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丰中教师
爷爷比我大60岁，一个甲子。今年的5月27日，他去世了，走得格外安详。一年前我带着女儿去看他，他还康健，坐在床沿上，衣服穿得板正，吉米去抓他的衣领，他笑嘻嘻地接住吉米的小手。这一幕被我用手机拍下来。照片左上角拍到了墙上的挂钟，8、9、10三个数字被框进来。我一直以为生活是有其神秘的启示意义的，就在心底里高兴。我认定了爷爷能活到98岁的。编制相册时，我在背面写上：老爷爷九十三，女儿一岁半。可是没过几个月，爷爷住进了医院，脑梗导致右半身偏瘫，住院半年多，就撒手离去了。
2016年我第四年带高三，几乎每天上课，中间偶尔休息一天，也懒得动弹。妻子催我说，去看看爷爷吧，人活着吃口东西，比人不在了，哭个死去活来强。我就觉得很羞愧，爷爷那时已认不得我了，虽然喊他他也答应，可也只能哼哼两声，似乎只有爸爸能理解他的意思。我们又开始担心爸爸，爷爷住院半年，一直是爸爸一个人照顾他，中间哥哥、三叔和小姑偶有替换，可是爸爸毕竟熬得够呛。直到有一天，爸爸端碗的手颤抖起来，我们才知道，爸爸也病了，帕金森综合症。哥哥挂号、问诊、取药一个人跑，而我还在高三的课堂上。爸爸不愿告诉我，哥哥跟我说时，我吓得不行，立刻想到了瘫痪躺在轮椅上的霍金。哥哥说，轻度的帕金森，只要不生气、不过度劳累，合理饮食，不会有大碍的。我紧张的心才松快一点。到网上查了轻度帕金森的饮食和治疗，我拨通了电话，对照着电脑上医生给的建议，一句一句叮嘱爸爸，不能吃肥肉，每天一个鸡蛋，一定要多吃水果。尽管这样说，我知道，他还是会忘记，他从来没有养成吃水果的习惯。实际上，他太累了，白天黑夜地熬，收拾好爷爷，往椅子上一靠，就睡着了，哪里还有空吃水果。
去年春节，我们都回家过年，人到得比较齐。我撺掇一大家人拍个全家福。哥哥联系了摄影师，叫齐了人。给爷爷穿上一件颜色鲜亮的羽绒服，他坐在轮椅上，眼睛眯缝着。和暖的阳光扑下来，在每个人的脸上描绘上微笑，爷爷那天精神很好，一直笑，也许那是他去世前最好的精神状态了吧。三叔用红纸写了横幅，“四世同堂”、“全家福”，让孙辈们举着，显得非常喜庆。我们能看到的爷爷清醒的照片，这“全家福”是最后一张。
我们想一个人，可以通过照片去凭吊。而照片写实，显得僵硬，跟我们和他相处的每一分钟比起来，实在是太不生动了。回想与爷爷的相处，主要是从奶奶去世、爸爸照顾他开始的。以前的交往是零碎的。爷爷是个好脾气，怕奶奶。有一年的春节，爷爷到我家门前来，飞快地塞给我10块钱，说是压岁钱。我不要。他硬塞给我，然后小跑着回家了。那时候他60多岁，刚退休，穿着一个蓝布褂子（四个大布袋的那种），灰布裤子，圆头的黑色布鞋。我为什么会记得那么清楚，因为他一直是那一种穿着的，很简朴。村里有工资的人不多，其他人阔绰，可他有六个子女要养活，也是省吃俭用。
我小时候主要跟妈妈，妈妈跟奶奶不和睦，我也很少到他们那里去。偶尔去了，也呆不长时间。二叔家的哥哥一直在那里的。有一次我去了，见到爷爷挂在花圃旁边的毛巾掉在了地上，我捡起来，挂到晾衣绳上。被爷爷看到了，他就用这来教育我的两个哥哥，你们整天在这儿玩，还不赶弟弟呢，来一次就知道帮我把毛巾捡起来，你们都要向他学。我虽然没说话，可心里很得意。后来回忆起这件事情，觉得太小了，甚至没有写的必要。但爷爷坐在纱窗门里面的一个竹躺椅上，笑眯眯地教育我哥哥的神情，实在是难以忘记。
到了2005年，奶奶去世两年了。那时我上大学二年级，暑假回家去看他，我们俩有过一次长谈，谈了一个半小时，从来没有过的。他的精神出奇的矍铄，坐在后院他那间小屋的床沿上，有时候说着说着会站起来。可能是出于刻意，我担心爷爷一个人会很孤单，也担心他和他生活的时代会失传，即使再怎样平凡，他活八十多岁了，什么样的风雨没有见过，流露出一点点，恐怕就够我写好长好长的文章。而我学的是中文，正做作家梦，胸怀立言不朽的狂想。于是不管出于哪一种考虑，我们的长谈开始了，我扮演的是采访者、倾听者的角色。