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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烧烤降温，贵州榕江县的村超顺势拿下网红接力棒。
一群普通的村民，来自各行各业，干着最平常的工作，却在足球场上展现了非凡的天赋。
倒挂金钩，彩虹过人，零角度射门、超远距离任意球，网友们惊呼，这哪里是村超，分明是英超嘛。
范志毅、欧文、陈百强等一众明星纷纷凑热闹，名嘴韩乔生甚至不远千里赶赴现场激情解说，连外交部华春莹也发推文盛赞这是“伟大的比赛”。
一时间，贵州村超引来全网围观，人气瞬间碾压中超，也让国足再次沦为群嘲的靶子。
“原来不是中国足球不行，是中国男足不行。”
“建议国家队就地解散，重新从村超球队里招人。”
“中国其实不缺天王巨星，只是咱们的C罗在开货车，咱们的梅西在开肉铺。”
榕江县县长也不失时机地表示：村超会一直办下去，之后还会广发英雄帖，欢迎全国各村各县的代表队前来参赛。
目前，村超在全网的*放播**量已经过亿，全国人民都当起了它的啦啦队。
村超也为小县城带来了消费井喷。据美团数据显示，6月9日到11日，榕江县餐饮、宾馆、超市的搜索量同比增长74%。实体门店的即时订单量环比增长超50%，整个榕江县的旅游收入超过了1.3亿元。
其实，这不是贵州第一次成为全网的欢乐源泉。
去年，来自贵州苗寨的村BA已经刷爆各大社交平台，吸引央视下场跟踪报道。
如今，村BA已不再是一场村子里的比赛，而是演变成全国性的乡村体育盛事。
毫无疑问，榕江的村超也会复刻相似的路线。
成为网红实属不易，但从“网红”进化为“长红”则更难。
火遍全网的村超，能否为榕江县乃至全贵州带来持续的影响力？
这个问题暂时不好回答，但我们已经能找到些许蛛丝马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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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榕江县有着80多年的足球文化。
上世纪40年代，为躲避战祸，广西大学搬迁至榕江，一开始他们只是在学校里踢足球，渐渐把这项运动普及到当地。
长期的贫困与闭塞，并没有磨灭这座小县城对足球的热爱。
2002年，由于没钱盖专业的足球场地，当地村民在河边的河沙坝里用锄头整整挖了两个月，硬是挖出了一个足球场，之后定期让每个村组队参赛。
自此，村超应运而生。
没有品牌赞助，没有电视转播，没有一个球星，球员的参赛经费由村子筹资提供，冠军的奖励就是一头牛，村民们用最简陋的装备，踢着最纯粹的足球。
彼时的榕江县鲜为人知，贫穷落后稀释了它的存在感。可当地人却用自己的行动证明：这里是一个为足球而生的地方。
在榕江全县38.5万人口中，有近5万人会踢足球，占全县人口的26%。
榕江有超过40支球队，有国家一级足球运动员20人，二级足球运动员147人，足协注册球员超过1200人。
曾经的榕江县没有一座专业足球场，而今却拥有14座标准足球场，且全部免费开放，连邻村的人都时常过来蹭场地。
2021年，榕江被评为全国首批县域足球典型县。
显然，村超的“火爆”，源自榕江足球固有的硬实力。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基本是全民自下而上组织的，政府仅仅在其中扮演了辅助和服务者的角色。
也正因为如此，你才能看到一场场相对高质量的比赛。尽管所有队员皆以业余身份参赛，却打出了接近于专业联赛的水平。
但这并不是贵州村超火爆出圈最根本的原因。
村超的奇迹，很大程度上与它的“人设”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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榕江曾经是全国级贫困县，直到2020年才刚刚“摘帽”。
这座毫不起眼的穷乡僻壤，却有着极为悠久的足球传统。当地人踢球，不图名利，只为自娱自乐。
这种单纯的”快乐“，让城里人羡慕的同时，也刷新了他们的认知。
对熟悉世界杯与欧洲五大联赛的观众而言，他们习惯了电视里的大牌与豪门，却突然发现一座偏远的小山村正举行着一场奇葩的足球赛，而且踢得还不赖。
就像吃腻了大鱼大肉的人，让他品尝一下农家乐，瞬间破防。
榕江县的乡村足球，就如同一桌的农家乐，生态有机，野味十足，带着浓郁的自然气息，与这个精致的社会形成鲜明反差。 带给我们快乐的同时，也给人一种独特的治愈感，这是职业体育比赛无法提供的。
还有个重要原因，就是咱们国足实在不争气，踢了几十年，到现在还像个巨婴，不停透支着球迷的期望值。
中超也好不到哪儿去，每年烧那么多钱，养了一堆天价球员，水平却不见长进。赢球不会，闹笑话的本事倒有一大堆。
久而久之，人们对“庙堂”失去信心，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江湖”之中。
