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杨群生
前言
奥运冠军李爱（Eric Liddell）
李爱锐——1902年1月16日出生于中国天津，1945年2月21日病逝于二战时期日本的潍县集中营，在这两个值的纪念的日子即将到来之际，仅以此文献给苏格兰奥运冠军李爱锐。
2012年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上，英国的喜剧大师罗温·阿特金森（憨豆先生），让全世界重温了曾荣获第54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原创剧本等4项大奖的经典奥运题材电影《火的战车》。
影片的主题曲让无数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这是迄今为止，唯一获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体育片。
也许人们不会想到，这部奥斯卡获奖影片男主角的原型是在天津出生，曾在五大道居住，1924年巴黎奥运会上夺得田径400米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
他舍弃了名誉、地位、丰厚的待遇、舒适的生活，义无返顾地回到他的出生地天津，并在天津工作和生活近二十年，直到二战期间被日本侵略者带上了死亡之路。
他就是埃里克·亨利·利迪尔，他的中文名字叫李爱锐，他是民园体育场的设计者之一，他是中国奥林匹克的引路者，同时他也是五大道上唯一的奥运冠军。
李爱锐真正值得我们敬佩、学习的，不光是他在体育上的成就，同时，也是他对信仰的执着，不为金牌和名誉，而为了信仰在中国贫瘠的土地上奔跑的、平凡的20年。
李爱锐生在天津，长在天津，为了天津，不遗余力的奋斗了二十年，为了中国的民族解放，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永远地长眠在了中国的土地上。
他把自己全部的爱都给了他的故乡天津，他用自己短暂的一生，成就了一段不朽的传奇。他所散发出的光和热，将永远激励和温暖着这里的人们。
李爱锐故居：重庆道38号
这是一座混合结构三层平顶楼房，建筑形体简洁，朴素大方，带有现代主义的建筑特征。
重庆道38号在李爱锐居住时还是原英租界剑桥道70号，该楼建于上世纪20年代，为英式现代风格的建筑：砖木结构，墙体为硫缸砖，部分砂石鹅卵石，墙面新颖别致。阳台墙为砖砌，上部方透视孔有精巧的铁艺；室内设施齐全，装修高级，一楼为客厅、餐厅、备餐室；二楼为居室、书房、卫生间。
重庆道38号，比起五大道上许多名人的豪华别墅，这栋住宅实在平淡无奇，可是，这一栋建筑远比其它建筑珍贵，因为这是李爱锐的故居！
李爱锐不富有，也不是军阀、政客，他只是普普通通的外国人，一位来自英国的苏格兰传教士。
这栋建筑物之所以不平凡，因为它承载的不是财富、权势，而是无私奉献的精神、坚定不移的信仰，以及高尚的人格。
原大沽北路的马大夫纪念医院，李爱锐出生的地方。
马根济（1851-1888）英国人，青少年时期在英国爱丁堡医学院读书，1875年来到中国，最后留在了天津，在教会医院工作，在天津创立中国近代第一所规模完整的私立西医医院。
天津的小洋楼里曾住过很多外国人，马根济应该是其中最为普通人所熟知的一位。因为他所从事的职业是救死扶伤的医生；他在天津参与开设并主持了近代中国第一所规模完整的私立西医医院和中国最早的官办西医学校。
在还没有了解“马大夫纪念医院”之前，就时常有很多名人后裔提起过马大夫。
尽管马大夫是位外国人，而且去世很早，但马大夫纪念医院却在天津人心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时常会听一些老人说这样的话：“当年的马大夫医院……”！马大夫医院就像一个被人们珍藏在心里的老朋友，尽管已经远去，但情感依旧。
李爱锐的父母
李爱锐的父母都是苏格兰人，父亲1898年被伦敦教会委派到中国北方内蒙古地区传教，因当地发生义和团运动，父亲又辗转到了上海，1899年其父亲与母亲在上海结婚；1900年父母在上海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儿子罗伯特，后转到天津传教。
1902年1月16日，李爱锐出生在天津马大夫医院。他是父母的第二个儿子，父亲把母亲被安置在天津英租界一个比较安全的教会住宅内居住。
小时候，李爱锐常在教会院内一个露天的小体育场(现天津口腔医院一带)里踢球玩耍。
李爱锐的母亲是一位护士，在父母的培养下，李爱锐最终也成为了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
