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吴太尚:闯荡成都

文/吴太尚

1992年1月上旬,苍苍茫茫的巴山蜀水,一连下了好几天鹅毛大雪,凌空飞扬,扇动万籁,厚厚一层。城市好像被冻僵了,躺在雪被里瑟瑟发抖,只有街上喘息的汽车,还焕发着往日的风采,无畏白色的喧嚣。

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告别我的老师——著名作家“雪米莉”,从大巴山首府达县(现为达州),乘火车来到成都的。离开时,纷纷雪花为我悄悄送行,到达后,皑皑白雪又为我静静接风。我感到天地一片茫然,不知道此行是雪上加霜还是雪中送炭。心里实在没底,只希望疲惫不堪的灵魂,有一个很好的安放,不再是一粒哭泣的尘沙,随着一股股肆虐的风儿,在破碎的阳光里四处流浪。

我清楚地记得,这是第四次来成都了。

第一次是1987年1月,那时我还是一个代课老师,一心做着作家美梦。令人失望的是,辛勤耕种六七年,结果却是颗粒无收。最有希望的一次是《青年作家》,曾来信说要发表我的一篇短篇小说,可不知何因,后来就再也没有后来了。那次我来成都,是想与主编何世平先生拉点关系。我住在编辑部附近的一家小旅馆,几乎每天都去那里守株待兔,可一连好几天,连一根兔毛也没见着。原来,主编并不经常坐班。尽管每天我都在勒紧裤带,但衣兜里还是没有钱了,只好打道回府。虽然有点遗憾,但也有一些收获,去游了杜甫草堂,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门前,听到了“春夜喜雨”,看到了“两个黄鹂鸣翠柳”“黄四娘家花满蹊”......

第二次来成都是1991年夏,那时,老师“雪米莉”已经在成都买房了 。由于达县热浪翻滚,他就举家到了成都,一来避暑,二来写作。我被他安排回巴中老家,创作一部长篇武侠小说,完稿后相约在成都见面,他好交给书商出版。我好像在成都待了一两天,没什么时间去闲逛,只是跟着老师的屁股见了乔瑜、栈桥等作家,然后我们就回达县了。

第三次到成都是同年初冬,我背着老师写了一部类似“雪米莉”风格的长篇小说,偷偷来成都兜售。由于我和书商彼此缺乏信任,再加之时间匆忙,没能如愿,主要是他们没时间看稿子,要我把小说放在那里,可我又担心被他们复印了。不过,这一趟也没有白跑,认识了几个书商,其中一个姓颜的老总还有点欣赏我,有意叫我给他当编辑。

回达县后,我一直犹豫不决,不知是紧跟老师干革命,还是到成都去闯荡。我把这事给诗人文冰讲了,得到他的一番鼓励:没必要在这里蹉跎时光,你应该放弃一切幻想,寻找自己的天空。我说,成都是省会城市,精英荟萃,我这个大巴山的农民娃,羽翼未丰,行吗?文冰说,你如果不去飞翔,羽翼怎么会丰满呢?

我就是这样来成都的,不知是对是错,是吉是凶,只知道自己形单影只,茕茕孑立,肩挎一个空空行囊,里面装着几本书、两支笔,还有那部没有卖掉的长篇小说。

我要去的地方,是位于九眼桥的九龙饭店(现在已被拆除),颜总的办公室就设在四楼,单位的牌子看起来有点吓人——成都市天达科技文化开发中心。其实,只有七八名员工,三间办公室,与科技一点也不沾边,主要业务是书刊照排。照排部设在旁边的一栋楼里,每天都有三四个女孩对着电脑敲字。现在,颜总打算转型了,想当书商。

