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2月，也就是初二下学期刚开学不久，我们保定五中36班的团支部就成立了，这在我们班也算是一件大事。大伙都觉得，团支部就在身边，追求进步、申请入团也就方便多了。
我们班第一个入团的是班长石同学，后来又陆续发展了清同学、兰同学、邵同学、学同学。因为达到了班内有3名团员以上的条件，团支部的成立就也水到渠成了。
团支部成立后，非常活跃，经常组织政治活动，如学英雄、学雷锋等。还组织文体活动，如篮球比赛，周末联欢会。当然还有一项更重要的工作，就是培养入团积极分子，发展新团员。
那时加入共青团是一件很难的事，也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我觉得高不可攀，就连想都没敢想。可就在这时团员清同学找我谈心，鼓励我申请入团。
那是一个下午，课都上完了，同学们三三两两地回家。我走到门口时，候在门口的清同学留住我，说有事。因为清同学是女同学，我有些紧张。我们班男同学基本不与女同学说话，曾有个女同学借给我无线电方面的书，我接受了，便成了男同学取笑的对象，我不胜其烦，很怵头与女生说话。
清同学处事也很低调，虽然她是班里少有的几个团员之一，但我几乎忽略她的存在。没想到她很会做思想工作，说话亲切得体，让人愿意接受。她鼓励我追求进步，申请入团。还说团支部分配她一对一地帮助我，以后还会找我谈心。
我那时正痴迷无线电，对班里组织的活动很少参与，对团支部要培养感到有些意外，猜测着可能与我是板报组的成员有关，还可能与石班长对我印象好有关。
由于痴迷无线电，我并不怎么关注政治进步的事，可有了清同学的鼓励与督促，我政治热情高涨起来，积极参与班里组织的各种活动，并很快就上交了入团申请书。
为入团我似乎做过不少事，可现在能回想起来的却极少，印象最深的是在联欢会上表演过一个节目。
组织联欢会是团支部做得最多的工作，要靠近团组织就得参与到联欢活动中去。我本来没有这方面的专长，但为了表现，还是主动提出要演节目。清同学听说后很高兴，主动帮我找演出资料，很快就拿来一本文艺小册子。
这本小册子是部队出版的，里边的节目反映的都是部队生活。我觉得它不太适合学生表演，可又找不到新节目，只好从中挑选。挑来选去，最后选了一个连队饲养员如何养好猪的小快板。挑选它有两个原因，一是单人节目，可以自己演，不用求别人帮忙。二是没什么技巧，背熟之后大声说出来就行了。
我跟同学借了副竹板，天天晚上9点半之后练习。之所以这么晚，是因为每天都有晚自习，从晚上7点上，要上两节课。等回到家再吃过饭（我家住得离学校较远，放学不回家吃晚饭），就9点半多了。
当时，我自己住在相府胡同二号院的外院（父母他们住三号），院里就一间六七平米的小屋，我一人住。本以为这影响不到别人，可北边邻居冯家还是愤怒地抗议了。他家住的一号院的地面比我住的二号院儿低两米，两院之间的隔墙也就一米多高，我屋的声音传到他家基本没有什么隔阻。而且那个点儿已非常安静，我那“呱哒呱哒”的竹板声，是极具穿透力。我自知理亏，听到抗议，一般改为不再打板，光小声背词儿。有时就直接收工。
保定市群艺馆曾上学期到我们学校普及快板，不仅教大家打板，还教大家演唱，教的唱段是《劫刑车》。
我们班的王同学就报名跟着学了。但他好像没学演唱，只学了打花板。他学得已像模像样，联欢会上经常表演，只是打完花板就退场，并不说唱。我正好相反，光练背词儿，没练打板，演唱时手里的竹板就“呱哒呱哒”地打一个点儿。
由于是第一次表演节目，我上台就有点晕，背得滚瓜烂熟的词儿是怎么也说不顺溜了。好在清同学特意站到旁边，不时对着小册子提醒，我总算磕磕巴巴地表演完了。同学也给了掌声，可我知道那是出于礼节，没人会真心喜欢我的表演，除了清同学。
另外还能想起的一件事，就是参加了在1965年夏初举办的中学分片运动会。我没有体育天赋，想通过体育比赛为班里争光是不可能的事。可入团积极分子必须踊跃报名参加学校组织的活动，于是我就报了400米跑。之所以选这么个项目，主要是学姐谢同学曾在去年的大中学校运动会上为五中争了光，我也喜欢上了这个项目。