李爱锐从一出生就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刚刚10个月就随家人离开天津，去河北省肖张县的宣教站，因为他的父母要在那里传教，后又随父母回到天津，直到1907年5月李爱锐才回到父母的家乡苏格兰。
1908年夏季，恰逢第四届奥运会在英国伦敦举行，李爱锐从报纸上读到苏格兰人哈斯威勒获得400米银牌的新闻，就问父亲：“从来没有苏格兰人得到过第一名吗？”父亲点头说：“不错，苏格兰人从未得过金牌，但是得奖牌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怎样走完人生的路程。”
回到苏格兰之后，李爱锐的父母决定让孩子们接受英式教育，在父母的安排下，李爱锐和他的哥哥罗伯特进入伦敦黑石南(Blackheath)的宣教士子弟学校接受教育，父母让兄弟俩单独去面对生活，他们很快又回到天津继续宣教生涯。
1912年该校迁至肯特郡莫丁汉姆，更名为爱尔生书院，一百多名学生中，有很多是宣教士的儿子。
那时，李爱锐患有了严重的痢疾，两腿瘦弱，走路不稳，很多人看过后摇着头说：“这孩子恐怕将来无法好好走路了。”但是，李爱锐以顽强的毅力摆脱了病魔，到中学时已成为全校最佳运动员。
1918年他成为学校橄榄球队队长，同年创造了百米賽跑10.2秒的学校新记录，校刊评价道：“一颗闪耀的巨星出现在天际。”
1912年4月，还在英国爱尔生书院读小学的李爱锐和哥哥罗伯特，就显现出过人的运动天赋。
在学校的运动大会上，李爱锐在13岁以下的低年级组赢得跳高、跳远、100米冠军。罗伯特在高年级组和年纪较大的选手比赛，得到跳远第一名，200米第三名。
1918年4月，李爱锐哥哥罗伯特，即将要从爱尔生书院毕业，这一年的校运动会，完全变成了李爱锐和哥哥罗伯特的“家庭运动会”。
下面是他们的战绩：
越野赛跑
第一名，罗伯特；第二名，李爱锐
跳远比赛
第一名，李爱锐；第二名：罗伯特
跳高比赛
第一名，罗伯特；第二名，李爱锐
跨栏比赛
第一名，罗伯特；第二名，李爱锐
100米
第一名，李爱锐；第二名，罗伯特
200米
第一名，李爱锐；第二名，罗伯特
李爱锐还在100米比赛中，以10.8秒的成绩，平了校纪录。
李爱锐1920年到爱丁堡大学读书后，他的体育天才得以充分发挥，成为该校出色的橄榄球运动员，后加入了苏格兰国家队。
英国报界给予了他很高的评价：“观看有利迪尔参加的比赛，全场的球迷几乎都疯狂了，他的双腿似乎在闪耀着一种精神，他总是怀着必胜的信念，在不犯规的情况下，没有一个对手敢于接近他，而他总能获得最后的胜利。”
李爱锐在爱丁堡大学就读期间，在一次苏格兰大学校际运动会上，李爱锐获得100码（91.44米）冠军，并以22秒4的成绩赢得200米冠军，几天后，他又在苏格兰业余运动协会竞赛中，以22秒6跑完220码（201米多一点）破了苏格兰纪录。
爱丁堡大学给他配备一名特别教练梅其察，指导李爱锐热身活动的方式，与如何在起跑的时候俯身前冲提高速度。
梅其察知道李爱锐在赛跑中有双臂像风车般摆动的习惯，没有试图改变他，只是纠正一些多余的动作，在接近终点的时候，让他把双腿尽量的抬高，这些有针对性的指导，使得李爱锐跑步的速度更快了，跑完再给李爱锐作相应松弛肌肉的按摩，这样的训练产生了奇效，不久，李爱锐的200米成绩已在22秒之内了。
1923年，李爱锐在伦敦的一场比赛中，创下100码9秒7和220码21秒6的全英纪录。紧接着英国奥运选拔赛开始，李爱锐顺利通过，有报纸称其为是“世界上跑得最快的人”， 他成了众人瞩目的明星。
1923年7月，“三国国际竞赛”在苏格兰斯多克特伦（Stoke-on-Trent）举办，400米比赛时，英格兰赛跑选手季理斯（J. J. Gillis）在变线时想挤入内线，撞倒了李爱锐，李爱锐觉得自己没希望了，呆在那里，有位苏格兰裁判大声叫他继续跑，此时，他落后其他对手足足18米。
令人难以相信的一幕发生了：李爱锐脚上穿的跑鞋，使得大雨浸透的跑道扬起泥土，他双腿飞快地跑动，逐渐缩短自己与领先对手之间的差距。
李爱锐的教练梅其察指导过几百个运动员，教他们如何在比赛时要拼命、要倾尽全力，但从来没有看过任何人像李爱锐现在这种跑法，观众沸腾了！
在最后一个弯道的时候，李爱锐追到第4名，只落后季理斯10米，李爱锐在剩下的40米，超过了所有选手，像一匹骏马仰头狂奔，他比季理斯领先2米冲刺撞线，然后倒在队友的怀里。
观众全都为之疯狂！目睹比赛的人全都摇头惊叹，没有一个赛跑选手能够在400米比赛中，弥补那样的落差，但是李爱锐做到了。
在爱丁堡大学期间，李爱锐是大学田径队长，家他中的橱柜里，摆满了各种比赛的战利品，有玻璃制品、餐具、各种钟表……他还为妈妈玛丽、妹妹珍妮各赢得一只背后刻着她们名字的金表。
第8届奥运会即1924年巴黎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1924年正值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复兴30周年，首次引入了“更快、更高、更强”（Citius, Altius, Fortius）的奥林匹克格言 ，并第一次在闭幕式上同时升起国际奥委会、本届奥运会主办国和下届奥运会主办国的*旗国**，并由此成为历届奥运会闭幕式的惯例。
