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足球俱乐部财务危机的发生场所和领域涵盖各个环节，无论是在筹资、运营还是收益分配等财务活动过程中，其发生财务收益与预期收益产生偏差从而造成不利影响的可能均为风险。
不同职业俱乐部所面临的财务风险类型也不相同 ，对于职业化改革历史较短、运营机制尚不健全的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来说，筹资风险和投资风险是其面临的主要财务风险。
职业（市场）化的主要目的是使运动项目以职业体育组织（如俱乐部）的形式，按照现代企业管理模式对其进行运营和约束。
同一般型企业，导致职业俱乐部生财务风险的的因素有很多， 我们可将诱发因素划分为外部诱因和内部动机。
外部诱因
外部经济风险客观存在
职业足球俱乐部所面临的外部经济风险一般是指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或当前的社会经济状况的变化或波动导致俱乐部日常经营和管理发生不确定性的概率，比如，国家货币发生通货膨胀、居民收入水平下降，俱乐部门票、转播收入直线下滑，以竞赛表演业为核心的体育产业将遭受重创，俱乐部的经营压力随之升高，经济低迷引起的俱乐部破产现象将接踵而至。
此外，与宏观经济政策息息相关的税收政策也会给足球俱乐部的运营带来不确定性，例如， 2016年国内开始实施的“营改增”政策中体育服务业部分纳税人税负不降反升， 增加了俱乐部财政负担，提高了俱乐部的财务风险。
联赛竞争失衡
随着卫星电视、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足球俱乐部的融资渠道也在不断扩增，由转播行业兴起带动的俱乐部整体商业价值正逐步提高。
然而，各俱乐部收入的增长份额并不在同一水平，已有研究证明财富愈加集中在少数俱乐部中， 以欧洲5大联赛为例，中小俱乐部的竞争实力逐渐弱化 ，少数俱乐部长期把控“寡头优势”，俱乐部间的竞争逐渐失衡。尤其是像尤文图斯、曼彻斯特联等欧洲豪门俱乐部，其历史底蕴深厚、竞技水平高超，多年累积的球迷基数也数倍于其他俱乐部，俱乐部的品牌形象早已深入人心。
这些豪门俱乐部除了收获冠军头衔，在整体营业收入上也翻了几番，他们通过不断扩张的经济实力继续招募最优秀的运动员，提升竞技水平的同时实现了新一轮的良性循环。
比起豪门俱乐部运营水平有增无减的强劲势头， 联赛排名中下游的“边缘”俱乐部因其知名度和市场份额等原因收入增长甚微，生存环境愈加恶劣，财政状况高度紧张。
加之1995年“博斯曼法案”的出台导致球员身价、转会费持续走高，联赛中下游俱乐部收入增长幅度更加难以抵消支出的巨额增长，俱乐部因此遭遇巨大财政风险，多家俱乐部因此破产倒闭，此类现象在中国职业联赛中更是常见。
这种“失衡”现象直接导致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贫富差距进一步增大，中小俱乐部财务风险直线上升，联赛的可持续发展也将遭受威胁。
行政组织的约束和干预
以我国职业足球俱乐部为例，1992年的“红山口”会议距今已经过去20余年，各地方专业足球队组织形式已由最初政府投资逐渐过渡到政企合办或者企业独资。
然而， 我国职业足球俱乐部仍未完全摆脱传统体制制约—政府参与管理的惯性 。行政约束是来自政府等领导层面的“自带属性”，当球队利益与地方政绩产生直接“冲突”时，俱乐部经济利益往往是被动牺牲品。
政府的干预使得俱乐部的财务管理变成了由政府主导的一项简单的财务核算流程，失去了“管理”职能。
所以， 以行政干预的方式来参与甚至主导职业俱乐部的运营 ，不但违背了“政企分开、管理科学、权责明确、产权清晰”的现代企业管理理念，同时给俱乐部日常运营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导致财务审计被架空，经济利益得不到有效保障，财务风险居高不下。
联赛治理失衡
以中超职业联赛治理体系为例，我国目前联赛治理特征可以总结为治理目标官方主导、治理主体虚实映射和治理结构纵向垂直， 这种治理方式直接造成以下2种局面：
（1）联赛缺乏科学合理的顶层设计和治理方案。
目前，足协以中超公司的形式继续经营职业联赛，并在联赛治理决策中占据主导权，形成一定意义上的权利垄断，这造成相关政策的出台过于盲目、草率，缺乏相应监管。
