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初,在突破了“高大全”的桎梏后,
粗线条的“小生”们,成为新的男性美标准。
因出演《快乐的单身汉》主人公石奇龙等为代表的阳刚人物,造就了刘信义“硬朗小生”的银幕形象。
临时救场,改变人生轨迹
1996年拍《有话好好说》的时候,张艺谋最初的设想是让陈道明去演老板刘德龙。主演姜文则有些不同的想法:“这个人开夜总会的,演员得有那分量,刘信义演合适。”只是顾虑到刘信义现在开公司干的正欢,未必会出演。张艺谋的制片人和刘信义私交很好,提起这事,刘信义欣然同意:“老谋子的戏可以啊。”他说自己毕竟是演员,碰到好的剧本和导演还是会演。
如果没有参演话剧《八一风暴》,刘信义或许仍然手执画笔,或许也已是成功商人,只是可能没有聚光灯下光环笼罩的电影青春。
与今日有些流程化的“造星”不同,上世纪80年代的演员出身自社会各种职业和阶层,那一时期电影语言的新鲜、富于变化,与这些人思想气质的多样化分不开。刘信义最初的理想,在体育和美术领域。他的父亲是个画家,因为这个历史问题,初中毕业后没有正式单位接收。尽管读书时成绩名列前茅,但在那个只看出身的年代,知识是被贬低的。他曾经考过山东艺术学院,分数很高,同样因为家庭原因没有被录取。母亲身体不好,父亲被批斗,家里需要他工作贴补家用。刘信义只能选择在社会上打零工,做搬运工、木工、舞美等临时工。没有正式工作,看多了时人的冷眼,考进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之前,他的心里一直憋着股劲儿。
1978年,青岛市南区文化馆计划排演话剧《八一风暴》,谁也没想到这会是青年刘信义生活的转折点。剧组找到他帮忙,因为他是青岛业余舞美中最好的一个。那时刘信义对表演已经有了些懵懂的认识。一些学唱歌的朋友对他说:“你嗓子和形象不错,可以学学朗诵。”有人送了他一本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的自我修养》,正是这本书给了他最初的启蒙,引发了他对表演的兴趣。
剧组提供的报酬寥寥无几,刘信义提出可以用教自己表演来交换,专业出身的导演一口答应:“这太容易了。”两个人兴趣相投,中午经常一起喝啤酒聊天。排练间隙,刘信义学了些表演朗诵的技巧。
像蝴蝶效应一样,“混沌”初始的微小变化,可能引起结果的巨大差异,人生轨迹往往改变自一两件小事。《八一风暴》排练的过程中,饰演贺龙的是位专业演员,突然有一天不来了,提出车接车送之类种种条件。这些要求对于区剧团而言近乎刁难。主演*工罢**,排练难以为继。导演十分气愤,突发奇想,对一旁画布景的刘信义说:“回去你准备一下这几段戏。”
一直闷头画画的刘信义,从没看过剧本。捏着导演给的几页纸,回去预备了一下。几天后,他投入情绪念了一段独白,导演很欣赏:“你很有悟性,这就好。跟你商量件事,演贺龙的演员现在有点问题,你敢不敢演?”面对突如其来的邀请,刘信义觉得有些夸张。毕竟是出大戏,主要演员要么来自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要么是军区话剧团转业,专业功底经验丰富。而他,还是破题第一遭。导演说:“你声音、形象、个头都好,再往人物上找找就行了。”见他还有些犹疑,导演鼓励道:“哪有谁是上去就会演戏的?有些人训练两年还是不能登台,你稍一辅导肯定行。”从此开始了对他的“秘密培训”:只给他一个人排练舞台位置,没走过台,也没跟别的演员对过戏。
不久联排开始,区里领导前来审查。那位犯了角儿脾气的演员仍然不来,场面陷入僵局。这时导演站出来:“我们这儿还有个B组的候选。”所有人的第一反应都是“不可能”,平时排练从没见过另一位“贺龙”。这部话剧有七十来个演员,看见刘信义走上台去,有人大喊:“他不是演员!”导演说:“你怎么知道他不是演员?他演得好着呢。”联排结束,刘信义的“贺龙”得到了普遍认可。至于原来排练过的那位,导演留下一句话:“你不用来了。”
