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欧洲人所自豪的技术的发展,的确曾为十五世纪及其以后欧洲经济的活跃,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特别是非人力的动力的使用,提高了加工业和手工艺业的生产效率。
最初的非人力动力主要来自于水车和风车这样利用自然之力的机械,它们被用于为碾谷、伐木、排干沼泽和矿井提供动力,特别是水轮提供的动力,可带动粉碎矿石的臼槌、打铁的重锤、铁匠炉的风箱、磨削刀刃的砂轮、粉碎树皮的装置、升降矿斗的绞车、坑道重的抽风机、机械锯以及抽水机等,而十五世纪采矿业的发展,使各类机械动力装置大量在矿山使用。

特别使欧洲人想不通的是,为什么九世纪(甚至更早)已经使用风力和水力推动石磨的中国,一直喜欢水平转动的轮子(的确,著者乡下的水磨一直是水平转动运动),而不像欧洲那样,将轮子竖起来以增强动力?很多西方人以此断定欧洲人要比东方人聪明一些。
实际上这是一种偏见。
因为,事实上,不论在使用水力和风力方面,中国以及中东要比欧洲早上几百年,使用垂直转动的水轮,也一直是中国南方的一种普遍方式。
以此争论聪明与否是相当肤浅的。
东西方主要的不同,不是轮子横着转动还是竖着转动,而是使用水磨的目的和性质。
在中国,水磨往往是具有利用水力条件的村落的一种公共设施,它一般由乡村中的殷实人家出资建造或共同集资建造。
可能欧洲人不能明白的是,水磨的转动并不会给出资建造它的人带来任何经济上的好处,顶多被理解为一种善举。

而欧洲人建造水磨的目的(工业革命前夕,全欧洲约有50万至60万座水磨 ),不是为了给邻居以无私的帮助,而是还在建造水磨时心理就开始盘算邻居的钱包了。
一句话,欧洲在十五世纪及其以后400年时间里,对技术革新的热情,始终是受商业利润刺激的,如果要让欧洲的贵族和商业资本家出钱建造水磨而不让他收取使用水磨的佣金,估计比直接从他手中抢走一袋金币还要令他痛苦。
这里涉及一个长期未受到关注的有关技术发明及技术使用权的性质问题:技术一开始就是人类的共同财富,还是一项发明者用来赚取利润的专利?布罗代尔对技术的理解是:
“人类为改造外在世界作出的一切努力都是技术,这里不仅包括在强力作用下实现的突变,即所谓革命(*药火**的革命、远洋航行的革命、印刷术的革命、水磨和风磨的革命、早期机械的革命),而且包括耐心地、不厌其烦地对工艺和工具从事的缓慢改良:水手勒紧缆绳、矿工挖掘坑道、农民犁田、铁匠打铁,这些重复无数次的动作固然谈不上有什么革新的意义,但它们是知识积累的结果、马赛尔·莫斯说过:‘我所说的技术是一种有效的传统行为’;总之,这是从古代延续到今天的一种人对人的训练。①

就技术本身而言,布罗代尔的见解是正确的。
技术从来是人类改进自己生活质量的一种主要手段,如果不是掌握了较好的农业种植技术和房屋建造技术,农业文明就不会在东亚地区取得那样辉煌的成就,也不可能在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养育那么多的人民。就像前面已经说过的那样,在十八世纪前,中国是世界的技术中心,被西方人反复求证过的有关*药火**、指南针、印刷术和造纸术的技术,正是中国人对人类的无私贡献。
甚至早在公元前4000年就被中国人用来做饭的煤,欧洲人在十一至十二世纪才知道如何使用;中国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就会炼铁,并在十三世纪开始用焦炭融化矿石,欧洲在十四世纪还未能炼出铁水,更不用说会铸造秦始皇陵墓中的合金宝剑了;当欧洲人十八世纪还在争论锄耕土地与犁耕土地哪项技术更好的时候中国人早就可以用犁深耕土地了。 ②
那么,为什么技术革命发生在欧洲而不是发生在中国?为什么欧洲人将技术产品甚至技术拿来在全世界贩卖的时候,中国人还在土地上辛勤耕种呢?

