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诚 明礼 涵养 谦逊
李惠堂认为:“足球是社交的游戏运动，社交两字的出发点是善意的、和平的、是公正的、是不偏的。”他曾幽默地说:“足球如果大家玩得斯文，确是世上最佳运动，如果悖乎正轨，无殊斗牛，应到西班牙去了。”他批判那种“见着对方球员，像见了仇敌一样，恨不得一口气把人家吞下去，故意用粗蛮的手段来对付”的做法，他要求大家彻底明了:“敌方是我敲研艺术联络感情的对象，是我们日求进境中的良师益友，我们试反省一下，如果没有人和你角技，任凭自家拼命的苦练，也不过是闭户造车罢了。所以我们决不能把敌人当作杀父仇人般看待。”
虽然“足球比赛举动剧烈，触撞难免，最易动火生事，球员们多属血气方刚，好胜心重，一朝之忿，遂忘其身以及其亲”，但是如果“球员们都能敬以持躬，恕以待人，不自私、不苟且，能博爱、能互助，心如光风界月，是非荣辱不相关。观众们除欣赏艺术外，都有嘉善矜不能的存心，中立不偏不倚的风度，无畛域，无爱憎，常给予人以正当的鼓励，善意的批评，试想人人能有这样的襟怀，足球场还不是洞天福地？”
前排中间为李惠堂
李惠堂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1937年8月，他随南华队赴南洋比赛。在比赛中，被一独眼队员踢断胫骨。住院的第二天，当地一警察来访取证。原来这个独眼队员素以野蛮著名，此番踢伤李惠堂，遂引起更大公愤。这位警察特奉命前来取证，想以故意伤害罪将其监禁三五个月作为教训。根据事实，拽眼队员心怀厄测是明显的，更何况，季惠堂盛名之下，早有一些野蛮队员因妊成仇，借此机会警告他们一下也是应该的。但李惠堂以博爱、宽厚的心肠对那位警察说:“球赛中举动剧烈，伤撞在所难免。这回的断骨，我不敢断定对方有意伤人的，不如宽恕了他吧!”事后，这名队员非常感动，携一大束鲜花和一篓苹果前来谢罪。李惠堂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说明:“足球为剧烈之戏，触撞自属难免，吾人应视有意为无意，庶几化大事为小事，不致掀起波澜，若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则冤冤相报，何日得了？”
胜不骄 败不馁
当时有人批评说:“足球场上不幸风波，就是输不起三个字的毛病酿成的。”的确，这种输不起的心态不仅运动员有，而且还漫延到观众中。上海就曾发生过中国队输了球，观众迁怒于工作人员的事件。对此，李惠堂认为，作为一个足球运动员，首先要有正确的胜负观，“决不把胜负看得太重，以致迷蒙了原有的理智，我们要了解角技之场，是检讨我们成绩的好所在，敌方就是测验我们进步抑退化的仪器，我们应抱胜固足喜，败亦欣然的心理和态度。”他非常辩证地说:我们要明白胜利只是单方面的，如果你每天都硬要求取胜利才爽心快意，那末谁乐意做你每次的败卒呢?”他援引英国足球格言说，“登场踢球要旨并不在征服对方，而在能表演公平，始终努力。”
始终努力，就是胜不骄，败不馁。李惠堂认为:“足球的胜败，是不可预测的。不过我们登场比赛，无论对方实力如何，只要气不衰，心不死，不管将来胜负，联络如一的奋斗下去。若是气虚心死，那就虽然球艺比人家高妙，也要失败的，因此，我们晓得倘是失败，我们也应当慷慨激昂，继续努力，倘是胜利了，也不许骄满自得，多胜一点好一点，试试自己的力量和程度。总之凡属球员，断不可把胜败放在心上，因为得胜不算是成绩，失败不算是堕落。”只要“我们能抱持奋斗精林高尚人格、上进存心、纯洁道德种种，便配称为一个真正的运动员”。
李惠堂和蒋介石
综上所述，李惠堂的足球道德观对我们今天的足球事业来说，仍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这是不言而喻的。但也许有人会间:道德作为一定阶级关系的反映，体育道德也不能不受阶级关系的制约。李惠堂的足球道德观成熟于旧中国，为什么至今仍有着现实意义呢?对于这一点，我们首先承认，在阶级社会中，任何进行体育活动的人都处于一定的阶级关系之中，因此，体育道德不能不放射出阶级的折光，曲折地反映和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但我们应该看到，由于体育的社会职能和地位，影响着以体育为职业和经常参加体育活动的人们对生活、对人生的态度，而他们对体育职能、地位和对自己社会义务的理解，又对其整个道德观乃至人生观产生巨大的影响，由此而形成特殊的道德观，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李惠堂的足球道德观虽然不完全是科学人生观的产物，但正是其通过对足球的本质认识:即认为足球仅是一种身体活动手段，达到心身健康才是最终目的，从而产生的一种具有独特风貌和特征的体育道德观。
究其足球道德观产生的根源，我们可以看到有这样三点:一是源于传统的道德观念，二是源于西方的体育观点，三是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翻开李惠堂的各种著作、文章，这三点经常的溶于言一问之间。李惠堂虽然自少年时便跻身足球事业，但他并米忘记学习，“研究宜穷理，受教宜若思，训习宜有恒，举一宜反三”，使他成为中西文贯通，文武双全的著名运动员、教练员。他精熟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及兵家理论，并与足球运动融汇贯通，形成一套其有东方特色、中国风味的足球战术理论及足球道德观。他善于向西方体育界学习。几十年间，他的球鞋踪迹遍及亚、澳、欧三大洲，曾四次出席远东运动会，两次出席奥运会，每到一地，他就向那里的人民及著名运动员学习，并结交了许多良师益友。更可贵的是，李惠堂倡导足球道德，多发于纯洁的爱国心。他认为“建国先务之急，似宜振兴体育”[27]，他痛恨国外列强强加在中国人头上的那顶“东亚病夫”的帽子，他企图以中国足球队的上乘技艺，挽回中国的国际形象。他特别强调足球道德，因为“不少初到贵境的外宾，会千篇一律的把球场上闹出风波的责任都放在中国人身上来，使人听了既愤激又刺耳，又带点渐愧，虽则我绝对否认每一次的不幸事次都是中国人做祸魁，但为了好胜心蒙蔽了聪明理智，一时过于冲动便惹起意气之争，这毛病我们一小部分球员和观众都很容易于不自知自觉中犯上的”。[28]所以，李惠堂在呼吁重视体育的同时，亦十分宣传体育道德，他给报纸撰文并利用各种讲演机会论述。足球道德观。尽管这些观点，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难免有失偏颇，但是李惠堂作为一名在旧道德、旧社会中成长起来的运动员，他的足球道德观中有那么多全人类的美德，那么多至今仍在提倡的体育道德，难道不值得我们很好地研究借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