这次运动会分片进行，几个学校一组，这样可以让更多的同学参赛。报名后不搞预选，一律直接参加正式比赛。我们班还有一位报400米的男同学，就是虎同学。
此时学校的操场因南边盖了新教学楼，已不适于练习赛跑，于是我俩就到环城西路的马路上去练。那时候马路上的汽车还不像现在这么多，自己注意点儿还是安全的。我们听说两个电线杆之间的距离是50米，于是就数着电线杆跑。我们也没有跑表，就是俩人比着瞎跑。大概练了有半个月，我们就上了赛场。
我们学校所在的片儿的比赛场地在六中。把六中作为赛场大概是因为他们有400米的环形跑道吧。
六中位于保定西郊。我们学校位于保定西关，六中还在我们学校的西边，要过了京广铁路，不过不是很远。六中的操场比我们学校的操场要大，但跑道不怎么样，不平。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正式体育比赛，挺紧张的。枪响后我起跑不错，还跑在了前面，可跑出去不到一百米，就头晕恶心，恨不能停下来休息，只得放慢速度。练习时我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不知为什么实战会这样。我的速度一慢，后边的人都继续超过去，包括和我同组的一位39班的同学。他跑步时身子向后倾斜，就像坐在椅子上一样，我一直看不起他，可没想到他也跑到了我的前边。更让我没想到的是他还越跑越快，最后竟然进入了决赛。而我追了半天一个也没追上，最后只落了个倒数第一名。虎同学分在别的组，虽没有跑老末，但也未能进入决赛。
我觉得自己很失败，情绪都受到影响。后来写了篇日记自己劝慰自己，才过了那个劲儿。日记具体怎么写的已无从知晓，因为上兵团时我没有带着中学日记，等返城时早没了。
当时积极要求入团的还有崔同学，我俩因此成了好朋友。
崔的父亲在生物制药厂工作，据他说，他父亲不仅热心厂里的科研工作，还经常给报纸写科普的稿件。他还邀请我去他家看他父亲的那些见报稿件。
他家住在生物制药厂的宿舍，离市里可远了。他是班里少数骑自行车上学的同学之一。与我一起去他家的是一位名叫型的同学。型同学是崔同学的好朋友，我和崔同学交了朋友之后，也与型同学成了好朋友。型同学家住物探公司，住的是楼房，楼梯是木头的，楼板也是木头的，走在上面“咚咚”响，也不知住楼下的人怎么忍受这长年的噪音。
我和型同学向北走了很长时间才到崔同学的家。崔同学立即拿出他父亲发的稿子让我们看，稿子都贴在一本杂志上，把杂志撑得厚了不少。我翻了翻，发现稿件涉及好多方面的科学知识，觉得他父亲知识好渊博呦。另外，他们家还养了两只小白鼠，白鼠的笼子做得很巧妙，不但有楼上楼下，还有转轮。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动物，雪白的毛，红眼睛，粉尾巴，像迷你小白兔。它们能把转轮推转，看着真可爱，心想我要养两只多好。
崔同学在我们班很要求进步，被选为小组长。当了小组长后他特别认真，事事都管，而他个子又矮，人们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小干部”。
（令人痛心，崔同学已于前几天，别我们而去！伟同学在同学群发讣告：崔一劳于9月19日，因主动脉栓塞医治无效，在第一中心医院离世。崔一劳，我的好同学，一路走好。）
型同学也很要求进步，但做事低调，所以在班里不显山不显水。文化大革命初期，我迷上了毛主席诗词，他借给我一本，是他父亲的，大字竖排版，没有标点，繁体字。我一首一首地抄，还试着给词断句，费老鼻子劲了，还是多数都没整明白。型同学的父亲在冶金工业部地球物理探矿公司这样的科技单位上班，还能读没有标点的毛主席诗词，我感觉比崔同学的父亲还牛。
我们班团支部活跃，班风很正，追求进步的同学很多。当时学雷锋，做好事，是追求进步的体现，班里学雷锋也蔚然成风。不过我对老师为班里树的学雷锋标兵却有些不以为然，因为没有起到带动作用。
