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度春秋，几番曲折，蒋经国后来又被改派到西伯利亚一家工厂做工。
临走之前，他在莫斯科屈武处住了一个月。他们促膝谈心，情同手足，每当夜晚遥望祖国，思念亲人，言及列强对华侵略，企图瓜分中国，他们都深表切齿之恨。
蒋经国临出发时，对屈武说：“西伯利亚冰天雪地，异常寒冷，不知我能否经得起冰雪的考验。”屈武听后，当即送给他一条很厚的哈尔滨产的毛毯。
四、五年后，他们先后回国，在重庆参加国民*党**中央培训团，他俩相见时，紧紧拥抱，激动之状难以言表。
蒋经国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在苏联救了我一命!”开始，屈武还未明白其意，后经蒋经国提醒，屈武才想起来，就是送他一条毛毯。
蒋经国说：“这条毛毯对我来说，真是生死之物，我是终身难忘的。”
前苏联乌拉尔重型机器制造厂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三十年代初，苏联决定在乌拉尔筹建第一个重型机器制造厂，把这一工程宣布为“突击工程”。
它在苏联第一批建造的业项目中，占第 33 位，其建设的成败对苏联经济建设的发展有重大影响。
乌拉尔机器制造厂的青年建设者们，充满了狂热的激情与幻想，看来，无论是清洗运动，无论是定额很低的分配口粮，无论是十分艰苦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都不能摧毁他们对事业的信念。
1933 年春，蒋经国携带包括这条毛毯在内的仅有的“行李”，来到了乌拉尔机械厂分厂做工。
由于有的工段未能按期完成任务，厂领导决定发动*党**员组成突击队，以帮助落后的工段。
作为*党**员钳工的蒋经国，成了第一个共产主义突击队的组织者，哪里有困难就出现在哪里，在乌拉尔赢得赏识，并上了光荣榜，因而很快就被提升为技师，负责拼造炼钢中的一部分机件工作。
由于环境和地位的改变，他工作格外卖劲，白天上工，晚上还得上夜校学习。由于工作繁忙，他只能挤出时间，每天早上六点就起床，坚持一个小时的复习功课，冬天房间没生火炉，寒意袭人，也不例外。
他牢记俄国人常说的“温习是学习之母”这句话，持之以恒，所以学习成绩大为提高。
七时半，工厂的汽笛响了，工人们伴着这熟悉的上工的笛声，来到了工厂。
作为技师的蒋经国，因为每天上工先要负责分配工人的工作任务，所以他总是比1人早到半小时。
由于这里太阳光照时间很短，故而昼短夜长，这样，蒋经国每天天未亮就出门，晚上顶着月光才回家。
蒋经国是在制造车间工作，这个车间面积很大，机器也很多，可就是杂乱无序。
不少机器刚从德国运来，还没有安装；有的安装了，由于没有总水汀，机器也不能用，按政府规定，工厂 1月份就得开始投产，可现在已是 3 月份了，工厂还未正式开工，这种疲沓和误工的现状，使得蒋经国非常焦急？
乌拉尔重型机器制造厂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就以他所管理的工人队伍来说吧，他们的任务是拼造炼钢厂中的一部分机件，而每个机件需要几百个零件。因工厂设备条件不全，工人技术程度不高，纵使把零件造出来，质量也不高，更何况，有些零件要经过五六道工序，周期较长，所以，不能按时领到零件，拼造工作也就不能有计划地进行。
出于一种起码的责任感，蒋经国心中很是不安，他在分配完当天工作任务之后，便到总工程师室去洽谈零件问题。
总工程师为此事进行了一番解释，说明近来天气冷，机油冰冻，机床停工，是造成零件短缺的原因，所以，无法满足领取零件的要求。
