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幸运的早产儿
“叮、叮、叮……”金属持续叩击着花岗岩，那声音在父母房子旁的岩壁上不断回响。
我举起铲子，铲把儿便会短暂地挡住视线，然后我会再次铲下去。我五岁，那撞击力震动着我年幼的骨骼。我的努力获得了些许成果：一些火花，一捧碎石，还有一把变钝的铲子。我把碎石铲进一个1加仑[1]的桶中，然后继续凿石头。一小时以后，桶满了。我爬出那个浅浅的洞，把桶里的东西全部倒在一个石子堆上，石堆越垒越高，我的脸上闪过满足的微笑。我眯着眼看向科罗拉多州明亮的阳光。在有人发现之前，我溜回了土里。
我已经决心要挖到中国去。几个月前，姐姐桑迪让我有了这个想法。她让我看地球仪，指出在“这里”的科罗拉多州和在“那里”的中国。我便开始想象如何以最快的路线抵达中国。天空在脚下，地面在头上——那儿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呢？
前几英寸的挖掘进展快得惊人。然后我就碰到了基岩。之前铲子轻松插进沙子和淤泥发出的柔和嗤嗤声，现在则变成了金属刮擦石头的声音。
我继续挖掘着，逐渐开始渴望那种由努力带来的稍纵即逝的满足感。进展很缓慢，虽然不至于是地质年代变化的那种缓慢，但也差不多了。每天我都一点点地测量着自己的进展，陶醉在成功的感觉中。那把园艺锹断掉后，我翻遍工具房又找到了一把挖坑的铲子。之后，我又用过一把风镐[2]，需要用尽我所有力气才能把它举过头顶。当冬天来临，寒风肆虐，大陆分水岭的雪花纷飞而至时，我戴上羊毛帽，继续我的挖掘工作。
有两年多的时间，我一直不停地挖掘着。铲子的声音不绝于耳，土地的粉尘味始终萦绕。不论如何，我都会想方设法到达目的地。
我几乎没能来到人世。我的母亲特丽在生我时差点儿死掉。有人说“你如何降临这个世界，便会如何离开”，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我的终结也将会是奋力挣扎——还差点儿失败。这倒也没什么，人生本就是冒险与收获。奋斗过、尝试过，要比完全没有抓住机会好得多。奋力挣扎就是我人生开始的模样，或许也会是我离开时的样子。
1975年我姐姐桑迪出生，那之后母亲第一次流产，她总共流产了三次。医生告诉她和我父亲迈克，说他们几乎不太可能再怀上一个小孩。我不好说爸妈像我挖掘地道一样没有放弃，但事实差不多就是那样。他们评估了风险，认为可以接受随之而来的后果。
1978年7月中旬，怀我六个多月的时候，进入晚期妊娠的母亲开始大出血，父亲立即把她送去医院，医生给母亲开了止血的药物，但这些药有很高的并发症风险。治疗起效后，出血停止了。母亲出院回家，但每天都很不舒服。
怀孕30周的时候她开始阵痛。为了停止宫缩，医生向她的静脉里滴注了酒精——这差点儿害她死掉。几天之后，她的状况有所好转，医生便让她回家待产，并嘱咐她尽可能多地休息，还要保持心情平静。但由于过去的流产和生育问题，同时要照顾我三岁大的姐姐，做到这条医嘱并不容易。8月10日，她又开始阵痛，变得神志不清，血压高得吓人。第二天早晨，医生就给她做了催产。
母亲怀孕的第33周，我来到了人世，差不多4.5磅[3]重。因为过早出生，我的肺部未能发育完全，但还是活了下来。家里人都说，我刚出生时虽然身形很小，格外瘦弱，但哭声特别大。不过爸妈没有时间庆祝，因为妈妈当时出血很严重，做了紧急手术，所以不记得我出生时的种种。我那时没有吮吸反射，也不能维持自己的体温。
他们告诉我，很多次医生都担心我会死掉，便让我在医院里待了10天，才放我回家，还要求爸妈保证每天带我去医院检查。在科罗拉多州的拉夫兰（Loveland），有赖于父母的精心照料，我变得健壮起来。三个月之后，我的体重已经是原来的三倍了。
回首过去，想到1978年我挣扎降生的那个炎热的8月，我总会好奇——出生时的奋斗是否赋予了我某种本能？让我总是更加努力地去尝试一切事物。就好像从一开始，在我小小的心脏里，就有什么刚烈的东西在跳动着。不言放弃就像我的天性，而我的父母也没有放弃——他们愿意相信我能来到人世，这才有了我。
如果按照父亲对这些事的说法，他总是会说我是他们的“奇迹宝宝”。鉴于我出生时那种脆弱的情况，你也许会觉得，我应该被放进那种新生儿保温箱中。至于为什么他们没有采取这种过度保护的治疗措施，我从来没有问过。