那层楼住了好几家单位,其中有成都市人文科学研究所,但并不研究人文科学,主要是向小学生推销该所开发的一套字帖,生意还算不错。还有一家《荷花池商情》内刊,不但养了好几个人,还养了一本名叫《非非》的诗歌民刊,我能经常遇到非非主义诗歌流派的创史人杨黎、蓝马等人,但很少有什么交往,因为我对诗歌兴趣不大。还有一家所谓的科研公司,三个大学生租了一间办公室创业,推出一种名叫“自保”牌的产品,科技含量极低,就是把一种什么胶水灌入自行车轮胎,可以防戳防破,其实什么也防不了。

那时候,有关毛主席的书籍非常热,颜总趁热打铁,组了一部《巨人之谜——神秘的毛*东泽**与中国古代智慧》,还策划了《精致小品》《蔬果治百病》等几本书。我除了负责校对外,还给公司创作一套儿童读物《地球卫士》,十几万字,摹仿日本著名漫画家车田正美的《圣斗士》。遗憾的是胎死腹中了,不是颜总不爱胎儿,而是根本就没钱培养他。

由于我在中心工作的缘故,一些知名作家闻讯而来,想给自己的作品找出路。有《金陵歌女》作者李贵,《燕儿窝之夜》作者魏继新,《人性的搏杀》作者宋小武,还有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原书记韶华,《中国科学报》著名记者韩健青等。不过,并没有合作,依然是颜总没有什么钱。

我工作得并不开心,一方面自卑感太强,另一方面得不到颜总的重视。那层楼年轻人居多,差不多都是大学毕业,颜总就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可我,连一张初中毕业证也没有。曾经也有一张,七八级的,早就搞丢了。有句话叫“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算是深有体会。

颜总他们到馆子吃饭,不会叫我,去唱卡拉OK和看电影,也不会叫我,去四川大学踢足球,更不会叫我。也没有给我安排住宿,我晚上只好把自己折叠起来,蜷缩在办公室一张短小的沙发上,用一床枯瘦的被子,抵御寒冷的孤独,梦想春天的抚摸。

不过,我也有快乐的时候,那就是对陌生的成都充满了好奇。

几乎每个星期天,我都会拿着一张地图,毫无目的地闲逛。开初,只是在九眼桥周边。后来,就沿着一环路逛到水碾河,再沿着蜀都大道逛到红星路。我在红星路待的时间最长,主要是浏览《四川日报》的报栏,里面陈列了好几种报纸,让我大饱眼福。《四川日报》的斜对面就是四川省作家协会,我常常出神地望着那里,因为它是我心中的一块圣地,不仅有《四川文学》《人世间》《星星》诗刊,还有著名作家、诗人艾芜、包川、流沙河、叶延滨,以及已故著名作家周克芹。每天夜晚,我最爱逛的地方是九眼桥,两边摆满了地摊,人来人往,非常热闹。

有天下午,我在闲逛水碾河一家家具商场时,精神上遭到了一次意外打击。起因是一套古铜色的猪皮沙发,标价2800元,实卖2400元。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差点晕了过去。我每月工资120元,要干两年才能买到,而且还要不吃不喝。

还有一次沉重打击,那就是位于武侯区的棕北小区。此小区是全国第二批住宅规划试点,成都市最早的商业地产,由政府开发,每平方售价2000多元。那天,当我在报纸上看到这则广告时,心里久久不能平静,我的天啊!

对我来说,这两次打击也不是什么坏事,反而给了我无穷无尽的动力。

有天晚上,当我透过办公室的窗口,看到灯火通明的九眼桥时,心里便琢磨起来,自己怎么才能立足于这座城市呢?说白了,就是如何挣一笔钱。如果光靠颜总每月发的那点工资,那是绝对不行的,还得另寻门路。突然,我想起了那部没有卖掉的长篇小说。如今我在成都混饭吃了,有的是时间与书商周旋,怎么不去找他们呢?如此一想,脑子一片繁星闪烁。

那时候,大墙西街、大墙东街,还有忠烈祠街,都是书商活动的据点。第二天中午,我顺利地找到了那里,全凭直觉,叫他周总,上次见过一面。没想到,很快就有了消息,周总打电话叫我过去谈谈。看来,八成是有希望了,心里一阵暗喜。