他的经历没有时代的波澜壮阔，我只听到了一鳞半爪，却看见了历史的衣襟和腰带，那是近现代历史书上看不到的。爷爷颇有文采，平凡的事让他说得委婉动听。他还激情勃发地背起了他初三那一年写的，被老师大为夸赞的作文来，“……千红竟妍媸，唯其堪称‘庸中佼佼者’也。”我不记得他前面写的是花还是人了，但我觉得背完那篇作文，他就是当时的“庸中佼佼者”。他很自豪地告诉我，当年省立徐州第一中学六个县只招三十多名学生，他考取了。当时的作文题目是“忠勇为爱国之本论”，不少学生看不懂，他半文不白地铺写了三千字。要知道，他念过一年“文史专修”，《幼学琼林》、《大学》、《诗经》等古书能整本背诵的。我本来担心奶奶去世，爷爷孤单，想不到没有，一向病弱寡言的他竟然娓娓讲了那么多，我挺高兴。可高兴之余，我又担心他是回光返照，我真的担心他会死去，我的外公就是在外婆去后没几年就死去的。过了那一年，我忘却了我所担心的事。
有一天，我看到他躺在床上，睁着眼睛，虚虚地看着空中。我提高了嗓门喊他，他的耳朵很奇怪，时而听到，时而你喊再大的声音他也听不到。我问他在想什么？他看见了我，平静地说，你来了，就像我告诉过他我要来一样，其实没有。他说，我在背唐诗。我很好奇，爷爷睁着眼睛躺床上，居然在背唐诗？我问他还能背多少。他说，只能背三十多首了。他的话里没有丝毫的对记忆力衰退的感伤和惋惜，很平静很平常，就像他的白发和白色的胡须连在一起一样，自然而平常。我跟他说，还能背那么多，真不坏！我又说，坚持多背点唐诗，动动脑筋，人头脑好，身体就不会出问题。
除了背唐诗，爷爷还看报、读杂志。镇里的老干部局给他们这些离休老干部订阅了《银潮》杂志，我有时候回家，也要拿起来翻一翻的，看到感兴趣的，就端坐了身子好好读一读。爷爷是每期必读。杂志的后半部分有一个连载栏目，一次连载了王树增的《解放战争》，张宗刚所写的，爷爷挺爱看。可是杂志要一个月才一期，有时候几期一起来。爷爷跟我讲他看来的解放战争的故事，讲着讲着就停了，因为下一期还没有来，真可惜！我说，这个有书的，你要看吗？我可以在网上给您买。这次，他似乎听见了，说，好，给我买。过了几个月，我回家，问他看得怎样了。他说，眼睛不好，有些看不见了，没看完。后来，我又问，他说，不看了。我帮他读过一次，读了有一张纸，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听见。再后来，我教高三，回家少了，即使回家也是来去匆匆，顾不到他还看不看我给他买的书，更多的是问身体。当你频频问老年人身体是否健康的时候，他的健康大概成问题了。感冒是小事情，脑梗头晕是大事，要挂水，有时候挂半个月的水。爷爷年纪大了，禁不起折腾，爸爸就把医生请到家里来，好在医生也熟识了，不会介意。
一个乡间的教书先生，识文断字，不事田间劳作，爱干净是自然的。刚退休的那几年，爷爷和三叔住一个院子，他在房前窗下，从自己的门边延伸到三叔家门边，辟了一块长方形的园子，种上两株冬青，一溜一串红，再撒一大片秫秸花，其余就是一些星星一样的叫不上名字的花草。我们几个凑热闹，从邻居家移来几棵指甲花，栽在角落里。夏季一到，秫秸花开出一团团粉红、大红、白色和淡紫。蜂儿蝶儿穿梭，浮在花蕊上，嘤嘤啼鸣，翩翩舞蹈，仿佛在开演唱会。那一溜儿一串红更是开成了一块红绸子，好不叫人欢喜！可是，少年眼里并不觉得美。我和妹妹还有弟弟，会去拜访我们亲手栽种的指甲花，摘下它的叶子，放在一个塑料盒里，用小木棍捣成一团绿莹莹的稀糊糊，涂在指甲上。它会奇妙地变成鲜红色，我们以为那才叫美呢！爷爷爱惜他的花，先是用砖块埋进土里，只露一个角，围成一道“保护墙”。看我们能轻而易举地跨过，他就极耐心地将门外竹子砍下几竿，用镰刀头劈开来，一截一截地插进土里，再横腰拦一道，用布条紧紧地栓住。每天早晨，他拿起一把自己扎的轻便的竹扫帚，将院子一块一块地扫干净，然后坐到门前园子旁的竹躺椅上看看书报。夕阳将红霞铺满整个院落之时，他会看着园子里的花草发呆，仿佛沉浸在睡眠里。我们那时侯，只管拿着竹削的刀剑追逐打闹，并不在意他在做什么。到记忆的房间里面搜寻的时候，才体会到爷爷那种爱花草、爱干净，其实是爱生活、爱生命，是一种安静恬淡的美。
