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人物》副刊——《豫花园》
戴大洪：足球的守望者、文学的翻译者
贝加
那天，我应郑州晚报的邀请，为其组办的琅琊榜“身边”征文活动的获奖作者进行颁奖。当我以评委的身份讲话之后，一个“身边”作者挤到我的身边，笑笑说：“您还记得我吗？还记得戴总——戴大洪吗？他很快要到松社讲座了。”我一时语塞，没等回复又被旁人叫去。等静下来的时候，那个“身边”作者没有想起来，但是戴大洪肯定不会忘。
我和戴总并不是很熟，但印象很深。十多年前，我在建业集团负责一个文化运营部门的工作，戴大洪负责建业足球俱乐部的工作，那时甲B主场移师洛阳、新乡，每当我组织球迷前去助威时，都能在赛场上看到一个留着平头，浑身充满像塞外提斯一样的金属般铿锵气息的身影。媒体说他原本是一介书生，编写了不少作品，比如《与风车的搏斗》、《十年疑似》等等。后来不断揭露足坛的*规则潜**，炮轰足协，成了一个与风车搏斗的勇士，我觉得他是我当时在足球场上见到的最硬的汉子......没过多久，我和戴大洪都相继离开了建业，之后再也没有他的消息，我还以为他仍会与“风车”搏斗，没想到他当上了翻译，并要来松社要和大家聊一聊——“我的翻译，我的阅读”。这个界跨得都离谱了，一个勇士怎么舍得从最喧闹的地方来到最安静的地方？又怎么从“12轮不胜”的痛苦中走出来成了一名翻译？
松社是一家书店，经常开办讲座活动。戴大洪好像很熟悉这里，他迈着大步走上讲台，往小茶几上瞅了瞅那用红纸打出来的台签名字——戴大洪，领会地一笑，聊开了。
“为什么翻译书，因为书就在那里。”戴大洪的开场白有些王石的霸气，有人曾问王石为什么要爬山，他答因为山就在那里。但是戴大洪知道大家肯定还会追问，于是马上补充说：“翻译书，不求人，不害人，不做坏事，只对着字典就能完成，当然，要想翻译的原滋原味甚至超越原著，就要有一定的阅读积累，尤其是有相关书籍的阅读，以便于参考、比较和研判。被选的翻译书，也要有一定的可读性，如果选择获过普利策文学奖的作品更容易成功。”戴大洪还举了好些例子，其中讲到了他买书的故事。我在建业工作时，曾听球员们抱怨过他，说每到各地打比赛，戴大洪总要找书店去买各种书。后来队员们都不乐意了：“您能不能别买书了，咱们这成绩上不去啊。”由此看来，戴大洪这断崖式的跨界是有渊源的。
“我们需要了解历史是怎么一回事，文明又是怎么一回事。这样的书译出来，总有人想读一读。”戴大洪1982年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光学工程系，现在的身份，是和西方文学史、政治史联系在一起，与足球没有半点的关系。最近七年，他翻译了《第三共和国的崩溃：1940年法国沦陷之研究》《雷蒙·卡佛：一位作家的一生》《*拉格古**：一部历史》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叛的种子，1821-1849》总字数300万字的四部译著，被评为深圳十大好书2013年度致敬译者。也许，变成了“偷盗火种的人”，戴大洪聊起来很轻松，一口的乡音中没有一句E nglish。他自嘲自己的英语水平是“哑巴英语”，“口不能说，眼不能读，耳不能听，手不能写，只能翻着字典来翻译，而一年翻译50万字，也不算慢。”
之前我是知道，戴大洪能写一些东西，现在感到他笔译的东西比写得更出色。早在2000年的时候，为了跟中国足协打官司，他就利用业余时间译出了《国际足联章程》。如今，在家里安心地对着字典翻译，可谓重操旧业。“把自己关到屋子里，然后把钥匙给扔掉，想出去都出不去。”戴大洪称这是“自我流放”。可是，年长一些的书友们还是想提问他与足球那当着事。戴大洪知道绕不过这个话题，但他坦言不愿意再跟那个浮躁喧嚣的地方说话了，尤其当它显得愚蠢而无耻时。因为，他最终发现自己的滔滔辩才并没解决任何问题，一群贪官黑哨依然没有因为他的逼问而变得正常。言语之间，让人还能感觉昔日戴大炮的一些痕迹。而走过了足球的种种幻世之后，读书、翻译则使他自得其乐，并还能净化心灵，特别是在翻译安妮·阿普尔鲍姆的《*拉格古**：一部历史》的过程中，深感那字里行间存在的力量。
