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存昕 军旅警营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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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党**的生活(黑龙江)
我是1953年7月生人, 1969年, 初中算是毕业了。我们这届初中生都要离开城市去农村边疆。
我2岁时患过小儿麻痹症, 上小学时有一段时间是拄拐走路的, 人送外号“濮瘸子”。9岁那年, 我接受了一次整形手术, 算是能正常走道了。因为腿有毛病, 本可以不去边疆, 但我就是要去, 而且到了热血沸腾的程度。
兵团驻京办设在灯市口中学。我跑去报名时, 人家听说我腿不好, 就要检查, 让我走正步, 做蹲下、站起等姿势。我努力做得很标准, 还写了保证书, 最后总算过了关。
感觉全世界都在我肩上担着
1969年8月, 我就这么离开家, 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2师15团, 现在叫宝泉岭农场。
一到兵团, 我们就碰上水涝, 抢收受灾麦子。每天都是上千人的大会战, 排起横队一起在水中捞麦子。那阵势, 壮观!
这事完了, 天就冷了。
那年3月, 中苏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所以, 抗涝抢麦一结束, 就开始了大备战。团里组建架线排, 去6师所在地抚远架设电线。
“保家卫国!”大家都喊着口号报名, 我幸运地被选上了。出发那天早上, 全连战友欢送卡车上的我们。那时还讲究男女授受不亲, 可一下子有那么多女生都特真诚地与我们“泪别”, 真有点儿“妻子送郎上战场”的感觉, 让我特感动。
我们坐大卡车转乘火车, 再从火车转坐卡车, 历经三天三夜才到抚远。那里是大片大片的沼泽地, 因为打前站的人还没来得及为我们搭好帐篷, 第一个晚上没地儿住。那可是冬天, 我们只好在卡车上过夜, 在装粮食的麻袋中弄出个窝窝, 把所有能穿的毛衣、绒衣、棉袄、棉大衣都穿身上, 将就了一夜。早上一看, 眉毛睫毛全都结霜冻在一起了。
开工了。我们的任务是在草甸子里挖坑埋电线杆, 每坑间隔50米。每人发一把铁锹, 事先磨得锋利放光, 三人用一把镐。挖坑时, 先拿镐把冰砸开, 再下铁锹挖, 坑长1.6米、宽0.6米、深1.2米到1.5米;然后将电线杆往坑里一杵, 连泥带水埋好。这活儿不能干慢了, 因为坑里渗水, 干慢了水就渗得多, 水渗得越多活儿就越难干。
经验告诉我们, 干活时穿棉裤、雨靴使不上劲儿、不出活, 得穿绒裤、球鞋, 轻便、灵活。干衣服、棉裤搁一旁, 干完活, 别人帮忙拿大衣围圈儿挡住风, 自己再*光脱**了换上冰凉凉的干衣服和棉裤。那种像冻铁板贴在身上的滋味, 我现在还记得。
连长年纪大不用干活, 揣着酒瓶挨个儿问:“谁喝?”
有一次我逞能, 接过来一仰脖儿, 60度的北大荒酒, 大半瓶下肚, 从此落了个“海量”的美名。
白天干活, 晚上还要轮流站岗。夜深人静, 仿佛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睡了, 只有我一个人保卫他们, 就有一种自豪感, 觉得这就是保卫祖国, 在做最革命的事。
那时, 我心里经常滚动着一些诗句, 什么“枪刺挑落了晨星, 战士迎来了黎明”, 什么“淋一身雨水, 就让我们用青春烈火烤干衣裳”。好家伙, 觉得全世界都在我一人肩上担着呢。
最惬意的日子
知青的生活虽然艰苦, 可也有许多值得回味的经历。放马就是其中之一。
连里要找个听话的孩子去放马, 我被选中了。后来, 人家写我的兵团经历时, 起的题目叫《荒原牧马人》, 听上去挺惨的, 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儿。放马在农业连队是个好活儿, 我特别喜欢。别人天天下地累个半死, 我则吹着口琴放马, 潇洒啊!