1923年底，李爱锐收到了巴黎奥运会的比赛日程表，李爱锐一读到100米比赛要在星期天举行，马上就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他告诉委员会，他不能参加100米的比赛，并非傲慢地说“我拒绝！”，也不是顽固地说“我不愿意！”，而是诚心诚意地说“我不能！”
李爱锐并没有向人夸示他的决定，但最终造成的宣传效应，非他所能掌控。
许多人称赞他是位有信念的人，为了忠于他的原则，而愿意牺牲几乎唾手可得的100米金牌，但是，也有许多畅言无忌的批评者认为，在奥运比赛里，个人的宗教信念，应该居于爱国心和国家荣誉之下的次要地位。
李爱锐的决定损失是巨大的，除了要放弃100米比赛，还要放弃另外两项英国极有希望赢得金牌的项目——100米接力赛、400米接力赛，虽然这两个项目的预赛和复赛是在周间，但决赛却是在7月13日（星期天）举行。
1924年7月13日（星期天）是田径比赛项目的最后一天，李爱锐实现自己的诺言，没有参加4×100米、4×400米接力。
400米跑是李爱锐唯一向冠军冲击的项目，当选手抽签决定决赛跑道时，李爱锐很不幸，抽到了最外侧的跑道。英国队很失望，因为外道选手赛跑时，无法精确估计其他对手的位置，非常不利。
李爱锐在比赛开始前，与所有对手逐一握手，他每场比赛都是如此，并非刻意而为，只是很自然的去做，表示他对对手的尊重，他因此深受运动员和观众的喜爱。
发令枪响了，李爱锐全速猛跑，像是在跑100米，而不是400米，李爱锐的队友哈罗德不禁皱起眉头，喃喃自语：“他不可能一直保持这种速度的。”
接近半程时，李爱锐领先3米，很显然仍是以全速在跑，那些在看台上用手表计时的人，看到李爱锐跑到200米时，只用了22.2秒，都难以置信地摇头惊叹：他不可能全程都保持这种速度的！
只剩下100米时，有位选手跌倒，放弃了比赛，观众吓得透不过气，但李爱锐只顾猛跑，仿佛一切都没发生，到了最后的弯道，李爱锐仍然领先，他还在增加自己领先的距离！还在增加！还在增加！
对手费奇在接近终点的直道上尽力追赶，他认定李爱锐一定会慢下来，他随时会追上，没想到李爱锐仰头狂奔到底，赢了他5米。
最终，李爱锐以47.6秒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奥运会纪录！
跑道最左边的是李爱锐。
1925年，李爱锐从爱丁堡大学毕业，作为奥运冠军，苏格兰的英雄，他完全可以在国内获得好的工作与报酬，受到万人的欢呼，好好享受美好的时光，但李爱锐作为虔诚的基督徒，他决心回到他的出生地中国，以传播信仰为毕生的事业。
曾经有一次李爱锐回答加拿大记者问，记者问他你真的很高兴将生命奉献在现在的事业上吗？你难道不留恋那闪烁的镁光灯、蜂拥的人潮、激动的观众、大声的欢呼、珍贵的庆功酒吗？
李爱锐回答：“当然，有时人会很自然地想到这一切，但我更喜欢我在中国所从事的工作，因为这方面的价值远超过你所说的一切。你知道，这份荣耀是一个永不朽的冠冕”。
而当时的中国，还在军阀混战、贫穷落后、民不聊生，正因为他从小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他关心、同情那些还在受苦受难的人，他知道那里的人需要他。
在苏格兰逗留一年之后，他在一次公开场合说道：“我生活的铭言是：如果事情值得做，就值得去做好，我要告别赛场。”
一个星期之后，他乘船前往中国。
李爱锐出生在天津，是天津伴随了他的童年，所以对天津有着特殊的感情，更重要的是以体育为特色的新学书院，在当时已经享誉海内外，这一点也深深吸引了这位奥运冠军。
新学中学是英国伦敦会创办的教会学校，对于所聘用的外籍教师，学校有一套严格的录用标准。
为了实现在这里任教的愿望，李爱锐先是经过考试，然后写下一份决心书，才被校方录用，随后，李爱锐还必须到中国的一个贫困地区实习一段时间，再经过最后一次答辩，并详细论述自己的见解和决心，方可登上新学中学的讲台。
校方考虑到所有英籍教师中文水平不高，因此，李爱锐还到燕京大学学习一年中文。
上图为天津新学中学原貌（天津十七中学），1976年地震后拆除。
新学中学前身原名为养正书院，始创于1864年，是由英国基督教伦敦会在天津创办的，后1902年在原址上改建并改称天津新学书院；1930年改为私立新学中学，1953年改为天津市第十七中学，原址坐落于当时天津法租界的海大道（Ruede Takou）今和平区大沽北路与赤峰道交口原天津市第十七中学校址)。
新学书院是外国教会在天津创办的最早的学院。新学书院知名毕业生有物理学家袁家骝，翻译家杨宪益，戏剧艺术家黄佐临，教育家罗光道，医学家刘瑞恒、朱宪彝，美籍遗传学家和生物统计学家李景均等。
24岁的李爱锐在书院里面算是最年轻的英籍教员了，他主要教化学和数学课，兼教英语，同时协助教体育课程。
