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营区平常
八十年代初，南京虽是省会，但老百姓的物质生活水平也基本是在温饱线上。相比之下，军区大院因为它的特殊性，生活水准比地方上要略好一些。整座大院就像一个小社会，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吃是头等大事。我们营的伙食按陆军普灶标准每人每天6角2分，粮食计划粗细搭配45斤，加上小农场副食基地的农产品，电缆连废铜烂铁的出售收入，伙食安排还算宽裕。连里有个伙食委员会，有干部、也有士兵代表参加，每周开一次会，商定菜谱，做到一周伙食早知道。早餐有馒头、花卷、发糕等，偶尔也有包子，稀饭正常供应；中餐、晚餐二菜一汤，荤素搭配，主食不限量，逢年过节有加菜或聚餐。在那个什么都要凭票供应的计划经济时代，多子女的家庭粮食都不够吃，很多家庭一周吃不上一次荤菜，这样的伙食标准已经让我们非常满意。
马标家属大院有两处食堂，是干部灶，主食、副食品种非常丰盛，而且价格便宜，主要供应干部和家属。有段时间我在南大门司令部收发室值班，有时来了亲属或战友，就找熟人买点饭菜票，到那里打几个菜到值班室，既体面，又方便。
就医也很重要。人吃五谷杂粮，难免头疼脑热，还有工作中的磕磕碰碰。营部有个卫生室，一般跌打损伤、头疼脑热就地解决。大病则开介绍信到军区南大门不远的军区总医院就诊，军人家属也能享受这个待遇。卫生室的女卫生员叫何 频 ，长相秀丽，性格温婉大方，工作认真，据说她是当时扬州市领导的女儿，但从她身上看不出一丝干部子女的“骄娇”二气，是战士们心目中的“小白鸽”（长篇小说《林海雪原》中的卫生员）。
有一些调皮的男兵喜欢和她开一些粗鲁的玩笑，总能被她不卑不亢又不失风度地怼回去，那种拿捏得恰到好处的分寸感，一般女兵无法模仿。后来她通过自学考上了军医大学。 当年五连有个安微兵曾因她而得想思病患精神分裂症，病退前连里抽人轮流看管他防止出事，我战友也值了一个夜班。何频曾在上军校期间参加南京军区大阅兵，是女兵方队两名领队之一。
刚入伍时我们的津贴是每月6块钱，有的大手大脚的战士不够用，津贴刚发卖点零食之类的就花光了，而节俭如我的战士则精打细算，一块香皂、一支牙膏、一瓶牡丹雪花膏用几个月，每月还到军人储蓄所存一、两块钱，当兵第一年我用12块钱储蓄款购买了熊猫半导体收音机，一直陪伴到我退伍。
西大门有个军人服务社，服务员都是随军家属，负责供应基本生活用品；从牙膏牙刷、肥皂毛巾、针头线脑，到面包饼干、花生牛轧。偶尔也有*用军**品供应，那时的*用军**胶鞋、军装、军帽、水壶在地方上比较受欢迎，我们也会用积蓄买一些带回老家送人。
马标家属大院有座两层澡堂，可池浴可淋浴，平时很忙，经常要排队等位子；因为薪水不高，我们只有冬天去洗，春、夏、秋三季基本都在宿舍卫生间解决。那时也是仗着身体好，一场劳动或球赛下来，大汗淋漓，哗啦啦冷水一冲，畅快无比，按现在的保健观念，都是不科学的。
大院内体育设施齐全，有室内篮球馆和游泳馆；我们在篮球馆打过球，也看过八一队、南京军区代表队以及其它军区代表队在这个球馆的比赛。我有个小几岁的中学球队队友叫严跃，那时在南京军区队打球，经常到大院的球馆训练比赛，没事就来找我玩儿。
到了夏天，单位会组织大家到游泳馆游泳，泳池很深，可练跳板跳水。常看到很多大院子弟成群结队在游泳馆疯玩，那些孩子都穿着军上衣、平绒懒汉鞋，通常是眉飞色舞、旁若无人地大声说话，很惹人注目，颇有些军二代张扬自信、顾盼自雄的倜傥劲儿。还有，在那里可以买到军区家属食品厂自制的汽水和雪糕，今天喝可乐、吃哈根达斯长大的一代年轻人可能并不知道，这些食品在那时的年轻人中有多受欢迎。
