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东泽**像章大家庭中，有这样一个特殊历史题材的毛*东泽**像章，即文中插图的这组涉港特殊事件题材像章，其制作背景源于55年前香港轰动一时的大事件：“反英抗暴斗争”。
１９６７年５月６日，九龙“新蒲岗人造塑胶花工厂”工人因劳资纠纷而*工罢**，与前来干预的警察发生冲突。当地左派立刻赋予这场纠纷以新的意义，纷纷前去慰问。香港警署拘捕了去向香港政府表示抗议的该厂工会主席和工人代表。香港左派人士声援工人，他们效仿国内文化大革命的做法，列队走上街头，于11日去到港督府，进行抗议*威示**，他们要求港督出来接受他们的抗议。*威示**群众受到防暴警察的袭击，许多人受伤，一些人被捕。由国务院外办港澳组直接领导的港澳工委（对外的公开身份是新华社香港分社）认为，不能善罢甘休，必须坚持斗争。5月16日，港九各界同胞反对港英*害迫**斗争委员会成立，港九工会联合会理事长杨光任主任。
对于香港各界的抗暴斗争，香港左派报纸进行了大量报导，中国银行把大喇叭安装在自己大厦的顶上，进行反对港英当局的广播。“斗委会”以“反英抗暴”为口号，联合各团体数百人，胸前佩戴毛主席像章，手持毛主席语录，举行*行游***威示**，并在港督府门外张贴大字报。香港当局做好了准备，*威示**者上街后遭到防暴警察毒打，许多人被打伤。为此中国政府5月15日向英国政府提出了“最紧急最强烈”的抗议, 国内报纸热烈支持香港工人的斗争，热烈欢呼左派群众走上街头支援工人的行动，强烈抨击港英当局*压镇**群众“血腥*行暴**”。
5月24日，周恩来约见国务院外办、外交部和港澳工委的负责人，强调在香港问题上要严格遵循中央规定的方针政策，坚持有理，有利，有节，批评了有关部门在香港问题上提出的过“左”口号和采取极左的做法。5月下旬为了加强组织领导，在周恩来的指示下，由国务院港澳办与外交部牵头成立了“国务院港澳办”，港澳办立即与港澳工委共同拟定了“反英抗暴斗争”的方案。
按照方案香港于6月10日，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工罢**运动。港英当局则通过各种办法破坏*工罢**，防暴警察殴打和逮捕*工罢**工人，香港局面发生混乱。斗争持续到６月底。“工委”要求内地提供资助，并以更多其他实际行动来支持*工罢**。
此时，做为香港直接大后方的广州地区已实行军管。5月28日，地总首先向广州市发出募捐倡议书，号召全体地总成员“发扬革命前辈的光荣传统，发扬共产主义爱国主义精神，全力支持港九爱国同胞反英抗暴斗争”。6月3日，地总和红总、无产者、红卫队等十几个群众组织*会集**，“愤怒声讨英帝国主义*压镇**港九爱国同胞的滔天罪行”。会上成立了“广州无产阶级革命派支持港九爱国同胞反*害迫**斗争筹备委员会”，通过了给港九同胞的致敬电。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行游***威示**。
6月12日，地总广船分部、珠江分部和革命海员*反造**司令部等组织5000多人，在大沙头举行支持香港爱国同胞反英抗暴大会，并再次上街*行游**。6月24日，地总、红总、郊贫联、一司等组织，举行大型*会集**和*行游**，声援香港20个工会工人联合大*工罢**。 这时的支援主要是政治层面的。从5月下旬至7月上旬，广州地区群众组织共举行了14 次规模浩大的*会集**和*威示***行游**，声援香港同胞，参加人数达50多万。6月28日，由省军管会主持举行了一次有8万人参加的“广东省、广州市革命群众支持港九工人联合大*工罢**大会”。各群众组织和个人，纷纷写慰问信和拍慰问电报给港九工人。 仅广州一司就投寄了5000多封慰问信。大街上到处是标语、传单、漫画。有的群众组织还出版了《反帝抗暴》小报，演出反英抗暴的文艺节目。“红宝书”（毛*东泽**著作）成了风行一时的礼物，据省军管会的统计，包括其他群众组织和个人赠送的“红宝书”，在香港《大公报》堆积成山，加上雨季空气闷热潮湿，有些已经开始霉烂了。
赠送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像章等活动掀起了热潮。到7月5日止， 省军管会支港办公室共收到《毛*东泽**选集》26303册，《毛主席语录》57756册，“老三篇”25470册，毛主席著作单行本37659册，毛主席像章189478枚，锦旗104面。
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广东省各届人民支援香港爱国同胞正义斗争委员会”在“广州无产阶级革命派支持港九爱国同胞反*害迫**斗争筹备委员会”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名义上是民间机构，实际上由广东省军管会支港办公室负责全面工作。
香港的“反英抗暴斗争”至1967年12月中旬基本结束。这次斗争共造成双方51人死亡，800多人受伤，被捕群众达5200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