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枚奥运奖牌

06 异想天开的预测

2003年年末，斯塔福德·默里参加了在东安格利亚大学（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举办的英国国家体能大会，并做了报告。站在他旁边的是导师迈克·休斯的儿子迈克尔·休斯（Michael Hughes）。迈克尔·休斯跟他爸爸一样，瘦小精壮，才思敏捷，优雅从容。两人都穿着深色的马球衫，袖子上印着“精益求精”，胸前印着EIS，即英国体育学院的缩写。

一年前，新成立的英国体育学院的一名负责人向默里抛来了橄榄枝，问他是否愿意过去工作。默里对这个新成立的机构一无所知。当时，英国体育学院才刚刚落成，目的是根据各运动项目的英国国家队的不同需求配备体育运动科学家。面试默里的是英国体育学院的亚历克斯·牛顿（Alex Newton），以及刚刚到任的研究与创新项目负责人斯科特·德拉韦尔（Scott Drawer）。他们问默里应该如何设置关键业绩指标，默里一头雾水，不知如何作答；他们又问默里应该采用何种策略，默里还是答不上来。“当时，我对职场会谈一无所知。”默里说。他只懂得如何跟教练相处，并用教练能理解的方式展示统计数据。出人意料的是，他还是成了英国体育学院的第一位运动表现分析师。

一年后，英国体育学院发布了招聘启事，要引进第二位运动表现分析师，迈克·休斯跟儿子说可以考虑一下。迈克尔·休斯从小在加的夫长大，一放假，爸爸就会给他布置一些简单的分析项目。因此，迈克尔·休斯使用壁球系统和概念键盘的时间其实比默里还要长。迈克尔·休斯跟默里在英国体育学院一起工作了8周，随后便被威尔士大学加的夫学院新开设的运动表现分析专业录取，于是，他便去攻读硕士学位了。他从未想过申请英国体育学院的工作，但父亲鼓励他申请一下，以丰富个人经历。

面试的前一天晚上，默里和迈克尔·休斯一起来到当地的酒吧。默里跟迈克尔·休斯说，他父亲的博士生也来申请这个职位了，他们年纪更大，经验更丰富。“我觉得你可能竞争不过他们。”默里诚恳地跟迈克尔·休斯说。对默里来说，迈克尔·休斯就像是自己的孩子。“你能申请到这个职位的希望十分渺茫。”他们推杯换盏，相谈甚欢，不知不觉地就喝醉了。“面试的时候，我尽量说他的好话，引导评委会的偏好，希望我的小兄弟能获得这个职位，”默里说，“后来我才发现，自己这么做纯属多余：他横扫了全场。我心里十分自豪。”一开始，他们的办公室只是一间位于曼彻斯特市中心的活动房屋。没过多久，他们就搬到了一栋位于曼彻斯特东部的综合办公楼“运动城市”里。运动城市最初是为了主办2002年英联邦运动会而设计建造的。除了可以办公，里面还建有全新的英国国家壁球中心，场地四面全是可移动的玻璃幕墙，视角极佳，可以将美景尽收眼底。另外还建有曼彻斯特城市球场和英国国家自行车比赛中心。

默里说：“这里就是一个大型的聚会场地。走进健身房，人们可能看到自行车运动员克里斯·霍伊（Chris Hoy）在做俯卧撑，壁球运动员彼得·尼科尔在跑步机上跑步。但是，我不怎么去健身房。我更喜欢蒸桑拿。可能有教练看到过我上午11点在桑拿房里睡觉，或是宿醉之后在里面发汗。”

默里当时正在准备结婚。为了保持身材，他经常骑自行车上班。他的日常打扮就是铁头安全靴、长筒羊毛袜、宽大的套头衫、羊毛帽，再加一条短裤。冬天也是如此。“我觉得穿长裤骑自行车很不舒服，”默里说，“要是遇到红灯，我能超过克里斯·霍伊。自行车教练常说：‘迎面骑来的就是默里，自行车项目未来的希望。’”默里和迈克尔·休斯共用一间小小的办公室，里面有两张桌子、一套家用录像系统，以及一个视频编辑套间。除了刺鼻的咖喱味和啤酒味，他们的办公室简直没有缺点。当然，啤酒和咖喱是运动表现分析师的传统大餐。默里要求所有人保持整洁，无论是迈克尔·休斯还是其他进入办公室的人。“有的小伙子会故意弄乱桌上文件的角度，或是把分析用录像带藏起来，想跟我开玩笑，却弄得我十分恼火，”默里说，“不是我有强迫症，而是要给教练们留下好印象。”

