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東瀛乘桴客
谨转发此文沉痛悼念学辉。学辉撰写的这篇书评，发表之后我才知晓。或因此文之褒扬，小书居然获奖。我与学辉，多是文字交集，实际过从很少。惺惺相惜，物伤其类，学辉遽逝，悲痛至极。天国没有病痛，一路走好，豪放的步帅！
正如陈寅恪先生的名言所云：“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瓌宝。”（《寒柳堂集•赠蒋秉南序》）近年以来，作为宋代文化最重要的载体，宋代文献整理的重要意义和价值，愈来愈得到广泛的重视，优秀的整理成果不断涌现。南宋史家刘时举撰、王瑞来先生点校中华书局2014年5月出版的点校本《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就是一部最新的宋代文献整理的典范佳作，该书列入2013年度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为中华书局“中国史学基本典籍丛刊”之一种。
“宋历三百二十年”，其中南宋所占的一百五十馀年，堪称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三国”鼎立或第二次“南北朝”对峙的时期。在此一波澜壮阔的历史时期，仅就南宋的角度而言，一方面，是社会经济的繁荣。以两浙东西路十五州军为中心，以茶叶、制瓷和丝织业等为龙头，以“海上丝绸之路”等海外贸易为主要推动力，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得以突飞猛进，两浙更由此成为持续繁荣近千年以上的人类文明的灯塔和带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一大火车头。南宋的年度财政收入，仅缗钱一项即可高达上亿贯之多，是唐代最高数字八百万贯的十二倍还要多。另一方面，则是金戈铁马。先是女真金朝飙起于白山黑水、松漠之间，以摧枯拉朽之势扫荡了辽、北宋两大王朝，并与南宋多年鏖战；然后是“一代天骄”蒙元崛起于蒙古草原，似狂风骤雨般席卷西夏、金朝和南宋，一统长城内外、大江南北。
在这激昂的历史洪流当中，正如元初南宋遗民所云：“高宗之朝，有恢复之臣而无恢复之君”（《钱塘遗事》卷二《孝宗恢复》）、“高宗不都建康而都于杭，大为失策！士大夫湖山歌舞之馀，视天下事于度外，卒至丧师误主，纳土*国卖**，可为长叹惜也”（《钱塘遗事•序》）。南宋王朝虽自誉“中兴”，实则先天不足，更后天失调。特别是自从绍兴十一年（1141）宋高宗、秦桧杀害民族英雄岳飞、签订屈辱的“绍兴和议”之后，对北方强权卑躬屈膝、自甘于“小朝廷”怯懦的苟且偷安和畏敌如虎，就始终像阴魂不散的“梦魇”一样，死死地拉住南宋朝廷，使它挣脱“小朝廷”的努力和尝试一次次地化为泡影。汤思退之于隆兴北伐，史弥远之于开禧北伐，史嵩之等之于端平入洛，大致皆是如此。钱塘“城池苑囿之富，风俗人物之盛”，终成一觉“黄粱梦”（《梦粱录•序》），南宋最终梦断厓山！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歌舞升平与战火纷飞，繁荣与危机，壮烈与怯懦，英雄与*贼国**，牺牲与叛卖，多条对立矛盾线索的共存，将百五十馀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装点得更加多姿多彩。南宋史家刘时举所撰《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就是记载这一时期历史的最为重要的编年体史书之一。
刘时举，南宋爱国史家，主要活动于宋理宗时期，仕至通直郎、户部架阁、国史实录院检讨兼编修官。《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十五卷，诚如元代书坊撰此书《牌记》所曰：“是编系年有考据，载事有本末，增入诸儒集议，三复校正，一新刊行。宋朝中兴，自高宗至于宁宗，四朝政治之得失，国势之安危，一开卷间，瞭然在目矣。幸鉴。”（第4页）是一部极富价值的编年体的南宋高、孝、光、宁四朝史。