1978年国家各大院校正式开始招生。国家话剧院的前身——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第一年到青岛招生。招生组来到青岛,四处打听条件比较好的年轻人,有人向老师们推荐了刘信义。招生组找了他好几天,他没去考。如今是影视公司老总的刘信义,回想起那时的裹足不前,很感慨:青年艺术剧院名头太大,对当时青岛的青年人来说,考到省里已经很了不起,冠以“中国”两字的地方简直可以称之为神圣。三四天时间,招生老师找到青岛市文化宫,文化宫又找到刘信义所在的卷烟厂。刘信义决定下班后试一试。那天是考试最后一天,五点多钟招生即将结束时,他赶到了。考试十分顺利,不久前还是临时工的刘信义,成了国家级剧院的一员。
忙碌的单身汉
谈到话剧表演,刘信义说,好的话剧演员演电影游刃有余,电影演员未必能演话剧,首先声音就很难过关。尽管过了知天命之年,他发声仍带有话剧舞台的痕迹,宏亮有磁性。在青年艺术剧院的日子,他过得忙碌而又充实。学员们每天练习台词、形体,一点点打磨着自己的演技。1980年他开始在剧院跑龙套,1981年正式演出,巡回演了两百多场。剧院里的年轻人要经历好几年的历练,才能担纲主演成台柱子。当时的刘信义正在磨练中。
生活常常在人们以为如此延伸的时候,突然现出另一种可能。1982年,丁荫楠筹备拍摄《逆光》,从珠影来到北京。当时的导演选演员很喜欢到青年艺术剧院——那里新招收了不少天资颇高的青年演员。正好赶上有演出,剧院给了他两张票。座位离舞台比较近,演员的表情、状态、松弛度尽收眼底。刘信义在剧中饰演一个工人,有场戏是一边跟跟姐姐聊天一边做木工活儿。有过木工经验的他专门要了件道具,一举手一投足惟妙惟肖,戏做得十分逼真。演出结束,丁荫楠来到刘信义的宿舍,一番交谈之后,丁荫楠给了他另一个工人角色——《逆光》里的船厂工人黄毛。
作为自己的第一部电影作品,刘信义给了《逆光》很高的评价,这是一部饱含对现时、过去和未来的思考的艺术电影,有着诗化的镜头语言,深沉、优美而不晦涩。这部戏筹备时间很长。导演丁荫楠有新的想法和敏锐的捕捉力,摄影师魏铎对转化为镜头的场景丝毫不肯马虎,一定要拍到上海的春雨。剧组抵达上海的时间是三月,为了等那几场淅淅沥沥的春雨,拍摄延长到五六月,后来《逆光》摘得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摄影奖。那段时间,刘信义每天和丁荫楠讨论戏,交流中达到了默契。
没想到初次“触电”的1982年会这么忙碌。《逆光》拍得细致唯美,还没结束,北影厂来人找刘信义去拍《血,总是热的》,出演设计师申华。剧中有素描的场面,要求演员有美术功底,这远比外型要求难得多。《血,总是热的》剧组听人说有这么一位画笔了得的演员,被丁荫楠找去拍戏,就辗转到上海找到了刘信义。回到北京,刘信义跟导演文彦见了面。第一次见面,文彦对他的经历、气质很欣赏:“就是你了。”到了现场,也不提什么要求。《血,总是热的》在无锡取景,上海那边《逆光》剧组还有些戏要补,于是刘信义往返于两个剧组之间。早上五点多从上海乘火车,七点多到无锡,八点进剧组开始拍戏,吃了饭就登上火车回上海。这样的生活持续到《逆光》补拍结束。
《血,总是热的》拍到一半,上影厂《快乐的单身汉》又找到了刘信义演年男一号石奇龙。这个角色给他带来了1984年第7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配角奖,让他迅速成为最受观众欢迎的“硬朗小生”。这是部青春喜剧,中华造船厂锻工车间有一群“快乐的单身汉”,每个小伙子性格都十分鲜明。特别是班长石奇龙,为人豪爽仗义,面对比自己年轻的小丁老师,一开始不服气大闹课堂,明白建设四个现代化中文化的重要性后又带头学习,自尊心强的他宁可求助“土秀才”刘铁,也不去问丁玉洁。经过一段时间相处,石奇龙爱上了丁玉洁。但当他得知她与自己的朋友刘铁是因为门第观念被拆散的恋人时,抑制住自己的感情,撮合了这对鸳鸯。
