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Gestapo:A History of Horror》By Jacques Delarue
文中涉及的宣传口号、标语与相关图片并非宣扬纳粹，仅用于参考与研究
海德里希的怪异人格（2）
在位于阿尔布雷希特王子大街8号的办公室里，海德里希耐心地编织了一张巨大的蜘蛛网，这张蜘蛛网将覆盖整个德国。随后的五年，德国将滑向一场战争的边缘，甚至在1934年，头脑清晰的思想家们就已经预见到了战争的来临。
从一开始，希特勒就决定了盖世太保特权的范围。“我禁止*党**的部门、分支机构和附属组织等一切机关对与盖世太保有关的事情进行调查。所有属于政治警察的事情，都必须立即通知盖世太保的主管部门，就像以前一样...我特别强调，任何可能被*党**所知的针对国家的阴谋和叛国企图都必须向盖世太保报告。无论这些问题的性质如何，*党**都不应主动对其进行调查和研究。”
这里不存在摆脱合法性或形式的问题。1931年，施韦德在《政治警察》中写道，纳粹国家并非源自共和国，纳粹哲学也不是源自自由主义。此外，警察作为国家权力工具，仍然反映了国家的性质，它不可能是一个共和组织转变为一个纳粹机构的结果。
盖世太保与文明社会的任何警察部队都毫无相似之处。一旦发现了可能的敌人，盖世太保会立即将他制服。1933年7月24日，戈林说:“将来如果有人举手反对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或国家的代表，他必须知道自己将立即失去生命。”这足以证明他怀有实施这一行为的意图，或证明虽然实施了这一行为，但该行为并没有造成死亡，而只是造成了伤害。在新的纳粹国家里，这种意图已经足够了。杰兰德是当时纳粹的主要法学家之一，他向德国地方法官发出指示:“‘恐怖’一词，”他写道，“在刑法中必须再次得到尊重。”
于是，政治警察盖世太保摆脱了所有的控制，它的成员可以在不被追究责任的情况下做出任何过分行为。在三年的时间里，它在没有明确规定其职能或权力的情况下非法运行。它可以通过使用两项法令(1933年2月28日和1934年3月8日的法令)授权的“保护性拘留”来剥夺任何德国公民的自由，但从来没有任何法律确定它的特权。
公众不得不适应这个奇怪的政权，逐渐屈从于这个*制专**和纪律的混合体。然而，官方不时地发布命令，宣布警察凌驾于普通法之上。没有人敢说这是国家道德沦丧的标志，是真正正义和合法性的终结。
1935年5月2日，普鲁士行政法院“裁定”盖世太保不再受司法控制，一项普鲁士法律于1936年2月10日将这项裁决编入法典：“秘密警察的命令和事务不受行政法院的审查。”
盖世太保的行动缺乏司法基础，但这并不影响任何人。胡贝尔教授写道：“政治警察的权威建立在帝国的习惯法之上。”而身为内政部高级官员的贝斯特博士认为，它的权力源自“新哲学”，不需要具体的法律基础。
1935年5月，普鲁士行政法院发布命令，法院不得对“保护性拘留”的判决提出异议。1936年3月，一位新教牧师在他的教堂里布道，反对一位加入纳粹的著名主教。第二天盖世太保命令他离开他的教区，牧师拒绝了，并向法院提出上诉。法院答复说，盖世太保下达的命令不受司法裁决的约束，他无权对其提出异议(1936年3月19日法令)。
另一个例子是一个天主教神父。当地的盖世太保要求他提供有关教会组织和会众的情况，他提出了抗议，但他的上诉被驳回了:“盖世太保下达命令时，不准讨论，必须服从。”
章鱼伸出了它的触须。从事某些商业活动需要许可证，而警方只有在对申请人的“道德”进行调查后才会发放这些许可证。盖世太保认为这是一个新的控制领域，它对这些商业许可证的有效性提出质疑，并将此事提交给萨克森法院。由于商人的经营方式可能会导致颠覆活动，因此贸易当局有义务在签发许可证前征求盖世太保的意见，于是盖世太保就可以对政治上有嫌疑的商人施加各种压力。
