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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为总参谋长的*毛老**奇不仅是一位出色的战场指挥官,同时又是一位具有深邃战略头脑的军事家,这一点在德国军事历史上是罕见的。

*毛老**奇时期德国军事战略的演变
对于统一以后德国面临的安全环境,*毛老**奇有着比较中肯的认识。早在1871年4月,*毛老**奇就预见到未来德国将面临“两线作战”的困境,认为德俄之间在反拿破仑战争中形成的、由王室纽带进一步加固的友好关系是靠不住的,普奥之间的敌对会被德奥之间的友好取代,而德之间则会转向敌对。但是,俄国不会单独进攻德国,除非在西欧找到盟友,而法国正是这样一个潜在盟国。所以,德国未来需要应对的很可能就是与俄法两国的“两线战争”。
对于这种可能的“两线战争”,*毛老**奇的头脑十分清醒。虽然他是普奥、普法两场“速胜”战争的实际指挥者,但对于未来战争能否“速胜”持谨慎态度。普法战争的经历告诉他,当两个大国的战争局限于正规军交战时,“速胜”可以通过高素质的部队、高效的指挥体系、精良的装备等因素来实现。但是,当大国间战争扩大到全民范围时,取得“速胜”就成为一件很有风险的、不确定的事情。
前瞻性的军事布局
因此,*毛老**奇 采取在东西两线采取攻势防御——初期采取进攻以便将战争引向敌国然后转入防御并尽可能消灭敌军的有生力量,使其失去继续进行战争的能力和意志,从而达成有利的和平条款。德军在东西两线的兵力部署也基本均衡。

1872年,法国采取类似德国的普遍征兵制,对3/4的适龄人口进行军事训练,并且和德国一样建立起了高效率的总参谋部和动员机制。这就意味着德军原先对法军在动员速度和部队规模方面的优势将被大大削弱。对此,*毛老**奇于1873年提出必须加强西线的防御,甚至提出要做好可能被法军赶过莱茵河的准备。他计划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德军将在莱茵河边重新集结,由于法军的进攻部队将被地形分成南北两大集团,这样德军就集中兵力从法军中央突破,将其北部集团赶向巴黎,将南部集团赶向洛林。当该计划成功后,德国将向法国提出十分宽大的媾和条款。
到1877年,*毛老**奇东西两线并重的战略有所调整。在1877年2月3日的一份备忘录中,他指出法军的实力正在迅速增强,战前的动员速度也大大提高,将是未来德国最重要的敌人。因此,*毛老**奇改变了原先在东西两线均分兵力的做法, 将主力集中在西线,计划在战争动员开始后的前三个星期内与法军主力进行一场决战,或胜后再回师东线对抗俄军。
这样一个计划与后来的施利芬计划表面上很相似,但有两个根本性的不同:第一,*毛老**奇的“决战”不是施利芬追求的全面的“歼灭战”,他还特别警告不要有把法国彻底打垮的想法:“如果取得决战胜利,我们将充分地利用这一胜利,但不能再向巴黎追击。要留给外交来决定我们是否可以就此取得和平,即使只能在保持现状的基础上实现和平。”
第二,施利芬计划没有考虑任何受挫的情况,而*毛老**奇的计划则充分考虑了各种最坏的可能,甚至设想了德国决战失利的情况。他认为,一旦决战失利,德军应后撤并进行防御,有必要的话甚至撤过莱茵河进行防御,同时部分兵力应转向东线,增援在维斯瓦河一线的德军并粉碎俄军的进攻。
但是,这种战略仍然不能令*毛老**奇满意。随着法军实力的进一步增强和法国在德法边界的防御工事区基本完成,他认为在西线进行战略进攻的成果不大,相反,由于法德边界,特别是孚日山脉和比利时之间的法德边界比较狭窄,德国又建设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同时莱茵河又是一道天险,因此德军在西线的防御作战拥有十分有利的条件。