我管的那两匹俄罗斯纯种马, 一匹叫苏宛, 一匹叫阿尔登, 浑身的毛像缎子似的发亮, 马蹄子有碗口大小。这样的优质种马是连队的宝贝, 每匹马都有档案, 吃的是鸡蛋、麦芽、胡萝卜。鸡蛋我不敢和马抢享, 胡萝卜我是管够造, 经常和马对着面啃。
我每天和马做伴, 喂食、放牧、清洗, 还在连队的黑板报上受到表扬。白天放马时, 马吃草, 我割草, 闲下来还能到水泡子里捞捞鱼, 晚上回去糊上面, 用油一炸, 哥儿几个就着喝点小酒儿, 神仙似的。
种马班发生过一次险情。
那天, 我在山上割草, 马笼头脱了, 马顺着坡跑下了山。山下有一群怀孕的母马, 要是冲撞起来, 母马流了产, 就算事故了。
濮存昕在种马班与“阿尔登”合影
眼瞅着我放的种马冲下去, 母马一下炸了群, 放母马的兄弟赶紧将母马往圈里赶。我疾跑过去, 想给种马上笼头, 可种马不老实, 不听我的。这时, 种马班的老张头从马屁股后摸了上去, 趁种马只顾嗅母马的工夫, 一步蹿上去, 弯臂揽住马脖子, 张嘴咬住马耳朵, 种马立即老实了。我见状, 不失时机地给种马套上嚼子, 控制住了这个冲动的家伙。
好悬, 但也算是有惊无险吧。
业余宣传队, 我是积极分子
放了一年多的马, 变数来了, 我被调到15团宣传队。那是在1972年年初。为了活跃知青生活, 兵团组织了不少宣传队。连宣传队是业余的, 团宣传队是半专业的, 师一级宣传队是准专业的。
15团宣传队分成男演员、女演员和乐队三个班。我是男演员班班长。我们的服务对象一般是兵团连队, 有时也到鹤岗煤矿去演出, 帮助团里与煤矿搞好关系, 好搞点儿煤烧。那时, 演京剧也没什么录像资料可以借鉴模仿, 只能根据看电影的印象来演。
我这人善说而不善唱, 这个弱点在演样板戏时显出来了。演京剧《沙家浜》片断时, 队里考虑到我的这个情况, 决定让我演唱词最少的程书记, 就唱四句:“病情不重休惦念, 心静自然少忧烦。家中有人勤照看, 草药一剂保平安。”我唱到“草药一剂”的“一”字时上不去, 总需要台边儿的人帮我唱一嗓子带过去。
因为不能唱, 队里在排练京剧《海港》片段时, 把我“发配”到后台, 舞美、电工、木工什么都来, 队里的布景、道具、灯光都由我和刘师傅管。我俩用纸浆一层层地糊出了港口的桩子, 又画天幕灯, 做变形阁, 描绘海港的蓝天……
那时讲“一帮一, 一对红”。可能是我平时官话说得太多了吧, 曾经一度被孤立。印象最深的是到佳木斯演出时, 大家到江滨公园去玩儿。有人招呼大家站在刘英俊英雄塑像前合影, 可当我走过去时, 却谁都不吱声了。
这件事给了我不小的震动, 很长时间我都在想:“我的人缘何至于如此之差?”我写信向父亲诉苦, 他回信引了一句话:“水至清则无鱼, 人至察则无徒。”
慢慢地我才明白, 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凡事只觉得自己对, 那还得了。
当一名专业演员, 成了我的新梦想
随着时间的推移, 建设边疆的使命对我失去了吸引力。走上更高更大的艺术舞台, 当一名专业演员, 成了我的新梦想。
利用回家探亲的机会, 我先后考过济南军区文工团、总政文工团和战友文工团。最后, 战友文工团决定录取我, 起关键作用的是招生股的王伍福, 他就是后来总在电影里演*德朱**的那个特型演员。
回兵团后, 我接到了老王寄来的商调函, 内容大概是:考生业务通过, 请将档案寄来。
我拿着这封信, 忐忑不安地准备去找领导要档案。站在团政委的办公室门前, 我犹豫了。报考部队文工团是我在探亲时做的个人决定, 根据我对政委的了解, 我能猜到向他交出这封信的结果, 我甚至能想象出他黑着脸拒绝我时的口气。
我在楼道里站了很长时间, 最后还是放弃了要档案, 之前的一切报考努力, 全都付之东流。
此时, 能够帮助我名正言顺返城的理由, 就剩下了一个——我这条病腿。
1976年, 我开始办理相关手续。医生在检查了我的病情后说:“你为什么不早来?以你的情况, 返城不就是一个图章的事吗?”
听到这句话, 我的眼泪一下就流了出来。为了来兵团, 我曾经极力掩盖这条腿的毛病, 而现在为了离开兵团, 我又要拿这条病腿说事儿。我的人生曾那么真实, 又那么不真实。
1977年1月末, 我结束了8年的北大荒生活回到北京。说老实话, 兵团有不少知青很有艺术天赋, 论唱歌跳舞都比我强, 只是他们的运气没有我好。我返城不久就赶上空一政话剧团招人。考试演小品, 我的题目是《刷马》。眼前空无一物, 但一我把刷马的动作演活了, 考官一眼就看出我有生活积淀。在我穿上梦寐以求的绿军装的第一天, 我在回家的路上特别希望能碰见熟人, 好显摆显摆。可惜啊, 一个也没遇着!
返城后, 我第一年就在空政话剧团入了*党**, 而且年年受嘉奖, 但我心若止水, 并不觉得怎样。这是我在兵团的收获, 总结起来就是三个字——承受力。这种能力不仅让我能够面对困难, 也能够面对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