欧洲人争论的主要问题是,欧洲的犁耕,因深度不够需要反复犁耕四遍,才能在坚实的土地上播种,而当时法国人主要用锄头翻耕土地,因为锄耕的深度可达65厘米,锄耕一遍即可播种;而且一个人半个月可翻耕487平方米土地。笔者家乡的村民用锄头翻地,4个小时可翻地66平方米,深度可达45厘米。
那么,为什么技术革命发生在欧洲而不是发生在中国?为什么欧洲人将技术产品甚至技术拿来在全世界贩卖的时候,中国人还在土地上辛勤耕种呢?
这个问题,常常被西方人拿来证明中国人不思进取和行为荒唐,也常常被现代中国人拿来作为必须向西方人学习技术的证明。
我们来看布罗代尔是怎样借助技术的讨论而论证欧洲人的聪明的:
“(欧洲)乡村中的零工在翻耕小块土地时,如果不使用平板锄,也往往使用鹤嘴锄。用十八世纪的话来说,这叫作‘使点手劲’或靠双臂种地。问题是要计算:假如不是偶一为之而是成为常规,这种‘中国式’的、荒唐的‘使点手劲’能产生什么结果?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城市还能建立和存在吗?牲畜饲养又该成什么样子?……耶稣会神甫们于一七七七年还说:使用机器和役畜是否有益的问题不是很容易解决的,至少在土地勉强能养活其居民的国家是如此。机器和役畜在那里有什么好处?无非是让一部分居民专事清谈也就是说,他们不会为社会做任何事情,却要社会满足他们的需求和福利,或更糟糕地要接受他们的滑稽可笑的主张。……” ③

“技术进步的条件无疑是在到处需要人力劳动和其他替代能源之间力求取得合理的平衡。人若过分去同其他能源竞争,终究没有好处:无论是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的奴隶,或者是中国大批能干的苦力,他们的廉价劳动力结果阻碍了机器的发展。”
如果说“人类为改造外在世界作出的一切努力都是技术”的话,欧洲人是将来自征服欲的对他人的奴役也看成是一种专门的技术了,只是这项专门的技术太过血腥和野蛮只适宜于野蛮人使用,而不适宜于文明人使用罢了。
希腊的奴隶和罗马的奴隶,当然不配使用这种技术,因为他们的天性是被欧洲人奴役和被贩卖;
而中国的能干的农民,还未掌握商业投机的技术,因此只愿靠双手去建设自己的家园,原则上不接受靠掠夺和投机而占有财富的行为,当然更不愿接受将技术视为专门的权利(专利)而依靠技术去发财的自私行为。
这种区别是根本的,不容置疑的。而且凡是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和文明,都基本上恪守着依靠劳作过道德的、有尊严生活的原则,在劳作、生活和创造中发明的技术,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改善生活的便利性和改进生产的效率,并且一旦发明了这类技术,会将技术成果当作普惠他人的善行而无私地与人分享(战时所发明的战争技术除外),并不求由此得到回报。

而欧洲人对技术革新的热情,恰恰产生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当他们具备使用技术的初步能力的时候,商业和资本的力量正在旧社会传统瓦解后的废墟上到处肆虐着,已经被货币和资本点燃的占有财富的欲望,正贪婪地寻求着一切可获取利润的机会,当使用技术和技术革新成果,可制造出增加投资者财富的新的可卖产品时,以及增强了他们对物质中蕴含的力量的认识时,一种对技术的崇拜情感便油然而生,原先曾经将生活看作是魔鬼的非理性恶作剧的欧洲人,开始在心理上摆脱上帝的束缚,而将自己的命运寄托在技术革新以及应用技术而带来的好运气上——只要有人需要我的创造,创造成果就是黄灿灿的金币!
另一方面,商业竞争的加剧,也使技术革新成为增强竞争力的一种手段,各君主国以及海外贸易商们,看着伊比利亚人将西印度地区的黄金、白银源源不断地运进西班牙时,将技术革新成果用来造更大的船、更能掌控船只航行的设备与技能、更具威力的军事装备,便获得了空前的能量和积极性。
16世纪前期,这种对技术革新的热情便在德国、英国产生了重要的成果:欧洲的冶金学家依据蒙古人入侵时带到欧洲的火炮,发展了铸炮技术,铸成的火炮很轻,容易安装在船上,但具有强大的火力,且海军的战术也由攻上敌船直接将敌人击溃,转为舷炮齐射直接击毁敌船;军舰也因此重新设计,以便每艘军舰能架设40门火炮 ——近代的商业-军事体系,因技术的发展更强有力地在欧洲复活。