该校有英国教员5人，中国教员25人，学生约400百名。李爱锐在授课之外，成为最受欢迎的教员，能够胜任各种科目。课外，许多学生乐意来家中，参加他的讲经班。
李爱锐特别重视体育教学，1928年，他组织了校中运动会。他对学生最低的要求就是“体学并进”：不但学习好，身体也要强。在运动场上，人们经常会看到李爱锐的身影：他有时指导学生们练习起跑和加速跑; 有时又帮助足球运动员练习踢球技巧。
据1937年《新学年刊》描述：“至于李爱锐先生帮助本校体育之发展尤多，先生对体育素负名望，中外人士皆知”，“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九年为本校体育兴盛之时期……幸得李爱锐先生、刁培树先生、孙懋昶先生等之助，而于本市各项比赛中获得冠军锦标，更何止数次焉。”
在新学中学，李爱锐承担高中理工科的教学工作，也是深受爱戴的外籍老师，每次讲课后，李爱锐从不率先离开教室，而是礼貌地让学生们先走，走下讲台后，如果还有学生在教室里，他便坐到学生中间，与他们交谈。
李爱锐负责而仔细，即便仅有一个学生听不懂他讲的课，他都会毫不犹豫地重讲一遍。一次，一个学生因上学时自行车坏了，迟到了几分钟，李爱锐问明情况后，将几分钟前讲过的内容又耐心地重复了一遍。
为了使学生们对学习产生兴趣，上化学课时，李爱锐常常让学生从课本中跳出，以实验代替文字描述。
一次试验时，李爱锐先让学生用手蘸一种化学品品尝，他自己也用手指蘸了一下，然后就放进嘴里，这种化学物质非常臭，闻后会感到恶心。
学生们品尝后，龇牙咧嘴，李爱锐却若无其事，学生们都惊呆了，为什么老师的味觉与众不同？李爱锐“得意”地看着诧异的学生们，笑着道出其中原委，李爱锐先用食指蘸化学物质，放入口中的却是中指，操作时，李爱锐手疾眼快，大家没看出一点破绽。
这样的教学方式，虽然让学生吃了些苦头，但是也让学生记忆非常深刻。
不过，李爱锐老师也有闹笑话的时候。新学中学坚持中文教学，而外籍教师中文水平较低，经常出现语言不通的情况，一天早晨，在学校大礼堂的*会集**上，李爱锐手弹一架老式钢琴，领着学生们唱圣诗。
这架钢琴在弹唱时，琴后的风箱必须拉动才能发音，并且还要有节奏，平时有校工负责拉动音箱，不巧，当天钢琴发音不太响亮，李爱锐心里着急，就向校工喊：“我要风，我要风！”意即加大风力，可那校工听成“我要疯，我要疯！”吓得丢下风琴就往外跑，以为李爱锐“疯”了。
李爱锐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培养人才上，他衷心地期盼贫穷落后的中国尽快发展起来，学校的体育活动都由他统筹安排，他要求学生体学并进，不但学习好，身体也要强健。
在津教书期间，李爱锐培养出不少中国青年运动员，如 “三铁”运动员刘福英、跳高选手吴必显、足球守门员丁煦春——“铁门丁”、前锋赵洪林等，相继组建足球队、篮球队、排球队，参加国内外体育赛事并连连夺魁，赢得了社会各界的肯定。
上图为1926年民园体育场运动会开幕式。
说起民园体育场，李爱锐的名字不可不提，1925年李爱锐大学毕业，谢绝了多方的邀请，毅然的又回到天津，英租界工部局请李爱锐参与当时民园体育场的工程设计，据说他带来了英国斯坦福球场的设计图纸作为参考。
根据世界田径赛场的标准以及自己参加比赛的经验，李爱锐对民园体育场的改建提出许多宝贵建议，如跑道结构、灯光设备、看台层次等。
改建后的民园体育场铁栅栏外种植了一圈大叶杨树，体育场南北两侧开辟了旋转门，东西两侧建成了木质看台。
1929年，万国田径赛在新建成的民园体育场举办，10月10日，李爱锐和德国500米的世界纪录保持者阿图·费尔莎上演“飞人大战”，李爱锐荣获了自己一生中最后一枚金牌，
民园体育场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一流比赛场地，不少国际大赛都在这里举行，李爱锐当然也成了体育场的常客，每天早晨，他从都居住在附近的家中到这里跑步锻炼。
李爱锐在体育教学的同时，也积极参与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他曾经担任过远东运动会的总指挥，为中国近代体育培养了一批优秀的运动员。
1936年第11届奥运会，李爱锐还被聘为中国奥运代表团的总教官，指导刘长春的训练。
1928年，尽管李爱锐已长期疏于练习，但依然接到邀请，参加在大连举行的一场国际运动会，在这次激烈程度近似于奥运会的角逐中，李爱锐凭借扎实的根底，轻松获得200米和400米跑的金牌。
赛后，李爱锐急欲返津，但比赛当天，返回天津的轮船下午3点起航，而比赛要到2点45分才结束，因为开往天津的轮船一周才有一次，所以李爱锐若不及时返津，就要延误一周的课时。
为了尽量节约时间，李爱锐租了一辆计程车，让其停在运动场的跑道终点附近，预先发动引擎，并装上行李，比赛结束后，李爱锐径直跑向已等候多时的计程车。
