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落弟士人
场屋蹉跌 返乡备试
张謇在吴长庆幕府先后十年之久，本想借助庆军建功立业，但是这个梦想随着吴长庆之死很快就破灭了，虽然不能说是壮志销磨，却颇有几分心灰意懒。嗣后，两广总督张之洞委托专人来延请他入幕，并向北洋大臣李鸿章推荐请其聘用，都被张謇婉言谢辞了。正统儒家是讲究慎于出处的，张謇早就向友人说明过这层意思：“吾辈如处女，岂可不择媒妁，草草字人。” 功名自然是需要的，但却不屑于“向纱帽下求生活。”这就是当年讲究操守的士大夫们的矜持。 最后张謇带着七分懊悔与三分惆怅回到故乡，结束了他早年的游幕生涯。 光绪十年（1884）七月二十一日，张謇离开庆军幕府返抵家园。九月十四日《申报》传来了总督张树声病逝于粤军防次的噩耗。张树声与吴长庆一样，都是张謇非常敬重的爱国将领。张謇认为他们的相继死亡，归因于李鸿章的压抑和对国事的忧愤。因此他更有感于政海波涛的险恶，心情愈加抑郁。 就在这一年，周边的局势十分的紧张，中法战争爆发，朝鲜又发生“甲申*变政**”，中国东北与南部边陲的局势也趋于紧张。这时的张謇对形势虽然还很关心，但多限于在信函中发表一些空泛的主战言论，并没有多少积极的具体建议，甚至对友人还流露出消极的情绪。如在致朝鲜参判金允植函，在谈到辞谢张之洞等督府礼聘时自我表白：“自以天下之事，方用纷纷，好伪惧真，所在而是。苟非难进而易退，鲜有平丧身而辱名者，是用卷然，引义避谢。”可见他过于珍惜个人的声名，为保全个人名誉，甚至在国事危急之际，仍然主张“难进而易退”，这正是封建士大夫标榜道义所隐藏的弱点。不过张謇经过长期的游幕历练，加以一贯勤奋读书，在学识和干才两个方面都有优异的表现。特别是赴朝以后，在军事和外交两个方面都积累了经验，这更使他超越一般的科举士人，逐步侪身当代名士的行列。但是张謇在思想上却难以超越“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格局，一直把科举视为“正途”，他囿于考道，遵从父命。在回家的十多年间，一次又一次的经历了场屋蹉跌，成为一名落弟士人。 19世纪末，人们仍然习惯于把科举视为“正途”，所以张謇很难超越“学而优则仕”的惰性影响。张謇回乡以后，至少是囿于孝道，遵从父兄之命，在10年间一次又一次经历了场屋的蹉跌。 早在光绪五年（1879）五月，张謇曾回通州参加过优行试，被主考官吏部侍郎夏同善录取为第一名（亦称贡元）。同年七月底，张謇在江宁参加两江总督沈葆桢、巡抚吴元炳、学使夏同善对优行生的会考，亦被取为第一名。贡生有恩贡、岁贡、拔贡、优贡、副贡之别，张謇属于文品均的优贡。贡生比廪膳生稍高一个层次，如定制一般生员品服式只能用银顶，而贡生可用金顶。 此后几年，由于母丧和“壬午之役”事忙，张謇未能再次参加乡试。直到光绪十一年（1885）四月，张謇由上海乘船北上京师，参加顺天乡试。此时张謇由于国事家事都不如人意，心情颇为抑郁，这使他内心又增加了几分沉重。幸好到北京以后得到张裕钊、文廷式、袁昶等师友的关切与鼓励，才又安下心来认真作乡试准备。六月十一日循例在国子监“考到”，经祭酒盛昱录取为第一名，多少受一些鼓励。八月八日入考场，文、沈、王旭庄、梁鼎芬等新知旧好友均来“送场”，鼎芬且增送食物，这都是为了鼓舞张謇的斗志。 清朝乡试分三场，八月初九为首场正场，十二日为二场正场，十五日为三场正场。首场题出于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二场题出于五经（《易》《书》《诗》《春秋》《礼记》），三场则为策问五道，涉及经史、时务、政治等方面。