周总说,故事编得不错,很有吸引力,可以给我5000元稿费,但有个要求,作者必须署“雪米莉”的大名,因为有卖相。他问我能否代表“雪米莉”?我说我只是“雪米莉”班子的一名游击队员,不能代表正规军,更不能代表军长。周总眉头一皱,叫我给老师打个电话,能否出个委托书;如果不能,那他就只有忍痛割爱了。

这叫我非常为难,主要是不好意思向老师开口,因为我是主动离开他的,他肯定对我多多少少有意见。万般无奈下,我决定给T老师打电话,因为“雪米莉”这个笔名是他和我的老师共同打造的。我在达县将近两年时间,与T老师交往甚少,不过到他家去过一次,觉得才华横溢,人也不错。没想到,T老师二话没说就答应了,让我高兴得喜出望外。然而,这种高兴一点儿也没有生命力,转眼间就死亡了。T老师要我给他5000元挂名费,一分不少。天啊,我的小说才卖这个价呀!

周总满脸无奈。沉吟一阵后,决定还是买下我的小说,给我4000元稿费,先付一半,书出后一个月再结清。至于署名的问题,只有悉听尊便。如果我同意,就签协议,不同意就拉倒。我肯定是同意的,但我还是假装犹豫了一会儿,4000元也不算少啊!

这算是我在成都淘的第一桶金,从而引发了我的创作激情。不久,我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写作第二部长篇小说,仍然是摹仿“雪米莉”的风格,沿袭“雪米莉”的套路,故事背景主要放在香港、澳门,其次就是东京、台北、曼谷、马尼拉,全靠情节取胜。

那年夏天,我离开了颜总,投奔了徐总。

徐总是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读者服务部的经理,在大墙西街有一个书刊批发部,在火车北站西二巷有一家书店,办公室设在书店后面。我是在卖小说的过程中认识徐总的,他觉得我是个人才,再加之他野心勃勃,不满足现状,想搞总发,就把我挖过去当副总,帮他策划、组稿,每月工资240元,还是不错。不过,条件依然艰苦,照旧是睡沙发。但无论如何,也比睡在老家的床上强。

我们很快就行动了,成功地开发了《分忧》杂志的精华本,还有《世界货币大观》《精致小品》等。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徐总发行能力不行,没赚到什么钱。我曾经建议找人总发,自己少赚一些,可他不同意。

大约半年后,我离开了徐总,主要是私欲膨胀,也想当书商。因为我发现,成都的书商虽然没多少文化,但个个腰缠万贯,让我羡慕得要死。我是说干就干的人,首先在四川大学南边的棕树村租了一间农民的房子。这里属于城乡接合部,房租便宜,与主人搭伙,三室一厅,7楼,我租的是最小的一室,每月租金90元,水、电、煤费另算。

至于资金问题,还是相当紧张,卖了两部小说,然后再东拼西凑了一些,大概是个万元户,基本上能够勉强运转,但还得精打细算。所以稿子都是自己编,封面也是自己设计,显得有些倒土不洋。

人们常说,一分汗水一分收获。可我经过两三个月的辛苦劳作,不但没有一分收获,反而还血本无归了,甚至还欠了四五千元的印刷费。究其原因,主要是找错了发行人,其次是选题一般,封面也臭。10000册书只卖了几百本,剩下的只好当作废书处理。唉!我只有仰天长叹,感到天塌下来了,压得我喘不过气来。辛辛苦苦挣的每一分硬币,就这样打了水漂,一夜回到解放前。

唯一值得安慰的,我有了心爱的女朋友,是春节回巴中邂逅的,清纯可爱,颇有小家碧玉的味道,在电子科技大学读书,即将毕业。尽管我是一个穷光蛋,有家无家,有望无望,但她依然对我不离不弃,安抚我破碎的梦想,扬起我生活的风帆,成为我精神上的水泥柱子。在她的再三鼓励下,我开始重振旗鼓,又一次写小说了。我只想从跌倒的地方爬起来,牵着她的手,穿过风雨看日出。

