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包拯以其清廉公正，铁面无私而留名青史，民间关于包公的戏曲、故事、传说不计其数，可见百姓对包拯的爱戴。
“龙子龙孙也不饶”。舞台上棱角峭厉、使人惊骇的黑脸包公，不畏权贵势要、皇亲国戚，敢于打龙袍、敢于铡驸马，是为民除害，执法如山的“包青天”。这一形象，经过渲染和夸张，已成为近千年来老百姓所寄予厚望的清官的代表形象。那么，做为历史人物的包公，其生平事迹又究竟如何呢？
包公（９９９——１０６２年），单名拯，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他的一生，基本上与北宋仁宗的统治相始终。
包公２９岁中举，朝廷授他大理评事的职衔，并派他担任建昌县（今江西永修）知县。但因包公的父母年事已高，不想离开故土，包公便以父母的意愿为重，解官归家，一心一意侍养双亲。直至双亲相继去世，他仍深念父母的养育之恩，恋恋于老人的坟墓之侧。最后经乡亲的多次劝勉，才决心离开故乡。就这样，包公从中举得官、辞官养亲到重新就职，前后整整过去了１０个年头。
他这种孝敬父母的行为，受到了人们的称赞。
１０３８年，年已４０岁的包公就任天长（今安徽天长）县的知县，后又升任端州知州。这期间，包公不谋私利，廉洁奉公的作风，为当地百姓传为佳话。
庆历三年（１０４３年），包公任满于端州后，被任命为监察御史里行，负责参弹大小百官的种种错误及违法乱纪行为。从此，包公进入了北宋中期的中央政权机构。
这时，北宋的政治生活正进入著名的“庆历新政”时期，范仲淹、杜衍、韩琦、欧阳修等革新派通过和保守派的斗争登上政治舞台，发出了改革的呼声。包公站在改革派一边，以其监察御史的身份，如实向宋仁宗反映情况、揭露统治集团中各种黑暗腐败的现象，代表正义、革新的力量进行谏诤。他先后上了《论契丹事宜》、《请不用苛虐之人充监司》、《请令提刑亲按罪人》、《请不修清宫》等重要的奏疏。
北宋的“路”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省，做为一路之长的转运使有很大的职权。
它除了专管一路的财政外，也管边防、治安、司法、钱粮和按察工作，对所管辖的府、州、军等地方官吏，还有监督弹劾之权。庆历六年（１０４６年），包公即以三司户部判官出任京东路转运使，不久又改赴陕西转运使，成为掌握实权的地方长官。
在此任上，包公察访民情，关心百姓疾苦，呼吁皇帝要安民、安天下，不横赋、不暴役，为地方百姓解决了不少问题。他的爱国“恤民”思想，在当时的官吏中是独树一帜的。
庆历八年（１０４８年），包公被提升为三司户部副使，主要掌管天下户籍、赋税等等。
１０５０年，包公又任为天章阁待制，知谏院，负责正朝政阙失，大臣至百官任非其人，以及三省至百司的违失。做为谏官的包公，执法如山、大奸必摧。他审理假皇子、弹劾皇亲张尧佐、弹劾宰相宋庠、七弹酷吏王逵，一次次的不避权贵、犯颜直谏，在朝廷中形成一种威力，使贵戚、贪官为之敛手。然而，他终因弹劾文彦博事件的牵连，离开京都，先后徙为瀛州、扬州、庐州、池州等地的地方官。
嘉祐元年（１０５６年），仁宗对包公的看法又转变了过来，召他回京，管理开封府。开封府是朝廷所在。是当时的政治中心，皇帝一向把自己倚重的人派作开封府尹。担任这一职务，说明在包公仕途中发生了重要的转折。
在开封府，他明察事理，以威严为治，不讲情面，不通关节，为此，市井间流传“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的歌谣，把他比喻为铁面无情、不收贿赂的阎罗王。包公的威严名震京师，享有很高的威望。