到达码头时，为时已晚，轮船刚刚起锚，离岸已有很远的距离，于是，他急速跑到离船最近的岸边，先全力将行李抛上船，随后，*退倒**几步，再全力起跑，飞身跳上轮船的尾部，全船乘客瞠目结舌，此时，李爱锐还穿着运动服。
轮船按时抵达天津，李爱锐及时赶回学校，学生们很纳闷，老师为何如此神速？李爱锐“老实”地向大家交代了这一“恶作剧”。
1934年3月27日（星期二），李爱锐和弗罗伦斯正式结婚，婚礼的消息登在了《京津泰晤士报》（Peking and Tientsin Times）的头版。
“今天下午，许多中外宾客在天津基督教合众会堂聚集，参加知名奥运会冠军李爱锐牧师与弗罗伦斯小姐（德高望重，又备受尊敬的，天津市民麦肯齐夫妇的女儿）的婚礼”。
新学书院为这个婚礼放半天假，李爱锐希望中国的教职员都来参加他的婚礼，这个要求引起一些人的不满，因为合众会堂向来只有外国人参加聚会，从来没有中国人进去过，但李爱锐和弗罗伦斯坚持要这么做。
上图为李爱锐与妻子举办婚礼的教堂。
上图为李爱锐的妻子佛罗伦斯·麦肯奇与在天津出生的大女儿帕特丽夏、二女儿希兹、小女儿幕莲。
他们的大女儿帕特丽夏、二女儿希兹于1935年和1937年都出生在天津，尽管此间李爱锐曾到河北省中南部宣教，但是李爱锐同样珍视家庭生活，在天津五大道度过了一段幸福的生活。
1941年9月在加拿大，李爱锐的妻子生下了他们的第三个女儿幕莲，但直到去世，李爱锐也没有能见到这个最后出生的女儿。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李爱锐被选派到肖张镇(当时属地山东德州地区，后被列入河北省衡水地区)，到了距该镇60里外的同仁医院工作。
在河北省从事抗日和医疗服务的李爱锐。
1937年7月，日寇悍然进攻华北，点燃了侵华的战火。李爱锐立即奔赴前线，在河北省肖张镇从事救治伤兵和接济难民等活动。
李爱锐1939年去加拿大探亲，旋即回苏格兰报名参加战斗机飞行队，抗击纳粹，尽管未能如愿，但他说：“我还有更重要的工作去做”。他们全家毅然返回中国天津，挑战危险。
李爱锐在肖张镇工作时，曾掩护和帮助过一个参加抗战的画家，后来，这个画家画了一副画送给李爱锐以表示感谢。
1939年2月18日农历正月初一，在距肖张不远的一个乡村，有一位被日军打得遍体鳞伤、生命垂危的抗日战士，正躺在一个被废弃的破庙里，李爱锐冒着生命危险赶到那座破庙，将伤员抬出扶到自行车上，趁着夜色，找到一家小店，将伤员暂时安置在那里。
第二天，他们又赶到那个伤员留住的小店，用自行车将伤员送到了医院，一路上尽是坑坑洼洼的小道，李爱锐推着叮当作响的自行车，小心翼翼地穿过日军的重重警戒线，避开日军驻地，带着伤员奔向医院。
一次在医疗服务的途中，李爱锐听说有6名八路军战士，被日军砍头示众，所幸的是，由于*刀军**砍偏了方向，没有触及气管，最后一个被砍头的战士还有一口气在，日军走后，村民们赶紧将这名战士抬到看守田园的一间小茅屋内。
李爱锐立刻跑到那个已近奄奄一息的战士身边，经过检查，他认为还有救活的可能，于是立即将伤员扶上自行车，火速奔往同仁医院。
不幸的是，那位被日军打得皮开肉绽在破庙里躺了5天的青年，由于伤势过重，内脏严重损伤，到医院第二天就去世了，而那位被砍头的战士则活了下来。
1941年，在侵华日军的一次次驱逐下，许多在华外籍人士纷纷回国，好多西方在华宣教站被迫关闭。
1941年5月，已是两个孩子父亲的李爱锐，忍痛送别妻女3人乘坐“新田丸号”远洋客轮返回加拿大（因为英国当时也在战争中）。
李爱锐抓紧时间用力抱了抱两个还很幼小的女儿，再轻柔地抱着已有6个身孕的妻子，亲吻她之后，含泪关上船舱的门。
在日军*躏蹂**中华大地，国人性命无法保障的危急时刻，李爱锐也想跟妻子和两个嗷嗷待哺的女儿一起离开，但是，在危急时刻，他不愿意丢下他的学生、教友、病人、同事……他选择了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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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2年底开始，驻天津的日军对所有外国侨民进行了细致的核实登记，并给每人发了一个红袖章，上面印有各自的国籍，日军规定，自发放之日起，每人都必须将其佩戴于左臂。
一个天气晴朗的上午，李爱锐和一位美籍教师相约出去购物，他们想买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如毛巾、鞋油和牙膏，以备日后使用。
当天，利迪尔一时疏忽，把袖章放进上衣口袋，在返回拘禁地的路上，正巧遇上两名沿街巡视的日本宪兵，当他们发现眼前的这个外籍侨民没有佩戴红袖章时，冲上去冲着李爱锐就是一通拳打脚踢。
被打的李爱锐一言不发，默默地从口袋里掏出红袖章，并戴到左臂上，正欲离开时，一个日本宪兵又赶上前，给了他一记耳光，嘴里使劲地哇哇乱叫，李爱锐愤怒地瞪了日本宪兵一眼，便拉着那位美籍教师走开了。