毛奇判断在西线“(德军)立即发动一场战略性进攻将是一个错误,将白白放弃由战术性的防御带来的有利因素”。所以他认为在西线德军应运用有限的兵力坚守以萨尔为中心、以梅斯要塞为前沿、斯特拉斯堡为南翼的坚固防御阵地,把进攻的主动权让给法国。法国则很可能会因为急于收复阿尔萨斯和洛林而抢先发起进攻。等到法军主力完全走出坚固阵地并进入开阔地带后,德军将依托坚固工事向法军“猛扑”。在这种情况下,*毛老**奇认为德军进行成功防御还是很有把握的。
但即使如此, 他还是认真地考虑了德军防御失利的可能性,并计划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撤往莱茵河,并使撤退的三个军在从美因茨到法兰克福之间的美因河后面重新集结。 当然,*毛老**奇在西线所计划的也不是一种消极的防御,而是一种攻势防御。
在东线,*毛老**奇则计划进行战略进攻。他认为,在东线长达750公里的德俄边界上要有效实施防御作战是不现实的,然而却适合实施战略进攻。特别是德国的东普鲁士实际上构成了一个战略上的突出部,如果进行防御就很容易遭到包围和分割,如果进行进攻则有利于围歼俄军在俄属波兰的主力部队。他认为,考虑到俄国的幅员,进行“歼灭战”战略不可能像对法国那么有效,德军任何这样的企图都可能变成徒劳无益的攻势行动。
但是,如果德军对俄国在西部诸省的*队军**进行一系列沉重打击,并有系统、有步骤地鼓动臣属俄国的民族进行起义,那么俄国继续进行战争的动力将被有效瓦解,这样俄国很可能就会愿意谈判结束战争,特别是如果德国能够提出合理条款的话。

关于后一点,毛奇深信德国可以做到,因为“即使在最为成功的战争以后,我们也没有什么可以从俄国人手里拿的,他们没有钱,而我们又不要土地”。因此, 只要德国追求的是有限的战争目标,对俄进行一场时间相对较短的胜利的战争是可行的。而一旦俄国退出战争,势单力孤的法国也就失去了继续作战的动力,谈判结束战争就成为水到渠成的事。
总体上看,从1879年开始,*毛老**奇的军事战略可以归纳为他自己的一句话:“如果我们不得不在相距150英里的两条战线上作战,我认为我们应充分利用在西线有莱茵河和坚固要塞区的优势进行防御,同时集中其余力量在东线实施进攻。”
而在兵力分配上,东西两线仍然是比较平衡的,即西线30万人,主要依托坚固阵地防御,以打败法军的攻势,东线36万人,主要采取机动作战,力求粉碎在科弗诺和华沙周围的俄军主力。
随着 1879年德奥同盟的签订 ,德军在东线实施战略进攻的条件变得更加有利。*毛老**奇虽然怀疑奥匈*队军**的作战能力,但还是履行了一个盟国总参谋长的义务,从1882年开始启动与奥匈总参谋部的对话。最终由他的副手、陆军军需总长 阿尔弗雷德·冯·瓦德西 与 奥匈总参谋长弗里德里希·贝克 形成了一个联合进攻俄国的方案,规定德军从东普鲁士、奥军从加里西亚同时进攻并包围在华沙附近的俄军,迫使俄军“离开维斯瓦河与布格河后面的坚固阵地并在某一方向寻求决战”,而进攻的目标则是将战线推进到科弗诺、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布格河与奥俄边界,实际上仅仅是将揳入德奥之间的俄属波兰这一突出部削平。

由此可见,和*毛老**奇在西线的考虑一样,他在东线的战略进攻也不是要达成某种彻底的“歼灭战”,更不是“全面胜利”,而只是追求一种有限的胜利,以便为外交努力创造良好的条件。
所以,*毛老**奇的军事战略可以概括为两条: 一是战略目标有限,即着眼于争得有利的和平条件,而不是全面胜利;二是实行“东攻西守”的战略计划,即对法防御,对俄进攻,在打败俄国后再回师西线,迫使法国退出战争。 这两条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而后来的“施利芬计划”所抛弃的恰恰就是这两条。
*毛老**奇军事战略的特点
如果结合当时的情况作一下分析,这种军事战略至少有四个比较突出的优点:
首先是客观性,即符合了当时的客观环境。普法战争以后,德国从法国割取了阿尔萨斯和洛林两个地区。这在政治上是个失误,使法国成为德国无法调和的敌人,大大缩小了德国对外政策的回旋空间。
但从军事角度来讲却是有道理的,因为如果阿尔萨斯和洛林在法国手中,那么一旦发生法德战争这两个地区将成为法军的主要集结地,直接威胁德国的重要工业区—萨尔。而德国占领了这两个地区,则控制了法德边界的两个重要军事要塞—斯特拉斯堡和梅斯,从而形成一道十分坚固的防线。

