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刘 忠
1935年5月，长征部队胜利地渡过了金沙江以后，经过德昌、西昌，于二十日进到了泸沽。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要迅速抢渡横在我们进军道路上的天险大渡河，以继续北上，并和四方面军会合。
根据调查，四川军阀刘文辉的一个旅占领了大渡河北岸的富林,企图阻挡我军北进。从泸沽到大渡河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越过小相岭,经越西，通过彝民地区，进到大树堡(在富林的对岸)；这是一条大路，沿途险要均有敌人扼守。另一条是从泸沽经冕宁，通过彝族区到达安顺场；这是一条小路，据老乡说:太平天国时石达开带领十几万人马，曾经经过这些地方， 因为他没有和彝民搞好关系，以及其他原因，所以在安顺场被清兵消灭了。
二十日中午，军委*伯承刘**总参谋长来到了我们军团司令部，他传达了军委决定部队北上的指示，并命令军团左权参谋长和二师刘亚楼政委率领五团一部、一军团侦察连，向大树堡挺进，担任佯动、钳制和吸引富林之敌，以保证我军主力经冕宁北进，从安顺场抢渡大渡河。我当时在一军团司令部任侦察科长，便率领侦察连随着左参谋长先头行动。
我们钻进了高耸的群山、沿着崎岖的山路行进。有时走下深沟狭谷,天变成又窄又长的一条条；有时攀上山顶,头像顶住了天。我率领侦察连于下午一时出发了。这时正是五月下旬,白天太阳当头，晒得人毛焦火辣的，汗水不断地淌着，衣服、帽子都湿透了。一到夜间，整个山区又像涂了漆，黑乎乎的,连路也看不清。上山下山爬着陡坡、走着“之”字形的山路，脚下踏着又滚又滑的鹅卵石，有时走一步退半步，不时有人跌倒。部队已是几天连续行军没有休息了，现在走这山路更是疲劳。但每个同志懂得执行这个任务的重大意义——我们早一点到达大渡河边，就可以更好地吸引敌人的注意，以保证主力顺利地强渡大渡河，胜利完成北上任务。大家都加紧脚步走着，没有一个人打瞌睡，也没有一个人掉队。
二十一日拂晓，走了一百二十多里，到了登相营。经过连夜的行军，部队确很疲劳；前面还要爬山、打仗、也该休息一下，吃些饭了。 我叫连长刘云彪同志布置部队休息两小时，快做饭吃， 调查情况。这时天还不明，老乡们还在梦中。我们没有惊动老乡，战士们都在房檐下休息。*靠我**着老乡的门板昏昏沉沉地打起瞌睡来。
“报告科长 ......”我睁眼一看，是刘连长，“什么事?” “老百姓说:此地到小相岭还有三十里，上面有刘文辉的一个排在防守，我们去干掉他吧?”刘云彪的话说得很快,看来这个情况使他很兴奋。刘云彪是个又勇敢又机警、接到任务就忘了自己的人，我就是喜爱这样的人。
我忙翻身爬起来，一面看着正在休息的战士们，一面考虑这个情况。战士们一个个打着盹，睡得又香又甜。炊事班已把米下了锅，再等一个钟点就能吃饭......但是目前情况确是紧张:前有大渡河天险和堵击的敌人，后有金沙江和几十万敌人追击；我们必须要在三天内走完这四百里，赶到大渡河边，不用奇袭是不能通过沿途敌人扼守的要隘的。小相岭又是入川之主要隘口，拖延时间走漏了消息就麻烦了。
“不能姑息战士们，必须控制住小相岭！”我暗暗下了决心，同时我也十分信赖侦察连的同志们。我们侦察部队，长征以来就日日夜夜地担负着夺关口、把要隘，只要一接受任务，说干就干，说走就走，从不放松，生怕迟了一分钟就会走漏消息、放跑敌人。这已经成了我们的习惯了。
“叫大家起来，马上出发!”我下了命令。 “走哇!”同志们听说要立即前进去夺取小相岭，咕噜爬起来，揉揉眼睛、整整枪支，生龙活虎似的整队前进了。
前面就是地势险要的小相岭，一眼望去，到处是悬岩绝壁，高坡陡坎；敌人就住在山顶上的凉亭里，在唯一的道路隘口上安上哨兵，挖断了路，设上吊桥，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怎么办呢？从正面打吧,敌人发觉后撤去吊桥就断了路，用火力一*锁封**，是根本不能过去的。要绕道吧，我望遍这些悬岩峭壁，找不出路来。长征以来，我带领着侦察队翻越过多少崇山峻岭，爬过多少险路，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地方这样使我为难。
我问给我们带路的老乡:“老乡，能不能找到别的路通过去?”这是我唯一的希望。老乡听了我的话，眼望着小相岭左右转着打量了一番，然后点头说“能过去!”