我只能说，我很感激父母在很多方面都对我不加干涉。他们不想让那艰难的出生过程在我的童年留下阴影。在我很小的时候，他们就允许我拥有许多同龄人没有的自主性，不论是我一直在挖地道的时期，还是我刚上小学就独自离家去几英里外的山里宿营的时候。独处的时候，我更能完全沉浸于周边环境中，那种感觉和我的天性十分合拍。我不记得父母对我去野营是什么反应，不过我去过好几次，每次都带着足够多的花生酱果酱三明治作为路餐。我很容易就能想象出父亲是怎样祝我一切顺利的（一开始很可能就是他建议我去野营的），还有母亲那种“那好吧”的无奈表情。
我爸爸在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湾区长大。祖父是陆军工程兵团的工程师。作为标准的中产阶级，教育对这个家庭来说意义重大。不仅如此，爸爸的父母还希望他们的孩子坚强而独立。爸爸给我讲过他造独木船，以及乘着那只小船去冒险的故事。他的父母鼓励他要拥有好奇心。对于爸爸制作的*药火***弹炸**，还有他在邻居车库门口点着的自制火箭，我不知道祖父祖母做何感想，但他们的确为他购置了一套化学设备。我猜他们也意识到了，应该把父亲制造*火军**的工作向更具建设性的方向引导。
祖父母和父亲前往内华达山脉米纳瑞茨峰参加童子军活动时，他们的宿营地就在一群攀登者的旁边。童子军团长意识到攀登者是群不同寻常的人，十三四岁的少年有可能很感兴趣。于是，他邀请这些攀登者围坐在篝火旁，给孩子们讲讲他们的故事。爸爸深深地为这些故事着迷，一回到家就买了本《登山圣经》[4]，这本书就像早期攀登界的“圣经旧约”。他和朋友开始在当地的塔姆山尝试器械攀登[5]——一切就是从那里开始的。他曾经向我暗示自己做过一些非常疯狂的事情，但很少细说。我只知道，不论何时，只要我们在户外活动，总是能在他眼中看到那种混合着敬畏和大胆的目光。
爸爸结婚并搬去科罗拉多州之后，有一阵子，另一种运动开始让他着迷，攀登便退居其次。在我出生之前，爸爸把我家的车库改造成了举重房，然后便开始健身。很快，他开始出现在健身巡回赛场上。1976年，他赢得了“科罗拉多先生”的称号，并在1980年获得了“美国中部先生”的称号。比赛中的对手们就像卢·费里诺（电影《无敌浩克》主角原型）和阿诺德·施瓦辛格一样，父亲会摆出姿势展现肌肉。他能够连续做十个单臂引体向上，并且把他的训练心态用在了几乎所有事上。他是个健身狂，有着超乎寻常的冒险意识。两岁时，长着兔牙和雀斑的我会站在门口，看着爸爸连续举起80磅的哑铃，或是把脚踝勾在门框上的金属扣里，倒吊在那里做卷腹，喉咙深处发出沉重的喘息声。汗水经过他的胸膛流到腹部和肚脐处的窝沟，紧身短裤和黄色条纹高筒袜包裹着他鼓胀的腿部肌肉。
我被这一切迷住了。那时我体质羸弱，被大家揶揄是98磅的瘦竹竿，而即使是这个里程碑式的、代表“瘦弱”的体重标准，也是我在高中后期才达到的。我最早的一些记忆就是那些形形色色、肌肉鼓胀的人——也就是爸爸的朋友，在我家里走来走去，迈着肌肉男特有的猴子般僵硬的步伐，向配重片、训练椅和健身架走去。他们的咕哝声、喊叫声，45磅金属板的撞击声，在水泥墙间回荡。哑铃和杠铃撞击着父亲用废旧金属做成的健身架。
在快速马车合唱团的Take It On the Run和皇后乐队的We Will Rock You的旋律中，回响着他们拼命锻炼的吼叫声。
看着这些大人们做俯卧撑、深蹲、举重、屈伸肌肉，全神贯注于他们想要锻炼的肌肉或肌肉群上，那感觉就像马戏团来了一样，而且还是常驻在镇上那种的。我想要模仿爸爸做的每一件事。在我学会走路或说话之前，我就学会了像健美先生那样屈伸肌肉和摆姿势。这引来了大人们的笑声和掌声，和他们的击掌让我这个小不点儿的心灵得到了很大的满足。
在真实生活中有一个漫画英雄般的父亲，让我对“现实”的视角有些扭曲。在我家的相册中，有一张爸爸的拍立得照片，他穿着红色紧身三角泳裤，涂过油的肌肉闪闪发光，头顶金棕色的卷发，露出灿烂的笑容，像野兽一样伸展着肌肉。旁边的那张照片里是两岁的我——像爸爸一样把膝盖保护起来，背着杠铃在做深蹲。