张謇自幼至长，历经十多年岁、院、科、乡各级考试的反复锻炼，已经学会了应付科举考场的全副本领。撰写八股文章自然是熟能生巧，所以善于利用其基本构架与逻辑规范，隐约地“自道其心之所明，自见面目”。这是一种颇有趣味而又相当艰难的游戏，好比是足球比赛的合理碰撞，或是乒乓比赛的擦边球，只有体育高手才能得心应手。 张謇已是多经场屋蹉跌之人，尽管有人索稿纷如，赞誉备至，他仍无必中把握。八月十九日，也就是三场结束后的第二天，张謇以卷稿请张裕钊审阅，老师“甚见许可”，友人亦置酒慰问。但张謇仍不免在关庙求签，结果求得“四十签上吉”，签文是：“新来换得好规模，何用随他步与趋。只听耳边消息到，崎岖立局见亨衢。”仿佛正是冲着张謇报来的佳音。 九月十一日乡试发榜，张謇以第二名被录取。据说有清一代南方士人取中“北榜”（指顺天乡试）第二名的并不多见。从顺治十一年（1654）到光绪十一年（1885），先后231年中，只有顺治甲午科盛于亮，乾隆庚午科方汝谦，光绪乙酉科张謇，一共仅有三人。“物以稀为贵”，他们虽然不是“会元”，却习惯称作“南元”，就是参加顺天乡试的南方士人中的魁首。张謇自从十六岁考中秀才，先后经过17年断断续续的试场折磨，直到三十三岁才取中举人，而且又是引人注目的“南元”，心里当然十分高兴，但是，张謇的科举之路并非从此一帆风顺。
光绪十一年张謇32岁，高中顺天乡试第二名“南元”。图为张謇应试的“硃卷”
张謇自从同治七年（1868）到光绪十八年（1892）先后25年中，历经县、州、院、乡、会等各级考试20多次，其中直接消磨在考场上的时间，就是120多天，科举应试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不能不使张謇灰心丧气，并且已经对空洞陈腐的八股制艺感到厌倦。他曾这样追述：“应试之求屡进而亦渐悟虽应制诗文，亦当自道其心所明，自见面目，不戾于凡为文之义理。三十三试顺天，中式举人，自信益坚。顾试礼部又四槟，年四十矣。私以为私于有司供其喜怒而寒燠者，已二十六年，可已矣。”张謇确已心灰意懒，对科举失去了信心，因此，连常用的那套考具也扔掉了。
屡试不中 名落孙山
张謇在中举以后，于光绪十二年（1886）、十五年（1889）、十六年（1890）、十八年（1892），先后四次参加礼部会试，结果都是名落孙山。 张謇在考场上虽然屡遭挫折，但却正是在这些岁月里，与南派清流迅速结合起来，从而获得了另一种进取的机缘，并且终于使他进一步地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张謇与南派清流的初步接触，一直可以追溯到19世纪70年代末，而最重要的结果，则是他开始得到当时全国知名度极高的若干大人物的赏识。其中尤以翁同龢关系最好、最密切。南派清流发现张謇这个人物并加以扶植，是在19世纪70年代末。翁同龢的家乡常熟与南通隔江相望，由于地缘的关系，翁同龢很早就把张謇作为乡里的后起之秀加以奖掖。这一点可以从张謇多年以后写的《奉呈常熟尚书》的诗中得以证明。诗中所谓“十年辽海军”指在庆军客幕期间，翁同龢致吴长庆函时，经常附笔问候张謇。
翁同龢像