盖世太保可以实施三种制裁：警告、保护性拘留和关集中营。这些“法律”制裁允许在一名无罪的被告离开法庭时逮捕他并随后将其拘留。除了这些方法之外，还有绑架、谋杀、伪装成事故或自杀。克劳森纳是柏林天主教行动的负责人，1934年6月30日在罗姆大清洗期间被谋杀。官方声称他自杀身亡，但保险公司拒绝向其遗孀支付应得的人寿保险金，因为这是一起自杀事件，而对判决提出异议将是非常危险的。
克劳森纳夫人的律师联系了内政部，他被告知，如果他想调查此事，就必须提起诉讼，司法部也给了他同样的答复，这是摆脱麻烦的一种方便的方法。质询盖世太保的书面诉状无异于自杀。但是盖世太保听到了风声，认为这构成了对其活动的干扰。这名律师因对盖世太保证实的自杀行为表示怀疑而被逮捕，并在监狱里关了几个星期。
贝斯特博士准确地描述了这一立场：“任何司法束缚都不得干扰保卫国家，国家必须适应敌人的战略。这是盖世太保的任务，他们声称自己是*队军**，就像*队军**一样，不能让司法条例阻碍他们在斗争中的主动性。”
几年之内，公共舆论和法律都屈服了。当时戈林对经济部长沙赫特说：“我告诉你，如果元首愿意，二加二就等于五。”尽管采取了一切预防措施，但在德国流传着最令人震惊的谣言，说那些不幸落入盖世太保手中的人遭受了*行暴**，那些有良知的人和表达愤怒的人被“保持沉默的爱国责任”所压制。根据纳粹的标准，对国家造成不可挽回伤害的不是施虐者和杀人犯，相反，谴责他们的人必须被视为叛徒并受到惩罚。这一理论在1938年纳粹军事行动开始时得到了肯定。敢于发声就是起来反对施虐者和杀人犯，就是向敌人提供反对德国的宣传*器武**。
这些论点被“良好公民”们所接受，他们除了想要置身事外别无所求。正如吉塞维乌斯所写: “数以百万计的德国人自己在玩捉迷藏，或者至少假装无知，要接触他们非常困难，因为他们假装的无知是真实的。因为他们从不费心去寻求更多的信息，作为忠诚的公民，他们满足于知道官方想要他们知道的事情。”
汉斯·贝恩德·吉塞维乌斯，先后供职于“盖世太保”和“阿勃维尔”，纽伦堡审判关键证人之一。
对于那些因偶然事件而不由自主地从被动状态中唤醒的人来说，他们只满足于谴责那些不负责任的下属犯下的过分行为。“啊，要是希特勒知道就好了！”无疑是这些年里最常听到的感叹。可怜的元首！他迷失在自己的世界里，与巨大的困难搏斗，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并没有意识到以他的名义犯下的罪行和恐怖！如果他知道的话，他肯定会认真对待，但要警告他是不可能的。
政敌们开始转入地下活动。吉塞维乌斯非常恰当地指出：“极权主义和反对派是两个截然相反的政治概念。事实上，从1934年起，德国的的反对派就被简化为最简单的表达方式了。那些可以视为抵抗运动的政治或工会组织，即使是秘密组织，在纳粹夺取政权后也被摧毁了。有能力重组他们的领导人要么被囚禁，要么逃跑了。那些重新形成的稀有细胞的活性只会减弱，他们感到自己经常受到监视，有时甚至被自己的人出卖。这场胜利并没有阻止纳粹保持警惕。他们知道，这种屈从只是表面上的，而仇恨的种子正在地下滋长。这些*亡流**者，特别是*产党共**人，秘密地将小册子和记录完整的反纳粹宣传册偷运进德国。盖世太保一直在追捕着这些小册子的分发者。持有它们的人会被送往集中营，或者在阿尔布雷希特王子大街的地下室里无声地死去。
戈林在解释盖世太保成立的原因时说过：“虽然我一举逮捕了成千上万的*产党共**员以对抗眼前的危险，但危险本身并没有被消除。我们必须对秘密社团网络采取行动，并对它们进行持续监视。为此，我们必须有一支专业的警察队伍。”
这种“专业化”就是“走正确的道路”，这要感谢盖世太保一步步嬴得的非凡权力。施韦德写道：“我们的政治警察囊括一切，因为它无所不能。它有权实施制裁，但同时又对它所服务的民族和国家的蓬勃发展具有弹性。而纳粹法学家胡贝尔教授则指出，“在趋势和意图形成之前，必须制止它们。”盖世太保要用惊人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理论，这一时刻即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