哪个孩子不想模仿他的爸爸呢？尤其是看到自己的父亲在现实生活中有着英雄般的行为时。父亲很早就开始鼓励我，并且形式多种多样——如果那些能称为鼓励的话。在我家里，他们从来不会简单直接地送礼物，总会有附加条件。早在我三岁生日时，收到了蜘蛛侠图案的风筝，随之而来的要求便是一定要在一座岩塔顶上完成它的首飞。因为健身这项活动不太适合一家人一起做，攀岩和滑雪就成了我们家例行的周末活动。
从我们位于拉夫兰的家开车前往，很快就能到达埃斯蒂斯公园东端，那里矗立着一连串灰色花岗岩圆丘，点缀着天际线，最矮的是一些小型圆石，最高的则是800英尺的岩壁。我们在山上徒步了半个小时，到达了一处叫作“双猫头鹰”（Twin Owls）的山岩底部。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这座山岩很像两只依偎在一起的猫头鹰，高300多英尺。爸爸把我系在自制的全身安全带里——他把汽车安全带盘根错节地缠在我身上。我穿上自己的攀岩鞋——那是爸爸做的，他撕掉我的一双小登山靴的鞋底，粘上有黏性的攀岩橡胶。我们的路线叫作“猫头鹰的肠子”，是一条脏兮兮的烟囱状狭窄通道，里面满是蝙蝠粪便。
路线的起点处，是一个伸入山体内部、黑漆漆的深洞。就仿佛向上攀爬的路线还不够刺激似的，爸爸又告诉我可能有美洲狮住在里面，如果它们攻击我，我就该拿起一根手杖去戳它们的眼睛。在我的脑海中，至今仍能听到父亲开始攀爬时低沉洪亮的笑声，在山壁间不停回响。
父亲第一个上去，先锋[6]带路，身后拖着一条绳子。爬了差不多100英尺后，他建立了一个保护站，打保护让我姐姐爬上去，我排第三个。因为这样的攀爬难度要高于我的能力水准，爸爸会把我拉上去——我的胳膊和腿碰撞着岩石，膝盖上的皮肤也被蹭掉了，而爸爸会为我加油。妈妈最后一个上去，我们重复着这个过程，一直到顶。
到山顶后，我们被天空包围，下方很远处是山谷和小镇。我们放飞了我的风筝，当它在风中蹁跹时，我们齐声欢呼。那是我的第一次顶绳攀[7]，而在父母眼中，那是我正式成为一名攀岩者的时刻。那时的我并没有这样想，只是觉得自己做了一些好玩的事情，还让父母很高兴。那就够了。
在另一次家庭出游时，我们去往怀俄明州的温道舞休闲区（Vedauwoo Recreation Area）攀岩，那时我大概四岁。那里以岩石峭壁闻名，其中一些就紧挨着宿营地。我们到达营地时是晚上，汽车的前灯照亮了一小群忙乱的青少年，他们就像被风吹动的杂草一样，来回晃动着。我们一下车，就看到他们指着某个地方，发出惊慌失措的叫喊。原来是他们的一个伙伴爬上峭壁后摔了下来，掉在悬崖下的一个平台上。他浑身擦伤，晕了过去，落在离峭壁顶差不多30英尺的地方。
爸爸立即开始行动。我们虽然有一堆攀岩装备，但他认为时间紧迫，便开始无保护攀爬。他拖着一根绳子，没有再去放置任何保护装置，像蜘蛛侠一样一路爬上了岩壁。黑暗中，我、桑迪还有妈妈一起站在峭壁下，伸长了脖子去看爸爸。妈妈的手放在我的肩上，随着爸爸在夜空中越爬越高，我感到她的手越抓越紧。仿佛只过了几秒钟，爸爸就带着那个孩子返回了地面。那少年浑身发抖，几乎站不住，爸爸扶着他，少年们拥抱着我们，不停地对我们说“谢谢你”“你太厉害了”“太酷了”。爸爸挥挥手，让他们不必再多谢，然后就去搭我们的帐篷。我蜷缩在睡袋里入睡，心中充满着爸爸永远不会犯错的信念。我相信只要有爸爸在，就能确保每个人的安全。
如果爸爸是刚毅又大胆的超级英雄，那妈妈就是典型的“壁花”[8]。她身材娇小，甚至有些虚弱，但有着圣徒般安静甜美的风度。妈妈看起来像个图书管理员，戴着又大又厚的金边眼镜，那眼镜放大了她友善的双眼。照顾别人似乎是她的天性。当她只有八岁的时候，住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帕萨迪纳，她的母亲病重卧床，多年不起。由于她的父亲几乎所有时间都在工作，又笃信20世纪60年代传统的性别分工，因此妈妈的童年时光都用来换尿布，还有给她的父亲和三个弟弟做饭。我想她从来不知道怎样去玩耍。
也许这就是她嫁给爸爸的原因。尽管他们看起来不像是一路人，但很显然，他们深爱着彼此。当妈妈在家里走来走去，紧张这个、担心那个时，爸爸就会走过来，把她抱在怀里，安抚她、亲吻她，直到她笑起来而姐姐哭起来以示抗议。那举动看起来是为了疼爱妈妈，但同样也是为了吓唬我们这些孩子。他惯有的淘气笑容，令她紧皱的眉头舒展；而她的无私忘我，填补了他的傲慢带来的缺口。
