崛起与毁灭：纳粹德国海军元帅雷德尔回忆录

第二章 和平时期的训练

我十分惬意地在海军军事学院度过了两年。就在1905年和1906年间的那个冬天，我接到前往“弗里肖夫”号（Frithjof）岸防装甲舰担任航海长的命令。所有岸防装甲舰都被编入波罗的海舰队预备队，因此这个新职务对于我以后在大型巡洋舰上担任航海长应该是一个极好的锻炼。但在1906年4月1日，我又受命前往设在柏林的海军部公共情报科报到。

这个科是19世纪90年代为了配合第一次海军议案而成立的，工作内容从广义上说与海军关系不大，主要是情报和反间谍工作。实际上整个部门只有主任冯·黑林根（Von Heeringen）海军上校和以我为首的三个评论员。我负责分析评论外国报刊，编辑海军专业出版物《海军评论》和《航海》，后者也被称作《德国海军大事年鉴》。第二评论员是博伊德（Boyed）海军少校，他负责协调与德国报界人士的关系，同时对他们的出版物进行分析，1917年他因出任驻华盛顿大使而闻名。第三评论员是哈勒（Halle）教授，他负责处理和海军有重大关系的经济问题。

德国海军的最高长官蒂尔皮茨海军上将对我们的刊物和其中关于海军事务的评论很感兴趣。这就要求我们每天必须坚持不懈地对所有重要新闻保持高度的敏感性，同时还要对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建议。因此，尽管我们当时只是海军尉官，但却为德国的大部分记者所熟知。更重要的是，我们与蒂尔皮茨保持着密切的私人关系，平常他只能接触到各部门的高级主管。

我的第一个正式采访对象是王室大臣哈曼（Hammann），他是王室及外交部的新闻主管。尽管公务繁忙，他还是抽出时间来给我这个新人提出一些宝贵的意见，并推荐我拜访了几位经济领域和殖民政策的权威人士，比如国际著名学者郎巴（Rohnbach）博士，他为我们的《海军评论》和《航海》撰写了很多精彩的文章。

我接着采访了殖民政策办公室的黑尔弗里希（Helffrich），他向我提供了大量惊人的信息，尤其是关于巴格达铁路和有关德国近东经济政策方面的。在每年6月的“基尔周”期间，海军上将冯·蒂尔皮茨照例会把最新的《航海》呈送给德皇，供他在巡游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时仔细阅读。和胡戈·雅各比（Jacobi）交上朋友后，我想我们的杂志很幸运，因为这位著名的作者兼记者答应从1906年开始每年写一篇介绍国外政策的调查报告。但当雅各比把文章交上来后，我才发现，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文章并不能满足杂志的要求。由于时间太紧，无奈之下，我只好在雅各比的基础上，自己来写这篇难缠的文章。令我高兴的是，他不但慷慨地答应了我的请求，而且还完全同意我使用自己的叙述。

那些年《海军评论》和《航海》的读者从未缺乏过有趣的新闻。那时正值有关日俄战争中海军作战的一些文件解密，我们可以从中吸取很多教训，并进行深刻分析。我们对日本海军的*锁封**和国际法中与海洋有关的条款连同远东海战的常规问题进行了讨论。1907年第二届海牙和平会议对有关战争法的讨论自然也成了《航海》的最好素材。此外，自从我能够阅读法文和俄文后，我还接管了《海军评论》和《航海》中《外国海军》栏目的编辑工作，负责报道法国海军和俄国海军。

编辑这两份刊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那时它们被视作具有官方性质的出版物。例如，我们不能详细列出我方舰队的编制，或加入有争议的评论，尤其不能涉及技术问题。但另一方面，如果刊物缺乏真正有价值的文章，那么专职军官读者们很快就会失去兴趣。唯一的方法就是讨论诸如外国海军发展之类的纯技术性问题，而对我们海军自己的发展计划保持沉默。

威廉皇帝陛下亲笔为《海军评论》中一篇题为《装甲巡洋舰还是快速战列舰》的文章写的评论发表后，立刻引起了轰动效应，当然，他署的是笔名“L”（Lehmann）。皇帝陛下的观点与蒂尔皮茨的观点大相径庭，因此霍普曼（Hopman）海军上校写了一篇文章进行了反驳——不过，他的鲁莽倒没有给他带来什么麻烦。

