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乙肝病毒在我国肆虐的时候，大家都害怕，但她第一个站起来愿意做实验。为了证明疫苗的有效性，她冒着生命危险，将乙肝疫苗的第一针打在自己身上，甘当科学实验的“小白鼠”。
她，就是中国乙肝疫苗之母陶其敏，由她带头研制出的“7571”疫苗，保障了四千万中国老百姓的身体健康。陶其敏，才是中国第一个研制出乙肝疫苗的科学家。
“读好书并不是为了相夫教子，而是为了振兴中华”
陶其敏，1931年10月出生在苏州四大名园之一——狮子林旁边。她的祖父曾经创办了苏州最大的一家丝绸厂，给陶氏家族奠定了殷实的经济基础。到了她父亲这代，继续从事丝绸生意。因此，家底丰厚的陶家自然将陶其敏送到当时的新式学堂接受教育。
当时，在苏州最声名鹊起的新式学堂中，振华女中就是其中之一。
振华女中的创始人是王谢长达女士，据说她的丈夫王颂蔚是晚清官员，也是现代著名教育家蔡元培的恩师。王谢长达曾经跟随丈夫生活在京城，见识过很多大世面。然而，丈夫突然病逝，王女士不得不回到苏州老家生活。
回到苏州，王谢长达看到母亲们还在强制女儿们裹小脚，她实在看不下去了，下决心改变这个陋习，于是，拿出积蓄创办专门培养女生的学校，取名振华女中。
振华女中培养过各个领域的精英人才，比如物理学家何泽慧，妇产科专家王淑贞，文学家杨绛，建筑学家顾添赖等，该校当时招收的唯一男生就是后来的社会学大家费孝通。
陶其敏，也被振华女中“收入囊中”，此时，振华女中已经有40多年的办学历史了。在青春飞扬的年纪，坐在振华女中教室里的陶其敏，对未来充满了憧憬。
“在我可塑性最强的时候，振华女中的优秀传统注入了我的血液。老师教导我们，读好书并不是为了相夫教子，而是为了振兴中华。”因此，在老师们的鼓励下，振华女中的学生们在学习中都有一种强大的使命感，陶其敏也不例外。
当时祖父和父亲都因积劳成疾过早离世，很多百姓也因不明不白的疾病而暴病身亡，陶其敏都看在眼里，也深深触动了她。于是，在高中毕业后，她决定学医。
1951年，20 岁的陶其敏考取山东医学院，该医院的前身是新四军创建的白求恩医学院。在这里，“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是每一位医学生的学习楷模，她的同行校友王淑贞、顾乃勤等人也都在这里学习或工作。
在山东医学院的求学经历，让陶其敏逐渐树立了共产主义信念和救死扶伤、严谨务实的职业精神。
“谁愿意研究乙肝？”“我来”
1956年从山东医学院毕业后，陶其敏心怀理想，来到北大人民医院的前身——北京人民医院参加工作，她首先在内科做了两年的住院医生，之后，就被抽调出来协助组建生化实验室。
1960年，陶其敏开始接触临床生化研究，虽然，这离原本学习的临床医学越来越远，但陶其敏依然用坚韧、执着、细腻、缜密学习了分析化学、生物制药等领域的新知识。
一次大胆的请缨，让陶其敏的事业起飞了。
在20世纪70年代，乙肝病毒在中国暴发，许多人因为肝病失去了生命。但当时医疗条件落后，农村地区就医经常出现多人共用一个针头的现象，加上消毒不彻底，而且我国正处在婴儿潮时期，一系列原因导致肝炎病毒快速扩散。
在那时的国内，医学界对乙肝病毒的了解非常有限，更别提研制疫苗了。
作为关心乙肝病症的医生，陶其敏心急如焚，虽然无法得到有关乙肝的详细资料，但她幸运地遇到了国际主义白衣战士——汉斯·米勒，一位类似于白求恩一样的杰出医生，世界高等学府的高材生，毕业后于1939年就来到了中国延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来很大贡献。解放后，汉斯·米勒加入中国国籍。
1971年，汉斯·米勒担任北京人民医院的副院长，他陪伴妻子去日本探亲的时候，考察了日本刚研制出的乙肝病毒检测和诊断技术，并带了几盒检测试剂回到中国，并立即召*会集**议。
会上，米勒院长问：“有没有人愿意做这个检测新病毒的实验？”会场瞬间沉默了，不少人面对新型病毒多少有些顾虑，更害怕被传染。
安静之余，陶其敏毫不犹豫地站起来，说：“我来吧！”
1973 年初，虽然中国当时十分艰难，但米勒等领导还是想尽办法，派陶其敏前往日本学习最新的一整套血凝法检测技术。从此，北京人民医院成为中国最早从事乙型肝炎研究和防治的基地。
“日本的不能用了，我们就自己做”
陶其敏从日本学习回来后，就和研究小组开始在少量人群中调查我国人群乙肝病毒感染的情况，检测结果显示30人中有4个人是澳抗阳性，这让陶其敏忧心忡忡。
很快，陶其敏从日本带回来的检测板也用完了，要在全国人群中进行大范围的抽样调查显然不可能了，考虑到当时的国情，如果依赖进口检测板无异于天方夜谭。
一想到中国老百姓的健康受到乙肝病毒的严重威胁，陶其敏比谁都着急。她咬紧牙关说：“日本的不能用了，我们就自己做。”
那段时间，陶其敏参考大量文献，进行多次实验，用了4个月时间，终于研制出了一套我们自己的乙肝检测试剂盒，并用这种方法准确地检测出大量潜在患者。在战胜乙肝病毒的道路上，陶其敏及其团队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1973年10月，西太平洋肝炎实验室工作会议在日本东京召开，代表我国出席会议的陶其敏把试剂盒带去检测对照，在参加学习的8个国家代表团中，只有中国人拿出了自己的试剂。