他们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上学时相遇。他们1968年入学时，那里是反战及其他反独裁抗议的温床。周围处处是关于和平与爱的论调，嬉皮士提倡的“花的力量”[9]一类思想伴随着他们成年。这让他们心中根植了一种想法：人应该在一生中做些有意义的事情。这也加深了爸爸对人性的乐观看法，认为一切事物本身就是美的，大自然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鼓舞我们的精神。不过有意思的是，虽然父母都经历过迷幻的60年代，但他们从来没有接触过*品毒**。当时没有，后来也没有。哎哟，也许就是这个让他们走到了一起——在周围所有人之中，他们可能是仅有的没去尝试*品毒**的两个人。
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他们刚结婚时，妈妈不得不养着爸爸。他雄心勃勃，但是关注点有些分散。他想成为教师，但又缺乏找到合适工作的专注力。据妈妈说，当时爸爸完全陷入了攀登圈的魔力里。那是一群反主流文化的人，拒绝物质主义和大多数人所过的传统生活，仿佛是热爱岩壁的嬉皮士，喜欢试探自身的极限。他们和许多不羁的年轻人一样，都吸毒。而爸爸以前是一名体操运动员，做运动员的经历使他想让身体这一圣殿保持纯洁。
爸爸总是需要确信，所有事都是由他自己选择和决定的。但妈妈意识到，如果他真想走上教书这条路，她必须介入其中。不过她必须手法巧妙、不着痕迹。所以她开始搜索信息，找他能做的工作，推动他继续行动。后来，拉夫兰发出了教学工作的邀约，他们便来到了落基山之州。
妈妈本想掌控生活，但在我出生时，她的那些计划和尝试看起来都已消磨殆尽。但谁能怪她呢？我刚出生的头几年，和科罗拉多州政府收养的十几个孩子住在一起。妈妈开设了一家24小时室内护理中心，把不同年龄的孩子暂时和我们安置在一起。在我的印象里，妈妈总是跑来跑去，想要抓住脏兮兮的孩子，一手哄着怀里的婴儿，一手把迷你足球扔回箱子。老照片里，她看起来总是很疲惫，穿着过于肥大的运动裤，裤腿已被我们的绿色粗毛地毯磨坏。在这些孩子中，很多人貌似被确诊有“行为障碍”，虽然那时我并不知道这个词，我只知道他们很吵，经常地震般地爆发，在我心中的里氏震级表上产生强烈的震感。
我那时喜欢去挖掘地道，一部分原因也许就是想离开这栋混乱的屋子，这也许也是爸爸花那么多时间去健身锻炼的原因。
多年过去，现实会一点点削弱我心中父亲英雄般的形象。当我看到老照片中的父亲精壮到有些荒谬，摆着不同的健美姿势时，我意识到，那个年代的大多数人还不知道类固醇的副作用。那时候，健身者会从家庭医生那里获得这种处方药。回想起来，我从未亲眼看到父亲有过*力暴**行为或发泄愤怒的举动。但是当我搜寻脑海中的记忆时，我想起走廊的墙上有个拳头大小的洞——那就像是解答《亮点》杂志上“一起来找茬”的谜题一样。也许我心中父亲的光辉形象让我变得盲目，那时候的我很快就无视了那次不和谐，以及其他一些同类事件。那种事太少见了。
然而回首往事，我想起了其他一些时刻，动摇了我对于童年的完美印象。当我四岁、桑迪六岁时，爸爸带我们俩和妈妈一起去越野滑雪旅行。尽管阳光灿烂，咆哮的冷风却能卷起地上的雪粒，刺痛了我们的脸颊和鼻子，泪水涌上了眼眶。这种时候，大多数人都待在室内，而我们却在户外，这让我们变得十分格格不入。（正如爸爸反复提醒我们的那样。他一边劝我们继续前进，一边分享他的信念，认为这次旅程很棒。）后来，我开始慢慢落在后面，脚下的一只雪板向下滑了出去，我顺着一个小斜坡滑倒，摔进一个狭窄的沟壑里。那里有一条小溪。溪流的两侧都结着冰，我的雪板越过溪水，卡在两侧的冰层上，整个人瞬间倒转过去，脑袋离冰冷湍急的水面只有几英寸。
我能闻到水和泥土的气味。血液涌上头顶，我眼前的画面随着心跳而跳动。我既害怕又害臊，不确定是否应该大声呼救，也不知道上面的冰能支撑我多久。
我不知道父母找到我时已经过了多久。他们两个轮流把我抱在怀里，我看到爸爸先是因为我没哭而骄傲，然后又情绪变差，对妈妈非常生气，她才应该是走在最后的那个人。如果她走在本来该在的位置，那么整件事本是可以避免的。为什么她没听他的话？为什么她不能按照别人说的去做？