听说能过去,我高兴极了，忙一把抓住他问:“快告诉我怎么走? ”
他却慢条斯理地说:“说来话长，我在这里采了几十年的茶，终年在这山上爬来爬去，每根草每块石头我都熟悉。可是,你们背着长枪、背上东西......”说着，他回过头来看着我们的同志们。我看出他的意思，忙说:“老乡，这你不要担心，只要有路可走就行。你说，绕过去会不会被敌人看见？”
“不要紧，保险插到他勾子头。”(四川话，即保证插到敌人屁股后面去)老乡的话显得很自信。
我立即把袭击小相岭敌人的任务交给排长范昌标同志，并且叮嘱他:“你知道我们的任务重大。你只能带去一个短枪班，敌人是一个排，又凭着这样好的地势；这不但要勇敢，还要拿出我们侦察员的机警才行.... “科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老乡卷起长衫，系紧腰带，理好草鞋，满有精神地领着短枪班的英雄们向小相岭走去。我们伏在山梁上，目送着跟在老乡后面的一排长范昌标和短枪班的同志们，眼看着他们绕道翻山，攀登峭壁，一个个矫健的身影隐没在岩石内、草丛里。
一点钟的时间过去了,忽然从敌人方向传来一声枪响，我立即带着全连向山上冲去。来到凉亭前,看见短枪班的同志们正押着一排俘虏站在路旁。大家拥上前去向短枪班的英雄们祝贺。一排长满心喜悦地跑来向我报告战斗经过。
原来，老乡领着短枪班的同志们在岩石草丛中弯弯拐拐地走着，本来看去是没有路的地方，有的连野兽也难通过的地方，老乡都能找出路来穿过。有时要像叠罗汉似的翻上一两丈高的悬崖；有时又要像跳远一样跳过两三米宽的岩沟。到了敌人凉亭不远的地方时，老乡压低了声音说“看！就是那里！”
大家顺着老乡手指的方向看去，在不远处的树丛中露出一个亭子的屋顶。一排长命令一个侦察员“去看看敌人在干什么？”侦察员飞快地看了一下，回来报告:“敌人正在那个开口凉亭里打麻将呢。”
一排长立即命令班长陈胜忠同志带领一个组去干掉了敌哨兵，他自己指挥两个组向敌人凉亭猛扑过去，到了敌人的眉毛前，敌哨兵才发觉,忙问:“干啥子的？”
“从城里来的老百姓。”班长陈胜忠一面答着话一面前进着。
一排长率领的侦察员们，飞快地冲进了凉亭。陈胜忠一枪结果了 哨兵的性命。
“不准动，举起手来！”这声音像是晴天的霹雳，惊住了赌徒们的吆喝声、吵闹声。他们根本没有想到红军能登上这小相岭，突然出现在他们的面前。侦察班的同志把挂在墙上的枪全部取下，三十几个敌人当了红军的俘虏。
我表扬了短枪班的英雄们打得好，又对着老乡夸奖说:“老乡，谢谢你辛苦给我们带的好路，消灭敌人，你对穷人有功劳。”短枪班的几位同志也围着老乡夸奖说:“不是老乡给我们带路真不容易上来啊！”老乡双手捧着我们奖给他的东西，乐得眼眯眯的，笑得合不拢嘴，不断点头说:“红军同志对我这样好，走过千山万水，帮助我们穷人，才辛苦有功劳哩。”
这情景使我想起，开始请这位老乡给我们带路时，他还有些害怕，怕红军走后敌人抓他，怕打仗时打着他，现在却这样舍生忘死地支援我们。这又一次证明了我们一路来的经验：凡是穷苦的老乡，不论他开始怎样怕，只要我们对他讲明红军是什么人，看到我们的行动后就会同我们亲热起来，不但愿意为我们带路， 而且还想办法，不怕辛苦，不怕危险地给我们从没有路的地方找出路来。我们不知遇到过多少这样的向导。我们常常就是这样在群众的帮助下找到了消灭敌人的路。
我们继续向越西前进。
国民*党**的越西县长，因越西通小相岭的电话打不通了，就知道情况不妙，立即带上太太、一群害人的狗官和守城的两连兵，仓皇向富林逃窜。
这给我们的佯动造成了更大的声势。人们传说着“红军来喽！”“县长跑喽!！”
我们进越西城时，已经是二十一日下午二时了。当地的群众不管汉人彝人，都来欢迎我们，手里拿着小红旗，上面写着:“老百姓欢迎红军。”“ “红军万岁！”
一进城，就听说监狱里还监禁有几百彝人。彝民长期受国民*党**军阀压迫，每家都要有一个人去坐监狱，作抵押品；有的是因与汉人冲突被抓来的。伪县府的彝务科还留在那里“看管”呢。我们为了执行*党**团结少数民族的政策，去释放彝民。到了伪县府彝务科时,几个办事人员毕恭毕敬地出来欢迎，屋子里还放着香烟、糖果之类。