西冈教授鉴定后，发现试剂性能稳定，而且检测效果非常好。他在会上连声称赞：“我们用3年时间搞出来的东西，你们在没有设备的情况下，3个多月就搞出来了，真了不起！”
会议结束后，陶其敏回国，她带领团队很快将试剂盒在全国推广，并和同事们在全国举办检测培训班。根据大量的抽样检测，估算出澳抗阳性的人数不容乐观，大约有1.2亿人。
陶其敏心情沉重，深感责任重大。可从不服软的陶其敏也意识到，要根除病毒非常困难。
鉴于当时中国乙肝病毒的感染者大多开始于幼龄期，特别是母婴传播比较多，陶其敏苦苦思索，让健康人群尤其是新生儿和青少年尽早接种乙肝疫苗才是突破口。
于是，陶其敏又给自己提出了新课题：为阻断乙肝传播的途径，必须找到一种预防手段，使百姓增加抵抗力，就像预防小儿麻痹症、麻疹那样，研制出疫苗，注射到人体内产生抗体。
研制疫苗是一个新实验，加上人民医院当时并不具备制造疫苗所需要的设备和条件，陶其敏也没有把握，但即便是一条全新的路，陶其敏也会迎难而上。
开拓新领域，需要更多的知识，陶其敏深知其中的道理。为了人民群众的健康，她争分夺秒，每天天不亮就出门，6点多到达医院，看书学习、查文献、实验到8点上班工作。一次意外事故造成四根肋骨骨折，她也只休息了一个月，就让家人用自行车把她推到车站去乘车上班……
一遍又一遍地实验，一次又一次地失败，然后再实验，再失败，再实验......在这期间，美国科学家率先在杂志上公开了制作乙肝疫苗的信息，陶其敏很快想通了其中的原理。
终于，1975 年 7 月 1 日，陶其敏团队终于研制出了我国第一代血源性“乙型肝炎疫苗”———“7571疫苗”。
“不能再等了，我自己先打”
检验疫苗是否有效的第一步，通常是在动物身上做临床试验。通过文献得知，大猩猩是已知的可感染乙肝病毒的动物，但当时我国没有饲养这类动物，进口则需要更多的外汇，根本买不起。
研制出的疫苗被紧紧锁到了冰箱里。陶其敏望着研究组苦苦研究出来的疫苗，默默思考：“用大猩猩做实验也不过是为了增加一项安全指标，试验后，不是还得有一个人来做第一例人体实验吗？”
这时，陶其敏毅然撸起袖子，说：“不能再等了，我自己先打！”
1975 年 8 月 29 日下午，陶其敏打开冰箱取出一支疫苗，请值班护士把疫苗缓缓地推进自己体内。
晚上，陶其敏回到家，两个孩子已经做好了晚饭。她平静地对孩子们说：“妈妈今天打了我们研究的肝炎疫苗试验针，很可能得肝炎，为了不传染给你们，你们也暂时离妈妈远一些，注意观察妈妈情况。”两个孩子懂事地点点头。
注射疫苗后，上级领导都要求陶其敏住院观察，可她觉得自己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坚持一边工作一边观察，每天按时测量体温，一周抽一次血，三个月过后，抗体终于出现了。
在陶其敏献身精神的感染下，医院的许多领导干部、同事们也都积极加入疫苗接种的行列。越来越多的数据表明，健康人群注射疫苗之后，大部分人都产生了抗体。
很多后，当有人问起陶其敏这段往事时，她的脸上依旧是淡然的笑容：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很伟大的想法，只是想尽快得到结果，以推广疫苗应用。毕竟，迟一日研发，就多一些病人。当然我也想到最坏的结果，自己会感染乙肝病毒，但不打这一针也可能会感染。”
此后，陶其敏又对疫苗进行了5次较大的变革，先后在北京、江苏、广西等地区进行了小量人群预防注册观察，抗体阳转率达到了92.3%，为我国使用疫苗预防乙肝开辟了道路。
“我会在医疗第一线，除非有一天我治不动了，那就拉倒。 ”
乙肝疫苗研制出以后，陶其敏又带领团队攻下了一个又一个学术难题，先后获得国家级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级、省级科技成果奖 31 余项，全国劳动模范和女医师杰出贡献奖等多项荣誉。
在陶其敏和汉斯·米勒教授的带领下，北京人民医院经过多年发展，在肝病研究领域走在了国内同行前列。1984 年，医院成立肝病研究所，陶其敏任所长。
在北京人民医院肝病研究所的每一位年轻学者眼中，陶其敏就是这个领域的一座高山。
而在病人眼中，陶其敏是医术高明又和蔼可亲的老专家。在退休后，陶其敏依然坚持在每周一、周四出诊，一个专家号只要14块钱。来自全国各地的病人，她都给看，有时候碰到挂号处下班，但病人在外面等下，陶其敏一样给他看病。
她曾说：
“我一辈子就在做防治肝炎的事。防的问题解决了，治的问题还在做。治好病人是我一生的职责，不能懈怠。乙型肝炎治疗问题一天没有解决，我就会在医疗第一线，除非有一天我治不动了，那就拉倒。”
2000年，“7571”疫苗停止使用。在数以万计的医务人员、科研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国早已摘掉了乙肝大国的帽子。
2017年11月15日，陶其敏在北京病逝，享年86岁。半个世纪的医学生涯已逝，陶其敏教授为中国肝病事业的辛勤劳作应该被我们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