妈妈没说话。我们都站在那儿，被自己呼出的热气笼罩着。爸爸背着我，撑着一对雪杖离开，在日光中变成一个小点，而后在黄昏的微光中消失不见。妈妈看了看桑迪，又带着点儿渴望回头看向道路的起点，然后转过身，冲着父亲和我离开的方向点了点头，那是远离温暖、休憩和安全的方向。爸爸的滑行轨迹被风吹花，她们循迹向前，妈妈负责地跟在最后，照看着姐姐。
回想起来，我知道在爸爸的心底可能是对当时发生的事感到后怕。他不能在桑迪、我或是他自己身上发泄怒火，所以就对妈妈大发雷霆。虽然在那种天气、那种环境下，让我们去户外本身就有一定风险，但其实他还让另一样东西也冒着风险——就是积极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同样是他很重视的。如果行程出了差错，比如我从山上滑下去、差点儿溺亡，那么他期待的生活计划就会受到威胁。由于代价如此之大，他便需要每个人保持合拍。我们都得全力以赴。我十分乐意跟随他，并不觉得那是种负担，反而觉得是种幸事。
对大家来说，我的爸爸迈克·考德威尔有很多不同的身份——教师、教练、狂热分子，也是充满活力和冒险精神的某种“救世主”。但是说到我，却如何能不对爸爸充满感激之情呢？正是他为我营造了那样的童年。童年时，我常常觉得自己是纵横四海的海盗，或是行走天下的探险家。拥有完美同伴的我，就这样在自己的世界里徜徉自得，做着人们在长大成人之后就会褪色的美梦。爸爸的肩膀很宽厚，足以支撑我们两个人。如果他想要其他人也被他的魔力磁场所影响，那都是因为他想帮助对方，而非伤害对方。
很长一段时间里，当我回想1982年至1985年时（那些日子我都在挖地道），我很好奇大人们觉得我会长成什么样的人。为什么我没有做同龄人在那个年纪做的事呢？为什么我独自去露营，而不是央求爸妈让我去游乐场玩呢？为什么我没有守在电视机屏幕前，看《芝麻街》或者《史酷比》[10]呢？为什么我手里握的不是蜡笔，而是铲子呢？当然，那些经历有助于铸就我自己，但正如桑迪后来向我指出的——为什么我们总是一个人待着呢？我没有想过这件事，但显然她会这样想。同时，当我长大一些之后，我们四个人似乎变成了两人一组的小队——迈克和汤米，特丽和桑迪。是什么让我们走上了有些不一样的路呢？
和大多数人一样，我是父母两人的综合体。我比父亲保守一些，有着更沉静的韧性和专注力。就我的年龄来说，我个头很小，非常害羞，但我并非不快乐。我们家会去教堂，一小时的主日课程里，我会安静地待在角落，不跟任何人讲话。我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对平凡的任务产生了一种奇怪的迷恋。除了我的挖掘工作，我曾经独自一人连续10小时待在后院的果园，专注地用几千只蚯蚓填满一辆小型手推车，把它们堆得非常高，以至于涌了出来。我还喜欢剪杂志，把每一页剪成很多一英寸边长的三角形，把纸屑装满整个纸袋。有些人也许会觉得，我古怪得很。
1982年的一次偶发事件，可能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让我没有成为一个肌肉发达的傻瓜。当时，爸爸正在照看单杠上的一名体操学生，那孩子从器械上掉落，为了接住他，爸爸的二头肌腱撕裂了。那次伤病结束了他的健身生涯。就在那时，他把注意力转回到年轻时热爱的攀岩上。在攀岩中，成功靠的并不是发达的肌肉——虽然人们对此普遍存在误解。手指的力量、核心的张力、平衡感、对思绪的控制以及技巧，这些都更为重要。像往常一样，爸爸并不是浅尝辄止，而是带着我一起去做。攀岩和户外活动成为生活，成为信仰。我们搬去埃斯蒂斯公园山中的小城，买了一栋房子，房子附带一面30英尺高的峭壁。暑假，爸爸会为科罗拉多山地学校做向导工作。突然之间，他似乎一心想要用登山、攀岩以及野外远足来消除我自孩提时代以来的温顺懦弱。
当别的孩子在周末玩游戏，或是去查克芝士餐厅[11]参加生日派对时，作为迈克·考德威尔的儿子却意味着——少儿棒球是留给娘娘腔玩的。你有可能被洪水困住，所以游泳会用得上；要是没有计划外的一晚野外夜游，那还算得上什么奇遇？一家人出行时，我们不仅仅是去徒步或露营，我们会登临顶峰，夜宿雪洞。
在我们家，如果你有痴迷于某种事物的倾向，是会受到赞赏和鼓励的。大多数孩子都会做家务换钱，而在我差不多四岁时，爸爸施行了一种健身积分制度：100个仰卧起坐，绕着街区跑一圈，或者30个俯卧撑都能加分。除了这些运动本身的价值，每得一分相当于十美分。一段时间后，我就可以买到背包、BMX[12]自行车和攀岩鞋了。积分制度中还有很多额外奖励。当我第一次连续做完20次引体向上时，我获得了一个巨大的蛋筒冰激凌，里面加满了鲜奶油和樱桃。当我第一次连续跑完3英里时，爸爸奖励我坐在摩托车后座兜了一圈。