1941年12月11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所有新学书院学生都被遣送回家，所有教室被封闭。
1942年1月15日，日本人下令所有在天津的英国和美国侨民，都要搬进英租界，人们带着东西，排着长龙经过栅门，到同事和朋友家里住，李爱锐等宣教士暂居在原英租界内几位教友家中。
1942年3月30日晚上19:00，李爱锐和300位侨民（大多数为在华宣教士）被聚集在天津旧的英国军营。
日本卫兵仔细检查每个人按规定可以携带的两只箱子，21:00，日本卫兵叫这些带着行李的外侨走了将近两里路，到达火车站，沿路上，日本摄影师不断地羞辱他们，拍下他们离开时的景象。
他们连人带行李挤进三等火车厢，坐在靠背笔直的木头椅上，被送往480公里之外的山东潍坊集中营。
随着火车缓缓启动，他们的一些中国朋友在站台上目送他们离去，李爱锐与车上的人无法知道等待他们的将是怎样的一种命运，次日，他们分别被囚禁在山东潍县的一个集中营里。
上图为原二战期间日本设在山东潍县的集中营。
潍县集中营原是1883年美国长老会建的乐道院（Courtyard of The Happy Way），战争之前，这里是华北最好的医院之，后来，被日军霸占，沦为了亚洲最大的集中营。
1938年初，因为美国持中立态度，已占领胶东半岛的日军对潍县乐道院基本不加干涉，四千多难民挤进乐道院，乐道院成为避难所，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美日双方关系呈现白热化状态。
美国政府声称日本*队军**窃取情报，监视侨居旧金山的日本居民并限制他们的人身自由，美国的行为让日本军方恼羞成怒，为报复美国，日军占据了乐道院，原本救助流离失所的百姓的避难所，成了囚困英美侨民的地狱。
潍县集中营是二战期间日本侵略军在远东设立的一所关押同盟国在华侨民的秘密集中营，李爱锐是头一批进入集中营的人，时间是1942年3月。
这座集中营的状况，最近几年才被完全揭露，当时关在这里的除了李爱锐之外还有日后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的恒安石（Arthur W. Hummel Jr.）、德高望重的华北神学院院长华森·赫士（Watson M. Hayes）、燕京大学的美籍教授、各地的传教士以及眷属大约一千五百人。
当年集中营的改造隐秘且庞大，日军抓来当地民工大兴土木，砍光了树木，加高了围墙，拉起了电网，对外一直把这里称之为“场子”，直到被关押的侨民越来越多，它的真正“身份”才被曝光，日本人把这叫作“敌国人民生活所”，字面上写着生活，实际上却是侨民们忍受日军摧残的地狱。
潍县集中营人数最多时达到2250人，其中包括300多名儿童，因此，大家必须面对的、最首要的就是孩子们的教育问题，曾任齐鲁大学教务长的德位思博士与日军看守反复交涉，最终为孩子们争取到了受教育的权利。
在集中营的生活中，老师就像黑暗中的明灯，让所有孩子得到引领不再迷失，对于生活在潍县集中营里的许多孩子来说，李爱锐就是最明亮的那盏灯，孩子们觉得他是一位慈祥的父亲，亲切地称他“埃里克叔叔”。
在集中营里，李爱锐被指派担任理科教师并负责组织集中营内的体育活动，他还担任管理员，照料单身男女和孩子们居住的两个集体宿舍。
李爱锐永远是一个深受大家欢迎的人，即便是在集中营年纪大的，则将他视为一位可靠的朋友、绝对可以信赖的人，后来，数十位青年人主动提出，让李爱锐当他们的老师。
因为没有课桌、椅子，“上课”时“，李爱锐站着，“学生”们就坐在木箱和大衣柜上。加拿大人大卫·米曹博士曾在集中营里生活过，也当过李爱锐的学生，他至今保存着李爱锐编写的化学教材。
有一个16岁的女孩名叫戴丝，李爱锐有一次在和她交谈中问她：从集中营获释以后想做些什么？戴丝告诉他自己特别喜欢化学，她希望从集中营获释后，能考上牛津大学化学系。
李爱锐就利用傍晚时间给她和几个孩子讲化学课，后来这位女孩获释后，如愿以偿地考上了牛津大学化学系，而那本李爱锐手书的化学课本被她一直保留，成为她生命中最珍贵的财富之一。
兰格登古凯，美国人，他所写的《山东集中营内》一书中，对李爱锐做过如下描述：“当我在集中营的晚上，走过娱乐室时，经常看见埃里克·利迪尔俯身在棋盘和船模型旁工作，或者在指导人们跳一种社交方格舞，他总是全神贯注，又兴致盎然地捕捉那些被囚禁者的想象力，他已经四十几岁，但身体仍然轻巧、柔软，步履灵活自如，不过最重要的是，他那时充满幽默感和热爱生命的热情，他的热心和魅力，使大家适应了那段苦难的日子。”
集中营里食物供应短缺，很多人衣衫褴褛，因营养不良而致形销骨立，集中营生活条件恶劣，侨民肉体和精神上遭受着折磨，集中营的住宿状况十分拥挤，令人难以忍受，所提供的食物也只能让人勉强充饥。
集中营里只要能做事的人，包括妇女和青少年，都被分派工作，一天至少工作3小时，不到三年半时间，约有40名侨民死于潍县集中营。
囚禁于集中营的侨民们大都衣衫褴褛，很多孩子无鞋可穿，常常光着脚。与食物和生活用品短缺相比，精神的折磨与虐待同样令人无法面对，消息的封闭，难以知晓外界的情况。