《航海》是皇帝陛下、公主殿下及其他一些重要人士拟定海军政策的参考和依据。作为编辑，我将刊物初版的校样递交给蒂尔皮茨海军上将，请求正式出版印刷。第二天我却吃惊地接到命令前往威廉港去向他作汇报，并且他还要私下和我讨论文章。我颤抖地接受了命令，因为此时印刷的最后期限已经敲定，任何变动都可能带来*麻大**烦。幸好，在蒂尔皮茨三个小时的严格提问中，我的解释得到了他的完全认可。

次年，我获准在蒂尔皮茨将军面前把《航海》亲手呈给皇帝陛下。那是在“基尔周”，皇帝陛下登上了“慕尼黑”号轻巡洋舰，观看德国第一艘潜艇的攻击演习。当我呈上刊物全年内容的详细报告后，皇帝陛下颁给我一枚四级红鹰勋章，这是我的第一枚勋章。

我所从事的工作使得我有机会参加国民会议，并有机会目睹了执政*党**为反对德国殖民政策与*法大**官比洛亲王进行的斗争。正是这个政治斗争导致了保守派和自由主义者的联盟，引发了接下来的大选*党**派斗争。我还听到了比洛亲王的著名演说，表明了他对国会的强烈不满。

1907年，我参加了议会首次参观舰队的活动，从而熟悉了议会从事的另外一种工作。当时活动行程由蒂尔皮茨将军亲自安排，目的是为了获取议会，尤其是财政预算委员会的支持。舰队总司令——普鲁士亲王海因里希在旗舰“德意志”号的舷梯上迎接来宾，向他们简要介绍了海军战术的发展情况并带领他们观摩了射击训练。参观活动搞得非常成功，从那以后，议会每年都会组织一次类似的参观活动。

在海军部公共情报科工作期间，我承担了翻译俄国海军战争史诗《复仇》一半的工作量，格尔克（Gercke）海军上尉翻译另一半。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学习俄国海军上校弗拉基米尔·谢梅诺夫（Semenoff）的著作是每个德国海军军官日常训练的一部分。正是谢梅诺夫的著作，提供给知名作家弗兰克·蒂斯许多资料，使他的巨著《对马岛》闻名于世。

1908年秋，在海军公共情报科任职三年后，我被任命为隶属侦察舰队的装甲巡洋舰“约克”号的航海长。这个任职经历对于我此后走上指挥岗位十分重要。航海长充当着为舰长提供建议的角色，我在舰桥上的位置为我观察各种军事训练和演习提供了很大方便。与其他军舰不同，一艘担负侦察巡逻任务的巡洋舰行动更为独立，其指挥官也应具有与之相配的独立决断能力。

1909年，“约克”号接到了一项特殊任务，同时我也接到上级命令，在秋季军事演习中临时担任“希尔德布兰德”号（Hildbrand）编队的航海长。“希尔德布兰德”号是编队指挥官波尔（Pohl）海军少将的旗舰，因此我有机会观察他的战术指挥过程和编队航行操纵方法。

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被派往一艘新的巡洋舰上担任航海长，或者到舰队旗舰“德意志”号上出任舰队航海长。但出乎我意料的是，1910年秋，我被调往皇帝陛下的游艇“霍亨索伦亲王”号上担任航海长。这个命令既令我吃惊，又让我失望，我不得不在一个远离舰队的地方待上几年。

令我失去舰队航海长职务的原因之一是冯·霍尔岑多夫（Von Holtzendorff）海军上将已经接替海因里希亲王担任舰队总司令，他自然要选择亲信组建自己的参谋班子。

我当然不会因为“霍亨索伦亲王”号上这个虽不合意但很稳定的位置而领他的情，但我更喜欢在舰队内任职。我从不向往这种早在柏林供职时就熟悉了的充满呆板的社交礼节的所谓“宫廷职务”。例如，我曾经以一名海军军官的身份被邀请去参加宫廷舞会，但我的太太却因为不是贵族而未能参加。