光绪十一年（1885）春夏之交，张謇到京师参加顺天乡试，又结识了黄绍箕、王仁堪、梁鼎芬、沈曾植、盛昱、澲子潼、张云官、丁立钧、王松蔚等，这些人都是翁、潘门下的清流名士。张謇乡试高中，更使清流们感到欣慰。张謇在他的自订年谱中记下了当时的情况和感受。他写道：“九月十一日，听录，中第二。潘、翁二师期许甚至，翁尚书先见余优贡试卷，试前知余寓距其宅不远，访余于庙（张謇住在东单牌楼观音寺胡同文昌关帝庙），余一答谢。”“潘师命为《乡试录前序》，翁师命为《后序》。”从此张謇与翁、潘正式形成师生关系，与清流的结合又进了一层。清流派非常重视自己的“正途”出身和翰林清望，所以他们也很希望这个后起之秀尽快走完科举的漫长路程，及早正式加入到自己的行列中来。因此从光绪十二年（1886）以后，他们利用手头有限的主考录取权力，曾经四次暗中模索，并动了手脚，总希望帮助张謇取中进士，但是都未能如愿，且误中他人，面对这种李带桃僵的结局，张謇只得自叹命乖，甚至尽弃试具，不再作功名之想。这自然又使清流派们多少感到有些沮丧。 光绪十二年（1886）三月举行会试，典试者为吏部尚书锡珍、左都御史祁世长、户部侍郎嵩申、工部侍郎孙毓汶。他们对这个新科“南元”的应试，似乎没有表现出特殊的关注。张謇没有考中，翁同龢自然也很失望，特地前来慰问。潘祖荫则想把张謇留在京师，边教书边准备下一次会试。但张謇去意已决，遂于四月二十九日出都返南。 光绪十五年（1889）二月，张謇再次北上应试，但仍有不得已而为之的消极情绪。此次会试总裁为礼部尚书李鸿藻、工部尚书（满）崑冈、工部尚书（汉）潘祖荫、礼部右侍郎廖寿恒。李、潘均对张謇抱有期望。原来人们惟恐张謇的卷子落在同考官熙麟手中，因为他汉文水平不高，可能看不出此卷的好处。没想到偏偏是他推荐了张謇的卷子，而且给予很高的评语。张謇的卷子随后碰巧落在潘祖荫手中，但偏偏又是人们最为看好的一位主考官对他评语欠佳，以致落选，真是时也命也！张謇归心似箭，便匆匆启程南下。 光绪十六年（1890）为光绪皇帝亲政恩科，张謇再次北上参加会试。此次北行情绪更加低落，行前即有咳嗽寒热等症状，入场前又是齿痛连日未愈。首场诗题竟“未得出处”，这是张謇科举生涯中少有的情况。四月十日“听录，被放，齿痛顿愈”，精神反而轻松起来。次日，“知荐卷出高蔚光房。第一场批：‘笔情倜傥，词旨精详。次三有笔有书，抑扬尽致。诗有雄浑句。’”二场批：“《春秋》断判有识，余亦切实发挥。”三场居然“无批”，可见评阅之马虎。所以张謇讥之为“誉非所誉，毁非所毁也。”堂（主考官）批则更流于荒疏，只有“滑衍”两个大字。此科正副总裁为刑部尚书孙毓汶、左都御史贵恒、吏部左侍郎许应骙、副都御史沈源深。稍后，张謇得知堂批出于孙毓汶之手，更觉得啼笑皆非，在日记上写道：“二人素不为清议所齿，得失无伤也。”发榜10天后张謇即踏上归程。 光绪十八年（1892）春，张謇再次北上参加会试。这次会试的正副总裁为户部尚书翁同龢、工部尚书祁世长、内阁学士霍穆欢、刑部侍郎李端棻，给张謇带来若干心理上的温暖。但是仍然在阅卷中出了问题。原来翁同龢当江苏省的试卷送上来时，叮嘱同考官要“细心校阅”，惟恐张卷被遗漏。先是袁昶推荐一份其实是施启宇的卷子，认为有可能是张謇，继而又怀疑非是。翁同龢也认为不像，特别是不欢喜其中“声气通于宫掖”一句。后来另一位同考官施纪云又推荐一份，认为一定是到过朝鲜的人才写得出来，翁同龢等也颇信为张謇的手笔。只有袁昶持怀疑态度，认为其“文气跳荡”与张謇风格有别。直到已经录取即将填榜之前，沈、曾桐请观此卷，从《孟子》一艺与诗卷判断决非张謇所作。但取额名次已经正副总裁斟酌议定，无从作任何改变，翁同龢“叹为无可如何”。继而在拆封时，根据编列号次才知道此卷属常州而非通州，启封后果然是刘可毅的卷子。 此次落榜对张謇剌激更深而归意更决。翁同龢、盛昱颇想把他留在南学（国子监）任教。张謇理解“其意甚殷”，但仍“坚谢至再，未遂许也”。不久，张謇却接受了崇明瀛洲书院院长一职。五月四日启程南下，翁同龢“以百金赠行”，再一次表现出对这个得意门生的理解与慰勉。
经营乡里 兴办实事