除此之外，教练还需要良好的教育。鲜有教练是熟悉运动表现分析的，因此，默里和迈克尔·休斯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与不同的代表队会面，洽谈业务。“如果你们已经是世界上最强的队伍，那么不好意思，我们还有很多事可以做，”默里会告诉他们，“我们的目标不是荣誉，而是帮助大家做出有依据的判断，而非依靠神叨叨的意见和下意识的猜测。”

他们将这些工作称为英国体育学院的运动表现分析路演。路演包括展示概念服务，提供能力证明，例如，利用高速摄像机拍摄接力比赛，使用软件追踪监测举重运动员的技巧和方法。此外，他们还会展示一些具体的案例研究，例如，利用“五次”分屏技术观察彼得·尼科尔受伤前后的反手抽击动作，并做出对比；利用步态分析和躯干角不对称追踪系统来预防伤病；为壁球运动员做备战分析及资料模板。

详细案例都是基于壁球运动的，至少一开始的时候是这样。不过运动表现分析所蕴含的深层次概念适用于所有运动。演示文件的第一页上有一个钻石状的图表（图6-1），第二页的内容是“6个I”原则。这个原则诞生于迪兹伯里（Didsbury）一家酒吧中的一次醉酒。“当时就像是玩流行的宾果游戏，我们用首字母代表某项重要的原则，”默里说，“最终，我们总结出了‘6个I’原则。”

图6-1 钻石状图表

接下来是一张图，图上画了一条河，名叫“无知”。河岸上，一边画着一只猴子，一边写着“体育”两个字。

“这是一只懂分析的猴子，”分析师解释说，“它需要穿过无知之河到达名叫体育的彼岸。为了帮助猴子过河，我们需要用6块积木搭起一座桥。”这6块积木代表着运动表现分析的基本方法：引入（Introduction）、不可反驳性（Irrefutability）、指标（Indicators）、实施（Implementation）、改善（Improvement）和影响（Impact）。

“部分方法说起来可能有点牵强，”迈克尔·休斯自己也承认，“我们想要表达的主要是，没有分析，大家就无法渡过无知之河……其实有些荒谬。”

接下来是他们经常引用的话：

“如果总走同样的路，就无法看到新的风景。”

“统计学就像是一条迷你裙，让人浮想联翩，但会把最关键之处隐藏起来。”——阿伯丁足球俱乐部前任教练埃贝·斯科夫达哈尔（Ebbe Skovdahl）

“东西没坏就不要修。”——默里的祖父

“我们并不是很受欢迎，”默里说，“体育事业本身就挣不了多少钱，英国体育学院主要依靠彩票基金会的资助。我们就像是一群穿着黑色T恤，突然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怪人，总是指手画脚，好为人师。而大家的反应都是：‘滚！我们在这个行业已经混了20多年了。’”

最初，路演的主要目的是消除教练对分析工作的误解。很多人都觉得，运动表现分析是在质疑教练的工作，而不是在完善教练的工作。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科普过程。人们对待分析师的态度天差地别，有的热情洋溢，有的心怀敌意。

例如，有的体能教练在见到默里利用视频展示并分析举重的技巧，跟踪运动员动作的生物力学变化后，觉得颇为震撼，而有的田径教练则认为这不过是奇技淫巧，毫无意义。“有一次，有人跟我们说，要凭本事吃饭，”默里说，“我说，兄弟，我们没靠任何人。”

有一天，默里和迈克尔·休斯走进了位于英国体育学院内的英国国家自行车中心。这里是英国自行车队的训练基地，不过他们从来没有进去过。洞穴般的场馆令人感觉诡异。赛道的弯度和坡度都很大，场内充满椭圆形的元素。凯林赛和麦迪逊赛的复杂规则更是令人晕头转向。在观看训练时，他们始终一头雾水，感觉任何分析方法都无法参透这项运动。两人面面相觑，不知所措。

时任英国自行车队运动表现总监的是体育理论科学家彼得·基恩。他热爱各种测试，笃信数据。自1997年任职起，基恩就开始摸索自行车运动的现代化改革。然而，车队不仅缺乏经费，人员配备也捉襟见肘，就连训练设备也寥寥无几。此外，除了在1908年获得了一枚团体金牌，以及在1992年克里斯·博德曼（Chris Boardman）获得了一枚个人金牌外，车队与金牌再无缘分。

