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董老之前先认识了他的儿子——画家董重，偶尔会听他谈到自己父亲，和艺术圈的人混熟了后，逐渐从别人的谈话中“熟悉”了他，知道他是贵州现当代艺术的代表人物，他的版画在全国都是排得上名的；他又是贵州当代美术活动最重要的参与者，是诸多重要活动的组织者，上世纪八十年代，“贵州美术现象”中的许多重要展览都是他亲自策划而后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的……偶尔在画展上看到他本人：消瘦、留白色长发，操一口重庆话，说话很直接，点评别人的作品也很坦诚。画展上也看到了他的水墨、重彩作品，他的水墨作品没有传统水墨的程式化笔墨，重彩作品亦没有云南重彩画的甜俗，有的却是一种人类本源中最原始的生命力和野性，独具味道，别有一番韵味。
《命运的重量：一个艺术家大半个世纪的人生自传》 作者：董克俊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定价：46.00
董克俊
贵州现代艺术的领军人物，建国后最知名的版画家之一，上世纪八十年代“贵州美术现象”的代表人物。生于1937年，重庆人。国家一级美术师，国务院津贴获得者；曾任第四、五届中国美协理事，贵州美协副主席，贵州文联副主席。作品有《春返苗山》《雪峰寓言木刻插图》《山气》等，曾获全国版画展创作奖，鲁迅版画奖，贵州省文艺创作一等奖，贵州省版画大展特别奖等多种奖项。
2010年6月，董老在贵阳美术馆做了一场名为“形式启蒙之路”的展览，展览期间，我第一次采访了董老。2013年6月，再次采访了董老的阅读和学艺经历，通过对他艺术之路的了解，对董老更加敬佩。
董老对绘画的体验，完全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灵感天赋。他从未经过专业院校正规学习美术，但他凭着自己对美术的热情和执着，创作出了一大批优秀的艺术作品。董老是一个不安份的、善变的老人，从未停止对艺术的探索，又因为是自由生长的“艺术野草”，所以从来不受其他人思想和作品风格的约束。他的作品内容丰富，在他一生中，不同时期，不同年代，开着不一样的“艺术之花”。
尤其在进入老年后，随着阅历的丰富，艺术经验的沉淀，艺术思维的广阔，他逐渐将艺术的题材扩大化，从艺术观念到人间烟火，游刃有余，最为难得的是他的作品中没有垂暮之气，自由生长的生命力一直贯穿其中。
董克俊作品。
董老在年过七旬之后深受眼疾困扰，断续用两年的时间撰写了自己的历史回忆录，书名取《命运的重量》，意在揭示面对大的时代命运时，个人如何去面对。
这书的写作非常坦诚与平实。正如作者所说：人生很复杂，也很简单。这本书里该写的都写了，不该写的也写了，无隐私可言。在书里，董克俊不仅回忆追溯了自己的艺术创作道路，还记录了大时代下普通人命运的坎坷起伏，他所记录的亲戚、家人、病痛、艺术、儿女婚事、退休等寻常生活，文字朴素，情感真挚。
要梳理贵州新时期的美术史，董克俊是避不开的人物，他个人的经历，无论是艺术创作、还是生活，都可以作为一个样本，为我们了解那段历史做个参照。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自传《命运的重量》让我们重温了一段历史，又让我们了解到一个艺术家的个人创作是怎样在岁月中生长和流变的。
作者： 蓝岚 吴东俊 编辑： 郭邱磊
董克俊：命运重量画里人生
童年
1937年抗战爆发，这一年，董克俊出生在重庆一个大户人家。
自幼体弱的他，一出生就生病不断，到了该读书的年纪，因为疾病，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没好好上几天学。所幸家庭环境很好，大人们并不因为他身体不好而犯愁，对他也并无更多要求。多年后，董老回忆：“我的外公是清末秀才出身，然后独自闯荡江湖，靠过人的胆识经商发财致富，曾担任过四川银行的行长，是民生轮船公司的大股东和天府煤矿的股东，我的母亲是典型的大家闺秀，毕业于重庆女高；祖父的生意也做得很大，在上海等地开有分号，我的父亲很小就被送到上海美国教会学校读书，成家后，自己独立做生意。父亲是个大大咧咧的人，和孩子也很少有交流，顺其自然，我体弱多病，他就说，上不了学就在家休息。所以我的记忆中，小学就是在玩耍中度过的。”
随着战事的蔓延，董克俊一家的生活开始受到冲击，首先是李子坝外公的洋房被日机炸毁了，“三层楼的房子没了，地上一个大坑，衣物杂物挂在旁边的树上。”这一幕深深地印在五岁的董克俊的脑海里，也第一次对战争有了概念。
为了安全，董克俊一家辗转到自贡、南充住了几年。抗战结束前，一家人又回到了重庆，重新修建了公馆，生活又恢复了平静。董老说：“在李子坝的新公馆里，我的童年生活是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的，我最喜欢干的事就是做枪打鸟，踢足球，再就是看武侠小说、看电影。我最喜欢王度庐的小说，像《鹤惊昆仑》、《卧虎藏龙》等，现在还记忆犹新。我尤其喜欢到乡下干保娘家去玩，可以爬树、骑牛、捉小鱼、采蘑菇……”
疾病
在董克俊的少年和青年时代，疾病与治疗是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件。