蒋经国对这种答复是不满意的，他认为，任务不能完成，虽然有一些客观困难，但只要有忍耐心，决心，加上合理安排，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他按捺不住，把心里想说的话全倒了出来，总工程师带着轻蔑的口吻说：“说话比做事容易呀!”蒋经国一听气炸了，转身气冲冲地走出了总工程师室，又遇上德国工程师，他问蒋为什么生气？蒋把刚才跟总工程师谈话的经过告诉了他。
这位德国工程师不但不支持他，反而讥笑着说：“这是亚细亚不文明的表现。”
蒋听了以后，更是火上添油，怒气冲天，回到车间后，看见两个工人在那里闲谈，他就分别将他们各记一次过，这完全是执行制度，倒不是为了个人出气。
后来，*党**支部书记来询问工作，蒋经国将上述情况告诉了他，他的态度很鲜明，认为总工程师与德国工程师的谈话是不正确的,并要求蒋将零件的名称写给他，以个别动员工人的办法加快制造零件。
蒋经国认为，这不是根本办法，书记却说，由于目前政府急需拼造机件，所以只好暂时用救火的方法来解决。
蒋经国作为一个技师，其职责应是全力做好技术上的指导工作，但因为工厂的组织不完备，所以，每天要花四五个小时去解决组织问题。
他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要有系统地组织生产的机构，整顿工厂中的劳动纪律。
就这些问题，他主动地跟一个犹太籍工程师交换过意见，这位工程师对加速拼成机件问题制了很多宝贵建议，他从中发现，该工程师技术水平很高。
工作虽然紧张，生活却很充实、愉快，午饭在工厂饭堂里吃，第一盆是肉汤，第二盆是鸡，第三盆是炒蛋，第四盆是糖果。这跟两年前，在狄拿马工厂所吃的饭菜，有极大的区别。
蒋经国（右五）和工友在一起 图片来自网络
饭后，在工人俱乐部还有游艺活动，这天是乌克兰舞蹈团来作舞蹈表演。
为了改变工厂涣散的状况，蒋经国利用一个下午的时间写了一份《改良工厂生产组织建议书》，建议书的主要内容是遵守时间，着重效率。
写完后，他还与工人共同参加体力劳动，劳动是坚持了，可是机件还是没拼造成功。急也没有用，只有明天再说。
散工后，蒋经国参加了*产党共**支部大会，讨论两个问题，一是*党**内问题；二是国内经济状况。
*党**内问题是讨论一个*党**员的*党**籍问题。这个*党**员是富农的儿子，在国内战争中曾参加*军白**反对红军。后来，他父亲被捕而自己却逃到壁而面城入厂做工，并加入了*产党共**。
他在入*党**时，说自己是孤儿，没有交待曾反对红军这段历史。去年 11 月他转到乌拉尔工厂做工后，*党**部发现了这段隐瞒的历史，于是提议开除他的*党**籍，这个提议，获得大家一致赞成并通过。
第二个问题由支部书记做报告，报告的内容是 1927 年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在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以及今后的任务。
报告完，紧接着进行讨论，蒋经国发言的内容与他所写的建议书相同，得到了与会者的赞同。
在工厂里，蒋经国有幸遇见了小彼得。他就是原来在小火车站当搬运时“四个朋友中间的一个”，患难之交，见面格外亲热。
据了解，其他三人，一个病故，两个到南方煤油矿做工去了，蒋经国跟小彼得的感情如故，可惜好景不长，见面不久，小彼得在一次火灾中遇难，蒋经国为这位难友买了棺材，并把他埋葬在松林里，做了一座坟，插上一束鲜花，寄托着深切的哀思和悼念。
蒋经国为小彼得的不幸早逝，很是悲痛，过了很久，脑海里还经常闪现出三位朋友在烧水房，为自己用歌声驱赶病魔的苦中作乐的景象，“我死了，我死了，总会有一个人把我埋葬起来……”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歌声却是永恒的。
翌年，蒋经国就被晋升为拥有四千工人的副厂长，他在组织职工为实现第二个五年经济计划而努力工作。