陈寅恪先生曾言道：“有清一代经学号称极盛，而史学则远不逮宋人。”（《金明馆丛稿二编•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按笔者的个人理解，宋人的史学成就“写史”与“考史”兼备，其中最突出的体现，就是当时人写当代史的本朝史，特别是编年体本朝史的编纂。这的确是主要侧重于“考史”的清代史学，所不能比拟的。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编年体本朝史名著之后，南宋中后期史学又兴起了重视简约化与普及化的学术潮流。《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就是这一潮流最早的也是最为成功的代表性著作之一，它主要是在《续编两朝纲目备要》等纲目体本朝史即变通的编年体史书的基础之上，最先开创了可以称之为“简明编年体本朝史”的新体裁（参看燕永成教授《南宋纲目体本朝史的编修及其流变》，《文史哲》2014年第6期）或称之为“提纲挈领的索引式的简明编年史”（第26页）。
《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最主要的鲜明特点：一是简明扼要、删繁就简。二是夹述夹议，以史评入史。将吕中所撰《类编皇朝中兴大事记讲义》等史评包括作者本人的评议，散于记事之末。读者一册在手，不难尽览南宋百馀年的时代大风云。能够较好满足当时随着科举、教育与文化的不断发展，读书人、书商等多个社会阶层不同层面的读者对史籍的需求，从而在宋元之际得到了广泛流传，产生了相当重大的社会影响。
《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作为当时人写的当时史，其史料价值无疑是十分突出的。其一，它完整地记载了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南宋百馀年的历史，要占南宋三分之二的时光上下。与佚名元人编撰的记载宋理宗、度宗及三少帝五朝史实的编年体史书《宋季三朝政要》互相衔接，就使得南宋一代九朝的编年史得以完备。值得一提的是，在宋人所撰记载宋孝宗一朝历史的史籍当中，只有此书“这一部首尾俱全，弥足珍贵”（第19页）。二是取材广泛，刘时举担任过史官，此书遂得以详据南宋《实录》、《国史》、《会要》等官修史书。在此基础之上，其高、孝两朝记事，又广采《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皇宋中兴两朝圣政》以及传世稀少的《中兴两朝编年纲目》等史籍；光、宁两朝记事，则还主要取材自《续编两朝纲目备要》等；史评则以吕中《类编皇朝中兴大事记讲义》为主。《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不仅可以校订以上各书的文字错讹，而且在史实上多有不可替代的增补之处。三是详载了南宋一朝以太学生为主的爱国学生运动，将高宗以来士人、学生的重要论事行动，进行了“浓墨重彩的书写”。
更为重要的是，刘时举是一位有着英雄气概的爱国史学家。南宋自端平入洛失败以来，在蒙古空前的军事压力之下，已经进入了风雨飘摇的末叶。淳祐四年（1244）九月，临安爆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驱逐对蒙主和派右丞相兼枢密使史嵩之的爱国学生运动。矛头虽然是指向史嵩之，但史嵩之是权相史弥远之侄，始终坚持对蒙乞和，所以实质是对史弥远自嘉定以来所推行的屈膝乞和国策的抗议，希望南宋能够得以振作和自立自强。时为“京学生”即临安府学普通学生的刘时举，就是重要的参加者之一。他作为临安府学学生的领袖，执笔起草了著名的九十四名学生给皇帝的联名上书。这篇檄文式的奏疏，以“不忧敌国之势盛”的英雄气概，痛斥了史嵩之排斥异己的种种见不得人的勾当，表彰了“以忠义鼓土气”敢于对抗强敌的名臣虞允文（第3－4页）。刘氏如此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尽显“粪土当年万户侯”的爱国书生意气！一时间，刘时举声名鹊起。
书如其人。刘时举结撰之《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就是始终洋溢着强烈的爱国情怀和沉郁的忧患意识，始终情系“国势之安危”，以史家的眼光回望“四朝政治之得失”，试图通过对相关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为南宋摆脱危在旦夕的局面，寻找必要的历史借鉴。因此，此书在大力表彰民族英雄岳飞、抗金名臣虞允文等的同时，特别注重揭露自宋高宗以来以秦桧为代表的南宋主和派*国卖**、误国等罪行，警醒时人勿重蹈覆辙。在该书卷五“绍兴十一年十一月”记岳飞被害事，刘时举就首以“魏良臣偕虏使来议和”、“何铸使虏，充报谢使，许割唐、邓二州，馀以淮水中流为界”开端，然后大书特书“兀术以书抵秦桧曰：‘尔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以河北为图，必杀飞，而后可和。’于是，桧与俊谋”（第111－112页），彻彻底底地揭露了秦桧、张俊等勾结金帅兀术制造岳飞冤狱的可怕真相！将秦桧、张俊、万俟卨等小丑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在卷六“绍兴二十五年十月”记秦桧之死条，再专门痛斥秦桧误国之罪：“罢兵讲和，而使高宗不能成中兴之业者，桧之罪，可胜言哉！”（第134页）当然，宋高宗尽管躲在幕后，但正所谓“不容青史尽成灰”，在刘时举的笔下，其屈膝降敌的本来面目同样是昭然若揭。