张謇把自己离开吴长庆幕府回到家乡称作“归隐”，那无非是一种解嘲式的自我慰藉，以此在心理上弥补考场失意带来的某种空虚。他的所谓“归隐”是积极的，是在军营和试场以外的另一个施展才华的天地，就是期望为故乡办成几件事情。张謇是一个有抱负的爱国士大夫，他不同于一般单纯醉心功名利禄的庸俗士人。重视农事经营的家庭教养，经世致用的传统继承，冒籍风波和试场蹉跌的剌激和折磨，尤其是十年游幕生涯的实际锻炼，使张謇成为一个务实、进取，很有事业心的人。他的这次“归隐”，客观上提供为家乡办实事的机遇。从光绪十一年（1885）到光绪二十年（1894）的十年中，张謇作为一位有抱负、有理想的封建文士，受这一时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信奉“村落主义”，提出了“经营乡里”的设想，并且致力于在家乡做成若干实事。 当然，必须看到，张謇也具备了在家乡办实事的身份和条件，因为他的家庭经济与社会地位都有了明显变化，他已经跨进地主阶级中间绅士这个群体的门槛。从光绪十一年（1885）到光绪二十年（1894），张謇“经营乡里”主要办了下列几件事： 一是办理通海花布减捐。 通州、海门一带盛产棉花，由棉花引发的手工棉纺织业与棉布商业也相当发达。据说在光绪元年（1875），通海地区的土布年销售量已达200多万疋。可是，封建官府的苛捐杂税严重地阻扰着当地工商业的发展，当时江宁藩司所属厘捐卡，设在江北各地的共有187处，而设在通海地区的就有57处，约占三分之一。甲午中日战争以前，通、海两地平均每年解缴国库厘捐总额约为20万千钱左右，如果加上官吏层层勒索中饱，商民实际负担更重。张謇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调查，当时通州的石港、双甸两局，历年来名义上每年所收厘捐不及千串，但实际开支却多达三千串。无怪乎张謇在当时日记中慨叹：“闻厘捐扰民，为之发指”。或许张謇是由于家庭经商的原因，所以他与通海商人关系比较密切，因此对厘捐的危害也特别敏感。早在光绪九年（1883），张謇已与通州最大的恒记布庄老板沈燮均（敬夫）合伙，联络各地花布商人，联名请求政府减少厘金征收数额。频繁的减捐活动虽然未能取得实际成效，但却使张謇对厘捐的危害认识得更为深切。他曾向学使黄体芳陈诉：“国家中兴以来，二十有余年，一切取给于厘捐，天下骚然， 厘金遂为冗官、秕士、游民之窟。论者至谓舍厘捐不可以国，謇谓欲固国必去厘捐“。从要求减捐进而要求废除厘金，并且把国家利益与商人利益联系起来，甚至把废除厘金提高到巩固国本的高度来认识，这说明张謇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已经突破重本抑末的陈旧格局。 二是提倡改良和发展蚕桑事业。 通海地区农家本无栽桑养蚕的习惯。光绪十二年（1886）春，张謇协助父亲集资购买湖州桑苗，到处劝乡人赊购，并且分送《蚕桑辑要》。次年春，他又亲自带领家人育蚕，并陆续向乡人分送柏秧、槐秧和油桐子。不久，他约同一批人请求海门厅同知广为劝谕兴办蚕桑，但却没有料到民间反应竟是非常冷淡。求助于官府既然无效，于是他们又转向“议仿西法，集资为公司，市桑秧，听民诣领。记其数若居处，不取值，三年后叶可供蚕，计树本加息二分责偿”。这个办法本来可行，但却由于缺乏资金而未能实现，结果仅仅是买回几千颗桑苗散卖给乡民种植而已。
图为光绪二十五年创办的阜生蚕桑染织公司内景