例如，2018年足协在毫无任何预先通知的情况下颁布的“引援调节费”政策，该政策不仅增加了各俱乐部的引援难度还导致俱乐部蒙受巨大经济损失；
（2）俱乐部经济效益遭受压迫。
中超联赛的“钱、权、人”等核心要素 仍掌握在中国足球协会等行政管理机构手上，这导致俱乐部资本可利用性降低。
中国足协的相关官方文件明确表示，俱乐部附属的商务开发权、媒体版权和利益分配权由足协拥有并管理，俱乐部没有权力和资格参与开发，这种版权垄断行为直接损害了联赛赞助商的经济利益，导致俱乐部的分成收入减少。
所以，无论是联赛制度的设计失衡还是足协的过度干预，两者都是引发利益边界失衡的根源所在，而最终的承担者都是各家俱乐部，致使财务危机成为常态。
内部动机
股权结构单一
俱乐部中不同性质的股份配比及不同股东之间的所有权关系称之为股权结构。股权结构的决定了俱乐部内部治理结构，与俱乐部决策行为、绩效和财务风险息息相关。张孝堂提出： 企业股权集中度和财务风险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股权集中度越高，俱乐部财务风险也越高。
以中超足球俱乐部为例，由于职业改革时间较短、俱乐部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在16只支中超球队中， 绝大多数俱乐部只有1-2个股东，“一股独大”现象较为普遍。
而目前国内俱乐部目前实现营收平衡的可能性较低，高度集中化的股权结构外加长期亏损使的俱乐部股东（所有人）更加不堪重负，一旦主要股东（投资人）因种种原因出现资金链断裂，俱乐部的整体运营将岌岌可危，随时都面临被托管或解散的风险。
例如，在宣布解散的天津权健和延边富德俱乐部就是典型的例子，此前名震一时的意大利帕尔马和AC米兰俱乐部也是由于股东撤资后资金链断裂最终申请破产清算和被相关管理机构接管。股权结构单一是引发俱乐部财务风险上升的因素之一。
比赛成绩起伏不定
英国足球超级联赛（简称英超）是世界上起步最早，运营体系最完善的联赛。商业、转播和比赛日收入是英格兰职业足球俱乐部收入渠道的主要来源，其中转播收入与联赛成绩直接挂钩。准确的说，俱乐部的比赛成绩越好，收入水平越高。 这一结论在国内外俱乐部都得到了印证。
在国内，2013年广州恒大淘宝俱乐部足协杯与贵州人和会师决赛，收获亚军、亚冠方面进入决赛并夺取冠军；2015年，俱乐部成功卫冕中超联赛五连冠，并再次登顶亚冠联赛，通过查阅广州恒大财务报表发现，2014和2015赛季俱乐部营业总收入与同期相比均增加超过10%。
在欧洲，曾征战英超联赛的利兹联和朴茨茅斯俱乐部为获得欧冠席位大量引入球员，本以为稳操胜券，但整赛季俱乐部高开低走、起伏不定，最终因赛季末积分不足，与欧冠资格失之交臂。
这种局面造成俱乐部负债缠身，难逃降入低级别联赛和被托管的命运。 由此可见，当俱乐部比赛成绩持续向好时，营业收入会相应增加，但当俱乐部成绩出现下滑甚至降级时，收入将遭受打击，整体财务风险也随之升高。
投资决策失误
在进行专家访谈时，曾就职于国际足球管理公司项目负责人李天乐认为， 投资缺乏合理规划、盲目投资是当前俱乐部发生投资亏损的主要原因。
职业足球具有行业特殊性，具体表现在俱乐部中球员和主教练的无形资产比例占据球队总资产一半以上甚至更多。所以，球员的转会与续约以及新任主教练的选择等内部决策都将直接左右俱乐部的投资风险，进而关乎俱乐部的财政健康。
例如，高价买入不适应球队的技战术风格的球员、新援临场发挥与预期差距造大、教练员执教水平被高估等因素都将造成球队整体实力下滑、球队陷入被动，使得联赛和杯赛实力受损，进而引发球迷的不满情绪， 这些因素都将间接提高俱乐部的财政风险。
例如，巴萨罗那俱乐部在2018年1月以队史第三转会费的高价1.6亿欧元将巴西球星库蒂尼奥引入，令人失望的是，后者整赛季状态低迷，实际表现与预期差之千里，最终被冠以最昂贵的“水货”称号；2017年6月，江苏苏宁俱乐部重金引入新任主教练卡佩罗，但经检验其战术风格并不适用于国内联赛，在他执教的24场正式比赛中，只拿到了8场胜利。
卡佩罗的中超生涯除了率队保级和提拔新人， 并未给俱乐部创造更多价值，这与其高达千万欧元的年薪大有径庭。由此可见，俱乐部用人选人等决策问题不仅关乎全队的比赛成绩，更与俱乐部的财政健康休戚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