对宋宁宗朝开禧北伐的失败和韩侂胄之死，刘时举也不是像《续编两朝纲目备要》等通行史书那样，按照史弥远所确立的基调，书以“韩侂胄伏诛”，而是卷十三“开禧三年十一月”使用了“夏震殛死韩侂胄于玉津园”这一大致中性的话语，并客观地记载：韩侂胄用事十四年“不能无过恶，而用兵实出于无谋”（第318页），这是公道之论。值得一提的是，刘氏还专门地指出：韩氏被杀*变政**的直接诱因为“先是，侂胄欲用兵，金人惮之，有缚送首议用兵贼臣之请。时朝廷幸安，皆以用兵为非”（第317页）云云。这其中“朝廷幸安”一句，真是重逾千钧，将发动*变政**的史弥远等主和派畏敌如虎的本来面目揭露无遗。最为点睛之笔，是在卷十三“开禧元年三月”记韩侂胄欲用兵恢复中原事末，刘氏评论道：“时军政修明，人心大喜，以为恢复之期可必。惜朝臣议论不一，不能成功，天也。”（第302页）所谓“朝臣议论不一”，就是明确点明了史弥远等主和派为了一己之私利，不惜对北伐故意加以破坏的误国事实。
“书生报国无长物，惟有手中笔如刀”。刘时举的上述见解，在主张自强抗金的有识之士，多被蛮横地颠倒黑白地真正岂有此理地被扣上“喜战厌和”帽子的南宋，是需要勇气和极为难得的。就笔者浅见，南宋其他史家实多未能有此论。清代学者张海鹏氏对《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有高度评价，“盖其于南宋兴亡之故，瞭如指掌，故所载皆资法戒”、“洵南宋一朝良史也”（《学津讨原》本“续宋通鉴”跋尾，第20页），真可谓实事求是。如此才识兼备的优秀史籍，虽元、明、清多有刊刻，但由于“记事简略，又有相关的史籍存世，因而此书一直不大为研究者所重视”（第1页），当代更长期未能有点校整理本问世，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对该书的研究和使用，影响到南宋史相关研究的深入。王瑞来先生对其进行了专门的点校整理，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将其列入2013年度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中华书局于2014年加以出版，皆可谓慧眼如炬。
点校者王瑞来先生是宋代文史研究的权威名家，20世纪80年代即刊布了《论宋代相权》、《论宋代皇权》等名作，近年以来又当先推出宏大的“宋元变革论”新历史体系和系列论著，倡导将南宋从两宋的*绑捆**中解脱出来，还原其作为独立历史单元的重要地位，正持续在海内外中国历史学界激起重大的学术反响。其对宋代文献整理，更是做出了突出的重大贡献，所整理的《鹤林玉露》、《宋宰辅编年录校补》、《朝野类要》、《宋季三朝政要笺证》、《宋史宰辅表考证》、《隆平集校证》、《范仲淹集》等，无不以研究水准高深，校勘点校整理质量精审而著称，向来为海内外学人所推重。点校本《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同样是如此。
在研究层面，作为全书前言的《〈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考述》，长达数万言，是迄今为止对刘时举和《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最为全面系统最高水准的研究之作。其中对刘时举生平和该书成书年代的考证，就极其精彩。刘时举是历史上惊鸿一瞥式的人物，除了淳祐四年（1244）以临安府学生的身份参加驱逐史嵩之和《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元刊本书首有其“通直郎、户部架阁、国史实录院检讨兼编修官”的结衔之外，其人其书皆未再能留下其他更多的记载。饶是素以博学自傲如《四库》馆臣者，也只能徒唤奈何，在《四库提要》里只好聊胜于无地含糊言道：刘氏其人“其始末则未之详也”，其书“当成于理宗之世”。王瑞来先生却独辟蹊径，从看似无任何文章可作的刘氏之结衔入手，先紧扣“通直郎”这一宋代文官官阶，依据其对宋代选人“改官”制度的独到研究，指出：