从实践中，他体会到，要把生产任务抓上去，首先，必须加强督促检查。为此，上工后，他即与工头立夫克到车间，检查机器的清洁保养。他们用白手巾拭擦了八台机器，只有一台不够清洁，说明情况是良好的,工人们的确在执行由他制订的机器拭净法，把机器当成*器武**来爱护。
其次，他又抓纪律整顿。他发布通告，要求工人、工程师、工头遵守作息制度，按时上下工。
有一天，他在上工汽笛声响过后，便到车间检查，看见许多工人尚未开工，当即将四个工人和两个工程师各记过一次，并公布于《工厂报》上。同时，为严格遵守上下工时间，他专派四名检查员到各车间检查、监督。另外，他要求干部多深入实际，尽量减少书面报告及文件的传递。
他在一位工程师的报告上批了两句话：“我所要看见的是生产品，而不是你的书面报告。”
他还为严格和完善工厂制度，规定：
一、工作时间谢绝参观；
二、工作时间不准吸烟；
三、工作时间不准闲谈。
蒋经国经常深入车间，发现问题，随时解决。一次，他发现第一车间只有一个生产器具收发处，许多工人不能按时领到器具，影响了生产效率的提高，当即决定，在车间里加设一个器具处，并且通知工人、工头，每日完工之时，就该将次日要用的器具之名称、数量，交给收发处；而收发处则应将器具，在次日尚未开工前交给工人。
此外，在其它工作方面的要求也是严格的，有一次，两个工程师曾急急忙忙到办事处来，要蒋经国批准他们所打的两个机器图样，蒋经国看过之后，觉得有许多地方应当修改，所以没有批准。
这两位工程师顿即显露出不高兴的神态，生气地走了。而蒋经国坦然一笑，心想：决不能拿原则当人情。
工资分配问题，直接关系到工人切身利益，关系到生产力的提高或下降，蒋经国召集工资部工作人员开会，在会上，提出了工资分配的大胆建议。他说：
“工资制度是提高生产的主要条件。本工厂工资制度的缺点，在过于平均，有技术的与无技术的工人的工资相差不远，因此，不能引起有技术的工人们的工作兴趣。
同时，也不能引起无技术的工人们努力求学，增长他们的知识。
现在，我们特别注意生产品的质量，工资制度应当成为提高生产品质量的主要力量。
能作优等生产品的工人之工资加之，作劣等生产品的工人之工资减之，那么全部生产品的质量，必因此而改良。
按劳动力的数量与价值，决定工资的多少，这是你们以后你们工作的原则。
今年，全厂工资费，要比去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二，而工人数量并未增加，所以，工人工资要增加不少。总之，要合理的来分配全厂的工资费。”
他的建议，获得了全厂工人的赞同。
一个工厂犹如一个小社会，工作繁杂，件件顾及，既要抓生产又要抓生活，工人饭堂饭菜之优劣，对生产有直接影响，于是，蒋经国决定各车间的饭堂，由车间主任直接管理。
当他阅完第四分部的上月工作报告之后，觉得工作成绩不良，就亲自到该分部调查情况。
第四分部部长工作能力太弱，不能在群众中发生影响，但是他很诚实，他决定以后要设法帮助这位部长提高工作能力和管理水平，同时要帮助他提高在工人群众中的威信。
蒋经国认为，工作要有相对的稳定性，不能动辄就对工作人员进行调换。
此外，工作之余，还应加强文体活动。一天下班后，蒋经国邀了四个朋友到运动场看足球比赛。
近来，他对足球很有兴趣，看完足球比赛之后，又到文化公园，和工人群众共同做游戏。
蒋经国回到家中，已经二十二点钟了，他接到高尔基寄来的信，心里非常高兴。
自那次在尼弗河畔撞着他以后至今已六个年头了，可他一直在关心着蒋经国，从这件小事也可看出世界闻名的大文豪高尔基博大的胸怀和对青年人所寄予的殷切期望……
睡觉前，看了一本关于第二次五年经济计划的书，并作了一部分摘记。
呜——工厂的汽笛声响彻夜空，它告诉人们：现在是二十四点钟，该第三班工人上班的时候了。
但是，在飘香的花园中，还有许多青年工人伴着迷人的夜色，在尽情地跳舞、歌唱……
工作虽然紧张，蒋经国的生活却是丰富多彩，而且愉快的，他不仅是生产上的能手，而且是文体活动的积极分子。
不久，他又情场得意，获得了一位苏联女工的爱情。
说起蒋经国与这位苏联女工的姻缘，大概也是“天意的安排”吧。