多年以来，“霍亨索伦亲王”号一直按照例行的计划航行：冬季检修之后，游艇在2月中旬驶进地中海，在威尼斯接皇帝的家眷去卡夫（Corfu）。船在卡夫抛锚，皇帝陛下和他的家人以及宫廷服务人员住进海边的阿基里斯城堡。到4月底，皇帝的家眷继续乘坐游艇穿过墨西拿海峡前往热那亚参加皇家宴会，随后由陆路返回德国。

6月中旬，皇帝会再次来到汉堡，出席易北河下游的划船大赛，赛后经威廉运河到达基尔市参加“基尔周”活动。德国公海舰队将聚集于基尔港参加这次国际盛会，通常那里也会有许多前来参观的外国军舰。划船大赛结束后，皇帝就将开始他一年一度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巡游，7月底左右在斯维内明德（Swinemunde）结束。9月，皇帝经常会乘游艇去观看舰队演习。

当然，这套计划也不是一成不变的。1911年，皇帝进行了春季巡游，从弗拉兴到英国的希尔内斯，夏天他又乘游艇参加了奥匈帝国王位继承人弗朗茨·斐迪南大公的招待会。第二年夏天，他又乘游艇巡游了位于芬兰湾的波罗的海港口，并会见了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

作为皇家游艇，“霍亨索伦亲王”号距离人们的期望相差甚远。在船体结构上，它几乎是个畸形，桅杆太高，在恶劣的天气里晃动得连老船员都不舒服。它的密封性甚至连普通客船的安全要求都达不到，更别说是皇家游艇了。更令我吃惊的是，就连航海设备都相当陈旧，当时舰队的船只都装配有陀螺罗经，而“霍亨索伦亲王”号却只有磁罗经。但是，从艇长、航海长到警卫人员都要对国家元首的尊贵生命负责，更不用说还有国家荣誉了。

皇家游艇的艇长必须是皇帝最熟知的人，换句话说，就是宫廷里的官员。我认为冯·普拉腾（Von Platen）伯爵算得上是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皇家游艇艇长。但他的继任者卡普特（Karpf）海军上校却没有他那么尊贵，就连外貌和举止都不像。但他是个正直忠诚的梅克伦堡人，他会礼貌而又得体地向皇帝和皇后提出他的观点，而且会毫不犹豫地严厉训斥游艇上的王子们。他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著名水手，赢得了皇帝及其家人的充分信任。他驾驶笨拙的“霍亨索伦亲王”号犹如后来在日德兰海战中指挥“毛奇”号（Moltke）巡洋舰那般雄壮。

游艇不论是在巡航还是举行各种娱乐活动，专业学习都不能荒废。游艇上每天都安排有课程，军事历史学家迪克胡特（Dickhuth）陆军上校经常给我们授课。他的课程包括1911年至1912年间的解放战争，课后还会组织热烈的讨论，这些都对我们有极大的吸引力。游艇经过地中海利萨岛（Lissa）的时候，我发表了一篇关于1866年海战的演讲。在那次战争中，奥地利海军上将特格特霍夫（Tegettoff）利用撞击战术击败了强大的意大利舰队。在图表的演示下，我的观点引起了皇帝极大的兴趣，他十分活跃地投入了随后的讨论。尽管皇帝夫妇都在场，但还是有一名大臣的鼾声响彻课堂，但皇帝的热情弥补了这个小小的遗憾。

在地中海的巡游有很浓的官方色彩，让我满意的是，这些都由宫廷随行人员包办了。在“基尔周”内，整个国家都被体育精神和海军友谊支配。皇帝陛下喜欢借机检阅海军，同时结交来访的外国友人，主要是他已经与这些游艇的主人很熟悉了。

“霍亨索伦亲王”号在斯堪的纳维亚巡游中的生活比其他巡游更有趣。皇帝放弃了呆板的仪式，变得更平易近人，更放松，像一位正在休闲的旅游者。我一直觉得这时他才表现出了他真实的一面：热心、快速的理解力，对任何事情都充满兴趣，而且很渴望取悦别人。在我看来，他对政治和军事事务的观点非常合理，并能恰当地表达出来。所有这些都不同于他在公共场合所表现出来的呆板拘谨，也许这是由于他多疑和自负的性格造成的。