彝务科的办事员穿着长袍马褂，例着嘴笑嘻嘻地说:“红军先生为老百姓办事,我们彝务科也是在为人民服务。”他企图竭力表白他们监禁和*害迫**彝民是在为人民服务。我用鄙视的口气说:“你们除了压迫老百姓外，哪一点是为人民服务那？”听到我的质问，他连忙给我解释说:“红军先生，你们不知道，这些彝人都是些不开化无人性的野人 ”我立即打断了他的话说:“我从来就没听说过人还有野的。我们要把这些受压迫的彝民放出来！”这时，他还毫不知耻地摇着两手说：“放不得！放不得！把他们(彝民)放出来就会到处抢人、杀人。”我实在难于忍受他对彝族兄弟的污蔑，严肃地告诉他:“他们不是野人，是被压迫的民族。他们被你们国民*党**大汉族主义逼得没有吃的、没有穿的才抢人。 我们*产党共**和红军主张民族平等、解放弱小民族。你给我马上把他们释放出来！”办事人被我训斥得理屈词穷、无话可说，只是垂着两手，唯唯应诺着:“是！是！”并把监禁彝民的狱大门锁上的钥匙交给我们。
几百个彝民被监禁在一个重重木栏围起的监狱里，一个个蓬头垢面，面黄肌瘦，身上披上一块旧毡或破布，挤在那里。这就是被大汉族主义*害迫**得不像人的彝民。他们也是穷苦的人民啊！我当时一阵心酸,涌起一股对被压迫的民族兄弟和阶级兄弟热爱的感情。当他们从通司口里听说我们是红军、是来释放他们的时候，人群顿时沸腾起来了，一齐涌到栏杆边，睁圆眼睛望着我们，从栏杆缝具伸出了许多只手向我们招着,“呕吼...”“呕吼...”的喊着。
监门打开了，彝民解放了，监门上的大锁被他们打得粉碎。 彝族兄弟们笑着、叫着涌出大门。这声势，像金沙江水的浪涛，这浪涛,将要把千百年来由于大汉族主义而筑起的民族仇恨的高墙冲垮，这浪涛，将要把长期压迫、杀害他们的人埋葬。
当晚天气变了，天空是黑魃魃的一片，星星和月亮都藏起来了。路实在难走，部队又非常疲劳，前面还要通过彝民地区，为了避免和彝族人民发生误会，左参谋长、刘政委决定当夜在青杠关休息几小时，到天明后再行动。更深夜静的时候，哨兵的“报告”声把我从梦里惊醒，他匆忙地报告我“彝人来报告消息。”
科员们还正将调查好的路线，在木油灯下画成行军的路线图。哨兵领进来一个彝民和通司。彝人头上的黑布缠得像盘子一样，黑色长袍的衣角拉起来扎在腰带上，黑黑的脸上闪着两颗明亮的又圆又大的眼睛。他一见我便跪在地上磕起头来，科员们在一旁忙说:“起来，快起来，我们是不兴下跪磕头的。”我连忙把他扶了起来，说了许多的话，他才勉强地坐下。
通司翻译着他的话说:“他是头目派来见红军官长的代表。 他首先代表头目感谢红军对彝族同胞的救命之恩。”
接着他又说:“明天我们护送红军，给红军带路，一齐去消灭国民*党**部队，活捉越西县长。”
我道谢了他，并托他向头目致意。我把他送出门去，他高高兴兴地回去了。
彝人代表的到来,解除了我对通过彝民区的顾虑。我不由得想起从越西监狱里带着对国民*党**的仇恨与对我军感激飞奔出来的彝民们。我又一次体会到*党**对少数民族政策的正确，并对继续前进充满了胜利的信心。
二十二日早晨，我们从青杠关出发。天开始下着蒙蒙的细雨，透过雨雾隐约地看见山上有一簇簇的人群，这便是彝民兄弟。越往前走彝人越多，拿大刀的，持长矛的，从山坡、岩石上敏捷地跳下来，“呕吼...” “呕吼...”地喊着，欢迎我们。我和他们的头目见了面。他通过通司告诉我说:红军救了他们，昨晚回来就到处传开了，因此许多人都自动地跑来欢迎红军。
彝人对我们热情极了，许多彝人和部队一起行军，有的拉着战士的手，有的在比划着手势，表示对我们致意。有的彝民帮助战士背上了背包，炊事班的行军锅也被他们争下来担在肩上。他们赤着足走得飞快，爬山上坡一点也不费力。这热情也激励着战士们。战士们在喊:“红军、彝人是兄弟！ ”“红军、彝人大团结” “彝人真好”队列里、山野间充满着两族兄弟友谊的欢笑。
在彝族兄弟协助下，我们飞快地追赶着敌人，下午三点钟左右，追到了海棠。我们迅速地插向逃敌的侧背，枪声、喊杀声、冲锋号声，突然在敌人屁股后面响起来了。红军战士们冒着风雨， 飞快地冲向敌群，彝民们紧跟着战士们“呕吼”“呕吼”喊着，挥舞着大刀，长矛，砍杀着敌人。