比金钱或奖励更重要的是，我想要给爸爸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一直知道妈妈无条件地爱着我，但是爸爸向他的朋友吹嘘我进步的那种方式，让我想要努力得到他更多的认可。我记得，在最开始锻炼的那些日子里，双腿会有灼痛感，我疼得缩起身子，抓挠双腿直到它们变红。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身体适应了，灼痛感消退了。那时的我对乳酸或“跑者高潮”[13]一无所知，但没过多久我就发现，在锻炼时我会感到快乐。
我不确定，我是否能最终完全理解爸爸的意图。那是否是他自我意识、冒险意识的反映？或是源自他在人群中想要脱颖而出的需求？又或者，他是在额外为我谋求些什么，以此帮助我弥补出生时的艰难和羸弱的体形？当我从幼儿园毕业时，我身体的强韧度在同龄孩子中已经算很少见的了。但我的体形仍然瘦小，而且还更多地继承了妈妈敏感的性格。
妈妈似乎更支持我参加比较典型的儿童活动，想让我从自己的壳里走出来，有社交性质的团队运动似乎是个好办法。一天下午，当我们第一次去少儿棒球场时，教练把棒球发给大家，教我们互相接球。我的队友第一次掷球时，我举起戴着手套的手，在面前挥舞，看起来就像在一辆*行游**彩车上向人群致意。我只能模糊地辨认球的位置。而我的下一个记忆就是躺在检查室的床上，盯着明亮的灯光，朦胧中，大夫的脸进入了我的视野，他闪光的镊子间夹着一根针。棒球有缝线，而我右眼眶也缝了12针，再加上受伤后的肿胀，我的右眼和棒球可以说非常相似了。
当然，我不能就这么放弃。我继续打棒球，虽然我被放逐到右外野这个地狱，在最不重要的位置上。在那里，闲到发慌的我把鞋底的橡胶钉往土里踩，希望可以挖出一个足够大的洞，把我和我的尴尬都埋进去。其他孩子对我并没有太过残忍，但从他们挫败的情绪中可以明显看出，对于我打不好球这件事，他们可不怎么满意。
我被棒球打到头的那次，有一个意外发现：它暴露了我的一个缺陷——我的手眼协调能力很差，差到得去看另一位医生。现在我戴上了一副厚厚的眼镜，让我本就突出的耳朵显得更突出；我每天从班里被领走，去参加矫正阅读课程，这种时候，厚厚的眼镜也让我更丢脸。
我觉得爸妈是想齐心协力帮我改善小时候的羸弱状况，但他们两人有时会将我拉向相反的方向。我不得不尝试棒球，就像我也必须和爸爸一起去户外冒险一样。他们各自对我施加着影响，我猜摔跤算是一项相当合适的运动，能让我恰好处在两人想法折中后的中间地带。
摔跤是种团队运动，每场比赛都得为总分做出贡献，但它也需要个人的努力。
当我五岁进入少年摔跤联盟时，我比其他孩子（甚至教练们）跑得更远，能够做更多引体向上和俯卧撑。在那个年龄，强健的体魄比技术更重要。在第一回联赛的第一场比赛中，我走上比赛用的垫子时，蓝色小汗衫从我骨瘦如柴的身子上耷拉了下来，我的头盔也太大了。接着哨声响起，我猛冲过去，迅速扑倒对方，使用半臂扼颈制住那个孩子，在20秒内把他按倒在地。工作人员拍打垫子，我的对手瞠目结舌地站起来，我们握了握手。然后我看到他开始掉眼泪。我的胃里好像堵了一块什么东西，感觉糟透了。在那个赛季剩下的时间里，每当对手开始哭时（这种事几乎总在发生），我就会让他获胜。
据我猜想，我的那些落败让爸爸很是失落，但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不得不担心，如果我的心太软，这世界可能会对我太冷酷。我也会这样想：妈妈知道我为什么输，但我的这种态度让她深感欣慰。
兴趣和父母的争相影响让我开启了另一番事业。在暑期不用教书的时候，爸爸经常去做山地向导的工作，这意味着他会好几天不在家，有时候是好几周。结果，桑迪和我大部分时间都和妈妈待在一起。妈妈喜欢缝纫，我看到她做，便让她教我。最后，我的针线活变得相当好。我会缝毛绒动物玩具，尤其擅长缝泰迪熊。我先花几小时剪出那些布片的形状，然后用棉花填充它们的身体。妈妈会在一旁指导我，还会赞赏我的手艺。