依皇帝的习惯，他一般不喝酒，只喝些略带酒精的饮料，尤其是果汁。皇帝餐桌上的食物也很简单，即使有客人也是如此。

尽管我只在“霍亨索伦亲王”号上任职三年，可侦察舰队司令巴赫曼海军中将要求我提前调动，去做他的高级参谋。我当然愿意接受这个职务，这样我可以再次回到舰队，回到我渴望的岗位：负责侦察与警戒，而不只是向战斗舰艇发信号组织编队运动。

我满怀感激地离开了“霍亨索伦亲王”号。我已经领略了世界上许多领导人的风采，但最为重要的还是了解了皇帝陛下的真实面貌，他与外界的描述有着很大的不同。

1912年9月，我来到了侦察舰队旗舰“约克”号上，这时巴赫曼将军正在休假。于是我向副司令希佩尔海军少将报到。除了担任副司令的职务，希佩尔将军还能够直接指挥轻巡洋舰编队的巡洋舰。侦察舰队的全部指挥权，包括装甲巡洋舰和战列巡洋舰的指挥权都掌握在巴赫曼海军中将的手中。

由于很多原因，侦察舰队在这时候还远未准备就绪。在舰艇现代化进程中，老式装甲巡洋舰“罗恩”号（Roon）和“布吕歇尔”号（Blucher）被战列巡洋舰“唐”号（Tann）、“毛奇”号和“格本”号（Goeben）取代。“塞德里茨”号（Seydlitz）到第二年才列编，“德芬格尔”号（Derfflinger）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才加入舰队。即便如此，“唐”号在第一年就经历了多次检修，而“毛奇”号则出海数周，以完成海上试验，而后又临时调往北美洲。1912年秋天，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战列巡洋舰“格本”号和两艘小型巡洋舰被派往地中海，后来与“布雷斯劳”号（Breslau）组成了地中海编队。

当我到“约克”号工作时，巴赫曼中将的参谋中，以我最为资深。其次为我的好友克莱普恩贝奇（Klappenbach）海军中校。布鲁塞（Brutzer）海军少校是鱼水雷参谋，同时也是“约克”号的鱼雷长。轮机参谋是轮机长莱蒙克（Lemke），军医为斯柯兹（Scholtz）海军少校，军需参谋是布洛克（Block）海军少校，航海参谋是普伦策尔海军少校，他同时是“约克”号的航海长。参谋之中还有两位路德教和天主教的牧师。这些人都是勇于献身的年轻人，热爱海军生活。他们在舰上的工作相当出色，特别是在战争期间。

直到后来战时工作非常忙碌的时候，参谋部人员之间的协调依然很好。由于侦察舰队长期以来执行的工作规章不同于普通的舰艇部队参谋部，这使得我个人的工作量实质上减少了，这个参谋部中的高级参谋在职务上要高于其他参谋，而不仅仅是“同辈中的佼佼者”。

我加入侦察舰队后，大家都在讨论关于舰队整编的问题。

以往每年的10月1日，舰艇都会补充许多新兵，这必然会在一段时间内削弱舰队的战斗力。现在有人建议每年10月只安排一个中队接纳新兵，而其他两个中队的兵员相对保持稳定，只做较小的调整。此外，在训练上应给予舰艇长更大的自由度，给巡洋舰更多的出访机会。1913年，随着战列舰“德皇”号（Kaiser）和“阿尔贝特”号（Alberti）以及巡洋舰“斯特拉斯堡”号出访南美洲，新体制得以建立并开始实行，看上去效果不错。但不久战争的爆发阻止了海军朝这一方向继续发展。