1996年，在英国政府宣布利用彩票基金支持体育事业后，基恩自行整合出了一份“世界顶级运动表现计划”。该计划立意宏伟，细节详尽，愿景十分清晰：在2012年之前，将英国队打造成世界自行车竞赛的顶级强队。人们觉得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痴人说梦。在他做汇报的时候，大家总是跟他说：“您的计划很好，但毫无依据。您是在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

基恩对车队的心理咨询师西蒙·琼斯（Simon Jones）说，要想开展“世界顶级运动表现计划”，就需要为队内的自行车运动员设定具体的运动表现标准。琼斯向来行事果断，聪慧过人，他是在1995年加入英国国家自行车队的，并且在入队面试中提到了临界能力这一理论。临界能力是指，自行车运动员在特定时段内所能坚持的最高功率的平均值。当时，所有的自行车教练都没有听过这个概念。“他们问不出任何问题，所以我就被录取了。”琼斯说。在琼斯加入英国自行车队时，队内约有90个人，参赛选拔方式并不明确。“队内的选拔根本就没有将比赛结果与运动表现有机结合在一起，”琼斯回忆说，“运动员先参加国内比赛，再参加国际比赛，然后输得落花流水。”

彼得·基恩坚信，应该要把底线设置清楚。因此，他设计了一项测试，用以制定最低运动表现标准。队内的自行车运动员只有在达到最低标准后才能加入训练计划，并获得资助。

测试很简单，就是在测力计上进行时长为一分钟的最强能力评估。所谓测力计其实就是安装有功率输出装置的健身脚踏车。测试结果可以帮助基恩统计出相应的参数，也就是他口中的“体能指数”。

选拔标准因年龄、体重和赛事而不同。举例来说，排名前十的耐力型运动员的体能指数需要达到25～30；如果要参加环法自行车赛，那么体能指数则需要达到32左右。体能指数低于相应值的运动员会被淘汰出局。

“可想而知，大家进入健身房后都拼尽了全力，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饭碗，以及入选国家队的希望全都在这个该死的测力计上。”琼斯说。他们由此挑选出了很多优秀的自行车运动员。

尽管这项测试简单粗暴，备受争议，但运动员们却忽然有了清晰的目标。“有的队员直接给首相写了封信，说自己在队内遭到了歧视，”琼斯接着说，“大家怨声载道，很多人甚至说我是魔鬼。”

1998年，距离悉尼奥运会的召开还有两年，琼斯被任命为场地自行车男子团体竞速赛的教练。据琼斯说，基恩提拔他是为了通过不同类型的教练来加强队内对体能的认知。“一夜之间，我就成了毫无经验的国家队教练。大部分队员的年纪都比我大。从前，我只是实验室里的一个无名小卒，现在却摇身一变，成了教练。他们非常清楚，我对关键问题一无所知。”

当时，自行车运动员常常会在公路上进行长时间的骑行训练以提升自身耐力，但琼斯发现，虽然大家都还算健壮，可速度却不足以让他们在团体竞速赛中占据优势。他仔细审核了所有人的训练计划，然后将提升赛道爆发力，而非公路耐力摆到了最重要的位置。“我们知道取胜所需要的能力，所以要根据不同赛事的需求来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琼斯说，“现在看来，这样做是无可厚非的，但在当时，这却有悖常理。”他仍清晰地记得，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赛场上，英国国家自行车队在团体竞速赛中勇夺银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好成绩。“那简直就是我执教生涯的巅峰，”他说，“说起来可能有些可悲，后来我们在回顾比赛时发现，取得这样的成绩竟然是如此轻而易举。”

悉尼奥运会过后，彼得·基恩聘用了加拿大心理咨询师安德烈娅·乌尔斯（Andrea Wooles），让她代替琼斯出任自行车队的测试工程师。乌尔斯的未婚夫是自行车队的按摩师，然而，除了与自行车运动员约会之外，她对自行车运动一无所知。

乌尔斯得以被聘用的原因是她在研究领域有一技之长。她拥有运动生理学硕士学位，其硕士毕业论文的主题是“乳腺癌手术后，锻炼对组织肿大的影响”。她的导师是心理学家艾伦·马丁（Alan Martin）。马丁曾通过尸体解剖，分别对脂肪、肌肉和骨头等进行了称重，从而完成了对身体成分的分析。“我的导师没有人云亦云，不会认为大家都在做的事情就是正确的。相反，他去了比利时，解剖尸体，探求真理。他给我的研究打了A+。”乌尔斯解释道。