虽然经过四五年的苦心提倡，通海地区蚕桑事业仍然毫无起色。症疾是因为这个地区手工缫丝业极不发达，农家新茧上市时只有少数丝棉店用重秤压价收购少量一部分，形成了“丝不成市”的冷落局面。如果运往上海或苏州去卖，沿途又要受到厘卡的重重盘剥，十有八九以蚀本结束，这些不利因素，自然要妨碍农家种桑养蚕的兴趣。 张謇深知这也是厘捐造成的恶果，便在光绪十八年（1892）邀集一批人，吁请两江总督免除丝捐10年以兴蚕利。经过很多波折，总算勉强达到了目的。随后，他又劝说县官就地招商开行收茧。到光绪二十二年（1896）为止，通海地区先后设立了3个茧行。生丝本来是当时出口货物之大宗，通海一带蚕茧业经免捐设行、放价争收，迅速趋于发展。两年之间，通海一带增植桑树不下百万株，泰兴、如皋、靖江等地也接踵而来，形成一股小小的兴办蚕桑热潮。 可是，正在蚕桑业大兴之际，新任江苏厘捐总局总办穆克登布见利眼红，立即背信*翻推**丝捐成案，严厉督饬丝商补交历年已经免除的丝捐。私商怨愤交加，甚至想缴帖闭行以示抗议。光绪二十三（1897），海门同知惟恐蚕农由于失去生计而愤起反抗，恳劝丝商按去年价格的十分之三收购上市蚕茧，才算勉强度过难关。可是丝商的损失又转嫁到蚕农身上，严重损害了农家养蚕的积极性。这年，湖州人到通海一带卖桑秧，竟很少有人问津，结果连老本都赔光了。 提倡发展蚕桑的失败，使张謇受到很大的剌激。事后他悻悻然向朋友大发牢骚：“夫今日官之*民贼**，不足奇也；所奇者，不知民为谁何之民，而官以为*民贼**乃可效忠。”对官府的不满溢于言表，但根本立场仍是忠君爱国。所以，他在骂官之余又转而责备商人：“民之疾官，不足奇也；所奇者，知官所为非朝廷之为，而弃塞生计，宁为荼毒以同尽。”他劝商民不要把官吏的贪暴记在皇帝的账上，千万不要反对朝廷，应该把希望寄托于将来好官日增“布满天下”。 张謇经营乡里除经济活动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很多内容。光绪十年（1884），他曾参与筹办当地的滨海渔团，执笔草拟《渔团章程》，准备反抗法国海军的侵犯。 同时，他还提议平粜放赈和建立社仓，预防饥民无食可能引起社会骚动。又与沈燮均为海门商定增设拔贡，并向学院请求增加海门生员名额。这是他有感于自己应试的艰难，为本地一般地主、商民子弟争取扩大一点进入士人群体的机会。
图为蚕桑讲习所表门
在海门恢复溥善堂，张謇也花费了不少精力。溥善堂是一种专门收容无主野尸的慈善机构，最初还是林则徐在江苏巡抚任内令各地创设的。年岁既久，溥善堂逐渐废弛。衙门吏役常常利用野尸向附近居民敲诈勒索，受害者主要是不当权的中小地主和商人。张謇在这一活动中得到当地典商、木商、花布商、烟商、纸商、洋药商的支持，这为他以后创办大生纱厂提供了某些社会基础。 以上内容并不是张謇在甲午前十年的全部，除此之外他还做了许多社会、公益方面的事情。可以看出张謇的“经营乡里”已经萌现了他“地方自治”的端绪。
著书立说 传承文化
“经营乡里”并非是张謇在甲午前十年生活的全部内容。因为张謇毕竟还是一个比较清寒的落第士人，在此期间，他没有固定的职业，没有固定的工作，没有固定的住所，除了几度进京应试外，还得到处为全家的衣食奔波。 张謇一向热衷于教书和著书。光绪十一年（1885）春，他曾一度寄食于江宁知府孙云锦处，帮助做点检阅府试考卷之类的杂事。光绪十三年（1887），孙云锦调任开封知府，再次邀请张謇随同赴任，主要是协助治河救灾。八月中旬，黄河在郑州东石桥决口，堤破30余丈，很快就扩大到200多丈。黄河洪水夺道汴、颖、汝、涡下灌，横溢四五十里，无数灾民四散逃跑。河工人员李祁贪污卑劣，民愤已久，被人剖腹投于河中。九月，应河南巡抚倪文蔚之请，代为拟订治河方案《疏塞大纲》。
图为张謇撰写的部分水利专稿和为各盐垦公司编写的水利规划