在新型战列巡洋舰替代老式装甲巡洋舰的过程中又出现了问题。老式舰艇能够不惧风险地对侦察、巡逻活动予以增援，而新型战列巡洋舰，像战列舰一样，当暴露于九管鱼雷艇的攻击目标位置上时，不得不迅速撤出。这样，新型鱼雷艇编队已经形成的前置侦察线，在与巡洋舰展开协同时显得尤为重要。白天，快速战列巡洋舰能够在与敌战列巡洋舰交战过程中寻找时机完成侦察任务。侦察舰队司令对前置的鱼雷艇编队实施直接指挥，可以确保联合侦察和反侦察任务的完成。再者，战列巡洋舰还可以担负另外一个任务，就是在战斗中迅速配置在战列舰主力的前方。

1912年，舰队司令巴赫曼海军中将在与扮演敌方舰队的公海舰队司令冯·霍尔岑多夫海军上将的演习中取得了完全胜利，这次演习突出了侦察舰队尤其是战列巡洋舰战术运用上的可行性。现在我仍然记得当时我们尊敬的指挥官取胜后的得意表情。冬天，他总是因为严重的坐骨神经痛而痛苦万分，甚至几乎是拖着身子上甲板。但有一天，医疗官肖尔茨医生惊奇地对我说：“究竟发生了什么？将军的身体奇迹般地好转了，这几天早晨他不再感到任何疼痛！”

1912年冬季演习是冯·霍尔岑多夫最后一次指挥公海舰队。冯·英格诺尔（Von Ingenohl）海军中将于1913年春天接替了他的职务。

新任司令虽然曾经是一位出色的舰队指挥官，而且勇气过人，但是他到任后并不急于作出什么决定，相反他开始注重起细节来。此外，他缺乏一种话语清晰且具说服力的演说才能，尽管众所周知演说不仅能激发热情，而且能坚定信心。但是，在战术革新方面，他对目前急剧扩张的舰队的训练作出了杰出贡献，他发明了新的信号系统——指挥作战只需挂一面旗，最多只挂两面。这些信号旗从有装甲防护的信号桥升起，同时以无线电信号向各舰发布。无线电能确保信号接收，同时由快速战列巡洋舰编队执行，它可以独立传播相当远的距离。这种信号传送方式在后来的战争中证明了它的价值。

巡洋舰和鱼雷艇之间的近距离战术协同也是个重点。事实上，巴赫曼将军经常在夜间训练时登临各巡洋舰进行检查。

通过1912年秋天潜艇和巡洋舰的联合训练，潜艇登上海战舞台也备受关注。轻巡洋舰布雷能力出色，因此进行这方面训练也成为今后训练的重点。

3月、4月间，处于战备状态的舰艇接受了一系列严格检查。部分检查内容包括每艘战列舰和巡洋舰与各自类似型号舰艇之间的操演。整个操演过程包含舰体大破损后的损管训练和对战斗损失评估的演练。例如，在操演中，检查人员可能会突然关闭某一电源或切断电话线，或者中断供水，来模拟遭敌袭击后的危急态势。随着训练的进行，真实性在不断提升，他们在“受损部位”引燃黑*药火**，用以充当实战中的烟雾，以此来测试损害管制措施和通风系统的有效性。甚至对空防御的有关内容也首次包括在操演之中。

由于每一次战况会有所不同，为了防止“演习模式”被双方猜到，海军部会尽最大努力设计出新的操演方案。

毋庸置疑，所有的舰长和他们的舰员们在接受检查的日子里都在精心准备，以便应付任何可能出现的情况。前来视察的海军上将当然也不会让他们很轻松。在战列巡洋舰编队中，有四艘战列巡洋舰和八艘轻巡洋舰，因此对每艘战列巡洋舰检查的时间只有一天，对轻巡洋舰只有半天。这使得巴赫曼海军中将从早忙到晚，连续工作了八天才完成了对整个编队的检查。

尽管将军的检查非常重要——舰长会因一份令人满意的报告而前途看好，相反也会因一份不利的报告而自毁前程——但无论如何，这其中也常会出现幽默的一面。前来视察的海军上将和他的下属常会与接受检查的舰长共进午餐。很自然，主人会为将军准备丰盛的饭菜，一方面是出于礼貌，另一方面是博得他的好心情，当然他们还想进一步了解将军饮食上的喜好。在一次检查中，冯·黑林根海军上将在他所检查的每艘舰艇上都吃到了烤小牛肉，因为有人传言说他喜欢这个。希佩尔海军上将就没那么走运了，因为他是巴伐利亚人，大家都为他准备了动物肝脏做的汤团。虽然这是巴伐利亚的特产，但碰巧希佩尔将军并不喜欢吃。同样，岑克尔海军上将后来在每艘舰上都碰到了莱比锡大杂烩。