大礼堂的西侧有一个政治部图书馆，驻大院单位都可凭军人证办理借书证。由于当时的政治气候，馆内可供外借的图书并不多，除了鲁迅的著作，就是反思*革文**的伤痕文学，还有一些*革文**小说，如《艳阳天》、《金光大道》、《李闯王》、《沸腾的群山》、《万山红遍》等等，以及《人民画报》、《解放军画报》、《人民电影》、《诗刊》、《收获》等画报、杂志。在那个知识贫瘠的年代，这里是很多年轻军人汲取精神营养的芳草地，也是我星期日留连最多的场所。
军区大院既是机关也是军营，生活很有规律。
每天起床号后，驻大院部队以班排为单位出早操，走队列；机关的单身秘书、参谋、干事，则以跑步锻炼为主。“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四！”雄壮的口号声此起彼伏，那些栖居在法国梧桐树上的鸟儿早已习惯了这种场面，见多不怪。住在马标家属大院的干部们，则可在温柔乡里免此晨例。
警卫营训练最苦，工作特点要求他们必须武艺娴熟，召之即来，来之能战。队列训练、卧倒射击、捕俘拳对练，一个晨训下来，军装全部湿透。早餐过后，很多人来不及更衣便匆匆持枪上岗。
中午无任务时可午睡，大院一片寂静。往来行驶的小汽车不许鸣喇叭。有些追求进步的战士利用午休时间做好人好事，还有些人练书法，看书自习。
大院的傍晚最热闹，篮球场、羽毛球场人头攒动，通常是通信排和四连、五连对垒，各有胜负。我那时年轻，在球场上纵横驰骋、指东打西，如鱼得水。但四连有几个军区体工队下来的女兵，球艺了得。一个小个子姓丁的排级分队长，打后卫；一个胖乎乎的姓汪，打前锋；还有一个丹凤眼的大个子，记不清姓什么了，打中锋。这几位毕竟是专业出身，球风彪捍，下手极快。我们碍于男女有别，不敢上身体对抗，常被她们打得东倒西歪，一败涂地。
大礼堂前草坪，则是另外一种景象。很多男兵喜欢在这里踢足球，会踢的、不会踢的都撒开腿、追着球，在草坪上狂欢，大呼小叫，什么困难、忧愁此时已被丢到云霄之外，球场上也没有什么官兵上下之别，只有球艺高低之分。我的好友陆华就是那时的梅西，盘带自如，飘逸如风，场上最靓的仔。机关的秘书、参谋下班时，有时也驻足围观，鼓掌喝彩。
晚上的时间，除了周日晚上的班务会，其它时间可以自由支配，或散步，或洗衣服，或写信。
八十年代是一个书信的时代，社交沟通的工具主要靠书信。大家在每天工作、训练之余，都会花大量时间给家人、恋人、朋友、同学写信，同时每天眼巴巴地盼着来信，每当通信员从司令部收发室回来时，常被大家围得水泄不通，希望能有自己的“宝贝”。等信、读信、回信，或者分享战友的某些信息，成为部队紧张生活的最好调剂。服役期满，几乎每个人都会积攒下一大摞的信件。
当时部队内部流传着一种说法，叫做“新兵信多，老兵病多”。新兵信多很好理解，大家刚到部队，万事新奇，话也特别多。时间一长，新奇感消失后，觉得部队生活枯燥平淡，于是开始想家，每当节日来临，老兵很容易得思乡病，于是各式各样的电报（那时很少有电话）便纷至沓来，都是借口家有急事要求探家的内容，让基层主官们很是头痛，虽明知是假，也没有办法。
我当兵的那些年，还没有义务兵免费通信制度，寄一封信要用八分钱邮票，我平时虽吝啬如老葛朗台，但这个钱是不能省的。那时我的家中正在经历一场重大变故，每当接到家人或亲朋来信，躲在角落里读信，那是我最快乐的时光，虽然信上往往只有短短的几行字，只要能报平安，内心就很满足。如果接连一段时间未收到亲友来信，心里常没来由地忐忑不安。
这些经过岁月淘洗后的家书弥足珍贵，许多人在退伍前夕处理了各种生活用品，却舍不得销毁温馨的家书，大部分都打包带回家里，永久珍藏。
如今，书信岁月已成了老黄历。对生长在互联网时代的年轻人来说，“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这样的情景和意境，他们根本是无法理解的。 （图源网络，侵删致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