宋代文官三十七级官阶，由高到低分为朝官、京官和选人三大组成部分。通直郎，元丰改制前为太子中允、左右赞善大夫、太子中舍、洗马，虽为看起来似乎不大起眼的正八品文阶，却属于“朝官”二十五阶的最末一阶，在“京官”五阶更远在“选人”七阶之上。而宋代通过科举、学校等各种途径入仕后的士人，往往要多由下层的七阶“选人”一步一步地向上磨勘升迁，最起码要经过“三任六考”加五举主的艰难努力，才可能从“选海”中挣扎而出得改秩为京朝官，从而进入中级官僚的阶层，踏入仕宦的坦途。
也就是说，刘氏从临安府学学生起步，不论经由何种途径入仕，由“选人”到“改官”为通直郎，他至少也要经过了十年左右的时间，也就是要在1254年前后。然后又考察了其担任“户部架阁”之职，指出：“户部架阁”之全称为“主管尚书省户部架阁文字官”，是一个负责掌管户部档案文书的职务。不过，南宋朝廷其实是将是职作为“储才擢用”之地来使用，作为给予重用提拔的过渡，所以多以“作县有声”者担任。而南宋“初改官人必作县”（《宋史》卷一六七《职官志七》），选人在得改京秩之后例任知县，时称之为“须入”。这都说明刘氏在改秩之后，很可能又担任过了至少一届（三年）的知县等地方之职，并取得不错的政绩。刘氏本“拥有时望”，又有地方治绩，宋廷遂把他调回临安，放在“户部架阁”的位置上留待重用，时间就应该在1257年前后。进而探讨刘氏“国史实录院检讨兼编修官”的史官之职，指出：南宋负责具体编纂《国史》、《实录》等的检讨、编修官，皆为“临时抽调的差事”即兼职，而宋理宗、度宗两朝国史完成编修上书朝廷的，主要有景定二年（1261）、景定四年（1263）和咸淳四年（1268）三次，开馆进行编修则当分别在各自之前的二至三年。由此断定：刘氏由户部架阁兼职史官，从而进入史馆在编纂之馀得以同时进行《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的撰著，就当以景定二年所上那次可能性为最大。也就是说，成书的下限当在景定二年，此时距宋理宗朝结束至多不过三年了，遂断言“《四库提要》认为此书‘当成于理宗之世’，固无大误，然过于笼统。准确地说，《续宋通鉴》一书，当成书于理宗朝行将结束的末期”（第12页）。
笔者之所以颇费笔墨对此详加介绍，一是此考据令人眼花缭乱，却又丝丝入扣、如层层剥笋，原本是一笔糊涂账的刘时举生平和成书年代就此呈现在读者眼前，确实堪称“考索之功”与“独断之学”兼备的，令人拍案叫绝的精雕细刻的艺术品。如此绵密、细致的考证，王先生驾轻就熟、似信手拈来，然非文史兼治，非特别精通向以复杂难治而著称的宋代官制者，必不能为也。更为重要的是，存在着与刘时举和《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相类似问题的宋代文献为数甚夥，王先生此一考证的思路和具体方法，就为同类问题的解决，树立起了一个科学的范例，值得引起宋代文献整理者们的高度重视和借鉴运用。
与此同时，对《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的书名，对该书史源的考察，以及对其史料价值的判定等一系列相关重要问题，王先生亦是新论迭出。如他认为“续宋”二字为入元后书坊所加入，非刘时举自题；对刘时举暨南宋太学生爱国运动的大力表彰；尤其是辨析了四库馆臣对《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其中纪载，惟以简约为主，或首尾未具，于事迹间有脱遗”的偏见，指出：一部史书的价值，并不能简单地由“详”、“略”或由“繁”、“简”来论上下高低，“以多寡论价值”，孰“详”孰“略”的取舍，其实是史家撰著思想的体现。《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篇幅虽小，所载事项则往往详于他书”（第47页）。应该说，这也是一个很有普遍意义和启发价值的卓识。