嘉祐三年（１０５８年），包公升任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成为台官的首领，在朝廷中占据了重要的职位。他还从１０５８年起担任三司使，整整三年主持国家的财政经济工作。嘉祐七年（１０６２年）包公去世。仁宗赠他礼部尚书的官衔，并赐谥孝肃。
纵观包公的一生，他思想上最鲜明的特点是忠君、为国、爱民。而这一思想又突出地体现在二方面：
勇于为民请命，时时发出安民、救民的呼声
北宋中期，随着民族矛盾的日益尖锐，边塞战争不断发生，而统治阶级却继续其腐败昏庸，只知向百姓诛求榨取，各种赋税不胜其多，再加上频繁的天灾，使得财政空竭，遍地哀鸿，满目疮痍。包公因而向仁宗面奏时提出：“政文仁暴，惟在薄赋敛，宽力役，救灾患。慎行三者，则衣食滋殖，黎庶蕃息矣。”
这番话反映了包公革新政治、拯救国家、百姓的政治主张。为了实现这一理想，包公勇于为民请命，一生为安民、救民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包公刚当监察御史里行时，京城道观上清宫着火，所有建筑付之一炬。宣扬道教的赵宋王室又想大肆搜刮民脂民膏，来重修规模宏丽的上清宫。就在这时，包公及时呈上《请不修上清宫》疏，联系连年战争，人民负担极重的实际情况，指出:“天下多事，调发旁午，帑藏未实，边鄙未宁，岂可先不急之务，重无名之率哉！”他希望仁宗皇帝考虑早已生活痛苦、疲敝不堪的百姓，不要再给他们雪上加霜，使他们陷入深重的苦难了。
这一上疏使包公和那些为了讨好皇帝“多载奇木怪石，尽括东南巧匠”的地方官吏形成鲜明对比，突出地展现了他爱民、安民的思想。
包公曾多次上疏反对横征暴敛，谋求减轻百姓负担，以让“凋残之民稍获存济”，其中较重要的有《请罢天下科率》疏。科率和折变，是北宋赋税的两大恶政。科率的名目无奇不有，给百姓在正常的税额外，又增加了各种调发的负担，带来了花样众多的变相剥削，如农具税、牛皮税、盐钱、面钱、鞋钱等等。
包公提出一定要逐渐杜绝无名摊派，即便是紧急情况下必须的摊派，也要在有钱的形势户和物力户内，按等级平均分配，贫苦的中下等户不包括在内。使重困之民稍获苏息。包公还以陈州为例，揭露了折变给人民的灾难。
指出，京西转运使发牒通知陈州，令将夏税大小麦免予支移，唯送纳现钱。但又规定将大小麦每斗折钱１００文，另加脚钱２０文、仓耗２０文，共每斗麦纳钱１４０文，而市场上小麦每斗实价仅５０文。这实际上是税上加税，横征暴敛，加重两倍剥削百姓。他建议朝廷，急速依市场二麦实价估定钱数，令百姓或纳现钱，或纳本色，无需强求。
在这篇奏疏里，包公还提出了“民者，国之本也，财用所出，安危所系，当务实之为急”的民本思想，最终使仁宗看到百姓的负担，命三司设置宽恤民力司，专门处理科率、折变和徭役等间题。包公也曾上《言陕西盐法》疏，指出官卖制度，使差役人力搬运盐席，兵士逃亡死损，公人破荡产业。
对百姓更是凡财产每值一贯者，就要搬盐两席，结果导致家中已无钱财，可运盐之数尚未完成，百姓不堪其苦，怨嗟盈野。他认为“且国家富有天下，当以恤民为本”，希望朝廷取消官卖的繁重徭役，一切通商，使破荡家业的生灵摆脱这种痛苦的境况。后仁宗诏示：“所以盐法只要便民”，百姓无不感悦。
在人民遭受困难的痛苦时，包公更是挺身而出，为民请命。皇祐三年，北宋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很多地区成为重灾区，特别是江淮六路，更是连年大旱，大片的土地干裂荒芜，百姓中*亡流**者比比皆是。
为此，朝廷特将原上供的６００石粮米减少了１００石。可是，民间颗粒无收，一无所储，百姓“老弱者死于沟壑，少壮者聚为强盗”，悲惨的局面日趋严重。面对这种情况，包公深切地同情贫苦百姓，向仁宗上《请救济江淮饥民》疏，呼吁禁止配籴及各种科率，请求对江淮饥民进行救济，为赈救百姓而奔忙。
包公的一生，曾多次发出这种安民、救民的呼声。在《请将邢洛州牧马地给与人户依旧耕佃》疏中，他为河北百姓耕有其田，免受*亡流**之苦而呼吁。