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乌尔斯采用了一种名为舒伯赫自行车测量仪（德文名Schoberer Rad Messtechnik，英文名Schoberer’s Bike Measurement Technology）的新型功率计来进行测试。这种装置可以到处移动，可以安装在自行车上测量自行车运动员在训练或比赛时所产生的功率。当时，基恩正好购入了130台舒伯赫自行车测量仪，所以乌尔斯的经历对他来说简直如虎添翼。

在入职的第一天，乌尔斯就被基恩带到了英国国家自行车中心的场地内。基恩将一台被拆散的舒伯赫自行车测量仪摆到了乌尔斯的面前，让乌尔斯在他从悉尼奥运会赛事归来之前将仪器重新组装好。“他第二天就走了，”乌尔斯说，“而我则与一堆零件为伍。我打开电脑，发现程序需要在磁盘操作系统上运行，而且全都是德语。我必须先学习德语，才能把那个破东西修好。”

自行车测量仪是由德国自行车运动员兼工程师乌尔里希·舒伯赫（Ulrich Schoberer）发明的，可以测量功率、节奏、心率与速度。第一版测量仪的大小跟麦片盒差不多。有一次，在舒伯赫骑自行车时，测量仪从车把上掉到了地上，他不得不停下自行车，把散落一地的测量仪捡起来。那时，他突然意识到，比起参赛，他更热爱发明。所以，他立刻选择了退役，结束了自己的运动员生涯，全身心地投入到仪器研发中。

“舒伯赫自行车测量仪是有史以来最简洁、最精美的工程解决方案，”乌尔斯说，“这项发明堪称德国工程技术的完美典范。”

英国是第二个在自行车上使用功率测量仪的国家，仅排在发明国德国之后。基恩是个理性的人，他知道测量生理消耗并对运动表现进行定量评估是相当重要的事，而不应该埋头于无菌实验室中。在此之前，自行车运动员能依赖的只有心率、速度和运动自觉量等指标，而这些指标又都很容易受到与运动表现无关的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天气冷暖、兴奋剂、睡眠质量、压力水平、水合程度、过敏情况和营养状况，等等。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输出功率，这是一项非常客观的指标。舒伯赫自行车测量仪能够完美地配合以运动表现为基础的训练。

没过多久，乌尔斯的工作内容便做出了调整，她不仅要负责校验舒伯赫自行车测量仪，还要负责实际操作，并确保实际操作的规程前后一致，结果精确无误。“此前，测试根本就没有标准化，数据库也还没有建立起来，历史记录也没有被保存下来。天知道那些仪器有多久没被校验过了，所以数据的真实性根本就得不到保证，”乌尔斯说，“不到一年，人们就从询问‘今天舒伯赫自行车测量仪有没有出什么问题’变为‘今天运动员有没有出什么问题’。”乌尔斯很快便意识到，她的工作就是理解教练员的需求，以及帮助他们坚定信念。“举例来说，在长途骑行中，舒伯赫自行车测量仪可以帮助运动员了解输出功率每增加1瓦，心脏会跳动多少下，”她解释说，“如果骑行时的心率是每分钟150下，那么输出功率会达到多少瓦？输出功率与心率的关系会随着体能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当身体处于脱水状态时，即使输出功率保持不变，心率也会上升。”

当时，被选中参与骑行计划的运动员只有四五十名。“有的运动员来了4次，想要达到最低标准，但最后还是不幸落选，成绩仅差了2瓦，”乌尔斯说，“他们一直在为测试而训练，所以测试成绩就是他们的最好成绩，我觉得这样的运动员或许不应该待在队里。”那时，输出功率测试已成为运动表现评估的常规方式之一。如果运动员的状态不对，教练就会把他们带到实验室中。