我非常熟悉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拉格古**群岛》，在我的长篇小说《无法解毒》中，曾借“*拉格古**”来隐喻体制内的一些东西。但没有想到我的前同事戴大洪也和我一样关注着这类题材，他翻译的《*拉格古**：一部历史》，是真正的“二十世纪最大恶行的标准史书”。英国《经济学人》认为它，甚至超过索尔仁尼琴的三卷本纪实。我的小说是一个虚构的艺术，戴大洪的翻译，绝对不能虚构，如果说他当年明知《*拉格古**：一部历史》的版权尚有争议，还要争取并争取成功时，那么其中，一定藏着红楼里脂砚斋曾批青埂峰下的石头“锻炼过尚与人垫脚”的辛酸和不甘。
不管戴大洪聊多少他的阅读和他的翻译，足球，都是一个绕不过的话题，毕竟“戴大炮”、“戴老板”都因足球出的名。而我，也与足球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情节。2004年，戴大洪为“足球之夜”完成了《十年疑似——1994-2003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全纪录》一书，使当年“非典”的天空上亮起一片明净，据说此书在体育专业已是人手一册。同年，我也完成了一部上百万字的科研论著——《记忆建业足球》，被河南省档案局列为2004年度科技项目的立项计划。当两人面对彼此经过苦熬收获的作品时，内心都感慨万分，我们有工作转换的落寞，也有忠于自己创伤的从容。戴大洪说，足球、编书都像是一场马拉松的赛跑，跑过“心碎坡”才是英雄诞生的时刻。我说，完成这部上百万字的作品，我就像踢了一场足球，在球场，我看的不是球而是男人，男人代表了一种梦想，一种迷恋。戴大洪笑了，觉得我还懂点足球。那天，两个人谈的不多却非常深刻。一晃十多年过去了，那天的对话早已变成了一种记忆，而时间越长越能体会到，这些记忆是足球的生命，也是每个守望足球人的生命。
从一个足球的守望者到一个文学的翻译者，听上去好像不可思议，甚至有人说这是断崖式的跳槽，但戴大洪挑战成功。其实，人生就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2015年马克·扎克伯格在其Facebook页面上宣布，这一年他要每两个星期读一本新书，重点学习不同的文化、信仰、历史和科技。但是2016年，百度上已经搜不到扎克伯格的新读书计划了。阅读，是一种对写作的理解和接纳的过程，不一定设限时间，但一定要有兴趣，戴大洪现在最感兴趣的是一些记述人类历史重要时刻的原著，他用翻译的方式取悦自己“偷运*火军**”，想让自己的生命更加饱满。而这也是我最被他吸引的地方。我是学社会人类学专业的，我知道，一个人与翻译有多层面向的关系，可以是阅读者，可以是旁观者，也可以是整理者和把握者。作为历史存在，译著是我们思考和研究的对象，作为现实存在，译著是我们选择、实践的价值与理念。其实，学问都是世界性的，是不分国家的。戴大洪没有把自己完全定位于一个阅读翻译，他更像是一个史学研究者和把握者。然而，读着他的那些译著，在为他自豪之余，又有几分怀旧的惆怅。
讲座结束后，我看到他的一些译著，其中《第三共和国的崩溃》一书，光是索引就占了将近150页，他还要求出版社保留注释和附录。“对于中国读者，这些内容也许不是很重要，但是对于这本书它们的意义非常大，表明这本书的分量和可信度。”我的眼前挤满了70后、8 0后，当然还有50后、60后，他们围着头发花白的戴大洪争先询问与合影。我的视线被泪水模糊了，不知道十多年前那个在操场上，被孩子们当成“跑步疯子”的戴大洪是否记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书信选》中的一句名言：
哥哥，我向你起誓，我不会绝望，而且会持续我的思想和心灵的纯洁。
作者简介 ：贝加，原名贺晓闽，河南省作协会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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