在陕西转运使任上，他奏上《请出内库钱帛往逐路籴粮草》疏。呈报了由于西夏战争，造成的民生凋残、物货骤贵的情况，指出当今之际，最重要的任务在于安定。而安定之道，又仅仅在于不进行横赋和暴役，希望朝廷根据河北、河东、陕西三路财政不足的困难，且以宫殿的内帑钱借助，以加惠于百姓。
他对仁宗说：“伏望陛下少留圣意，大缓吾民以安天下。”本着这种“大缓吾民”的仁政爱民思想，包公还从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多次为百姓向仁宗请求。——如提出保持原定的茶盐酒税额，不要擅增课利；请求放免各种欠负官物，不再搔扰贫穷人户；核查破产业户免纳铁货、宽民利国；建议撤销三番使臣，解除近边州军被勒索之苦和宽免陕西凤翔府造船采木的繁重科配等等，形成他爱民、护民的最大特点。
在户部副使任上，包公向仁宗上《论冗官财用等》疏。集中暴露了北宋文武官员数量剧增，国家财政和民力窘乏，而重率暴敛日甚一日的严重问题。包公指出：真宗景德、祥符年间，文武官员总数为９７８５人，现今为１７０００余人，仅仅４０多年，做官的人已超过一倍。从州郡来说，按官吏的定额计，全国总共不过五六千员，但目前已超过三倍。
再加上台寺小吏、府监杂工，通过荫庇、进纳所授之官，合计又不止三倍。而如此众多的食禄者，其所耗既不能从天而降，又不能自地而生，唯一的办法是向百姓进行无限制的勒索。他说，目前 是“取者未足”，而“输者已竭”，百姓已不堪担负如此沉重冗官冗兵。
这一奏疏，包公从限制对百姓勒索出发，对北宋政治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沉痛的谴责。提出了“减冗杂而节用度”的对策，以求减轻百姓的负担，使重困的生灵得以苏息。他这种一针见血谴责统治集团的基础，恰恰是他爱国爱民，为民请命的政治思想。现存１７１篇的《孝肃包公奏议集》中，体现这一思想的奏疏，比比皆是，成为包公恤民本色的见证。
执法如山、严惩贪官污吏；挺身为国，弹劾不避权贵
“除君之恶，惟力是视”。包公在政治上另一突出的表现，就是充分运用诤谏这一*器武**，清除皇帝身边的陈腐势力及贪官污吏。包公取法唐代魏征“忧国如家，忠言正谏”，他不避权贵、不避皇亲国戚，大奸必摧，为民除害，形成了包公精神的核心，成为中国古代谏官中的杰出代表人物。
皇祐二年（１０５０年），轰动一时的假皇子案，不仅充分显示了包公足智多谋、断案如神的才能，也已显出他不避权贵、执法如山的鲜明特点。当一个自称皇子的医家子弟，在开封府的大堂上叱喝府尹时，堂堂的朝廷命官竟不辨真假，为*子骗**起立。包公接理此案后，不怕牵涉到皇帝的名誉，终于彻底揭露了这场大*局骗**，为仁宗正了名。
包公一方面执法如山，替百姓伸雪冤屈，一方面又铁面无私，把斗争矛头指向皇亲国戚、权贵势要。
皇祐二年，他提出了对一位著名的皇亲三司使张尧佐的弹劾。
张尧佐是仁宗宠妃张贵妃的伯父，他依仗裙带关系，官职步步高升，很快就正式担任了三司使的职务。曾与张尧佐合作过的包公，了解他无法胜任三司使这样极为重要的职位，定会贻误全国财政经济大事。更重要的是，通过张尧佐，反映出贵妃擅权、外戚重用的倾向。
为了这个政治上极端严重的问题，包公不怕得罪张尧佐背后的张贵妃，与陈旭、吴奎一起，上奏弹劾张尧佐。指出凡庸的张尧佐，只是由于得宠，才骤然升到显要的职位上来，因而受到普遍的讽刺。
包公还专门奏上《请选内外计臣》疏，从摆脱国家财政困难，三司主持有人的角度弹劾张尧佐。他以充分地说理，迫切要求任用才杰之士主持三司工作，来整顿国家的财政。指出，从历代看，后妃家族中即使有才能之辈，尚不让其掌权，又况庸庸碌碌的不才之辈呢。任用张尧佐，会贻误国家大事，使天下之人失望。包公等人对皇亲国戚的弹劾很有声势，但并没有得到反响。
