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16年8月输出第一批华工开始，到1918年11月一战结束，约有14万华工（其间80%为山东人）远涉重洋，有9.6万被分配给英军，3.7万人由法国支配，另外还有1万余人则在美国赴欧远征军中服役。
在2万名死亡华工中，有名有姓的死难华工1874名，埋葬在法国、比利时的69个公墓中，其中包括来自阳信、无棣、惠民等滨州籍华工。
长眠在法国最大的华工墓诺莱特华工公墓中的有长山（即今邹平）王鸿木、阳信田得祥和无棣牛夕孟等人，在法国索姆省博朗古村庄墓地里有沾化闫宝同、安西瑞等人，在比利时华工墓有长山宋守元、周玉杰(据考证是现淄博马尚镇人)等人……
（“华工团”在去法国的途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那么到底有多少滨州籍华工不远万里来到战火纷飞的欧洲呢？他们有着怎样的经历和遭遇？又有多少人长眠欧罗巴？他们死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以工代兵：滨州籍华工“放洋”数万里，绕地球近一周
1914年一战爆发后，英、法等协约国因战事吃紧导致劳动力资源缺乏。1916年，法国与北洋政府达成在中国招募华工的协议，设立招工机构——惠民公司招募华工。
首批法招华工抵达法国后，英国政府也步法国后尘，通过山东各地的教会组织，用“骗征”方式招募“契约华工”，他们声称到欧洲、非洲垦地开荒和修铁路，被招募者月工资现大洋10元，另外教会还要补贴大洋10元(当时10元可买到1000多斤高粱)，滨州各地贫苦农民闻讯而至。
1917年8月14日，中国采取了“以工代兵”方式参战，提供10万华工，做战地服务。那些大都尚未结婚的青年出自单纯的谋生诉求与发迹梦想积极*招应**，地域覆盖阳信、无棣、滨县、蒲台等10个县。
由于报名人数众多，华工到达青岛后，还要严格选拔，凡患有肺结核、眼病、性病及牙病等疾病的申请者均被拒绝。体格检查后，订立合同，每人用中外文编定一个号码，用机器打印到铜片上，然后卷成一个镯子套在华工的右手上，合同期满回国后，才用机器把铜镯卸开取下。上船前先进行简单的军事训练，经过消毒洗澡之后，发放统一制服和工具包。
前期华工航运路线一般从威海卫转走香港、新加坡、印度、马六甲海峡、苏伊士运河，然后进入红海，直达法国马赛港，再乘火车到里昂。
1916年8月24日，第一批法招华工，经过2个多月的海上颠簸才最终抵达马赛。1917年1月18日，英招首批华工1800人由威海出港抵达马赛。1917年2月10日，英招第二批华工2100多人由威海出发，不久得到法招华工所乘邮船“在地中海被德潜艇击沉，500多人遇难”的消息，因所乘轮船已漂泊海上，不可能再临时改变航线，于是面临着随时被德潜艇袭击的危险继续前行，绕道好望角，经过76天终于抵达法国。
（一战华工“放洋”路线）
1917年3月，英方调整了航运路线，开始绕道日本，途经太平洋、美国、加拿大，需耗时两个月，几乎绕地球一周，最终才到达欧洲的法国“西线战场”。
那么，到底有多少滨州籍华工远赴海外呢？
要弄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有多少滨州籍华工捐躯海外。有专家分析，死亡华工约有2万人，英、法方面现有资料只找到2000多名死亡华工名单，仅为十分之一。《一战英招华工死亡名录》中载滨州籍华工死亡人数159人（不包括高奉琮），照此推算，滨州籍华工实际捐躯者应为名录中死亡人数的十倍，约有1590名。
一战期间华工人数为14万，死亡人数2万，死亡比例约为七分之一，前面推算滨州籍华工实际捐躯人数应为1590名，按此比例推算，那么滨州籍实际赴欧华工或达万余人。
廉价“工蚁”：枪林弹雨下承担繁重劳动，备受异族歧视
抵达法国之后，华工被整编为“华工军团”，500人一个大队或称一个营，共260个营。经过短时间训练后，以大队为单位，奔赴工作地点。
尽管英法招工时与华工签的合同中讲明不参与战斗，事实上华工所从事的工作是在战斗的最前线。挖战壕、筑工事，运粮草、送*药弹**，清战场、埋尸体，开矿山、伐森林，制*器武**、造*火军**……他们一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10个小时，而每天的工资只有5法郎。
