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我从北京语言学院学习一年英语后回单位不久，航空部与机械部决定联合组团赴英、法两国考察锻造大型锻件的水压机，代表团共有十个成员，要我以热处理技术员兼翻译的身份作为其中一员。但我的翻译只是副手，主译是机械部派出的一个英语本科毕业生。
出发前十名团员集中于北京饭店进行一个月政治学习，就在考察团整装待发前一天，1976年10月6日晚，大家突然听到窗外欢声如雷，锣鼓喧天，向窗外探头一看，长安街上已是人山人海，一打听才获悉*人帮四**被粉碎了！这一件意想不到大事，打乱了我们的行程，我们的政治学习又延长了一个月。
11月7日，代表团终于出发了，两个月考察的日程安排是先去英国，然后到法国，从法国回国。由于这是在粉碎*人帮四**后第一个踏上英国土地的中国代表团，在到达伦敦希思罗国际机场后，我们就被英国记者围住了。不懂英语的包团长一把将我推到了记者群中，自己领着其他成员趁乱溜之大吉，而面对七嘴八舌就中国国内政局的发问，我尽自己所能作了简洁的回答，这也成了对我英语口语的最初考核。
当时中国驻英大使宋之光
在希思罗国际机场出口处，看到我驻英国大使馆的彭参赞亲自前来迎接。在面包车上，彭参赞向我们发问：“你们十个人中有没有北京人？”
“有三个。”包团长立即回答。
“三个人中谁对北京最熟悉？”彭参赞接着问。
“小谢，小谢！”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
“那就委屈一下小谢，等一会请你随我去大使馆，不能和其他人一起观看白金汉宫的卫队换岗了。”彭参赞对我说。
不知其意的我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我被彭参赞带进使馆地下室的一个会议室，只见里面坐了二三十人。一会儿驻英大使宋之光走了进来，与我握手后叫我坐在他的身边，对我说：“英国媒体大量报道中国国内发生‘*变政**’，但我们没有接到外交部的任何文件，也无法与国内取得联系。你们是国内派来的第一个官方代表团，应该比较了解国内近况。所以今天特请你给在座使馆主要官员谈一谈最近发生的真实情况。”
原来如此，至此我才恍然大悟。在宋大使亲自主持的这场“报告会”上，我的报告长达四小时，使在座的人第一次听到了国内真情实况。
乍到伦敦恰逢周末，无法安排考察活动，又恰逢雾都的天气暖和晴朗，于是大家暗中串联准备一早出去逛逛。谁知早餐时包团长下令：“今天一律不许外出，大家在家学毛选。”一句话浇灭了每个人心中的强烈渴望。饭后大家遵命无奈地围坐一起，手捧着一本本《毛主席语录》，默不作声地“专心学习”。正在心不在焉地念经之时，一声高叫打破了沉静：“你们中有个谢善骁吗？”
“我就是。”我应声而起，面对陌生的来者答道。
“我是使馆武二秘，陈松的爱人。听说陈松托你给我带来一封信？”原来来者是武盛源，他是我同事陈松（任远芳）的爱人，任弼时的小女婿。
“有的有的，在我箱子里，请你跟我到房间去取吧。”说罢我站起身来准备走，但看到武盛源却没有动，而是诧异地环顾在座的人们后问：“伦敦难得遇到那么好的天气，你们坐在家里干什么？还不趁机会到市内看一看？”
爱管闲事的武二秘，轻轻一句话说到每个人的心坎里，大家面面相觑，不知道怎么回答，而包团长更是一脸茫然。
“这样吧，我先去取信，等回来后带你们到伦敦几个地方转一转。伦敦还有一个廉价市场，我带你们去看看，趁机会给家人买些东西。”
一位外交官的人情味，给我和大家留下深刻印象。而面对使馆官员的“命令”，言不由衷的包团长落得做个顺水人情，宣布说：“大家回房间放下《语录》，准备一下一会儿跟武二秘出发。”
在英国High duty alloys forgings ltd考察
在1976年11月7日至1977年1月22日两个多月中，我们对英法两国十余家相关企业作了参观考察。按照要求考察的重点自然是几家大压力机制造厂家，我们考察最仔细也受到盛情接待的是两家英国工厂：Firth brown ltd和High duty alloys forgings ltd。