1934 年的一天晚上，蒋经国加完夜班，在回宿舍的途中，突然听到有人高喊“救命”。蒋经国赶忙跑上前去，看见一个暴徒拦住了一位青年女工，意欲强行非礼。
他急忙前去救援，暴徒自恃个子高大，根本不把矮小的蒋经国放在眼里，但一较量，暴徒就像一只纸做的老虎，被蒋经国三拳两脚打得瘫倒在地，不能动弹。
青年女工得救了，从这次英雄救美人的传奇遭遇中，他俩就从相识到暗暗相爱了，彼此有了来往。
蒋经国和芬娜 图片来自网络
经了解后，将经国才知道她名叫芬娜，是一位俄罗斯普通铁路工人的女儿，从小父母双亡，不久前，刚从工人技术学校毕业，共青团员，现在是蒋副厂长管理下的一名女工。
她外表端庄娴静，是个金发碧眼的美人，她的身世，迄今为止，知道者甚少。
据蒋经国在《守父灵一月记》一文中的记载，可以知道她幼小即丧父母，由其胞姐挠养长大。
他在 4 月 25 日的日记写道：“父亲逝世，吾妻悲痛异常，日夜痛哭，几已成疾，颇为之忧。父亲逝世之后，吾妻曾吻父亲之额以哀永别。犹忆当妻归国拜见父母之后，曾对余言‘余幼年即丧父母，而由胞姐养大成人，今来归蒋氏，必视君之
父母为我之父母’。”
正因为芬娜是个孤儿，故来中国后，她视经国父母如同自己的生身父母，颇得蒋介石喜欢。
蒋介石因她贤淑温良，特地为她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叫“方良”，冠夫姓名成为“蒋方良”。
由于俩人接触频繁，逐渐建立了感情，芬娜无论在工作、学习等方面均受到副厂长的帮助和照顾；而蒋经国的生活也多亏由芬娜照料，尤其是当这位副厂长身患疾病之时，她更是端药送汤，照顾得无微不至，情意绵绵。
俩人情投意合，且又是同属组织里的成员，可谓志同道合，没多久，俩人就提出了结婚申请。
1935 年3 月，他俩的申请获得了苏联*党**政机关有关部门的特别批准，于是，一对异国情侣在激昂的《国际歌》声中，喜结良缘，真正应验了“无缘对面不相识，有缘千里来相逢”的老话。
其时，蒋经国身为拥有四千工人工厂的副厂长，有自己的住宅，每月薪金七百卢布，无论在政治上的地位还是在生活上的待遇，与在狄拿马电气厂、石可夫农村、小火车站、阿尔泰矿山时期真是有天壤之别；
再加上新婚燕尔，夫妻和谐，工作顺利，尤其是同年 12 月，长子蒋孝文（小名艾伦）的出生，使蒋经国充分享受到了家庭生活的幸福与父子间的天伦之乐。这一时期，他的心情确是十分舒畅的。
这年除夕，工厂管理处请客，参加宴会的共有一千余人，会场布置得非常华美，桌上摆满丰裕的酒食，使人人回想起三四年前饥饿的状况，所以今天特别高兴。
*产党共**区*党**部的书记站在高台上，为庆贺新年向大家祝酒，每个人高举酒杯一饮而尽，接着大家兴高采烈地歌唱、舞蹈。
革命之后，苏联本来是不提倡过年的，战后生活困苦，买不到鱼肉面包，所以谈不上过什么年。
今年不仅酒食水果多了，而且每个俱乐部、公园都有晚会，人们可免费自由参加，所以，政府尽力提倡举行新年欢庆活动。
十二点半，蒋经国就离开宴会回家，因为事先约好了八位朋友于今夜到他家聚餐过年，还有一个主要原因，两个星期前，他生了一个儿子，鉴于工作很忙，一直没有时间请客，因此定于今晚举行一个小宴会。
毫无疑问，芬娜对客人的光临是很欢迎的，她在宴会上完全是以家庭主妇的身份热情地款待着他们。
这八位客人是蒋经国在工厂中最要好的朋友，他们感情融洽，谈话投机，一直谈到四点钟才散。
蒋经国和芬娜、蒋孝文 图片来自网络
客人走后，蒋经国兴奋得不能人睡，顺手拆开白天接到的两封信：一封是石可夫集体农庄管理会写来的，信中写道：
“亲爱的朋友！恭贺新年！你来的信我们已收到，知道你在乌拉山工厂工作成绩很好，非常高兴，今年我们农庄的收成要比去年多一半，每人除粮食外，平均可以分得现钱一千五百个卢布。有八个庄员已开始建筑新屋，有十二个庄员每人买了二只牛。农庄买了二部耕种机，四匹马。今年过年的时候，预备买三百卢布礼物，分送给庄员。祝你健康!”
