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辈子真是与通渭一中有缘
孙英章
现在的通渭县第一中学，“*革文**”后期名为通渭县高级中学，是通渭县的最高学府。那时，学校的主要建筑仍然是阎文丞在建校修建的那些教室、宿舍、办公室、木楼，木楼后面的土垅和上面的四合院还在，加上校园里的松树、柏树、柳树，丁香树和花草，显得古色古香，俨然是古代书院的气象。与民国时期所不同的是北面增加了两排坐北向南的人字梁平方教室，再往北面就是操场，操场的北边正中有一长方形土台，是学校开学生大会时的主席台，操场的东北角上是校办工厂，学校南面地势很低，称为南操场（现在是通渭一中家属小区），里面种着各种蔬菜。
虽然校园里面的景色显示出中国古典文化的色彩，但校门却是西洋风格，我如果站在校门前拍一张照片，拿到外地吹嘘说这是在莫斯科红场照的，不知底细的人一定不会怀疑。 出了校门，校门两边是砖瓦砌成的花园，里面种着花草和树，再向西往大街上走，左手边便是鸪鹭雁坑（据老人说这是当年筑通渭县城墙时取土而形成，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水就干涸没有，后来就楼房拨地而起，成了现在的文昌家苑小区），里面春夏秋三季碧水涟漪。特别是夏季，岸边倒柳摇曳，树上莺歌燕舞，水里蛙鸣鱼跃（我见过里面钓出过一尺多长的鱼），光屁股孩子游来游去（在一九七三年夏季有人在里面游泳溺死，县中队的战士打捞了一天），到了冬季结冰后又有人在里面滑冰，学生们戏称鸪鹭雁坑是通渭的小西湖，确实在当年是通渭县城的一景。
一九七二年春天，正月下旬的一天，我来到通渭中学开始读高中，我上高中正好遇上了*小平邓**复出，后来称为“回潮”的一个阶段，我们扎扎实实学了两年。在通渭中学给我代课的老师绝大部分是*革文**刚开始时毕业的本科大学生。班主任是黄继峰，湖南人，讲数学，*革文**结束后，调入西北民族学院，退休时为西北民族学院纪检书记。讲过语文的先后有张守忠，高维天，马继周，伍兴泽。余陶来代替高校长（高维天）讲了一节课，是鲁迅写的《藤野先生》，讲得实在好，记忆犹新，就是用普通话把那课文读一遍，也可使人陶醉。到后来余陶来调入定西教育学院任教授，高维天任定西教育学院的院长。伍兴泽任通渭秦剧团的团长、陇西二中校长。马继周任通渭一中副校长，张守忠代美术、退休时调入通渭二中。讲英语的高一级第一学期是一个名叫夏冰的女老师，脸特别细白，中等个，板书英语时，用手写体，读单词和课文时，又用课本挡着嘴，在讲台羞答答的，半年下来，我的英语学得很糟糕。第二学期英语课换成了王政老师，他对学生要求很严，讲课十分认真，板书是印刷体，讲音标时会站在讲台前边，嘴张得大大的，让学生看舌尖抵在口腔的上边或口腔的下边发音，从此后我的英语就大有起色了，王老师在一九七九年调到河北石家庄了。物理老师刚开始是王桂荣，后来是孙明亮，孙老师讲课通俗易懂。化学老师是龙瑞，听有些老师说龙老师的父亲很厉害，是兰化公司的总工程师，她是一个跛子(可能患过小儿麻痹症)，戴着近视镜，课堂上对学生很严厉，我们都很怕她。讲农业基础的是马仲康老师，他是四川人，四川大学毕业后，支援大西北，来到通渭中学，再也没有回去，他讲课用四川口音很难听懂。体育老师先后有张思信，赵明鼎，陈海山。音乐老师是王育安。张思信是靖远人，退休时任兰州体育馆馆长。赵明鼎是甘谷人，在通渭县可算是一个特殊人物，他生于一九二二年，在五十年代是解放军的体育名将，曾和斯大林握过手，毛*东泽**、*德朱**、周恩来等二十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过，一九五八年从部队转业，主动要求到通渭中学任教。在高中的这些老师中与我以后工作生活联系最紧密的是政治老师田应龙，他精力充沛，才思敏捷，思想活跃，上课深入浅出，引经据典，人又活泼，深受学生喜爱，到我高中毕业离校时，田老师升为学校革委会副主任，相当于现在的副校长。遗憾的是没有听上曾宪立和张忠莲的数学课。曾宪立是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在一九六二年招收的四名研究生之一（另外三名是钟家庆丶孙继广、陆洪文）。在*革文**初期犯了“错误”，于1971年来到了通渭县中学任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调到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任数学系主任，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是定西地区唯一的一个研究生，名气很大。张忠莲是个女老师，山东济南人，甘肃师大数学系毕业，个子修长，气质很好，听过课的学生都说课讲得非常清晰，是数学老师里面课讲得最好的。 这些老师虽然从大城市来到通渭这个偏远贫穷之地，但是落后，愚昧，艰苦的环境并没有磨掉他们的个性，他们特有的才情和过人的勤奋 ，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