代表团成员中都是精选出来的飞机、锻压行业中的顶尖专家，但却无一人懂得ABC，与外方交谈和技术交流的任务全靠两个翻译：一个自然是鲁智深当和尚——半路出家的我，我还同时兼任对热处理设备和工艺的考察；另一个是个英语本科出身的专职翻译，理所当然担任主译。然而在真刀真枪面前，这位曾学过七年“哑巴英语”、从未与老外有过交谈经历的翻译，在第一次上场执行任务时就成了“哑巴”。团长临时把我拉到身边取代了他，此后我就成为被放在火上烤的主译，好在陪行的使馆科技二秘雷慰宗毕业于圣约翰大学，英语自然是纯正而流利，在尴尬时刻他总是挺身而出，雪中送炭，及时挽回僵局。
过语言关已属不易，而对我这个没喝过酒、没吃过西餐、也没坐过飞机的土包子来说，还有一个没料到的生活关：喝洋酒醉了，吃带血的牛排吐了，更糟糕的是严重晕机。在英国的一个月中，每周一早上从伦敦乘火车出发去外地，直到周五晚上回到大使馆，日程安排稍显轻松，而且既不要乘飞机，回到使馆住地时还能美美吃上一顿稀饭、腐乳加咸菜，对我来说尚能马马虎虎地应付。但当到法国后日程安排得十分紧凑，经常是每天一早睡意朦胧地登机去里尔、波尔多、马赛等城市，当天或次日晚上疲惫不堪地回到巴黎的使馆招待所。洋酒可以不喝，但飞机加西餐的折腾就足以使我整天头晕目眩，在参观考察时我这个翻译是团长和其他成员须臾不可离开的要人，只能在就餐宴饮时让另一位翻译上岗，我饿着肚子（其实也毫无饥饿感）小憩片刻。
在英国Firth brown ltd考察
我们这群初进大观园的刘姥姥们，在英、法的花花世界出了不少洋相。代表团每次参观考察或宴会完毕，总会遇到一件尴尬事，就是很难从挂在衣架上的清一色黑色大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件。好在每个人的大衣都是向外事局借来的，真的拿错了也没关系，反正大衣都姓“公”，穿在谁的身上都一样。
另一件是让陪同的二秘雷慰宗觉得十分难看的事：不管是进餐馆或者乘飞机，刘姥姥们对从未见过而又能免费取用的面包，蛋糕，黄油，果酱，花生仁，乃至小塑料匙、叉和刀，一样不剩地往大衣两边仿佛无底洞的口袋里装，准备储存起来带回家作为给孩子的礼品。见到这般狼狈的模样，雷慰宗在大庭广众之中不便发作，只是瞪着眼睛小声地下令：“注意影响，适可而止！”
在法国的一个月真是机不逢时，恰好碰上放假一周的圣诞佳节，由于使馆有令不准外出，除到餐厅吃三顿饭外，我们只好日夜关在使馆招待所的一间集体合住的大房间内，聊大天睡大觉，十分寂寞地生活在异国他乡。
在法国协和广场和埃菲尔铁塔前
后来团内一个来自沈阳重机厂的黄姓成员，偶尔结识了使馆内一个开车的老乡。这位司机看我们这十个人“过节”实在太无聊，自告奋勇驾中巴，偷着带我们外出去观赏巴黎节日风光。就这样我们悄悄地三次走出使馆大门，参观了巴黎著名景点，也算是不枉这次巴黎之行。
十年乃至近三十年不闻窗外事的各路专家，在这次考察中取得了丰硕成果，在英法两国实地考察和了解了大型水压机的设备和工艺。考察团在回国后提出的制造大型水压机可行性报告，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和好评。
第一次出国获得的额外收获是，我用节省下来的五英镑生活费，在使馆小卖部购买了一块天津产海鸥表，免关税带进国内。但与同行的其他团员相比，我的收获则是小而又小，因为他们除了同样获得一块海鸥表或其他等额的国内紧俏用品外，更是一个个都被面包加牛排喂胖了。而只有我则因食欲差且思想负担过重，反而不幸地减肥掉膘。
凭借一年的英语学历，斗胆为两个部联合组成的科技考察团充当翻译，不能不说是一次冒险之举。我对这次完成任务的自我评分是勉强及格，也就是刚过60分，好在同行的朋友们都认可了我，也足以心满意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