第二封信是十年前，在中山大学烧火炉的大学生依物纳夫写来的。他主要是向蒋经国恭贺新年，同时告诉他，最近又发明了一件军器，并且已得到革命军事委员会批准实用……
蒋经国一字一句地读着，心中充满着无限的喜悦和欣慰，他完全沉醉在新年除夕、生儿请客、远方来信三喜临门的氛围之中，直至芬娜催促才就寝入睡。
但是，人总是生活在矛盾之中，不可能时时、事事、处处是十全十美，这到印证了东坡所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阳缺，此事古难全”的这一人生哲理。
正当蒋经国处在事业上游、新婚幸福之时，王明突然宣召他回莫斯科。王明对他说：“中国方面，谣言四布，说你已被捕，你应该写封信给你母亲，说你工作，完全自由。”
在王明的压力下，蒋经国经过四天的反复思考，终于同意此一要求，提笔给母亲写了一封信。
在《给母亲信》中，他介绍了自己在苏联的生活情况，对其父蒋介石作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他写道：“我对他（蒋介石）非但毫无敬爱之意，反而认为应予杀戮。”
因为，蒋介石“前后三次叛变，一次又一次地出卖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他是中国人民的仇敌”。
他继续断然地写道：蒋介石“背叛了革命，从此他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敌人。过去他是我的父亲，革命的好朋友，现在他是我的敌人。
接着，对其母亲启发性地问道：“您记得否？谁打了您，谁抓了您的头发，把您从楼上拖到楼下？那不就是蒋介石吗？您向谁跪下，哀求让您留在家里，那不就是蒋介石吗？谁打了祖母以至叫祖母死了的？那不就是蒋介石吗？这就是他的真面目，是他对亲人的孝悌与礼仪。”
同时，他在信中还重申了自己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写道：
“昨天的我，是一个军阀的儿子，今天的我是个*产党共**员，觉得奇怪吗？我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丝毫没有动摇过，对革命理论的研究，愈来愈有认识。
你和世界上大多数人不懂得政治，不知道各种线索和统治阶级的联系关系，所以不容易了解世界上各种事件的真相。”
信的末尾，蒋经国预言：“蒋介石势必重蹈过去俄罗斯反革命将军柯尔申克、德基宁乌兰格的覆辙!”并表示愿意和他的母亲“最近的将来”在任何第三国见面。
此信于 1936 年 1 月登载在列宁格勒的《真理报》上，同年4月29 日《纽约时报》刊其摘要。
此信被公开发表后，广为流传，轰动一时。蒋经国写此信究竟是苏联当局的授意还是自己另有目的，暂且不究。
但其父在1921年与其母的婚姻宣告结束时留给他兄弟俩的信，他却记忆犹新。信中，尽管他父亲一再花言巧语，说什么“余今后尽瘁国事，为使尔等之母不必为余奔波不定之生活所窘困，且无后顾之忧，而与之分离。余年十八，已矢志献身革命，比之如此崇高目标，余已置生死、荣誉与不幸于度外……，余今之别离，实不知何时何日复能相见。惟希尔等于母尽孝，于己尽忠，以不负尔等先祖之厚望，如此庶可报答尔等祖母之辛劳，并协助余共同告慰其在天之灵祝祷其永恒之幸福。
吾子经国、纬国，此乃余对尔等之期望，愿尔等切记之，永不忘怀；此函宜妥为保存以为对家庭之怀念”。
第二年，其父亲即在上海与陈洁如新婚，事隔五年，即 1927 年 12 月 1 日，又在上海与宋美龄女士喜结良缘，使他真正看清了其父抛弃生身母亲的丑恶行径。
所以，在《给母亲的信》中，他所流露出来的对父亲行为的憎恨、愤慨的情绪，无疑是真实的。
也就在 1936 年，身为副厂长的蒋经国又被任命为《厂报》主编。名为“主编”，实际上，他不仅要负责撰写评论，而且还要负责整个编辑部的工作。
他掌管着工厂*党**组织的宣传教育和舆论监督的主要工具，厂报每天要出，他除了审理稿件、编排设计、处理来信、裁决问题外，还要经常与印刷部门打交道，因此，工作量很大。
工作多做一点倒不要紧，令人烦恼的是国家检查员对印刷出版审查极严，每篇文章的出版，如果光有主编一人负责签了名，而未经检查员许可，印刷部门就不能付印，可见,《厂报》主编是不好当的。