1937年他刚一出生即被诊断患有肺炎。因为体弱多病，他断断续续读完了小学。1952年，就读重庆市二中后不久，他被查出肺结核，只好休学在家养病，从此再也没有复学，除了在家自学功课，他逐渐把兴趣转向美术，开始了画画，他幻想有一天自己能好起来，考取美专，成为一个画家。
疾病伴随他整个青年时代，住院成了常事，幸好有画画陪伴他度过孤寂而艰难的日子。1958年，他在完成“*跃进大**”场景写生时又感冒了，因为没有及时治疗，咳嗽了一个多月后导致了大吐血，这一次，他昏迷了半个月才从鬼门关回来。董老说：“我真的感到很累，我才二十岁，难道真的无药可救？我与‘病’这个魔鬼的相遇已经是不可避免的命运吗？我不怕死亡，怕的是这样活着。”
1959年，董克俊随父母一起支援三线建设来到贵阳。不久，旧疾发作住进了贵阳结核病院。在医院，他同病房的病友学过木刻，在病友的指导下，董克俊用包装箱的木板创作了他的第一幅木刻作品，寄到《贵州日报》后很快就发表出来，而且是头版，他高兴极了，决定了走版画创作的道路。
1963年，他的肺结核再次发作，他又住进了医院，这一次，医生建议他做手术切掉肺上的病兆，在和父母商量过后，他决定接受手术。经过两次风险巨大的手术后，董克俊终于与病魔彻底分手。
董老说：“疾病也是生命存在的另一种形式，无法克服的时候，就学会了面对。我将承受这一切，我必须承受这一切，画画成为我消除疾病恐惧的*器武**。”
家庭
身体彻底康复后，董克俊迫不及待地想参加劳动，1966年10月，他作为一名合同工被招进中建三局二公司，很快被派往平坝县修建黎阳机械厂工地。在那里，他遇见了自己的终身伴侣吕恒芬。“我们100多人乘三辆大卡车到了平坝，下车等待分配住地时，我发现有一个穿着洗得发白的列宁服、扎着两根辫子的女孩坐在行李上拉二胡，在一群叽叽喳喳的女孩中间，她显得有点不同。”董老说。
不久，工地上组建演出队，吕恒芬和董克俊都被选入，很快他们就熟悉起来，吕恒芬是贵阳女中毕业生，喜欢文学，自然而然他们走到了一起。后来连吃饭都在一起，“我能吃，她总让我多吃点，她不喜欢吃花椒，但她爱买麻婆豆腐，因为我爱吃。”董老笑着说。日子就在劳动、演出、吃饭、散步谈心中慢慢过去，他们之间有了默契，从不说海誓山盟，更多时候默默相对。董克俊庆幸在未来艰难的人生路上，有了相知相伴的同路人。1967年，他们相继回到了贵阳，在*革文**的动荡中，两人小心守护着属于他们的天地，虽然外面战天斗地，但董克俊却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幸福与平静。1968年10月，他和吕恒芬结婚了。一年后，儿子董重出生。也许是受到成长经历的影响，对儿子董重的教育，董克俊也是无为而治，“我们对孩子最大的熏陶就是在他小时候经常带他去大自然中去玩耍，我去写生，他妈妈就带着他做游戏、捉虫、河边捉蝌蚪。有时候也教他画画，但从不刻意教他，让他随性而为。上学以后也随他的兴趣发展。”自由生长的董重最终也成为了画家。
几十年来，妻子承担了家里的大部分家务，一直在背后默默地支持董克俊的创作。困境中，她没有抱怨，生活安定富足了，她也安之若素。因为有她的付出，董克俊有了更多的时间来完成作品。
朋友
上世纪70年代后期，董克俊的家开始热闹起来，晚上经常有一些美术爱好者来拜访、讨教。他也是在这时候结识了范新林、曹琼德、尹光中等人。“那时候贵阳有一帮年轻人爱上画画，但大都是出身工人，没上大学就自学，像我这样的还在坚持画画的画家，就成为年轻人请教的老师。他们和我学画的经历很相似，很容易就走近成了朋友，我比他们大十多岁，他们都叫我董哥。”董老说。
范新林当时是电镀厂的工人，他在一个深夜抱着自己的习作登门拜访了董克俊，董克俊对他的速写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建议他多画，范新林很勤奋，他给自己规定，每天必须完成40幅速写。董老说：“范新林对艺术不仅仅是爱好，他很有野心，一心想成为画家，为此他学画的计划性很强，一步一步地完成他的安排。”*革文**后，范新林考上了景德镇陶瓷学院。上世纪90年代初，范新林应邀到加拿大和美国做交流，两年后，迪斯尼公司筹拍动画电影《花木兰》，需要有中国文化底蕴的中国画家。迪斯尼十分欣赏他的艺术才能看中了范新林，在为迪斯尼工作8年后，他成为旅美自由画家。
通过范新林，董克俊又认识了曹琼德，“他性格很内向，也是和我一样，自学绘画。他是一个严谨、有耐心的人，他只读了小学，但比很多读了大学的人都有文化。曹琼德做事靠谱，认真负责。”这种靠谱的性格深得董克俊的认同。在董克俊之后，曹琼德担任贵阳市美协主席。在艺术上，曹琼德被董克俊形容为“深挖能手”，他把一次靠偶然感觉形成的拓版画，反复试验、改进，形成了一套除了他，其他人无法掌握的技术程序，拓版画在曹琼德手上创作性的成为一个现代综合版画品种。
尹光中和曹琼德两人性格是两个极端，一动一静，一外向，一内敛。“我喜欢和尹光中瞎扯，看他手舞足蹈比划，听他天马行空的谈话。”董老的朋友中，尹光中是特立独行的画家，尽管有时不为人所理解，但董老很欣赏他的才气。尹光中灵感一来，率性而为，一气呵成，创作的作品往往令人刮目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