当爸爸结束行程回来时，我便向他展示我的作品。我看到他表情僵硬，硬凹出伪装的兴致，勉强地笑一笑，满脸都是对我的失望。他向妈妈瞥了一眼，仿佛在忧伤地感叹：事情怎么会搞成这样？她会和他对视几秒钟，然后避开目光，假装对杂志感兴趣，或是在缝纫篮里找顶针。我的胃仿佛拧在一起，口干舌燥。我咬着牙，缩起肩膀，让自己变得小一些，我把缝纫用的东西收了起来。我感到爸爸凝视的目光切割着我，把我变成了小小的三角形，四分五裂，散落一地。
现在我明白，父亲让我成为一名攀岩者的“鼓励”是一个礼物，即使它是以牺牲我别的兴趣为代价的。尽管父母的教育方式都有可能适得其反，我仍然觉得，爸爸的积分制度和他拉我去爬山都是卓有成效的。他成功让我发自内心地激赏他最热爱的活动。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他提前数十年回答了当今最流行的育儿问题之一：如何培养孩子的毅力与勇气？对爸爸和我来说，就是要结合两点：“贿赂”孩子，也让孩子略微受些挫折。
那些年的夏天，我们一家人会挤进车里，开往遥远的攀岩区。桑迪和我对一个地方变得特别着迷，那就是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的经典电影《第三类接触》的拍摄地。我们不停地缠着父母要去那里。我那时并不知道，那里是美国最具代表性的攀岩地之一——魔鬼塔（Devils Tower）。
这座塔像一个巨大的圆柱体，耸立在怀俄明州东北部连绵起伏的草原北边，高达1 200英尺。我们搭起帐篷，妈妈拉出一张折叠椅，躺着看詹姆斯·米切纳的小说。姐姐和我背起背包，跟着爸爸从小路上山，曲曲折折地穿过黄松和响尾蛇遍布的巨石。走到岩壁底部，爸爸检查了我们的技术装备和保护系统。虽然我们要爬的是这座岩壁上最简单的线路——由一连串裂缝和烟囱地形构成，爸爸不用绳索就可以爬上去，但他明确表示，这次攀爬很严肃。当他切换到教学口吻时，我们就知道，这时要注意听了。
“记住，永远要互相检查对方的绳结，并且要扣入两个保护点。不要只是把脚踢进裂缝里，要斜着把脚伸进去，然后扭动双脚，这样它们就不会被卡住。把手放进裂缝，然后握起双手，就像你要握住一把花生一样。当裂缝变宽时，去找V形的槽，然后试着把拳头塞进去。为了节省体能，要尽量伸手往高处够。”
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就一直在领会这一点——冒险和鲁莽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爸爸从未教我们去做那种找刺激或玩心跳的人。攀岩是选取令人兴奋且有潜在危险的环境，然后用我们的智慧、注意力和技术（还有爸爸的用心监督）来确保安全的一项运动。
我们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才完成那次攀爬。我们扭动着爬上裂缝和烟囱，粗糙的岩石擦伤了胳膊和后背。怀俄明州的风呼啸着吹过，我们爬到了脚下有几百英尺的高处，耳边的风声和爬至高处的兴奋感盖过了疼痛和劳累。在山顶上，爸爸从他的包里拿出三明治，我们吃了顿野餐。
当你只是个六岁的孩子时，没有太多经历会给你持久的成就感。在小心地从我们攀爬的路线绳降下去后，我们沿着小径走回车上，一路上我都昂首挺胸。我知道，大多数来到这座纪念碑[14]的游客永远没有能力登上那座岩石。我们的攀岩装备挂在肩膀上的绳环中，绳索绕在背上。在停车场附近，一个人拦住我们，问我们爬到了哪里。“爬到顶啦！”我自信地回答他。他朝我看了一眼，目光就像在说：“是是是，你没吹牛，小屁孩。”接着他便走掉了。
同样，在我七岁的时候，第一次去优胜美地也给我留下了许久的印象。我们开着家里的绿色面包车出发，行驶20小时，穿过闷热的犹他州和内华达沙漠，到达传说中被冰川磨蚀过的山谷。岩壁高耸，直指天际。我从未见过如此高大的岩壁，远远高过我所想象。
我爱上了优胜美地的一切。从弥漫着烟雾的营地——那里有成群的孩子骑着自行车到处蹿，到蚊子丛生的草地，再到高耸的红杉和雪松。这些树木非常古老，又如此巨大，看起来就好像有恐龙在其中行走一般。桑迪和我大部分时间都坐在我们的木筏上，沿着默塞德河漂流而下，听瀑布的咆哮声传来，看它们将水雾激出半英里之远。然后我们会去看爸爸攀爬岩壁，接着就站在他旁边，听他跟朋友们讲故事。当时，那些不修边幅的攀岩者都是我的英雄，他们身上的决心和热情如此澎湃，甚至连一个孩子都能感受到。那时的爸爸肌肉发达，头上包着头巾，完全就是我长大后想要成为的样子。