有一次，蒋经国为发表一篇批评总工程师失职的文章，而跟检查员发生了争论，俩人顶起牛来了。
检查员认为，文章所反映的许多严重事实未经检查核实，不能发表，双方争执不下，最后转送到省检查部才算解决问题，允许文章登载。
文章发表后，麻烦又接踵而来这位被批评的总工程师见报后，立即打来电话，向蒋经国提出抗议。
从话筒传出的颤抖的省音，可以感觉到，他已经是怒发冲冠了。他对所揭露的问题矢口否认、并反诬《厂报》造谣，要求澄清事实，恢复名誉。
蒋经国毫不让步，在电话中冷静而又严肃地回答：“倘使你不同意，可以写声明书反驳。”
总工程师接连写了两封声明书上诉、反驳。这两份声明书，一份交给*党**组织，一份给了蒋经国。
*党**组织认为问题很严重，决定组织一个调查委员会调查此事，并指定蒋经国为委员，蒋经国对这封信的态度很明确，他在调查委员会内部坚决表示：
“今天我是极低的主编，对于报上所登载的所有文章完全负责。”
可见，蒋经国在苏联，就已显露出敢闯的劲头和敢于负责的精神。
当时，因为纸张供应不上，给厂报工作造成一定困难，蒋经国在主持召集编辑例会时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会上决定，从当天的报纸起，压缩内容，调整版面，这样可由原来的六张压减到四张。
其内容安排，第一张；(一）论劳动纪律；（二）采用美国式的还是德国式的升降机；（三）发明者应注意的几点；
第二张《一）没有技术知识，还是故意破坏生产过程（就是批评总工程师的文章)？（二）炼铁车间工作之分析；（三）计划工作的缺点；（四）消灭工资平均制。
第三张：讨论工资问题，共有四篇文章；
第四张：（一）命令栏；（二）国外新闻；（三）苏联国内新闻；(四）工人俱乐部的通知。
所有文章除评论外，其余均为工程师与工人撰稿。
《厂报》是工厂的喉舌，是舆论监督的阵地，又是协调各部门间关系的纽带。
为此，蒋经国反对写文章作空泛的清谈，而主张务实求实，并以此为标准来衡量每篇稿件的内容。
为了办好厂报，他在每个车间、每个部门都设有工人通讯员作为厂报的助手。他们除自己主动反映情况外，还要在当地调查落实工人来信所反映的问题。
蒋经国明白，作为主编决不能光呆在编辑部审阅稿件，还要迈开双脚到基层去了解有关情况。
编辑部常接到不少反映生产、生活方面的问题以及因管理不妥所造成的事故等问题的信件。这些信件不能全部登报。他就依靠各部门的通讯员弄清情况，核实问题，然后，再由编委写出书面综合报告，向工厂管理处提出具体办法以改进工作，并要求管理处执行。如管理处不同意，再交*党**部解决。
蒋经国在乌拉尔机械厂是如此出色、认真、负责地工作着。
但是，在斯大林领导时期的政治环境中，任何人都有可能在清洗期间突然受到审查和打击，现存档案中，保留了机械车间*党**支部在这期间的一个专门委员会谈话记录。
记录表明，联共（布）预备*党**员尼古拉·弗拉基米罗维奇·叶利扎罗夫（蒋经国）受到严格的审查，这是 1933 年 9 月 30 日开始的。那种“审查”是无情的，且有生命危险。会议主席和出席会议的人当场对他进行各种审问式的提问。
问：你为什么来苏联？
答：我是来苏联接受革命斗争经验和学习的。
问：谁把你派到苏联来的？
答：共产国际领导向我提出一个任务——为了成为一个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应该受到实际锻炼…
当时对他的审查十分仔细，每一个细节都没有放过，尤其重视社会问题：为何雇工人？为改善劳动者生活条件采取过哪些措施？为何对工人（虽不经常）粗暴？等等。
乌拉尔机器制造厂建设者面临困难，住房不足，供暖困难，工作缺乏应有条件，他作为副厂长总是先人后己，秉公办事，到人们拥护。
因而，在这严峻时刻，不少人帮他说话，人们把当做自己人，说了不少有关他的好话。有人说他不计较劳动时间长短，总是一心扑在工作上，亲自扫地，收拾工具，如需要，他就昼夜不停留在厂里工作；有人说他能以平等同志态度对工人，对事业忠心耿耿，他坚决反对损人利己的旷工。
但是，也有人提出不足之处，说他容易神经过敏，日常生活过注重细节，事无巨细一把抓，考虑大问题不够周到，有时匆忙作决定。
在怀疑之风盛行情况下，不仅“被清洗的人”的*党**性受到怀疑，而且他的生命本身也遭受威胁。
只要说你同小店老板、白匪、农村豪绅有联系或有什么不好的社会关系，便可列为罪名置你于死地。
他亲眼看到许多同事遭此可悲命运，而自己背负“叛徒亲属”黑锅，心有余悸，随时怕遭厄运。