随着与英国海军竞争的态势愈演愈烈，我们开始集中精力研究*锁封**作战，根据海军部的计划，1913年秋季舰队演习将主要研究*锁封**黑尔戈兰湾（Helgoland）的作战。以前，由于受到对英国传统海战观点错误评估结论的影响，德国认为两国海军冲突的最初时刻，英国舰队会尽可能地攻击并摧毁德国舰队，甚至在德国的领海内英国也敢这样做，而处于劣势的德国舰队将不得不依靠黑尔戈兰半岛的防御工事和那里的雷区来抵挡英国人的进攻。直到1912年，这一观点依然为大多数人认同，海因里希亲王在就任舰队总司令时发表的演说让我想起了这些。可以预想，尽管增加鱼雷、水雷、潜艇甚至是飞机等防御力量会给*锁封**兵力造成极大的威胁，英国人仍会用舰队设置一个近距离*锁封**圈*锁封**黑尔戈兰半岛。但是1913年的演习使我们开始对德国预测的准确性产生疑问。到了1914年，我们坚信英国舰队不会冒险设置这个近距离*锁封**圈，但可能实施远距离*锁封**。海军部还认为实施这样的远距离*锁封**，英国人会将斯卡帕湾（Scapa Flow）作为他们的主要基地。

随着1913年的演习结束，侦察舰队司令巴赫曼海军中将的任期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我们都感到他的离任是一个损失。他不但是一位专业造诣很深的海军军官，而且是一位战术、战略专家，在蒂尔皮茨海军上将的亲自指导下，他学到了很多东西。从个人角度讲，他是那么的友好和平易近人，在他手下工作时我们被赋予了最大限度的自由。

但是如果我们不得不失去巴赫曼将军，那么我们感到再也找不到比希佩尔将军更适合接替巴赫曼将军的人了，希佩尔海军少将于1913年10月1日接掌了侦察舰队的指挥权。

希佩尔海军少将是一位精力充沛且容易冲动的人，他悟性很高，有着水手一般犀利的目光。但是不像他的前任，他是由于在舰队中的出色表现而被破格提拔的，他先是在鱼雷艇上脱颖而出，升至装甲巡洋舰“格奈森瑙”号的舰长，随后担任了轻型巡洋舰和鱼雷艇编队的司令。纯理论不是他的强项，他憎恨纸上谈兵，直到那时，他的司令部只有参谋长和副官两个人。现在，作为整个侦察舰队的司令，他不得不容忍一个充斥着大量报告和建议的大型司令部。

起初，希佩尔将军似乎很讨厌参谋们事无巨细都来向他请示，随着与参谋之间彼此不断地磨合，参谋逐渐取得了他的信任，司令部内良好的合作观念和团队精神也得以建立。希佩尔将军天生有教养的高贵气质使得他在每次发脾气后很快就能平静下来，他在舰桥上也偶尔会这样。这期间他可能会用活泼、尖刻的巴伐利亚方言责备冒犯他的人。

但有关训练和革新的讨论中，即使出现明显错误，希佩尔将军也会在批评中显出谅解之情，这使得我们很快就深深地依附于他，想尽办法分担他的工作，并尽可能地让他在舰上生活得愉快。例如，由于已经习惯了单身汉的孤独生活，他要求自己住处周围要绝对安静，因此我们夜里轮流巡逻以确保他避免受到不必要的干扰。他偏爱一种牌子的雪茄，我们就尽力保证他手头上有充足的供应，尽管战时物资短缺，有些东西并不容易搞到。

希佩尔将军十分喜爱音乐，他个人的爱好造就了一支高水准的旗舰乐队。当他离开时，他很担心他那个完全是音乐盲的副手会降低乐队的水平。他在离任前对我说：“雷德尔，最重要的是看着他，别让他把音乐搞臭了！”