在整理层面，点校本《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使用全式标点，标点准确、精细、拿捏到位，几近于完整无缺。校勘更是可圈可点，点校者比对了三种现存元刊本，即北京国家图书馆等处所藏之陈氏馀庆堂刊本，以及日本公文书馆所藏之云衢张氏集义堂刊本和日本静嘉堂文库所藏之朱氏与畊堂刊本，断定：三种元刊本“一脉相承，正误相仍”，遂取现存最早最全的元刊陈氏馀庆堂本为工作底本，校以《四库全书》本、罗振玉排印之明抄本和校订《学津讨原》而成的《丛书集成》本，全面吸收了这些版本中的校勘成果，并广泛使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皇宋中兴两朝圣政》、《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宋史全文》、《宋史》本纪、《宋会要辑稿》等大量的史籍进行他校。校勘质量堪称精审。这里仅以卷九“乾道五年正月”所载“中书舍人汪滔言”条的校勘记（第218页）为例，诸本皆作“汪滔”，然点校者发现《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宋史全文》却作“汪涓”，《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则作“中书舍人汪养源言”，遂根据周必大《文忠集》所载“汪公涓，字养源”以及元人富大用《古今事文类聚》“汪涓，字养源”，断言：汪氏名涓，字养源，诸本作“汪滔”皆误。并顺势考证出：汪氏奏此事乃在乾道五年二年，刘时举系其时于“乾道五年正月”是不准确的。其结论，真似泰山之不可移。
需要强调的是，王先生所撰之《四库馆臣擅改文献举隅—以〈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为个案》、《〈四库全书〉本“违碍”文字改动举例—以〈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为中心》以及《四库本专有名词改动对照表》，作为《附录》收入了书末。此三篇大作，不仅是校勘《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的重要成果，更“着重指出了《四库全书》本所存在的严重缺陷与《四库》馆臣出于各种目的的改动”（第47页），对在史学研究和文献整理当中更好地科学使用《四库全书》，也都有极大的典范和指导意义。书末还附有“人名索引”，极便于读者查考。
总之，点校本《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是一部选题独到，研究水准高，标点校勘精审，既“沉潜”又“高明”，整理质量极高的宋代文献整理的典范佳作。需要拾遗补阙之处甚尠，仅如卷十一“绍熙五年七月甲子”，“杲与步帅王仲先分兵卫南北内”（第251－252页）。步帅“王仲先”，根据《宋会要辑稿》、《宋宰辅编年录》、《宋史全文》、《宋史》赵汝愚本传等，实为“阎仲”之误，此误当延自《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准确应是“杲与步帅阎仲先分兵卫南北内”；又如卷十三“开禧二年十一月庚辰”，“以主管殿前司公事郭杲领兵驻真州”（第310页），然郭杲此前早已病卒达五六年之久，根据《宋会要辑稿》兵九之二五、卫泾《后乐集》可知时任主管殿前公事、领兵驻防真州者实乃郭果，“郭杲”乃“郭果”之误无疑，此误亦延自《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宋史》甚至《宋会要辑稿》当中也有类似的错误。当然，此两处讹误，皆为底本如此，本无足深论，点校本也以“简单的点校方式”为体例规范，不进行“详细的校注”，然还是似应出“校勘记”予以必要的说明。
再者，《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存在着多处纪年比较模糊甚至错讹的问题，点校本多数已经解决，但偶有脱漏之处。例如卷十三“嘉泰二年十一月庚子”，“陈自强知枢密院事”（第293页）。然该月无“庚子”，据《宋史•宁宗纪》“庚子”实为“庚戌”之误。另外，参考文献列顾吉辰、郭群一点校本熊克《中兴小曆》，然点校本实名《中兴小纪》。
元仁宗皇庆元年（1312）前后，福建建安书坊陈氏馀庆堂最早将《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与元人编撰的《宋季三朝政要》刊刻，近人罗振玉也先后刊印了两书，并作了初步的校订工作，如今中华书局陆续出版了王瑞来先生经过精心整理的点校本《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与《宋季三朝政要笺证》，南宋一代九朝的编年史遂得以成为完璧。学如积薪，后来者居上。王先生不仅为刘氏之功臣，其有大功于天水一朝史实之董理，有功于当世儒林，必矣！
（作者简介：范学辉，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本文原刊于《书品》2015年第2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