与此同时,我也开展了我的编稿业务,美其名曰选题策划,其实就是把我的一些鬼点子写出来,拿给书商看,一旦被看中,我就可以挣稿费。这种稿费一般都不高,一本就千儿八百元,不过可以立竿见影,解决我的燃眉之急。

但这条路走起来也不容易,因为很多书商都有自己的编辑。其次,有的书商十分精明,只需把我的选题扫上一眼,觉得在市场上有卖相,就自己编了,反正也简单,买几本资料组合。高明一点的,还要动笔衔接、润色、承上启下,尽量融为一体,看不出拼凑的痕迹。低劣一点的,就是粗制滥糙了。我肯定是属于前者。再就是,有的书商不讲信用,与你约好的稿子,当你完稿后,他又反悔了,余下的稿费自然就不会结,差不多就是白费工夫。所以,在这方面,我只有夜壶舂蒜泥——过碰。正因如此,我才把它视为副业,写小说自然是主业。

我开始全力以赴地写小说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在虚构中,只有肚子饿了时,才想起上街吃饭,或者煮一碗面条。大多数时候,一天只吃两顿,既节约时间又不浪费硬币。

说起来是生活在大都市,实际上好像在大巴山,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没有报纸,甚至连一台BP机也没有。有一天,我肚子实在是饿极了,才发现纸箱里没有米面。本想上街去吃,可这里偏僻,骑自行车去磨子桥或九眼桥都要好一会儿,于是趁着房东不在家,打起了面粉的主意,想吃一碗面疙瘩。哪知,匆匆忙忙煮好后,一块块虚胖得难以置信,还非常难吃,一点儿也没有嚼劲。原来,那是一袋自发粉,专门用于蒸包子、馒头什么的。事不宜迟,得赶忙打扫战场,害怕房东回来了。同时,也让我大开眼界,没想到生活中还有这玩意。

大约一个月后,一部18万字的小说完稿了。认真修改了一两次后,我去找曾经合作过的周总。周总觉得不错,又一次合作了,还十分大方地给我5000元,先付2000元定金,余款出版后一个月结清。我心里一阵窃喜,没想到周总如此豪爽。至于署名问题,我依然把权力交给了他,张三李四王二麻子都行,只要书有卖相。我只认钱,因为钱能使我在这个城市活下去,并且慢慢站稳脚跟。

然而,这笔钱我还没在衣兜里揣热,就所剩无几了。幺弟在达县川北技校读书,原计划暑假来成都一家印刷厂当装卸工,挣点学杂费,哪知瘦猴子般的身体根本就吃不消,被残酷的现实揍得鼻青脸肿,只好落荒而逃。没办法,下学年的学费只有靠我了,谁叫父亲死得那么早呢?享年才63岁啊!我给了幺弟1000元。母亲生日也快到了,又叫他带了200元。如此一来,我只有拼命地写,因为每个汉字都是我种下的禾苗,在绿油油的稿纸上闪闪发光。

大约两个月后,我给周总打电话结稿费。可他却耍赖了,说亏得一塌糊涂,希望我理解万岁。我肯定不愿意任人宰割,只有据理力争,你赚了不会给我分红,亏了怎么要我来买单?你这不是欺人太甚吗?周总有些理屈词穷,说话吞吞吐吐,一再叫我到他的办公室好好谈谈。我抱着一丝希望去了,但依然没什么结果。后来,周总连我的电话也不接了,一听是我的声音就立刻挂断。其实,他根本没有亏,就是不要脸。唉,命运被别人握着,我只有搬起石头去砸天。生活中很多无奈的事情,唯一的选择就是投降。