“起初，我对自行车赛一无所知，后来开始慢慢懂得数据驱动运动的本质，”乌尔斯说，“这些人不怕知道事情的真相，我们真正需要做的是争取胜利，然后反推。欧洲人的传统做法是走别人走过的路，但这种做法已经不再适用了。”除了舒伯赫自行车测量仪，英国国家自行车中心内还有一个名为“小时”的计时系统。它可以与安装在赛道上的车速监视器实现无线连接，并在训练期间打印出带有运动用时和速度的小纸条。然而，“小时”所记录的数据无法被电子化，因此乌尔斯必须坐在赛道旁边手动设置这个计时系统，并将运动员名字的首字母，以及舒伯赫自行车测量仪所给出的输出功率写在小纸条上，然后贴在红色的大文件夹上。2003年，默里和迈克尔·休斯拜访了英国自行车队，并阐释了运动表现分析师的作用。接待他们的正是乌尔斯。她听着两人高谈阔论，然后把准备好的红色大文件夹给了他们。

“这是过去4年的全部数据，”她说，“你们能提供一些专业意见吗？”

“她是认真的吗？”迈克尔·休斯心想，“我们要这些数据干什么？这些数据根本就没有用。”

2003年8月，斯塔福德·默里签下了年轻的迈克尔·休斯，曼彻斯特的自行车赛场迎来了历史上首位全职运动表现分析师。运动表现总监彼得·基恩几个月前就离开了。1997年，曾任商务经理的戴夫·布雷斯福德（Dave Brailsford）被基恩任命为运营总监。布雷斯福德也赞成进行运动表现分析。

“在自行车方面，我们缺乏经验。我们没有职业的自行车教练，所以聘用了聪明能干的体育运动科学专业毕业生，”布雷斯福德说，“有的人可能会事后诸葛亮，说这个决定简直太明智了。很幸运，我们能拥有这样一支分析师队伍，它产生了各种奇思妙想，大家都觉得一切皆有可能。”

迈克尔·休斯一加入英国自行车队就开始架设摄像系统，记录全部练习赛，并用专用软件分析视频。当自行车队在国外比赛时，乌尔斯会在看台上偷偷用手持摄像机录制比赛。“过去总有工作人员来驱赶我们，”乌尔斯说，“不过只要打扮得足够低调，就有可能不被发现。”一回到曼彻斯特，她就会将录像带交给默里和迈克尔·休斯，然后由他们将录像带转换为数字化文件，并进行归类。整个过程隆隆作响，持续数日。

团体竞速赛一直被视为自行车赛场上含金量最高的比赛。两支队伍，每支队伍4名运动员，赛程总共16圈，4000米。两支队伍从不同赛道出发，你追我赶。领骑的运动员最为辛苦，因为最前面的空气阻力最大，其他人则“躲”在领骑者身后的气流中。两圈过后，在进入倾斜赛道时，领骑者不再占据首位，而是沿着赛道坡度一直向上，然后再向下，来到队末。最后，第三位骑手率先冲过终点的队伍获胜。

跟英国自行车队共事的时间越长，迈克尔·休斯跟团体竞速赛教练西蒙·琼斯的关系就越近。他帮助琼斯分析比赛的需求，利用先进技术将需求抽丝剥茧，分解为具体细节。“自行车赛是最容易辅导的比赛，”迈克尔·休斯说，“领骑者在前面拐弯，转换位置，来到后排，重回队伍，紧贴轮子，根据空气动力学原理保持身体平衡，这些都是有技巧的。此外，领骑者在前排的转弯时间也是有战术安排的，谁骑一圈，谁骑一圈半，顺序如何，如何充分发挥实力，谁应该排在谁后面，等等。”迈克尔·休斯注意到，琼斯一直在利用直道中间的终点线作为圈数的参照，但是运动员会在转弯时交换位置，这就意味着自己无从知晓每位运动员各自的贡献。

因此，迈克尔·休斯在赛道的第一个和第三个转弯处的角落里贴上了电工胶布。这样一来，当运动员经过标记处时，他就可以清晰地看见并记录下时间。“其实我们不应该这样做，”迈克尔·休斯说，“但是其他队伍并没有抱怨，因为后来他们也开始利用我们标记的胶布来记录时间了。”

因为时间记录从直道到直道转变为了从弯道到弯道，所以迈克尔·休斯及其同事得以将时间与舒伯赫自行车测量仪的功率数据结合起来，并为每位运动员建立个人档案。最终，他们终于弄清了每个转弯处的输出功率，以及运动员在转弯时是该加速、减速还是匀速。

“那时，我们才意识到大家骑得有多拼命，以及造成的破坏有多大，”迈克尔·休斯说，“他们总是认为领骑者需要用尽全力，拼命猛蹬，但是我们发现，加速和减速对运动员的伤害非常大，而且会令他们非常疲惫。”