（在比利时布鲁文地区搬运*弹炸**的华工）
相对来讲，法招华工的情况要稍好一些，有的分在军工企业，有的分在重工业企业，有的在后方负责运送军粮。他们工作繁重，每天配给的食品不够吃。这些华工虽然远离前线100多里，也面临着空袭的危险。德国飞机时常飞入内地，对后方军营、粮弹仓库、军械工厂等进行轰炸。有的被炸飞，有的被吓疯。经过争取，后来工厂迁移到离战线更远处。
华工承担工厂中最繁重、条件最艰苦的工种，且备受异族歧视。在傲慢的欧洲白人眼里，他们只是一群健壮的廉价“工蚁”而已。比如当年英军管理的华工营，有上千人因无法忍受最后被送进集中营一般的精神病院，据说一位华工甚至挖坑将自己活埋。
（这四名华工代表了华工营内的不同工种）
1918年11月11日，一战以同盟国的失败而告终。经过斗争，华工们开始以每个月5000名返乡者的速度返回中国。1919年9月，首批华工开始启程回国，他们仍旧按照来时的路线返回，即先乘海轮到达加拿大的哈利法克斯，之后坐火车横穿美洲大陆前往温哥华，最后横渡太平洋归国。也有的队伍没有穿越美洲，他们选择了另一个方向：走地中海，穿越苏伊士运河，过红海进入印度洋，途径印度半岛南部的斯里兰卡，过马六甲海峡，行径香港，穿越台湾海峡和黄海，最终抵达青岛。
英招华工的最后一批在1920年4月回国，法招华工也在1922年3月归国完毕。约有3000人定居巴黎，一部分留在英国看守死去华工坟墓。
埋骨他乡： 至少数百 滨州籍华工长眠欧洲， 战后死亡人数高于战前
在《一战英招华工死亡名录》中所载的159个滨州籍华工死亡名单（不包括高奉琮）中，埋葬在诺莱特华工公墓者76人（见《诺莱特华工公墓详细名单》），葬于比利时者10人。每一座墓碑都向东方遥望，墓碑上大多刻有“勇往直前”“鞠躬尽瘁”“虽死犹生”“流芳百世”四个成语。
（法国索姆省滨海努瓦耶勒市的诺莱特华工墓园）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么多年轻力壮的华工在短短几年内成千上万地死去呢？
对此，史料匮乏。《一战英招华工死亡名录》中只简单记载滨州籍华工死于空袭者4人，空袭后失踪1人，死于肺结核、腹膜炎、坏疽、肺炎等疾病者7人，其余不详。笔者仔细爬梳资料，发现华工死亡的原因有空袭、疾病、事故和参战等诸多因素。在一战胜利前，空袭和疾病是主要原因。
疾病是华工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赴欧途中，漂泊数月，航程数万里，晕船、饮食不适、风浪与疾病的威胁如影随形，再加上治疗条件有限，有的病死海上（史料记载是“患疯症”）。有的禁不住苦痛折磨跳海自尽。抵达欧洲后，繁重的劳动、恶劣的生活环境、艰苦的生活条件、落后的医疗条件，根本不能保证华工们的生命健康。博兴尹可意，1917年8月在法国死于坏疽。长山赵孝珍、李义殿、沾化宋光德，均于1917年9月、10月间在法国死于肺结核。滨县杜吉孟，1917年12月在法国死于肺炎。
众多疾病中夺去华工生命的主要是精神疾病和“西班牙流感”。1918年5月23日夜晚，德国飞机袭击了努瓦耶勒，一些惊惶失措的华工逃离了华工营。当人们在田野中再次找到他们的时候，或已死去，或者发疯，有的被关进“疯人四方院”后死去。
（1918年2月11日，华工在努瓦耶勒欢度春节）
有资料显示，战争后期的“西班牙流感”夺去了大量华工的生命。在为法军工作的华工方面，普遍接受的死亡数字是1500至2000人，而为英国人服务的华工的死亡人数在2000至3000人之间，约占华工死亡人数的四分之一。据此推算，约有40名滨州籍华工死于这次流感。疫情起源于1918年3月11日美国堪萨斯州的一个步兵营，由于欧洲人通过西班牙媒体而知晓了这场流感，因此称之为“西班牙流感”。一些学者曾认为1918年流感病毒源于中国，是中国华工带去的。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赞同美国起源说。