石奇龙是这部电影绝对的主角,之所以拿最佳男配,是出于上影厂的策略。当年拷贝发到一两百个就是很好的电影了,《快乐的单身汉》发行了五百多个,报道铺天盖地,街头巷尾广受欢迎。当年申报评选大众电影百花奖,上影厂觉得刘信义有百分之八十的机会拿奖,但上影影片《血,总是热的》的主人公罗心刚的扮演者杨在葆,在影片最后大段独白掷地有声,技惊四座,各方面综合起来有百分百的把握拿最佳男主角奖。一个演的是上影厂的戏,一个是上影厂的演员,两人同时竞争最佳男主角必有一个拿不到,他们觉得不甘心。也不知谁出的主意,给刘信义报了男配,果然两个奖项一同花落上影。
聊起当年的拍摄,刘信义最大的感触就是“快乐”。《逆光》拍摄时有段小插曲,史钟麒演的电工姜维整天骑摩托车招摇过市,被黄毛打了一拳。刘信义练过武,出手较重。史钟麒向前一冲,结结实实挨了一拳,拍出来效果很真实。史钟麒是上海芭蕾舞团舞蹈演员出身,身体好,当时没说什么,事后给他打电话:“胸口疼了好久。”平时大家关系亲密,刘信义听得心里难过:“对不起,我请你吃饭吧。” 史钟麒说:“我知道你也不是故意的。”
跟杨在葆合作《血,总是热的》时,吃完饭他到杨在葆屋里下象棋,手谈中学到了不少表演经验。《快乐的单身汉》剧组演员在上海钢厂生活实践了一星期,每天跟工人一起出工打铁。拍摄之前,小伙子们在“单身汉宿舍”住了七八天,跟一家人一样,电影的场景就设在那里。谁没回来吃饭有人给留着,买什么东西也都记得带一份。拍戏或外出都是一群人集体活动,没拍过戏的人也不紧张,电影的真实正来源于朝夕相处的亲密自然之中。
没有替身的骑马戏
演员这行的艰苦旁人无法看到,常常只注意到他们头上的耀眼光环。1983年上影拍摄的《漂泊奇遇》,其中的马戏就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的。刘信义饰演土匪夜白飞,就有大量的骑马戏。上影厂让他到骑兵连学习。小战士一上来就把他拉到马背上:“刘老师,上去。”刘信义刚一上马,那马就狂奔出去。骑马要靠膝盖夹住,不能坐在马鞍上。尤其是慢跑,上下颠簸剧烈。小战士没告诉他,一段路跑下来刘信义磨掉一层皮,回到住处发现衣服跟皮黏在一起。前四五天他只能趴着睡,不能翻身。第五六天习惯了,开始跑远路。几十公里一口气跑下来,几个人策马回去。剧烈运动后不能立刻停下来休息,应该给马一段缓冲,骑兵连的小战士们没想到这点。刘信义的马性子有点烈,不能看见别的马跑在前面,一直追逐着跑回军营。刘信义刚一勒住马,它突然口吐白沫倒地不起。小战士说:“这两匹好好的,这匹怎么有点犯浑,装的吧?”上前踢了一脚,马蹬了两下腿,一翻眼睛,这时叫军医来已经迟了。上影厂赔了部队几千元,训练提早结束。
有一场戏是夜白飞救出一个女子,在山涧上飞奔反身打枪。剧组找了个战士男扮女装,戴上假发,双手反绑。刘信义觉得这么绑着太危险,但剧组认为这样拍出来更真实。夜白飞一手搂着女子,控着马,回身打枪,还要追求速度。山路狭窄,脚下是悬崖头顶是峭壁,而且是一段下坡。马跑下坡喜欢贴着石壁,它觉得跑外面比较危险。越跑离石头越近,刘信义打完枪一抬头,大事不好:马斜着跑,自己身材魁梧,还要拉着战士,都往一侧倾斜,紧贴着石头边儿过去了;再跑几步,两个人会迎头撞上巨石。一刹那,刘信义拉着战士从马背上顺下去,马嗖的一声奔到前方。小战士没有心理准备,看到石头时已经吓蒙了,头冲下一栽倒,连肉带皮蹭着碎石头,四五条血印子,陷进肉里去很深。拍第二条的时候,小伙子吓得够呛,刘信义安慰他说:“咱们再来一趟吧。不绑了,你手抓着坐垫,控制好自己,这回慢点儿跑。”这次,刘信义控着马往外面跑一点,总算是有惊无险完成拍摄。
走自己选择的路
就像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里的故事,经历过90年代初期的人,对那段时间出国热都记忆犹新。在事业巅峰时期,或许是对做演员所受的限制不满,或许是隐约感觉到中国电影市场的嬗变,刘信义突然出国留学,这个决定在当时大胆而且前卫。但到了人们踊跃出国的时候,他又出人意表地回来了,还带回了美国的制作理念。
1984年,在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之前,刘信义到浙江一个镇上拍戏。有一天五点多天还亮着,收工回来,刘信义愕然发现整个镇上水泄不通。本以为镇上发生了什么事,越瞧越不对,所有人都是冲着上影厂剧组来的,潮水般的人群跟着剧组回招待所,要看刘信义。招待所严守门禁,刘信义也不敢出门。吃完晚饭,一部分人离开了,还有些很执著的从天不黑等到十一点。制片无可奈何地敲开刘信义的门:“你还是出去吧,要不组里都没法休息。”他走到窗口,跟大家开几个玩笑,人们才渐渐散去。