老师为我们树的学雷锋标兵是大个子的靳同学。靳同学的外号是“大傻子”，其实他并不傻，只是有点儿脑瓜一根筋，思维总与别人不在一个频道上，所以被人视为缺心眼。人们总取笑他，拿他找乐，在班里外号大派送时，人们就送了他个外号“大傻子”。他跟男同学关系都不好，基本没有朋友。
老师为什么树这么一个人为标兵？我觉得与女同学的推荐有关系。当时班里要求进步的势头是女生压过男生，女同学在树标兵上更有发言权。而在学雷锋活动中，每天早上擦桌椅擦玻璃的几乎都是女同学，男同学好像只有他一个。他总和那帮要求进步的女生一块儿活动，自然给她们留下深刻印象。
另外，他还做了一件引人注目的事，就是从家里拿了榔头、钉子，修理班里的桌椅，主要就是在松动的地方钉个钉子。修理的效果不敢恭维，但他能想到这件事，就让我佩服。因为这么多叫他傻子的人，谁也没有想到这是学雷锋见行动的亮点啊。靳同学还做了什么，我挖空心思也想不起来了，但在我的印象中，他确实做了不少好事，还是大伙儿都能看到的好事。
老师树靳同学为标兵时，还强调了他的特点，说他像雷锋一样，也是“革命的傻子”。我怀疑是老师知道了他的外号，特意这样强调，以回击取笑他的同学。可这个称号反而给他带来了麻烦，因为人们非但没有向他学习，反而处处为难他。比如别的同学学习差点儿没事儿，他就不行，成绩不好就有人讽刺挖苦，谁让你是标兵呢？
记得我们学过一篇忆苦思甜的课文《新手表》，写解放前电车售票工人生活多么痛苦，说他们没有钟表，又怕早晨迟到被克扣工钱，就点香记时，因此，天天晚上睡不好觉（凌晨4点上班，2点就得出发）。还说早晨去上班，有时就会在街上遇到“倒卧”，也就是冻饿而死的人。
学完这篇课文后，语文老师布置我们也写篇忆苦思甜的作文。这样的作文是很难写的，因为我们没有在旧社会生活过，还得麻烦父母帮着忆苦思甜。我偷懒没有麻烦父母，而是把小学写过的忆苦思甜的作文又翻炒了一下——说老家饶阳闹水灾的事。不知靳同学怎么采访得他的父母，他写的作文竟然和我们学的课文差不多。语文老师认为他抄袭，就在讲评时念了他的作文。在他的笔下，他父母上班也点香，也曾上班遇到“倒卧”，而且不少语句就是课文原文，这让人听着怪异而又可笑，加之老师念到这种句子的时候特意加重了语气，我们都听得乐不可支。
公正地说，靳同学学习是刻苦的，这突出表现在英语上，单词能百分之百地背过，朗读熟练流畅，考试分数总名列前茅。不过有些课程刻苦了也未必能取得好成绩，像代数、几何、作文、物理，死记硬背就不管用，他的成绩也就一般。
靳同学对他“大傻子”的外号非常反感，听到有人叫就急眼，会恼怒地骂人。一次程同学用这个外号找他取乐，他又恼怒了，不但骂街，还飞起一脚踢向程同学的迎面骨。靳同学个子很高，也很有力，脚上穿的又是鹿皮鞋（男生好像就他穿皮鞋。那鞋已磨得油光，瘪得变形），一脚就把程同学踢了个跟头。他还不解气，依然骂骂咧咧。他的反应怎么这么强烈？看到这一幕的同学都被他镇住了。被踢的程同学也傻了，蹲在地上摩挲着大腿，没有采取任何反击措施。我觉得可能是靳同学被人欺侮得忍无可忍了，于是突然爆发。当然，也可能是他把取笑他的同学划入了敌人行列，对他们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了。
总之，我觉得这个典型树得不好，因为没人想学习他，没人想处于他那样的境地。而且对他也是一种伤害，人们更不能容忍他的缺点了。至今，有的同学提到靳同学，还不叫他的名字，而叫他的外号。想想，这是一件多么令人痛心的事啊。
（据崔同学回忆，*革文**刚开始“破四旧”时，靳同学曾很严肃地对他说：“‘一劳’这个名字不好，怎么能劳动一次呢，应改为‘永劳’，永远劳动嘛！”说得他哭笑不得。）
这个时期，相府胡同也发生了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情，就是十二号院田家的二姑娘小娣儿和十三号院三模的哥哥二模下乡插队。听说保定市是从1964年冬天开始组织知识青年下乡插队的，已经组织了几批。欢送的暑假很热闹，邻居们都出来看。可过了一段时间就又看到了他们，觉得是他们又回来了。
（照片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