高中的两年，生活是很艰苦的。我是住校生，一个宿舍里八个学生，睡通铺，最难受的是寒冬腊月，没有生炉子，那时还没有通电，也就没有电褥子，取暖的办法是在褥子下面铺麦草，晚自习结束的铃声响后，学生们端着煤油灯进入宿舍，就像钻进了冷库，往被窝里钻像钻冰窟窿，身体蜷缩成一团入睡了。第二天六点多钟，天还很黑，起床铃就响了，越冷越起不来，经常被班主任的敲门声逼着起床。吃饭大部分学生靠自炊，用家里拿来的洋麦秆，在学校用泥土垒成的一排排小锅台上，搭上锅生火做饭，一个大棚子里有几十个小锅同一时间升火，真是烟熏火燎，满棚子里乌烟瘴气，熏得同学们鼻涕一把泪一把，下到锅里的洋麦面面片还没有熟好，后面排队的同学催得急，只好把锅端起，把锅台让给同学。我家里树多，我父亲劈了好多木材，我用木材生火做饭就方便多了。两年里我基本上是每两个星期回家取一次吃喝，星期六下午两节课上完后，和庄子里的同学步行三十六里路到家中，如果是夏季时间还早，如果是冬季夜幕已经降临了。第二天星期日下午，用小扁担担着母亲早就擀好晾干的洋麦面面片、浆水酸菜和烧材，起程赶往学校，星期日的晚自习还得上。如果父亲或三哥到县城赶集，吃的烧的就顺便送来了，我便在星期日洗洗衣服和鞋。
高中阶段，校长是高维天。*革文**开始之前是临洮中学校长，临洮中学当时是甘肃省的重点中学，他又是*共中**地下*党**员，在定西地区教育界，他的威望很高。在高校长的领导下，学校的教育教学都很正规，教师们对学生要求都很严，再也不能像初中那样看小说，但还是偷偷的看了几部小说，古典小说《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说岳精忠全传》，《杨家将》等就是高中阶段看的，特别是看了*书禁**《荡寇志》。我的同桌叫王宝万，他的父亲王居仁是通渭县文化馆的馆长，《荡寇志》就是王宝万借我看的。在整个中学阶段我们没有开过历史、地理、生物课程，我的历史地理知识全靠课外阅读获得的，后来上陇西师范时系统地学习了史地知识，在我的知识结构里最欠缺的是生物学方面的内容。这两年内，在学校操场里看过一生中第一次足球比赛，是甘肃省地质水文队与学校教工队的比赛，当年学校的男教师大部分会踢足球，教工队里有一名肤色黑黑的队员，学生们都不认识，后来才知道是夏冰老师的丈夫，是省上足球队的教练。还见过解放军拉练的部队住扎在学校操场，操场周边停满了军车，操场里架起了通讯天线，支起了铝制大锅，战士们跑过来跑过去，不知在干啥。目睹了一次军旅生活。
由于形势好转，再加上优秀的老师，我的高中课程学得很扎实，高中毕业时，我的成绩在三四百名同学里是属于前三名的，我在高中阶段的三好生奖状现在还保存着。一九七三年低，我高中毕业回到家乡，开始在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战天斗地，大有作为了。正好，我们一届学生毕业后，一九七四年春季反击“回潮”开始，报纸上、广播里涌现出张铁生、黄帅等一些“头上长角，身上*刺长**”的“反潮流”人物，学校也不培养“五分加棉羊”的接班人。各学校开展“学习黄帅”活动，批判“师道尊严”，致使教师不敢管，学生不愿学，教学秩序混乱。到一九七五年六月，又学习“辽宁朝阳农学院经验”，各学校实行“开门办学”，校办农场、校办工厂随之出现。比我们低一级的学生再也不能正常上课了，他们到北山上修梯田，到东川整地，乡下学校给学生布置的家庭作业，是第二天到校时交一框粪，一时间，中小学教育又陷入了极度混乱中。
一九七六年十月“*人帮四**”被抓，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一九七七年底高考恢复，我作为一名考生又踏进了通渭一中的门槛，参加了改变命运的高考。在一九九二年七月我作为一名教师调到通渭一中工作，在通渭一中工作了二十四年，直至退休。我的一生牵连着通渭一中，这一辈子真是与通渭一中有缘！
首届校长阎文丞
校长高维天
来源：陇上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