1995年，适逢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一位日本教授发现了一件已经沉睡半个世纪、但保存完好的李爱锐在山东潍坊日本集中营的死亡证明。
这份死亡证明书共有3页，记载了李爱锐死亡时的年龄为43周岁零一个月，死亡日期是1945年2月21日傍晚9点20分，大夫签字日期是2月22日，如今，这份死亡证书保存在设在香港的埃里克·利迪尔基金会。
谁也不会料到，李爱锐在为他人解除痛苦的同时，自己却染上了重病。自从1944年年底开始，经常不适的头部，突然剧烈地疼痛，也开始变得健忘，后来随着病情加重，他接受了难友们的建议，向日本人申述给予治疗，到了医院，大夫说可能是肿瘤，但没有设备检查以确诊。
难友们看到李爱锐一天一天消瘦，走路很慢，还经常头痛，都对他十分关切，有的难友鼓励他向瑞士中立国申请回国保外就医，还有不少的难友劝其申请作为交换敌对俘虏的方式，让他回国就医，而他却都没有采纳，就在他去世前几天的晚上，他还冒着生命危险，独自前往集中营的陈尸所为两名死去的修女祷告。
谁都没有想到，李爱锐会突然离开人间，这个噩耗震撼了整个集中营，在这些被囚的侨民心中，只有李爱锐才是一个永远也不会倒下的人。
因为条件受限，李爱锐的尸体被放在一个临时制作的棺材里，1945年2月下旬一个寒冷的日子，人们为李爱锐举行了葬礼，整个潍县集中营沉浸在哀痛之中。
李爱锐的朋友和同事抬着简陋的棺材，后面紧跟着仪仗队，他的学生们两个一排跟在后面，并被抬到距离日本侨民区及军属居住区不远的一个荒凉的坟场上，狱友们在李爱锐的坟墓旁竖起一支简单的十字架，由于找不到油漆，也没有带颜色的笔，他们就用黑鞋油在十字架上写下李爱锐的名字。
1945年2月21日李爱锐终因患脑瘤在潍坊集中营不幸去世，一位运动家、教育家就这样默默地含冤而死，直到战后，英国人才获悉这一消息，《泰晤士报》等纷纷报道，“苏格兰失去一位杰出的子弟，他的一生中，每一时刻，都使大家以他为荣”。
这一天，距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只有短短的175天，李爱锐却没有等来重获自由的时刻，病魔夺去了李爱锐的生命，正值他43岁的盛年却离我们而去，当时，全体集中营的侨民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今天，奥运冠军李爱锐永远地在山东省潍坊市第二中学操场的一隅长眠。
李爱锐在日本潍坊集中营留给妻子和孩子的信。
本来进入集中营的李爱锐还是有机会与妻女见面的，因为日本提出用集中营关押的侨民与英美等国交换战俘，于是英国方面就将李爱锐的名字列入了第一批交换名单之中，据说是丘吉尔特别批准一个离开集中营的名额，最终他把这个名额让给了一位怀孕的妇女。
李爱锐把逃出苦海的机会让给了别人，主动选择留在集中营，直到去世，李爱锐与他在加拿大出生的第三个女儿都未曾见过一面。
1945年初，李爱锐的身体出现了重大问题，讲话断断续续，行走也极困难，右腿部分瘫痪，医生让他卧床休息，过了几天，李爱锐的健康似有恢复，竟然能够起来走路，还探访朋友并参加聚会。
2月21日，经由朋友协助打字，李爱锐口述一封短信给妻子：“承担太多责任，轻微的神经衰弱，在医院休息一个月之后觉得好很多。医生建议我换工作，放弃教书和体育……很感谢大家的慰问，特别的爱给你和孩子。”
下午，李爱锐神色不对，精神恍惚，咳嗽、呼吸急促，说不出话，转而昏迷；傍晚，李爱锐溘然长逝，几个月后，日本投降了，遗憾的是作为“半个中国人”的奥运冠军李爱锐没能看到这一天。
中外人士在山东潍坊的潍县集中营旧址，立起了李爱锐纪念碑。
1988年，一批中外友好人士聚集山东潍坊，为在那里建立的埃里克·利迪尔（李爱锐）墓地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
纪念碑由他的家乡苏格兰的马尔岛花岗石制成，镌刻有中英文碑文，正面是：“他应可振翅高飞，为展翼的雄鹰；他应可竞跑向前，永远不言疲劳。”背后则记载了李爱锐辉煌而短暂的一生。
1990年，为了纪念这个了不起的人物，一位出生于苏格兰、后居住在香港的土木工程师丘嘉先生，倡导并建立了埃里克·利迪尔（李爱锐）基金会。
李爱锐短暂的一生，却给后人留下一笔极其丰厚的精神财富，在日本集中营最后的日子里，他曾写过一首诗来表述了对人生的感慨：
“每个人从出生到死亡，虽然都是站在同一条跑道上，但每个人所做的事不同，因此生命的意义也就有所不同”。
人们都为失去这样一个有着高尚品格与爱心的朋友而惋惜，李爱锐却从来没有后悔过，他认为，能为中国人民付出自己的一切，是他最大的愿望。
前排是李爱锐的三个女儿。
李爱锐在教学之余，他总是拿出一定的时间练习跑步。
1929年原英租界当局在天津民园体育场举办万国田径赛，李爱锐宝刀不老，击败了500米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德国运动员奥拓·费尔莎，夺得金牌。这是李爱锐平生获得的最后一块金牌。