希佩尔将军的另一个爱好是打猎，但当他邀请我陪他一同打猎时，我明智地拒绝了。因为我了解他在打猎时的火暴脾气，我借口说我不希望自己猎术的匮乏和对打猎规则的无知破坏我们之间良好的私人关系。

在专业方面，希佩尔将军出色的工作能力和工作热情感染了侦察舰队内的每一个人。在1913年和1914年的演习中，我们对快速战列巡洋舰和战列舰中队的联合战术科目进行了反复操练。

这些演习通常以战列巡洋舰的前出侦察突围开始，随后他们后退组成主力舰队的先头编队。舰艇的这种快速机动需要指挥官对战术有透彻的理解和出色的指挥巡洋舰编队运动的能力。希佩尔将军判断迅速，指挥镇定，其性格和能力无与伦比，没有人比他更合适担此重任。

这些训练尽可能逼真地模拟实战条件，使指挥军官和参谋们的高级战术技能进步很快。我们取得成功的部分原因可能是参谋之间良好的私人关系，我们大部分都是同龄人，其中四个人在海军学校时是同一年级的。

我发现希佩尔将军正密切注视着我所负责的专业，1913年演习中指挥信号的传递受到了特别关注。

在1914年春对侦察舰队的检查中，我们所有的辛勤努力都得到了回报。当时舰队总司令冯·英格诺尔海军上将在舰桥上观看演习，希佩尔将军通过复杂的机动，指挥战列巡洋舰编队达到全速，无论使不使用无线电，各舰都能按照指挥信号迅速执行，甚至出现“操纵失灵”的情况，也没有对编队的战斗力产生多少影响。结果冯·英格诺尔海军上将下令在全舰队面前升起“干得好”的信号。

这次训练也没有忽视舰队所担负的侦察职责。鱼雷艇和轻型巡洋舰的夜间联合战术训练受到了重视。1914年春，海军航空兵的飞机第一次参加演习，但演练的科目通常是起飞没多长时间就要迫降或者是掉入海中等待营救。

当时海军部坚信英国不会冒险进行近距离*锁封**，在1914年春的舰队演习*特中**别研究了从黑尔戈兰湾战斗出击的可能性。在这种攻击行动中使用老式舰艇和鱼雷艇的任何乐观想法都是徒劳的，然而战争迫在眉睫，老式舰艇已经用来对抗近距离*锁封**，它们只是缺乏在英国海岸或者北海北部行动的续航力。

在萨拉热窝事件的阴影和*杀暗**奥地利大公斐迪南夫妇引起的政治危机的背景下，德国舰队开始了1914年夏季演习。演习开始阶段在北海按计划进行，最后，舰艇各自停靠在挪威的几处海湾进行休整。我们的旗舰“塞德里茨”号在松恩峡湾中部抛锚补充燃料。次日晚，我们接到命令，要求侦察舰队在所有巡洋舰补充完燃料后立即起航，会同舰队的其他舰船前往会合点准备返航。皇家游艇“霍亨索伦亲王”号像每年一样，已经巡游到巴尔霍尔姆（Balhomen），在得知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后匆忙返航。

7月27日，舰队航行的情景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一个晴朗的傍晚，鱼雷艇、战列舰、巡洋舰一艘接一艘地驶出了海湾，他们以中队或编队为单位驶向会合点，眼前是阳光给挪威海岸的岩石和悬崖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壮观图景。而后随着舰队旗舰“弗里德里希·德格罗赛”号发出信号，整个舰队开始返航。

凑巧法国舰队也从北部海域返航。法国总统彭加勒（Poincaré）随舰刚刚结束对圣彼得堡的访问。两支在北部海岸航行的舰队虽然十分显眼，但却没有碰面。

在公海上行驶时，舰队里的每个人都在紧张地关注局势的变化，最后通牒——动员——奥地利向俄国宣战——然后是法国向德国宣战。8月5日，不祥之兆的声明终于出现：“大英帝国宣布对德国开战！”

德国舰队这下可有事干了——整个海军都充分意识到当前局势的严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