抵达欧洲后，空袭是华工死亡的另一个主要原因。蒋镜海的日记有这样一段记载：刚到法国，由于对现代战争一无所知，当德军飞机铺天盖地而来时，许多人跑出战壕观看，结果敌机既投弹轰炸又俯冲扫射，致使许多华工被炸得血肉横飞。邹平崔福盛1917年9月2日一次空袭后于法国失踪，推测死亡。1917年9月4日深夜和9月5日凌晨，一群德国战斗机袭击了敦刻尔克(Dunkirk)，“轰炸了当地的一个华工营，造成华工15人死亡21人受伤”（丛爱娟《参加一战的华工与威海卫》）。长山李可忠即死于此次空袭。1918年3月21日，在加莱的一次空袭中，有8名中国华工遇难，长山孙义田、长山许俊（君）德均死于此次空袭。长山周玉杰，1918年5月18日在法国死于空袭。
事故也是华工死亡的一个重要原因。距圣昂戈埃尔西北十多公里处的肖克镇英军墓地埋葬着16个中国人，其中有12人死于同一天：1918年5月29日。是日，华工七十四营三连奉命去掩埋尸体，因哑弹爆炸，致使十二名华工丧生，被就近埋葬。每个人的墓碑上刻着他们死亡的日期“1918年5月29日”还有“流芳百世”四个大字，下面是一行英文；“A good reputation endures forever”。这段英文的意思直译是；好名声永远流传，意译就是；流芳百世。沾化许秉震和蒲台宋奎元均于此日死于法国，或许就埋在这个墓地中。
根据《名录》统计，笔者惊讶地发现，一战结束前滨州籍华工死亡者计71人，一战结束后死亡者计88人。死于1918年一战结束后的有沾化吴荣德、阳信冯玉成、惠民陈延庆等10人，死于1919年的有邹平韩光春、长山何玉富、齐东曹凤成等77人，死于1920年的有沾化姜龙虎1人，再加上3名死亡年份信息不确定者，滨州籍华工战后死亡人数竟然高达91人，远远高于战争期间死亡人数。
他们没死于炮火纷飞的战场，却捐躯于万众欢庆的胜利之后，殊为可惜！据统计，英招华工在停战时约有96000人，其中8万人仍在继续工作，清理战场，有人在挖掘哑弹时被炸死。欧华历史学会会长叶星球说，“有很多华工在战后打扫战场时，被遗留的地雷*药炸**夺走生命”。
踏上归程后，有的华工因满身伤病，再也熬不住远途漂泊，还没有眺望到祖国的海岸，便撒手海上。在外交部有关档案中，记载着部分返华途中病故者的名字。惠民张受禄，1919年即在海上（可能是“Neuralia”号医院船）死于腹膜炎。据不完全统计，华工归国途中的死亡人数比赴欧途中高出数十倍。
不拿枪的战士：曾经被遗忘，最终被铭记
从个人层面讲，滨州籍华工对于西方文明在当地的传播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由于华工的薪水被大量地汇入了资不抵债的中国兴业银行，很多工人都没能把薪水取回，他们企望的发财梦并没有实现，又回到了生活的原点。还有不少华工带着满身伤病回家，不久就病故。但是，他们不仅带回了钱币、个人纪念物和生活用品，还带回了“手摇电影机、瑞士表、留声机、见闻录、水獭皮帽”等物品，“不仅传播了文明，更重要的是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张岩《一战华工的归国境遇及其影响》）。
从国际和国家层面看，滨州籍华工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提供了人力资源，为协约国的胜利作出了有目共睹的特殊功勋。虽然直接拿枪作战的滨州籍华工人数并不多，但1万滨州籍华工对兵力亟缺的英法联军而言，却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劳动力，增加了兵源，有“输血”之功。同时，也为中国争得战胜国地位起到一定的助推作用。
（英国为华工颁发的“一战胜利纪念章”）
尽管华工的功绩一度得到英法高层的高度认可，法军总司令福煦曾在写给法国总理的信中说“他们可以成为最好的士兵”，但此后70余年，这些华工被人们遗忘。直到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时，法国政府才承认了华工的相关历史，华工军团终于得以正名。此后，法国和比利时政府相继建立一战华工纪念碑，表示对他们的承认和尊重。
一位参加过诺曼底登陆的老兵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不怕死亡，我们怕被遗忘。”从1917年至今，时间整整过去了一百年，万名滨州籍华工一直很少有人提及。今日重温历史，他们不该被遗忘，也不会被遗忘，他们的功勋将流芳百世，永载史册！
责任编辑：王光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