拍了拍球，再次准备发球。她刚发出第二个球，但球还没落地，日本司线员鹤渊志乃（音译，原文为Shino Tsurubuchi）干脆的声音就划破长空：“发球犯规，脚误！”
又来了？脚误是网球比赛里一条相当模糊的规则，规定发球方的脚在击球前不得碰到或跨过基线（类似篮球球员界外发球时脚踩线）。选手有可能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都不会被裁判判定脚误。而在本例中，犯规并不明显，但赛况重播可以证明小威确实踩了线。
结果，小威丢了这一分。比分变成15:40，再得一分，克里斯特尔斯就能赢下这局，也赢下整场比赛了。人群发出喧嚣，小威停下来，想压下火气，至少看起来是这样。然而恰恰相反，她大步走向坐在球场另一侧司线员位置上的鹤渊志乃。而后，小威以长达10秒钟的独白撕破了网球拘谨、高雅的乡村俱乐部式的形象。她鼓起眼睛，扬起球拍，用手指戳着司线员，怒吼道：“你的判罚最好没错！你可不了解我！……要是可以，我会把这个臭球塞进你的臭喉咙里！”
在这之前，小威已经因为砸球拍而受罚，这一回，她又被扣了一次分。脚误让比分变成15:40，扣分让比赛直接结束了。赛场上一片混乱。球迷为比赛突然结束迷惑不解，一时间嘲笑和嘘声四起。小威走到网球主裁所坐的位置表示抗议。她砸了球拍，走到克里斯特尔斯的身边，跟她握了握手，随后离开了赛场。博客圈炸开了锅。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和全世界的新闻头条都就这场比赛的决定展开了“可怕的长篇大论”。
这一幕让人们印象深刻的部分原因在于，网球运动可不像格斗比赛，很少有人会把连篇的脏话跟前者联系到一起。但势均力敌的对手正全神贯注地奋力较量时，裁判插手判罚也的确让人觉得有点反感。在很多地方，球迷的怒火都朝着裁判撒了过去。比赛怎能以此种方式来决定胜负呢？我们反倒期待“不作为”偏差出现在精彩的比赛当中——“别吹哨！吞下去！”
但你可能会说：“且慢！裁判并没有左右比赛的结果啊。决定比赛的仍然是小威啊，她确实骂了一大堆脏话违反了规则啊。司线员只是履行职责而已。如果她对违规行为视而不见，对克里斯特尔斯难道不是有违公平原则吗？”你可以找约翰·麦肯罗（John McEnroe）这么说试试看。他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直播解说员，比赛当晚，他果断地说：“不能在这个时候判罚！不能在比赛的这个关键点这么做。”NBA的一位前裁判在家观看比赛时也做出了同样的反应。“这比赛叫我感觉‘真好’。”他反讽地给朋友发去了短信。出色的《旧金山纪事报》专栏作家布鲁斯·詹金斯（Bruce Jenkins）写道：“鹤渊志乃有意破坏了比赛……凡是体育迷都知道，比赛处于胶着状态时你不能做这种模棱两可的违规判罚。”
小威“火山爆发”之后几个星期，《体育画报》的读者票选她为“10年来最杰出女运动员”，表明这一事件对她的形象几乎没有损害。但鹤渊志乃就没这么幸运了。在比赛主办方的护送下，她匆匆离开球场，第二天就飞回了日本。我们第一次试图采访她时，听说她受到了媒体的封杀。事实上，网球裁判们甚至不肯透露她的名字，而等我们从其他渠道了解到之后，也不肯加以证实。比较一下第42届超级碗大赛后迈克·凯里在NFL受到的待遇。没错，她做出了正确判罚，未受“不作为”偏差的影响，可这并不重要。实际上，她因为做得对而蒙了羞。
整整5个月之后，我们终于在佛罗里达州德拉海滩的一场小型男子网球比赛上“逮到”了正隐姓埋名为比赛效力的鹤渊志乃。她的神色有些凝重也有些拘谨，看到有人认出自己，她有些沮丧。但她太礼貌了，竟未能拒绝我们的采访要求。这是个话不多的娇小女士，看起来似乎只有1.2米高。如果那天晚上小威真的如自己的威胁所说，对她采取了什么举动，实在不难想象她会遭遇什么样的灾难。回忆起那件让她意外“成名”的事情，她的声音颤抖着，仿佛切换到了震动模式。“我希望，也为球员们祈祷——别踩线！”她用磕磕绊绊的英语解释道，“但要是球员真的踩了线，我们就必须判罚。”
如果重来，她还会做出同样的判罚吗？“是的，”她有点茫然地说，“这很困难，球员或许会不开心……但规矩就是规矩，不管碰到什么情况。”
她的判罚避开了我们在体育比赛和生活里都习惯的“不作为”偏差，这或许为她带来了大量嘲讽和非议，但那天晚上，她也给自己赢得了粉丝，包括迈克·凯里。“做出艰难的或者不受欢迎的判罚最考验人的勇气，也是真正的裁判的标志，”凯里说，“如果你退缩，也许能延长自己的职业生涯。但并没有使自己的职业生涯变得更加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