这一发现使他们改变了战术：4位运动员平分骑行距离，每段距离保持匀速。每骑完一圈，琼斯就会站到终点位置帮助运动员做出判断：自己是否在按照既定战术骑行。匀速是骑行稳定性的重要保障。

乌尔斯取代琼斯成了队内的测试专家，为大家提供帮助。“琼斯总是爱冷嘲热讽，”乌尔斯说，“大家不能带着不成熟的观点去找他，观点必须是完全成熟且强势的，还要准备好跟他做斗争，因为他会反对所有观点。不过，要是能说服他的话，斗争一番还是很值得的，因为他最终会全心全意地践行你的想法。”

最初，简单的测试在自行车队中掀起了轩然大波，而现在，队内已逐渐发展起了一套更复杂的评估方法。功率统计、视频分析、空气动力学监测等技术使琼斯这样的教练和迈克尔·休斯这样的分析师能够依据运动员数据构建出完整的分析体系：圈数时间、骑行节奏、输出功率、阻力系数，等等。这样一来，他们就能根据比赛的需求而做出深度分析。换句话说，只有在运动员数据与需求相符时，运动员才能赢得比赛。“为了探索出制胜奥秘，我们拼尽了全力，”布雷斯福德说，“在分析比赛数据方面，我们花的时间比其他任何队伍都要多。”

他们会先研究竞争对手，仔细观察对手在分段赛中的骑行时间，总结其训练方式。然后，他们会设定目标时间，不仅包括完成整场比赛的用时、每圈的用时，还有领骑者从首位转换至末尾的用时。接着，他们会分析运动员需要多少功率，以及采用何种代谢方式。为了减少阻力，运动员需要在风洞中对车胎进行测试。“我们以目标时间为出发点，开始分解问题，”琼斯说，“我们不停地询问自己，怎样才能减少阻力？哪条路才是完美的路线？整个过程既冗长又枯燥，但着实为我们带来了改变。”

琼斯还记得曾针对布拉德利·威金斯（Bradley Wiggins）在个人竞速赛中的表现建过模型。据他估计，为了赢得比赛，威金斯需要在4分15秒的时间内匀速骑行4000米。为了实现该目标，威金斯在测力计上所输出的功率必须达到575瓦。

“整个过程简单至极，称其为建模实在有点难为情，”琼斯说，“他的输出功率还差30瓦，我对他说，只要达到目标数字，就能赢得比赛。”当然，琼斯知道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影响比赛结果的因素还有很多。“我们进行了无数次测试，有一天他终于达到了575瓦。当时测试场地里只有我和他两个人。他高兴地就像已经获得了金牌一般。毕竟，我一直都是这样跟他说的！我心想，完蛋了，万一他输了怎么办？”

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赛场上，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威金斯以4分16秒304的成绩取得了个人竞速赛的冠军。这是英国自行车队在雅典奥运会上赢得的两块金牌之一。此外，英国队还在团体竞速赛中摘得银牌。

2005年3月，迈克尔·休斯与队员们一齐飞往了洛杉矶，参加世界场地自行车锦标赛。这是他首次以认证运动表现分析师的身份参加比赛。

每当重大比赛临近，琼斯就会变得易怒。“他的脾气比手表都准，”乌尔斯说，“他太看重结果了，所以在比赛前就很容易失控。”有一次，琼斯和默里甚至在国家自行车中心的走廊里互殴。“你的数据就是狗屁！”据说，琼斯是这样朝默里大喊的。

“他说我们不劳而获，不够用心，”默里说，“我再说一次，那全是瞎话。后来在我的带领下，分析师们喝得酩酊大醉，结果都没能在世界场地自行车锦标赛开赛前一天的早上赶上去机场的大巴。万幸的是领导小组里也有两位成员没有赶上大巴，其中一个甚至连护照都弄丢了。”

在洛杉矶，即便威金斯没能到场，团体竞速赛的成绩也比练习赛中的成绩更加优秀。琼斯不敢相信这样的成绩，甚至要求乌尔斯用胶带去测量赛道长度，并仔细检查输入计时系统的数字。“事实证明，数据准确无误，”乌尔斯说，“大家就是骑得特别快。”

在当年的世界场地自行车锦标赛上，英国队高居奖牌榜榜首，取得了4金1银1铜的好成绩。按照彼得·基恩的预测，他们将在2012年排名世界第一。人们都说他痴人说梦，然而事实证明，他不仅没有痴心妄想，甚至还有些太过保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