商业竞争不仅表现在海外贸易和海外掠夺的结合上,还表现在欧洲内部的商品生产技术和组织技术的改进上。
完成生产技术改进的是18世纪以发明蒸气机闻名于世的英国人瓦特,他改进的是技术应用的核心:为机器提供强大的动力。
而完成生产组织改进的,是另一个英国人理查德·阿克莱,他用机器扩大生产的规模和范围,将纺织品生产者的工作从家庭转移至易于管理和控制的场所中:工厂因他而成为更有效地获取利润的手段。
而且,随着强大的动力驱使机器飞快的运转,利润的增长与工人们的血汗,都越来越快地流进了资本家在富格尔家族银行里开设的帐户中——工业革命同时也是社会革命。
这时,技术革新已经不再是“人类为改造外在世界作出的一切努力”的那个技术了,它成为一种信念和思想,谁能用技术和机器扩展人的力量从而提高生产率,谁就能够发财致富,而且财富也不再只是土地、奴隶、金银和货币,而是利用技术被制造出来的那些与良心一起被交换的物品,谁利用技术制造的物品越多,能唤起人们满足物质需求的欲望愈强烈,谁的财富就会越多。

并且,人们相信,只要技术革新不断地继续下去,这种因技术而产生的财富便会源源不断地增加下去,直到世界末日为止。
当技术革新和应用技术成果来获取财富,成为一种信念和思想时,也就彻底改变了技术的性质,使它成为一种新的崇拜、新的潮流,也使它获得了“文明”、“进步”、“先进”、“智慧”、“帮助人类摆脱贫困和愚昧”等等的道德判断价值。
从此,技术便借着人类贪婪的欲望,将物质世界作为人类世界欲求欲夺的对象,而使人类自身和自然界都处于需要征服和改造的境地,并且,还由于它增强了人的力量,而使人自身成为凌驾于世间一切生命体之上的高级存在。
有趣的是,深处技术主义所制造的思想空间中的人们,在寻求去解释技术的力量最初到底来自于哪里时,不得不提出一个“黑洞”的假说。在那个黑洞里,聚集了我们未知的巨大的和超越时间之外的力量和物质(叫暗物质),它使天体膨胀,也会最终使天体凝结——我们现在的时代正处于天体膨胀的过程中。④

这给了我们一个极好的启示,使我们可以窥见由技术主义促成的人类思维的“黑洞”——那个由欲望促成的“消费黑洞”——的本质。
在这个黑洞还未能向时间终点凝结之前,我们人类的欲望,一直缓慢增进的人类的欲望,在工业革命之后的技术“进步”带动下,开始以级数方式膨胀着,“狂热的心灵意欲飞越空间和时间,一种不可名状的渴望把他引诱到无法确定的天际”⑤
因此:
我们想跑得更快,汽车取代了马车,飞机、航天飞机、火星飞行器,一个比一个更快;
我们想站得更高,美国的世贸大厦、马来西亚的双子塔、上海的金融中心,台湾的101大楼、迪拜的哈利法塔……,不,这还不够,超越珠穆朗玛峰山顶的飞机之上,是国际空间站,还有绕着地球旋转的月亮;
我们想更加强大,老虎狮子被圈在自然保护地之后,我们将咆哮的大江拦截,将巍峨的大山凿开,甚至计划着去用一粒*弹核**击毁可能撞击地球的小小星球;
有人想拥有更多的土地:在欧洲之外,以*力武**占据了美洲、非洲和亚洲,摧毁印第安人的家园,建立自己的家园,在建不了家园的地方,就以一切冠冕堂皇的理由赖着不走;

有人想获取更多的石油和资源:以自由、民主和正义的名义,咒骂这些资源的主人(如津巴布韦的穆加贝)、绞杀阻止其获取资源的人(如伊拉克的萨达姆)、控制可以为其提供合作的人(如沙特王室);
有人想不劳而获:凭借自由贸易、知识产权保护和资本输出,再加上可贩卖的债券,而将别人的血汗钱变成自己可挥霍的粪土;

这还远远不够,为了满足那无穷的欲望的膨胀,我们将番茄的基因改造,以便扩大它的直径;我们将绵羊的肝细胞抽取培养,以便可以快速无性地繁殖绵羊;我们将芯片植入人脑,以便试着控制他人的思想;我们将铅粒子以光速在粒子对撞机中进行对撞,以便检验一下我们的幻想到底是不是真的……
【本文完】
注释
①[法]布罗代尔著,顾良等译,《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卷),三联书店,1992年,第395页。
②[法]布罗代尔著,顾良等译,《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卷),三联书店,1992年,第398、443页。
③[法]布罗代尔著,顾良等译,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三联书店,1992年,第399页、第402页、第403页
④[英]史蒂芬·霍金著,许明贤译,时间简史,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第164-181页
⑤[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著,吴琼译,西方的没落(第二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4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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