在比利时和瑞士保持中立的情况下,法军试图进攻德国就只能在梅斯和孚日山脉之间的狭长地带展开行动,而且还不得不面对由斯特拉斯堡、梅斯、科布伦茨和美因茨形成的“世界上最坚固、最巨大的四边形要塞区”。因此,德国只需用较少兵力就可以在西线固守相当长时间,“西守东攻”的军事战略符合了这一现实,也与当初割取阿尔萨斯与洛林时的考虑相一致,使政治上的损失在军事上得到一定补偿。
其次是协调性,即与对外政策形成有机协调。 *毛老**奇这种“西守东攻”的军事战略在原则精神上与当时德国整体对外政策是一致的。俾斯麦的政策并不追求进一步扩张领土或取得完全的欧洲霸权,同样*毛老**奇在军事上也不追求全面胜利,而是通过有限的军事胜利迫使对手放弃与德国继续作战的意图,强调为外交和其他政治手段创造有利条件。此外,*毛老**奇的军事战略也与1879年德奥结盟的外交路线相协调。在德奥同盟只针对俄国而不针对法国的情况下,德国在东线就享有“二比一”的优势,“西守东攻”的战略也更有基础。
需要强调的是,*毛老**奇的远见和全局观在这方面再一次得到了体现。虽然他本人几乎完全不信赖同盟,而作为一名普鲁士军官,他也看不上奥匈的*队军**和总参谋部,但他还是从德国的战略全局出发,设置了两国总参谋部的协调机制,使德国军事战略在操作层面上也与其对外战略相融合、相协调。

第三是可控性,即这种军事战略使德国在危机发生时仍能对局势发展保持一定的控制能力,从而为决策者提供了“最后一道阀门”。 作为应对危机、维护国家安全的终极手段,军事战略往往直接关系到国家控制全局的能力。如果军事战略完全立足于应对“最极端情况”,那么一旦面临严重程度相对较轻的局面要么束手无策,要么就采取应对“最极端情况”的措施而加剧对抗,从而以“自我实现的预言”的方式导致危机升级为“最极端情况”。这就迫使国家在投降和打一场很可能玉石俱焚的全面战争之间进行选择,后来的“施利芬计划”实际就促成了这样的后果。
相比之下,*毛老**奇“西守东攻”的军事战略则有较大弹性,即使在危机演变为两线战争的情况下,这种战略依然可以有效保证德国控制战局的能力:在西线,德军依托有利地形的防御将使法军的进攻作战很难奏效,在东线,德军的进攻作战则拥有“二比一”的优势,打掉俄军的主力部队或至少使其丧失*攻反**能力的可能性很大。这样主动权就在德国一边,只要德国不想攻入巴黎或侵占俄国大片领土,就可以在有利的军事形势下争取和平,而法俄两国在遭受巨大损失后也将缺乏足够的动力“打到底”。
第四是低成本。 以上三个特点决定了,这种军事战略能够以一种较低的成本来维护国家的安全,而不需要依赖大规模扩军。所以在俾斯麦时期,德国*队军**以一种相对平稳的速度得到加强,比如1880年新的“七年期”,规定帝国*队军**从40.1万人增加到42.7万人,1887年的第三个“七年期”则将*队军**总人数进一步增加到46.8万人。其中陆军得到更多重视,1870年德国陆军军费为960万英镑,1880年上升到1820万英镑,1890年进一步达到2420万英镑,其占欧洲五大国陆军军费总额的比例也从1870年的15%增加到1880年的19.3%和1890年的22.7%。同期海军军费则占欧洲五大国的5.7%、9.3%和14%。
然而考虑到德国在“财富”方面占欧洲五大国总数的比例为16%(1870年)、20%(1880年)和25%(1890年),这种加强*队军**的速度属于相对温和的,因而基本没有增加其他大国的疑惧,也没有引发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

总体上看,到19世纪80年代初期,俾斯麦对外战略的主框架和*毛老**奇的军事战略都已经确立起来,两者在哲学层面上是相通的,都是追求一种有限的胜利,贯彻了一种保守主义的思想。
在现实中,两者又互为补充、互为支撑。在德国的战略决策体制存在严重缺陷的情况下,这两大支柱还是形成了一种整体的大战略,其有限的目标和迂回的思路充分体现,也充分符合了德国崛起的复杂外部环境。
《参考文献》
Imanuel Geiss, German Foreign Policy 1871—1914, p. 40.
Cedric J. Lowe and Frank Marzari, Italian Foreign Policy 1870—1940,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5, Chapter 2.
Imanuel Geiss, German Foreign Policy 1871—1914, pp. 41—42.
William L. Langer, European Alliances and Alignments 1871—1890, New York: Alfred A. Knopf,1950, p. 244.
Norman Rich, Friedrich von Holstein: Politics and Diplomacy in the Era of Bismarck and Wilhelm
II, vol. 1, p. 110. 〔44〕 Norman Rich and M. H. Fisher (ed.), The Holstein Papers: Correspondence 1861—1896, vol. 3,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1, p. 62.
[英]A. J. P.泰勒:《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1848—1918》,第322页,注释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