刘信义考进青年艺术剧院之前,中戏已经把他的档案调走又退回来,因为超龄。很快南京空军拿走了他的档案,只等本人同意。进部队可以穿军装、入*党**,还许诺提干,一下子从“黑五类”翻身,条件开得十分诱人。他为这件事思想斗争了很久。犹豫何去何从的时候,青年艺术剧院的两个老师问他:“你知道我们单位么?”他们介绍了话剧院的影响力,又分析了部队的情况,说当兵将来可能要面临转业,表演可能会因此中断……谈了两个多小时,刘信义把档案从空军那里要了回来。
进入国家级的话剧院,对青年刘信义而言已经是一件扬眉吐气的事。而还在单位的培养之中,他又被借去拍电影。一开始觉得电影挺神秘的,进入之后发现话剧表演跟电影表演殊途同归,只看个人的悟性。第一年拍电影就赶上三部好戏,一下子跻身到一线演员之列,名声荣誉来得很突然。每个阶段,消化了自己的进步之后,他都在面临新的选择。
1990年,刘信义因脚伤推掉了很多演出。也因为这次受伤,他对自己的人生规划有了新的想法。那是拍摄电视剧《雍正皇帝》受的伤。这部电视剧的武打都是他亲力亲为,摄制组没有威亚,全凭演员自己平衡身体。有一个镜头是雍正跳起来飞脚踢两个人再落到地上,拍了几遍还不过关。摄制组不太专业,找的场地是一处公园。最后一条总算完成,但刘信义穿的是布鞋,落下去只听见“咔吧”一声,脚挫到了一块石头上,当时疼得无法动弹。制片还在担心:“怎么办,就租了一天的场地。”此时已经是下午五点多,刘信义要了壶水把脚冰一冰,咬着牙继续拍打戏。因为伤痛脚一直颤抖,无法落地,刘信义只能靠一条腿支撑着。在拍和武士练拳,打过去再回身落肘的镜头时,他控制不住力道,对方起得早,啪一拳一回手,又是“咔吧”一声,那个演员鼻梁断了。一小时中发生了两起事故,剧组的不专业脱不了干系。
当天晚上,刘信义到北京一家医院拍片子,一个实习生接待他,看片子说没断。第二天摄制组出发去长春,既然没有断,还是要去拍戏。如此拍摄了几天,痛到难以入睡,刘信义不得不再去照片子。这次的结果是骨头倾斜断开,又长到了一起。剧组找了一位私人医生,没打麻药,把他的脚生生拉开,导致他一度休克。尽管如此,他还是坚持到剧组杀青。
休养期间,刘信义回顾了拍戏这些年的感受。就像这次拍戏受伤,摄制组难免不尽如人意。拍戏像捧水一样,捧得好就漏得少,各部门不可能滴水不漏。刚进电影圈的兴奋,逐渐被理性思考取代。他喜爱表演,但做演员很被动,总在被选择,不符合他的性格。80年代末,国内很多戏因质量问题不让播,刘信义希望将来自己能控制一个摄制组,或许留下的遗憾会少一些。
问及出国时别人的看法,刘信义说:“我一向不在意别人怎么看。当年我父亲希望我成个画家。我有一次看到印象派的画,很吃惊,原来油画的色彩可以这样表现;也很感慨,印象派诞生差不多一百年国内才有所了解。学美术成功率很小,所以我选择了表演。从小我的路都是自己选择的,不是别人给设计好的,选了这条路你就要把它走好。”
申请到美国加州大学学习后,他辗转从欧洲来到学校,先读了一年语言。那时,刘信义到处走到处看,确定自己究竟想在美国呆多久。呼吸着美利坚的时尚空气,享受着当时国内无法想象的现代生活,作出判断并不容易。刘信义清晰地看到了文化上的隔膜,半年左右时间,他下了学成回国的决定。
刘信义说自己在美国那段生活非常简单,看电影和交朋友是主旋律。钱不够了就做点生意,期间还帮中央台拍了电视剧《新大陆》,到现在他还跟《新大陆》的美国摄影师有合作。他认识了些唱歌剧的、在酒吧里说单口相声的外国人,切身体会到了好莱坞的多元化。到美国不久,刘信义遇到赵丹的儿子在那边读书,经他介绍,刘信义跟着看了几部好莱坞电影的拍摄,转向的念头越来越明晰。很多人在90年代的出国潮中移民,刘信义却在一片向往国外生活的人潮中逆流而动,回国开办了自己的影视公司,转而从事制作。演而优则导、则制,今天俨然成了一种潮流。这一次,刘信义又走在了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