就在这时,屋漏又逢连夜雨。房东不知是哪根神经出了毛病,要撵我走。我赶忙问他为什么,不是说好租一年吗?他说想图个清静。我说我并没有吵着你们呀,房东满脸闪烁其辞,屋里住了一个陌生人,还是多多少少有些影响。他说的是屁话,其实我心知肚明,他一定是提防我了,所以就不再说什么。

房东是当地农民的*迁拆**户,算是有资本、有*福艳**,娶了一个颇有几分姿色的外地女人,胸脯的丰满胜过了丈夫的屁股,还有了一个读小学的儿子。房东绝对是希望把房子租给一个早出晚归的上班族,因为我是整天宅在屋里,他老婆每天扫大街回来,屋里就是孤男寡女。尽管我们没有同处一室,也很少有什么交流,但他肯定是骨鲠在喉。

换位思考吧,如果我是他,或许也有这种心理。没办法,我只好挪窝,搬到2楼,每月租金100元。这个房东是老两口,老婆信佛,在阳台上敬了一尊观音菩萨,经常烧香。我们相处得并不愉快,因为他们总是对我牢骚满腹,时而多烧了蜂窝煤,时而又浪费了自来水。我一边充耳不闻,一边忍气吞声,因为挪一次窝也不容易,主要是几百本书。

直到有一天,老太太因为麻痹大意,烧香时引起了火灾,我赶忙冲出房间,奋不顾身地把火扑灭了,老两口才对我有所好感。那时候,我的女朋友已在广汉上班了,每周回来,老太太也总是嘘寒问暖,好像是她亲生的。

后来,通过认真观察,证明了我当初的揣测,房东很快把那个单间租给了一位上班的姑娘。现在,他不用再提防我了,甚至还可以打打精神牙祭。这个应该叫一样的价格、不一样的享受,还是房东聪明啊!我为什么没有这样一套房子呢?其实,房东大可不必。老祖宗说,饱暖思淫欲,我连饭都没吃饱,哪有那个心思呢?即使偶尔,当叔本华说的那个“意志的焦点”躁动不安时,我也会坚守荷尔蒙的防线,宁愿枝头枯萎,也不让季节决堤。很多时候,充其量把自己化作一只点水的蜻蜓,掠过一层层透明的风景,让灵魂开一次小差,轻轻地,不留下任何涟漪。

1993年下半年,我简直成了一台写作机器,一共写了三部长篇小说,除一部收到2000元定金外,其余两部都在一个书商那里睡大觉,因为全国一些出版社借故解放思想,摊上事了,导致整个行业大整顿,审稿格外严格,书号相当紧张。面对如此萧条的市场环境,我是肯定不能再写了,先把存货销了再说。可是存货又遥遥无期,怎么办呢?我已经无米下锅了。回家种地吧,那是我最不愿意的事。给书商打工吧,待遇又低,还要看人家的脸色。那时候,《成都商报》诞生了,我也想过当记者,一打听才知道要大学文凭,唉!

就在我一愁莫展的时候,我的朋友孙老师给我带来了喜讯,让我在黑夜里看到了一线光亮。他有一个朋友在沿海一家报社当总编,如果我愿意去,只需他一个电话,当编辑当记者都行。我说我没有大学文凭。他说那个不重要,写新闻对你来说纯粹就是小菜一碟。

我就是这样离开成都的,时间是1994年春天。

在泪眼婆娑的伤感中,告别熟悉的城市,离开心爱的女友。沿海经济比内地发达,说不定这是我人生的一次重大转折,有可能混得更好。可是,理想很肥胖,现实却干瘪。这里没有我喜欢的文字,自由的思想,只有文人相轻,尔诈我虞,还有袅袅的热浪,夜游的超短裙,以及我那挂在椰子树上的长长相思。

没办法,为了生活,我还得忍受,单凭每月500元工资,就比在成都打工强,而且头上还有一个记者的光环,照亮别人,闪耀自己。不过,我依然过得穷愁潦倒,捉襟见肘,因为那年暑假,幺弟又来了,一住就是一两个月,走时还要给他一年的学杂费。