村超的火爆，很大程度源于这帮正规军的“衬托”。
既然国军打仗拉胯，还不如看游击队的表现，没准还能干翻皇军一个师团呢！
就此而言，村超最大限度收获了民众的共情，加之乡村足球本身特有的喜剧色彩与观赏性，终于掀起了一轮现象级的传播事件。
然而，村超要想走得更远，还得背靠一棵更大的巨树，那就是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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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贵州是全国最穷的省份之一。
“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是小学地理课留给我们的普遍印象。
但贵州也是一座宝藏之地，这里冬暖夏凉，山川秀丽，少数民族众多，甚至被人比作东方的“瑞士”。
而且贵州相比其他省份别有一番风味。
这里尽管历史悠久，但长时间未受到中原文化的浸染，某种程度上仍保留着些许“蛮夷”气息。尤其到了现代，这种“野生”的地域文化，是城里人心驰神往的。
城里人逛遍了名山大川，见多了名胜古迹，他们现在更需要体验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既远离喧嚣，又不乏生机盎然的生活。
这正是贵州能给予他们的。
因为贵州不仅有黄果树、百里杜鹃，高原明珠草海这些传统景点，还有生机勃勃的乡村生活，如果前者是餐桌上的“硬菜”，后者就是饭后的“点心”。
除了村超，贵州还有村BA，还有坝陵河大桥的蹦极，以及大大小小的乡村特色节目，这些新鲜刺激的运动，给古老的山寨注入了强劲的生命力。
当传统景点与这些来自乡村的民间运动，极限项目结合，就能打造出一个属于贵州的IP矩阵。
所以贵州村超的火爆，本质上是这个IP矩阵持续发酵，从而酝酿成全民话题。
贵州过去之所以穷困，根本原因在于交通。
崇山峻岭，阻隔了文明的脚步。为了让贵州告别贫穷，从2000年开始，这里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造路运动。尤其是2015年以后，贵州的公路、铁路、民航等基础设施投资开启了高位增长。
五年前因工作原因我去过一趟贵州，最让我惊叹是当地的大桥。
宏伟的大桥横跨群山，穿越天堑，将一座座县城与村寨连接起来。还有数不尽的隧道，将山岭打通，就像一条条血管流进大山深处。
当地的一位工程负责人告诉我，大桥建成之前，从山村到县城的路程得花几天时间，而现在，仅需二三个小时就能完成。
在全世界高桥前100名中，贵州占了50座。排名前十的高桥中，贵州拥有5座。
这些基础设施投入，让贵州旅游业获得了丰厚的回报。疫情前的2019年，贵州总共接待游客8.26亿人次，同比增长22.8%，旅游总收入达到947亿元，同比增长20.7%。
2020年，贵州省集中开展“六网会战”，所谓“六网”，即水网、电网、地下管网、油气网、互联网，总投资达到了2200亿元，其中，路网的投资占总投资比重的68%。
随着沪昆高铁贵州段的正式通车，贵州与长三角、京津冀的空间距离也大幅压缩。
黔深欧、黔新欧等铁路的开通，则让贵州搭上了通往全球经济的专列。
正是这些，让贵州从昔日的穷乡僻壤，实现了凤凰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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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战略学者王志纲将旅游产业分为三个阶段。
1.0时代是观光旅游，大家抱着猎奇的心态到处逛逛，相应就有了景区和景点，以及赖以为生的”门票经济“。
2.0时代的休闲旅游，除了游山玩水，还得有吃喝玩乐，西双版纳、丽江这些度假胜地，就是这类模式的典型代表。
到了3.0时代，随着人们时间与消费的增加，开始追求一种新的旅游方式，不再仅仅是游山玩水，也不再是单纯的度假，而是去体验一种生活。
这里的生活，不一定是诗与远方，也可以是人间烟火，它就隐藏在某个不知名的角落，就像淄博烧烤与贵州村超。
这些都不是常规意义上的著名景点，没有名山大川，没有纸醉金迷，也没有高消费，却有着大城市所无法提供的松弛感。
在这里玩，仅仅是体验快乐，体验不一样的节奏，你也无需在朋友圈装X，晒酒店阳台上的拉菲。
毕竟我们卷都卷麻了，装也装累了，需要一点点痛快淋漓的酸爽。
这恐怕是未来旅游业的趋势，上能通天，下能接地，上上下下，游刃有余。
难道这不就是大多数人孜孜以求的吗？
从这个意义上，贵州村超不仅代表了一座乡村的生猛活力，也代表了一种久违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