同年末，仁宗又发布诏命，以张尧佐为宣徽南院使、淮康节度使、景灵宫使。刚过一天，又加其同群牧制置使，使张尧佐一身任四使。这在北宋外戚的任命上，是空前绝后的。仁宗这一举动，无疑是一次最大的挑战，矛头是对着以包公为首的谏官。为此，谏官们掀起了弹劾张尧佐的第二个回合。
先是包公等人上奏，请求追罢张尧佐过越之恩，继而，在仁宗不予答复的情况下，谏官一起上殿，当面对仁宗进行极谏，接着，包公等人又上奏本进行弹劾。仁宗在台谏官们强大舆论的压力下，不得不作出回答，明示不让张尧佐当执政官。张尧佐自己，看到如此强烈的反对，只好自动辞去安徽使和景灵使两个职务。从包公对皇亲国戚的上奏弹劾，不仅可以看出他的勇气和胆量，更可看出他正直无私、疾恶如仇的可贵精神品质。
他对宰相宋庠的弹劾中，指责宋庠的罪状就是没有建树。指出，宋庠当政七年，阴拱持禄，尸位素餐，洋洋安处，以为得策。他说：执政大臣与国家同体，如不能尽心竭力，有卓越的建树，就是过失，就应该罢黜。由于这次弹劾，仁宗罢免了宋庠的宰相职务。
包公还曾弹劾过仁宗身边的近臣李淑，明德太后的侄子李昭亮、宦官阎士良，揭露他们的罪状，以端正朝廷纪纲。
而另外一次重要的弹劾，则是著名的“七弹王逵”。
担任转运使得王逵，是一个著名的酷吏。他曾因命令百姓出钱免役，搜刮到３０万贯钱进为“羡余”，而受到朝廷下诏奖谕。致使各地转运使竞相仿效，大肆搜刮，使得无数百姓破产。包公在弹劾王逵的第一个奏本中指出，王逵行事任性，不依照法令办事，推行苛政，横征暴敛，以图自己进用。
而这种“害民蠹化”的行径，为“众议不容”。接着，包公又走上了第二、第三……一直到第七个奏本，论列王逵刻薄成性，残害百姓的事实。指出，他非法摊派“数十年役过里正，令纳现钱”。潭州七百余户，有的子孙已经沦亡，有的产业已经卖光，但都要现佃人赔纳，牵连数千户。一路之民，例遭枷锢。逃逸死亡者无数。
希望仁宗降黜王逵，拯救一路之民。包公“七弹王逵”，反对贪残暴虐的酷吏赃官，是为百姓清除灾难，为朝廷排除腐败，从而达到安国保民的政治改革。
包公治理开封府时，执法如山，即使遇到达官贵人、皇亲国戚犯案，也一律依法处理。嘉祐元年、二年，京师连续两年大水，城中街道淹没，只能用木筏渡人，官私房间毁坏数万间。找出这种罕见大水的原因，乃惠民河堵塞。惠民河
是进入京师的一条重要航道，粮运货运十分繁忙。但进入东京后，许多权要势家沿河修建亭榭园林，致使河身越来越窄，有的地段造成堵塞。一遇暴雨，河道不通，大水就全部溢入城中，造成房毁屋塌。包公查明情况，奏请仁宗批准后，开始统统拆毁园第亭榭。
侵占河岸的权贵中有一个很有权势的宦官，他谎称地契写明如此，不肯拆除。包公当即查验地契，证实他涂改数字、伪增步数。这个宦官因此慑服，不得不照样拆掉了建筑。由于包公的严于执法，使得那些为非作歹的贵戚宦官，为之敛手。
包公代表正义的舆论，代表进步的力量，多次大无畏地站出来诤谏，使得皇帝宋仁宗都有点害怕包公这样的谏官。《曲洧旧闻》记载，当张贵妃极力向仁宗求情，除张尧佐宣徽使时，“帝举袖拭面曰：‘中丞向前说话，直唾我面，汝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汝岂不知包拯是御史中丞乎！’”在这件事上，仁宗对包公虽是又恨又怒，但确实害怕包公的正义直言。
正是包公这种刚毅不阿、执法如山的凛然正气，一针见血、直言不讳的诤诤谏言，使得那些鱼肉百姓的贪官污吏、皇亲国戚为之震摄，窃官素位者为之汗颜，甚至连至高无上的皇帝亦有所惮惧。而饱受封建压迫的广大劳动人民则对之寄托了自己的无限希望。
人们一代一代传颂着清官包公的故事，也用自己心中美好的愿望丰富这些故事，于是，宋代以来，作为清官形象代表的包公，一直活跃在舞台上，使得包公为民请命，大奸必摧的精神流芳百世。
参考资料：1.《二十四史-宋史》
2.《包拯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