中秋节的那个夜晚,虽然报社给我发了一盒月饼,但我总是吃不出女朋友的味道,只感到那月饼就是天上的一轮惆怅。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回想在成都的日子,每到周六的傍晚,女朋友就要从广汉回来,我们一起做饭,一起逛街,一起看电影,多么幸福啊!第二天下午,我们各自骑着一辆自行车,从棕树村出发,沿着宽敞的一环路,慢慢悠悠,送她到火车北站去赶车,为的是不耽误周一的上班时间。她骑的那辆车,我把它寄放在打工的侄女那里,方便她周六回来。差不多每一次,我都是目送她上车后,才骑着自行车回到棕树村,来回一两个小时,并不觉得有多远。有一次,我们还骑得更远,那是她到温江给单位办事,来回七八十公里。

没过多久,我把谎言贴在真实的脸上,借故给报社拉一笔广告,坐了两三天火车,回成都了,只为拉近思念的距离,拥抱梦里的牵挂。可是,柔情似水,佳期如梦。一个星期后,在女朋友恋恋不舍的目光中,我又一次离开了,只感到云雾迷蒙,不知道这一去,何日是归期,哪儿是归宿?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第二天一到报社,同事就告诉我,昨天成都的一个朋友打了三四次电话,说有要事找我。原来,是那个书商打来的,简直令我惊喜若狂,我的三部长篇小说终于时来运转,某出版社已经审查通过,予以出版,只是个别地方还需要修改。

我并没有向报社请假,而是干脆辞了职,立即杀回成都,暂居在大慈寺附近孙老师的一间空房子,重拾沧桑的秃笔,拥抱乍泄的*光春**,耕耘曲折的梦想。

春节不久,由于孙老师的房子另有安排,我只好搬家了,在不远处的府河边,租了一间平房,十二三个平方米,月租120元。房子里空空荡荡,我买了一张钢丝床,一张书桌,一把椅子,还买了炉子和锅碗瓢盆。一个家的基本元素,就这样初具雏形了。唯一不满意的是,此房跟孙老师那间房子一样,没有厨房和卫生间。担心煤气中毒,煮饭时,我就把炉子搬到屋外,煮好后又搬进屋里。

房子里有一扇我喜欢的窗户,但并没在我的书桌边,而是临着一条小街,有点嘈杂,多少会影响我的写作。我本想把它关上,可又害怕煤气中毒,所以就一直敞着。没想到的是,这却给小偷留下了可乘之机。有天晚上,我那搭在椅子上的衣服,被小偷用竹竿悄悄勾走了,连同衣兜里的一两百元钱。

尽管日子依然走不出蜗牛的阴影,走不出春天的惆怅,好在我的事业还算亨通,无论是写小说还是编书稿,都还称得上马马虎虎。几乎每天都有事情干,有时候还要废寝忘食,通宵达旦。而与之相伴的,却是纷纷扬扬的力倦神疲,滚滚而来的哈欠连天。但是苦并甜蜜着,累并幸福着。

从此,我这颗大巴山的坎坷稗子,终于在成都繁华而荒凉的夹缝,开始了顽强的野蛮生长。值得庆幸的是,还渐渐长成了稻子的模样。没有慷慨大方的阳光雨露,只有荆棘丛生的阴冷潮湿,滋润我贫穷的筋骨,消灭我无边的黑暗,破解我生命的原色。

作者简介

时光|吴太尚:闯荡成都

吴太尚,生于上世纪60年代,大巴山土著,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现居成都。著有长篇小说《情患》《活葬》《巴山儿女》《*党**委书记的48小时》《一张梅花图》《婚缘》《书记与富豪》等10余部出版,另有纪实文学《女兵蒙难记》、评著《雍正》等出版。还主编过《实用成语词典》《古今实用文体大全》等百余种优秀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