敌人全被消灭了，伪县长也被打死了。这胜利吐出了彝民们胸中的怨气。二三百个俘虏兵， 一个个被彝民们把衣服剥光了，经过我们再三的说服，才没有杀掉他们。雨愈下愈大了，这些被剥光衣服的俘虏，一个个像泥猴子似的，冷得他们哆嗦不止。
二十三日天不明就出发了。来到离大渡河边二十里地的晒经关。传说，唐三藏取经回来，因为经卷落水湿了，在这里晒过经。到达该地时，我们化装成川军的侦察员，路上碰上逃敌一个收容队，他们把我们误认为是自己人，将大渡河边的情况说了个清清楚楚。
翻过了晒经关，前面就是大树堡。侦察员从前面跑来报告说:敌人在大树堡以东的山口上有一个排哨，并沿着路口和山坡构筑了工事；左边是悬岩，在边是深沟，不能绕道过去。我们挑选了几个勇敢、机警的侦察员，带上小相岭缴枪过来参加红军的两个新战士，化装成敌兵，解决敌人的排哨。他们很机智地完成了任务，枪声一响，我们便冲下去了。
大树堡一个营的敌人吓得没敢抵抗，慌忙渡河逃命。侦察英雄们尾追逃敌，一直冲到大渡河边，抢夺了敌人来不及逃跑的一只渡船，活捉敌连长以下官兵数十名，占领了大树堡渡口。
我们沿岸收集渡船和架桥材料，动员了两千多民工、船工、修筑工事，积极作渡河的准备。并且传出话去:红军要在这里强渡大渡河，攻打富林，进军雅安，解放成都。
这个消息震惊了敌人。富林的敌人惊惶不安，日夜在北岸修筑工事，加强部署，小心提防着红军渡河。
二十五日，我们收到军团发来的电报:我军已从安顺场胜利地强渡过了大渡河。
敌人想把我们变成石达开第二的企图失败了，红军胜利地渡过了这长征路上的又一道天险！我们的佯动也达到了目的，圆满地完成了吸引和箝制敌人的任务。 (王有先记)
摘自《红旗飘飘》第三集
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7月第一版
作者简历:刘忠(1906.10–2002.8)，福建省上杭县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产党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上杭县赤卫军军需长，红军学校排长，红四军3纵19大队政委，红一军团12师36团政委，11师33团政委，2师5团政委，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军团司令部侦察科科长。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和两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抗大三大队大队长、六分校校长，晋豫联防军司令员兼八路军129师386旅副政委，太岳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晋冀鲁豫军区386旅旅长，参加了百团大战及开辟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斗争。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冀鲁豫军区4纵10旅旅长，4纵参谋长，太岳军区司令员，华北军区15纵队司令员，18兵团62军军长。
新中国成立后，任西康军区司令员，川西军区司令员，军事学院院务部部长兼政委、副教育长兼物质保障部部长，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兼院务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副校长。
1955年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荣获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著有《从闽西到京西》、《院校工作回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