正因为如此，人们就不难了解他公开揭发自己父亲，几年来切断父子间一切联系，不断筑起一个牢固的隔断同蒋家亲属关系的屏障的原因。
1936年11月 16 日，他向*党**委写了申请由预备*党**员转为正式*党**员的报告，这个报告反映了他当时的思想，全文如下：
联共（布）预备*党**员尼·弗·叶利扎罗夫（预备*党**员证号码(011710）申请转为乌拉尔机器制造厂印刷所联共（布）基层组织正式*党**员。
布尔什维克*产党共**关切地、细心地培养和教育了我，改造了我，使我成为一个真正幸福的人。
真正的幸福就是为千百万人民的事业而斗争，真正的自由就是用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革命思想去指导生活、去斗争、去思考。
我的父亲蒋介石是伟大中国革命的变革者和叛徒，是现代中国*动反**派的头子。从他叛变的一开始，我就进行了反对他的斗争。
十年过去了，经受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锻炼，我的共产主义信仰更坚定、更坚决了。现在，我的生活道路是一帆风顺的。
*产党共**的道路就是为工人阶级事业而斗争的道路。我将不折不扣地执行联共（布）的纲领和章程。我要把自己的整个生命献给列宁———斯大林的事业。
我请求把我从预备*党**员转为联共（布）正式*党**员。
尼·弗·叶利扎罗夫
1936. 11. 16
1936 年 12 月 7日《为重型机器制造业而斗争》报社（即《厂报》）印刷所*党**的会议，一致同意把尼·弗·叶利扎罗夫从预备*党**员转为联共（布）正式*党**员。
然而，不久之后，情况却发生了急剧变化。
一个难以想象的由斯大林高压政策所带来的悲剧来到了，无数*队军**干部和知识分子遭到了*害迫**，经常关心乌拉尔机器制造厂的人民委员奥尔忠尼启则自杀，他认为，死也比充当斯大林可耻的恐怖工具好。
当时，暴徒们已经在特别监狱折磨马格尼托戈尔斯克钢铁厂建设局局长钦吉兹·伊利德雷姆，伊利德雷姆是基洛夫和奥尔忠尼启则的好朋友，一个惟一受过苏联高等教育的库尔德人。
*害迫**的旋风在不断增强，1936 年 8 月 20 日乌拉尔的报纸刊登了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主义集团”的起诉书。跟踪、告密、连续不断的非难的乌云也笼罩着蒋经国的头顶。
1937年 1月 15日，一个寒冷的冬日，不幸的事发生了。
这一天，乌拉尔机器制造厂的工人们打开《乌拉尔工人报》认真阅读了上级*党**组织的决定。
报纸上刊登的决定的特点是言的意赅：
“……在《为重型机器制造业而斗争》报的编辑部集体中，缺乏应有的自我批评精神和布尔什维克的警惕性。该报不止一次地刊登敌对的和小资产阶级的言论。区委决定解除临时代理责任编辑叶利扎罗夫的职务并用经过考验的*党**的干部来加强这个编辑部集体。”
同时承认，报纸所犯的错误是联共（布）区委对报纸领导不力的结果。
在第二天（1 月 16 日）的报纸上，刊登了拉·贝利亚的文章，报纸号召读者向贝利亚学习，使问题更趋恶化。
因此，蒋经国的人*党**介绍人——区委书记被解除职务，并被列人“敌人”名单。
1937 年 2 月 7日——11 日召开的*党**代表会议对他来说，结果是悲惨的，他成了*害迫**事件的又一个牺牲品。
似乎这一次，蒋介石儿子的命运早已被预先决定了。但是，他作为区苏维埃代表，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还是得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区委机关的承认。
从 1937 年3月起，尼·弗·叶利扎罗夫担任了市苏维埃组织部的副部长，在这个职位上，他被内务部机关监视起来，有可能被流放或*杀屠**。
就在这严峻的时刻里，蒋经国却意外地得到了拯救——被蒋廷黻大使寻找并拟送回中国。
联共（布）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会在答复关于叶利扎罗夫联共（布）*党**员觉籍的查询时指出，“应按自动*党脱**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