爷爷做事情很慢，吃饭、走路都是，像小溪水缓缓流淌，持久，忍耐，自自然然。他爱干净的习惯一直流淌至他生命的尽头。只是在他去年夏天脑梗塞，接连几次打了一两个月的点滴。爸爸也许累了，没能及时给他更换床单、枕巾，空调换气效果也不好，我看他时，闻到很重的脑油气味。我忍着没有说，我知道爸爸一会给他拿尿罐，一会给他端痰盂，就连盖在身上的毛巾被扯上十几下他也才能满意。老年的爷爷像个小孩子，一点不舒服都不行的，很难伺候。爸爸继承了爷爷的耐性，换换旁人比如我的妈妈或是我的叔叔们，怕是受不了的。因此，我能理解爸爸，我什么都没说。爷爷看上去很虚弱，又黄又瘦，眼睛里团着眼屎，爸爸用温水烫了毛巾，想给他擦去，他嫌疼不让擦。爸爸只好让他脏着。我用面巾纸帮他擦，他哎呦哎呦喊疼，我也只好停住。看他脏瘦的样子，我说不出的难过，回去的车上，眼前总是浮现从前他吃过饭，用温水漱口，将漱口水吐到碗里，再倒进废水桶里，从床头折叠整齐的卫生纸中，抽一张擦嘴唇的场景。
我感觉自己在禀赋性情上和爷爷非常相像，爱干净，吃饭细嚼慢咽，做事慢条斯理，显现出巨大的耐心，精神的底子是与世无争的。我一度极端讨厌自己的缓慢和与世无争的性格，因为缓慢总是被人嘲笑为迟钝，与世无争则被视作不求上进。直到现在，我仍时常受到这种性情的困扰。不过慢慢地我能接受了，我理解了“本性难移”的生活真相。爷爷跟我讲过，他很胆小，脾性和缓，错过了一些事，同时在动荡的年月里得以保全。他们刚考上徐州一中那会，抗战爆发，他的一个老乡同学上前线打鬼子，右边的一颗眼珠子被*弹子**剜出来挂在耳朵上。他没去，回家干了一段时间农活，就去一所小学做教书先生。到了*革文**年代，*卫兵红**分成各种派别，你争我斗，他哪一派也不加入，只就是教他的书，没书教他就躲得远远的，一边呆着。他亲眼看到几个学生把一个老师从窗户里拽出来，按倒在走廊里，拿黑墨水往眼睛里面罐，硬是把人给弄瞎了。七八十年代，爷爷做了小学校长，仍旧老实本分地工作，从不逾越规矩，信守着劳动得食的传统。
后来，我的三叔、小姑都做了老师，我也是，受爷爷影响是肯定的。做老师辛苦，收入低，但是安静踏实，付出一分收获一分，享用起来格外心安。古人说的“耕读传家”太过诗意，后来有人提出的“教育救国”又太崇高，这些爷爷都高攀不起。他平常、卑微，教书在他那里不过是一门职业，不过是果腹糊口，可是，在一百年风云激荡的岁月里，一个平常百姓劳动求生存的朴实想法又有什么错呢？我清楚地记得，他讲的老爷爷年轻时候的事，大冬天去湖里捞苇楂子，穿着一件破棉袄，揣上两个红薯叶子窝窝头，走六十多里路到湖区。怕苇楂子扎破鞋，就光着脚，冰碴，苇楂，脚丫子，拔一棵苇楂两把泥，抬起脚来血呼啦的一大片。一整天才能拔一捆，背回家天都黑了。可如果没有这一捆苇楂子，十天半个月就得受冻，就得挨饿。从小过苦日子，老爷爷养成了节俭悭吝的性格，有点钱，攒起来，攒多点就买地，搜肠刮肚，省吃俭用，二十年竟攒了30亩地。谁知一土改，划了地主成分，土地没收，差点没被斗死！
做老师的，从深层心理上讲都有几分胆小，几分保守。他们不会因为什么理想，抛家舍业，远离故土，他们眼里是生活，是老婆，是孩子。我在三十几岁的年纪上选择离开家乡，有痛苦，有彷徨，但是我不恐惧，我相信上帝的安排，相信祖先的基因。高三就要结束，我正为要不要辞职犯难，爷爷去世了。请假赶回家，双手揭开他的蒙脸布，看见那干瘪的脸庞，清清净净，我跪下磕三个响头，哭了一阵。推着他进火化炉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死亡很安静，没有什么可怕，活着也是一个样，那种感觉是纯白的，真真切切的，像死亡的白布。于是我辞职了。几年前，读到苏格拉底的一句话：男人应当平静地死去。我以为我理解了，理解了活着的价值和意义。现在看来，我没有。推爷爷的尸体进火化炉，我才算真正地感受到它，就像摸到了它的肉，摸到它的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