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柳扶风
香港回归后出现的乱局，香港的经济民生和社会各方面的滑坡、困顿、衰退，都和现行的制度、结构直接相关，不在这方面动手术、做调整、施改革，香港的沉沦是不可逆转的。切莫以为有了《港区国安法》，香港乱的问题就能解决；中央推出了粤港澳大湾区计划，香港就可以自觉自愿地融入国家发展。
香港在行政、立法、司法方面的制度设计，结构关联，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并不能在“相互制衡”中治理好香港，积极发展。因为三者的内在问题都和“一国”、“中央”有规隔、有矛盾；它们还会在“相互制衡”中“比”着如何与一国和中央相抗衡，并充分利用这种“结构关联”强化两国与一国的对抗或隔绝，且美其名曰“维护香港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而香港“三权”制度的土壤是英国殖民统治百多年，冷战数十年的*共反**、抗共、崇洋媚外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滋生了逢中必反的反对派，他们在“三权”制度保护下如鱼得水，让制度、结构、社会运动、反对派的发展壮大相互呼应。这个过程令香港*乱动**不止，全面沉沦。
对于这样的局面和问题，中央提出“全面管治权”予以改善和解决，可见中央清楚香港的“三权”制度和*中反**乱港势力的捣乱破坏威胁着香港特区的管治权，威胁着“一国两制”。然而问题在于，中央能不能全面触动和改革香港的行政、立法、司法制度，解决箇中的严重问题？只有制度改善了、革新了，才能治标治本，步入正轨，跟上时代，振兴发展。
“三权”整顿和改革，相对较易的是行政领域，主要是行政长官、管治团队的挑选、监察指导和纪律方面，中央要进一步在制度上形成掌控，管治团队的人事来源不局限于现有状况，也即“港人治港”的标准要放宽，要让内地精英加入治港行列；香港公务员队伍要建“国家档案”，要“国家观念”和“效忠意识”先行，要明确香港公务员不存在什么“政治中立”，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必须坚守政治伦理。
版权声明：本文系作者原创文章，图片资料来源于网络，本文文字内容未经授权严禁非法转载，如需转载或引用必须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