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个案分析还是大样本的统计规律，都显示出税率变动对球员转会的巨大影响。需要注意的是，球员能够自由流动，是税收吸引球星的根本性前提。进一步看，最高边际税率往往对应着社会的顶尖人才。如何调整最高边际税率，使得其有利于吸引并留住顶尖人才，值得研究。
球员特别是球星选择效力于哪国联赛或者哪家俱乐部，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大多数情况下的决定性因素就是运动员的实际收入水平高低。一般而言，同等级别的俱乐部，收支状况不会有太大差异。除此之外，影响实际收入的一个重要外部因素，就是所在国税负水平的高低。这也是为什么过去8届世界足球最佳运动员（FIFA金球奖）得主——莱昂纳尔·梅西（5次）和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3次），受益于“贝克汉姆”减税法案，长期留在西班牙联赛的重要原因之一。
转会目的地国的税负高低，会影响到球星们的转会选择吗？作为这个世界上高收入群体和高技术人才的代表，足球运动员转会市场的可观测性和信息的公开程度，为弄清楚此问题提供了绝佳条件。伦敦经济学院亨里克·克莱文教授（Henrik J. Kleven），卡米尔·兰戴斯教授（Camille Landais）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艾曼纽尔·塞伊斯教授（Emmanuel Saez），于2013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的论文，全面回答并揭示了税负水平如何影响足球运动员的转会选择。他们采集到了1985年以来，欧洲14个国家联赛球员的所有转会数据。利用其财税领域的研究专长，列出了对应时间段下这些国家的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的变化情况。研究发现：无论是个案分析还是大样本的统计规律，都显示出税率变动对球员转会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如果净税率每上升1%，那么本国运动员会有0.15%选择转会离开，而外国运动员转会离开的比例是1%，与税率变动的关系达到惊人的1∶1。税收政策调整的影响力如此巨大，前所未闻。
结论背后的故事更加精彩。我们先从两个与文章有关的故事说起。
首先，我们看看之前提及的“贝克汉姆法案”是什么？大卫·贝克汉姆，前英格兰足球运动员，成名于英超曼彻斯特联队，后转会西班牙皇家马德里队。靓丽的外形和精湛的球艺无需赘述，其影响力横贯足球和时尚领域。2004年，时任皇马主席的弗洛伦蒂诺为引进贝克汉姆，凭借其与西班牙皇室以及政府高层的关系，成功游说当时西班牙首相阿斯纳尔，设定了一条为外籍球员减税的条款。该法案规定，符合条件的外籍球员只需要缴纳24%的个人所得税，而本国球员的税率则最高可达43%。“贝克汉姆法案”由此而来。这是典型的为了提高球员收入，而不增加俱乐部预算的政策红利。从那以后，不仅皇马，西班牙各俱乐部对顶级足球运动员的吸引力大增。没有必要一一列举哪些巨星随后加盟（当然包括前面提到的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单看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连续多年蝉联世界第一联赛，并在2004年之后的10年中，五夺欧冠联赛冠军，就知道“贝克汉姆法案”的威力。虽然2011年1月1日之后该法案被终止，但其对世界足球格局的影响至今尚在。
其次，“博茨曼法案”推动下的球员自由流动，是税收吸引球星的根本性前提。实际上，要是没有劳动力自由迁徙，再低廉的税负也不可能吸引球星转会。举个例子：还是贝克汉姆，其成长成名于曼联青训体系，转会前是队里的头牌，按理说不该卖出。但是，曼联为了防止已经决意离去的贝克汉姆合同到期后直接走人，所以作价出让。因为1995年生效的“博茨曼法案”规定：有欧洲联盟公民资格的足球运动员，在与俱乐部合同期满之后，有权在不支付任何转会费的情况下到欧盟另外任何国家踢球。同时，有关“外国运动员限制”的一系列规定被废除。博茨曼是一名效力于比利时甲级联赛（非欧洲五大顶级足球联赛）的普通球员。他为了维权，曾长时间上诉欧盟控告欧足联违反劳动力自由流动原则，还因此耽误了职业生涯。但最后的胜诉不仅挽回了个人损失，也为后来的球员权益保障乃至整个欧洲足球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回到研究本身，在克莱文他们这篇论文发表之前，关于税收与劳动力空间转移的研究十分少见。更多关于税收效应的研究，集中在税收与劳动力供给，以及不同税率对资本流动的影响。客观上有两方面的因素阻碍了如此重要领域的研究进展：其一，缺乏具有居民信息的跨国劳动力转移微观数据；其二，识别税收与劳动力流动的因果关系非常不易。这篇论文选取税负差异与球星转会作为切入点，视角独特且具有研究可行性。第一，欧洲球员跨国转会建立在一个高度专业化的市场体系当中。这为研究税收导致的劳动力流动，创造了极具价值且便于观测的平台。第二，大量的职业球员信息以及其跨国转会信息，长期细致地记录在案。第三，存在一些显著的税收政策（“贝克汉姆法案”）和劳动力市场政策（“博茨曼法案”），有利于识别税收与劳动力迁徙之间的因果关系。
研究还发现，税收对球员转会的影响不止于税率变动与转会之间的总体关系。一些具有微观特征的结论也非常有意义。比如，如果一个国家税率更低，那么会对球员转会产生分类效应和替代效应。分类效应是指低税率能吸引高水平球员来替代低水平球员，替代效应则是指低税率促进了国外球员替代本国球员。这些结论可以引申到其他劳动力领域。虽然本文只谈论了足球运动员及转会市场发生的事情，但是类似的劳动力跨国流动完全可能具有大致相同的特征。我们知道足球运动的广泛性令其号称世界第一大运动。即使有如此众多的参与者，而真正能成为高技能的职业运动员，往往少之又少。高淘汰率背后的高收益率，其实正是劳动力的稀缺性体现。而这与现在的高技术人才或管理人才，在市场中的地位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吗？
某种程度上，税收政策对劳动力是吸引还是排斥，体现在与同等国家相比的税负差异之上。过去20年，美国采取了对劳动轻税对资本重税的政策，而欧洲与之相反，基本上是对劳动重税对资本轻税。目前的发展境况已经大致反映了这两种不同策略的优劣。进一步看，最高边际税率往往对应着社会的顶尖人才。如何调整最高边际税率，使得其有利于吸引并留住顶尖人才，值得研究。可以说，在数据可得和方法不断进步的条件下，研究最高边际税率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特别是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很可能成为未来各方面关注的一个重点。
来源：中国税务报客户端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副研究员 何代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