有一年夏天，爸爸带我前往附近暴露感最强的岩场之一。我们一家人背着装满绳索的背包，徒步几小时，到达优胜美地上瀑布的顶端。这是北美最高的瀑布，水从山谷边缘向谷底一泻千里。在瀑布的一侧，裂开了一处垂直的岩壁，和山谷边缘处隔着深深的凹槽：这座分裂出去的花岗岩塔就是“遗失的箭矢”（Lost Arrow Spire），是一座300英尺高的指状岩石柱，拔地而起——它的底部坐落在一座陡峭岩壁的近顶处，其最高点则比山谷底部高出几乎3 000英尺，因此暴露感吓人。它是优胜美地最突出的地标之一，是一座令人眩晕的悬空岛。
爸爸最好的朋友，也是他主要的攀岩搭档兰迪·法里斯陪着我们。他是我的副保护员[15]。我们把绳子系在一起，下降到“遗失的箭矢”底部的凹槽处（整个石柱便是从那里与大岩壁分裂开的），然后花费几小时攀爬到岩塔顶端。
姐姐和妈妈已经搬运完装备，便悠然自得地躺在对面的岩壁边上，放松地享受着内华达山脉的阳光和微风，看着我们攀爬。
我们正攀爬“遗失的箭矢”时，一架直升机从我们脚下飞过。我们可以直接看到螺旋桨机翼的顶部。我想，从这种角度看直升机，肯定非常难得。到达“箭矢”顶部时，我们把一直拖在身后的绳子收起来，相距甚远的绳头还安全地固定在对面岩壁的边缘，也就是我们出发的地方。我们将绳子拉紧，“箭矢”顶端和我们的起点之间变成一条水平的高架索。爸爸和他的朋友完成这段魔术般的架绳后，再次检查了我们的保护系统，又在我保护好自己后对我进行了第三次检查。
我望向脚下的“箭矢”与对面岩壁分裂出的深沟，除了我们的绳索和下方的地面之外，那里空空如也。“这可太酷了。”我心想。我知道爸爸不会置我于险境。我从岩石上走下去，走向空中。几分钟之后，我便完成了一次壮观的提洛尔式横穿[16]（可以想象成那种原始的溜索），回到了我们出发的地方。那种兴奋感使我肚子发痒，就像高速爬到山顶一样。
我看向爸爸所在的保护点。他笑了，冲我竖起大拇指。我感受到那种在挖掘地道时经历过的满足感和成就感。不过这一次，我不觉得自己需要在别人的视线里消失。我冲爸爸点了点头，向他做出相同的手势。
一股归属感油然而生，我觉得自己属于这个地方。
[1] 加仑：1加仑约等于4.5升。
[2] 风镐：一种以压缩空气为动力的手持施工机具。
[3] 磅：1磅约等于0.45千克。
[4] 《登山圣经》（The Freedom of the Hills）：一本极为经典的攀登指南。
[5] 器械攀登（aid climbing）：与自由攀登相对，一种使用装备进行辅助的攀登形式，在一些细小的裂缝中敲入岩钉，挂上较软的绳梯，用手抓和脚蹬绳梯的方式上升到更高位置。
[6] 先锋：也称领攀，先头开路的攀登行为，或类似开路的攀登方式。保护绳和保护者在攀登者后方。
[7] 顶绳攀：在上方保护站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攀岩者在有保护的条件下沿着绳子相对安全地攀爬。
[8] 壁花：指社交场合中较为害羞的人。
[9] 花的力量（Flower Power）：美国20世纪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早期象征消极抵抗和非*力暴**意识形态的一句标语。
[10] 《芝麻街》《史酷比》：均为美国儿童动画片。
[11] 查克芝士餐厅：美国著名儿童主题餐厅，汇集快餐、游戏和娱乐于一体。
[12] BMX：指自行车越野，全称是bicycle motocross，是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在美国兴起的一种自行车越野运动。
[13] 跑者高潮：指运动中高峰体验时的愉悦感。
[14] 纪念碑：指魔鬼塔，是美国第一座正式的国家纪念碑。
[15] 副保护员：为攀登者提供除保护员之外的第二重保护。
[16] 提洛尔式横穿（Tyrolean traverse）：指在两个高点处架绳，从空中通过的横穿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