1991年的6月，他的3个女儿把这块金牌以及另一枚银盾赛跑獎杯及有關父親的書籍，赠送给其父曾经任教过的学校―――天津17中学，作为永久的纪念。
李爱锐离开我们已经很多年了，但是中国以及世界各地的人们从来没有忘记他，多年来，人们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怀念他。
李爱锐短暂的一生，在奥运史上创下了辉煌的业绩，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烈火战车》电影剧照
为了表彰李爱锐所作出的贡献，由英国导演 休·赫德森执导，本·克劳斯、伊安·查里森、伊安·霍姆等主演的剧情片《烈火战车》1981年5月15日在英国上映。
该片根据20世纪20年代苏格兰短跑名将Eric Liddell（中文名李爱锐）的真实故事改编而成，他并非来自主流阶层，但是最终代表英国参加奥运会并赢得金牌。
《烈火战车》讲述了李爱锐的前半生：对抗种族偏见、为同胞争光，他在1924年赢得奥运会四百米赛金牌，其在礼拜天拒绝参加比赛的故事也广为基督徒所熟知。
2012年春夏之交全球公映的《飞人》也是由休·赫德森执导的人物纪实片，基米卡维泽、筑川等参加演出，该片讲述了1924年英籍奥运冠军李爱锐服务中国人民20年，直至在潍县献出生命的故事。
2015年电影《全然降服》，影片将以李爱锐的基督信仰为主线，讲述他夺得奥运冠军之后在中国的传教生涯。
中国在2015年拍摄了纪录片《被遗忘的潍县集中营》，该片则以幸存者讲述进入潍县集中营前后的亲身经历为主，展现被强制关押在一起的陌生人，叙说李爱锐鼓励大家在面临饥饿与生死存亡时，互相搀扶，捍卫生命尊严，不放弃对自由的追求。
李爱锐便是这个阵地上的精神领袖，即使环境再恶劣，始终保持知识传递的积极能量，与孩童天真乐观的相处，更是见证了一个好男人最令人温暖的质朴情怀，而放弃脱离集中营将求生的机会转赠他人，更是令观众对他的无私无畏感到震动。
《终极胜利》剧照
2015年中国影片《终极胜利》，故事取材于真实人物原型李爱锐，《终极胜利》再现的是李爱锐这一生最后几年的悲壮，但故事重心并未放在惨烈的历史战争上，当然也并非小情小调的作品。
影片着眼在人物的行为以及背后的精神力量上，凸显的是民族抗战大背景下人性的光辉，“战区医院”与“集中营”两个寄托存放生与死的地方，聚集着国际友人，也因而成为极端环境下无私奉献的精神与永不轻言放弃的灵魂阵地。
后记
李爱锐——历史没有忘记、五大道也永远不会忘记！
李爱锐离开这个世界，已经整整74年了，人们还在用各种方式纪念李爱锐，在苏格兰，1982年英国爱丁堡大学设立利迪尔健身中心；1996年，李爱锐小时候求学的爱尔生书院新建成的体育馆命名为利迪尔运动中心。
在李爱鋭的故乡天津，人们同样没有忘记这位英雄，总是不断地以各种方式追思这位曾经的老乡：2011年11月1日，天津在英国伦敦普特罗斯中心举办“李爱锐与天津”图片展，中国驻英国使馆公使表示：“李爱锐是中英两国人民友好的使者，他以传奇般的一生，谱写了一曲中英友谊的颂歌”。
李爱锐是中英奥运合作的先驱，最早将奥运理念带到了中国，特别是1936年柏林奥运会中国首次组团参加，聘请的总教官就是李爱锐。
李爱锐之所以不平凡，不是因为奥运金牌，不是因为出生在中国，也不是因为在中国二十年的执教生涯，更不是因为他参与了中国的反法西斯斗争，而仅仅是因为他无私奉献的精神、坚定不移的信仰，以及高尚的人格。
李爱锐身上的很多品质都值得我们反省和学习，对照他的那些选择和那些付出，我们也许会羞愧。真诚是李爱锐做人的道德准则，并为此长期的坚守，更是难能可贵。放弃奥运冠军的光环和衣食无忧的生活，来到遥远的出生地天津宣教，这是李爱锐对信仰的坚守。
走过那一段动荡的岁月里，李爱锐为后人、为天津，也为五大道留下了一个永久的纪念：那就是民园体育场。民园体育场的耸立与雄姿的展现，就是李爱锐在五大道上永远的丰碑！让我们记住他的名字，五大道上的奥运冠军——李爱锐！
说明 ：本文的部分图片与文字内容来源于网络，因生成的年代久远，其作者无法考证，故未予注明原作者，特此说明。还有部分图片截图于影片广告。本文借此机会，特向转发图片与文字的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如此文中有不妥之处，望相关朋友给予批评指正。
完
作者杨群生五十年代出生于马场道，之后曾居住于成都道、新建村等处，在五大道生活了五十余年，对五大道、还有生活在五大道上的童年伙伴有着深厚的感情，曾以小学同学的家为主题，做过一个五大道老宅的摄影专辑。
采稿 校对 编辑 | 紫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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