光绪十四年（1888）春，应聘主持江苏赣榆选青书院并兼修县志，曾“求宋、明、清名志读之，殆十之六七”。同年亦曾应太仓知州邀请，商谈修志体例。光绪十七年（1891）参与修东台县志。光绪十九年（1893）又由盛昱推荐，应崇明知县聘请，主持瀛州书院。 在张謇的一生当中，甲午战争前这十年是他侧重于致力学术著作的时期。先后写成《释书谱》（1884年）、《说文或从体例错出》（1886年）、《蜀先主论》（1887年）、《赣榆县志序》《赣榆释》（1888年）、《不穀不仅诸候说》《督抚提镇即古诸候说》（1889年）、《周易音训句读》（1891年）、《迻建象山书院》（1893年）等。通过上述学术活动的若干特点，已经可以看出张謇的思想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尽管在甲午战前这种变化还是很有限的。
张謇主纂的《赣榆县志》 张謇选编的文正书院学生作文集
首先是重视编修地方志。除亲自参与编辑赣榆、东台两部县志外，还曾“辑志例，欲成《志通》一书”，很想在方志学方面有成体系的建树。他讥剌一些旧志内容陈旧，“独斤斤于匹夫匹妇未彰之行，务广搜采以发幽凡，可谓知二五而不知一十”。强调应该着重探讨“疆域之沿革”、“民生之利病”、“人物之去取”等有益于当代的重大问题。在体例方面，主张把食货、学术放在军政、官师、人物各部之前，已经表现出对于实业、教育两大问题的特别重视。在修志方法方面，除需要查考旧有文献以外，还注意实地调查访问，“用所疑惘，质于其父老、大夫、搢绅先生，事无纤巨，咨叩数反”。同时，又要求叙事的真实和图表的精确。这些都表现出张謇严谨务实的作风和以后事业的趋向。通过修志活动，他积累了许多有关各地风土人情的社会知识。 其次是在一定程度上反对学术上的*党**同伐异。他理直气壮的批评科举取士只限于一家之言：“四子书用朱子集注，县为功令。士务制艺，中学使者春秋试之程格，影附朱子而已。”指责统治阶级顽固势力蓄意扬朱而抑陆，“据朱子一时各有所当之言，乘慈湖杨氏涉近禅理之隙，集矢象山，哄为大垢。”他不仅为陆九渊辨诬，而且主张让知识分子各就其性之所近，自行选择“从学之涂，不限一辙”。当然，他只允许在儒学范围之内消除门户之见，但这种学术见解与清朝政府的文化*制专**主义之间已有某些歧异，预示着张謇在新的历史机缘下转向兴办近代教育事业的可能性。 在甲午战前的十年间，张謇基本上结束了单一的游幕生活，开始了更为广泛的社会活动，产生了改良农业、采用机器和筹设公司的愿望，并且还作过某些初步尝试，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进步趋向。但是，张謇当时毕竟还没有产生迫切而明显的社会变革的要求，仅仅是想从历史书籍中挖掘一些可以经世致用的道理，但却很难突破正流儒学的藩篱。 这一时期，张謇的地位在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都发生了变化。纵向方面，他受到南派清流的援引，登上了一个更高的梯级，一个已经接近统治阶级的上层梯级。他尽管仍然不是朝廷命官，没有官职，没有金钱，但是他的声望已经高于他的实际地位。他已经具有乡绅的地位，并且运用自已的学识、阅历和才干谋求家乡的经济、文化的发展。在横向方面，通过“经营乡里”的各项活动，增强了与商人之间的相互联系，这主要是通海地区的一批中小商人。逐渐与他们有了共同的语言，甚至共同从事利益相通的活动，这就更扩大了张謇生活与思想的范围。如果说，在士人群体内部梯级的上升，为张謇以后登上政治舞台打下了基础；那么与商人群体的横向联系，则为他在甲午战后的企业活动，准备了某些经验和支持力量。
作者：邹迎曦 陆碧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