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色列国家层面和摩萨德的努力下，原*弹子**制造计划即将好梦成真。
然而，好事多磨，到了1962年，以色列的法国伙伴圣戈贝恩公司在外界的压力下终止了合作，这让以色列的核计划面临绝境。
以色列内阁又一次召开紧急会议，目的是决不能让以色列刚刚起步的核计划中途夭折。
在制造原*弹子**工程上，以色列人发愁的不是技术，而是原料，即浓缩铀。
内阁会上的气氛空前紧张，大家都在沉默不语。这时，国防部长摩西.达扬首先打破沉默，向所有在座的内阁成员问：“迄今为止，我们都一直是从哪里搞到铀的？”
“主要是从法国、加蓬和乍得。”一名负责核研究的专家回答说，“现在法国人已经指望不上了，而自从美国人进一步严格了国际规定后，从第三世界国家搞铀也很困难了。”
“那么，我们的*弹核**计划就只好因此而中断了？”达扬反问道。
专家回答道：“迪莫纳反应堆每年需要大量的浓缩铀，如果没有办法搞到，只好就此罢休。”
达扬站起身，用他那军人特有的果断口气说道：“我们必须寻找到其他渠道。如果还搞不到，那就去偷！”
会议以后，摩萨德接受了一项特别任务，那就是“偷”铀。
接下来，摩萨德成立了一个特别行动小组，专门研究这个问题，3个月后，摩萨德特别行动小组的三个方案呈到了局长的办公桌上。
方案一：闯进美国某个生产浓缩铀的特别实验室行窃。虽然要冒极大的风险，但也有可能得手。
方案二：袭击运铀车辆。行动地点最好是在美国，虽然防范严密而风险大，但有可能成功。
方案三：对某个原子能实验室的工程师或负责人进行“策反”，劝他为以色列“挪用”部分浓缩铀。此方案风险最小，但“挪用者”则需要为此承担较大的风险。
阿米特认真地审阅了上述方案之后，批示道：“拟择第三方案，集中全力物色策反对象。”
在美国，摩萨德特工很快物色到了几个策反对象，其中纽梅克公司（即核原料及核设备公司，简称NLJME）的总经理扎尔曼.莫德凯.夏皮罗最为理想。
夏皮罗，1922年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的坎顿市，父亲是来自立陶宛的一名正统犹太教士。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夏皮罗在德国的很多亲戚都在纳粹的大*杀屠**中丧命，即使在美国，夏皮罗本人也遭到了反犹太分子的*辱侮**。
这一切，都造成了他强烈的复仇心理，使夏皮罗成为一名狂热的犹太复国主义者。
1948年，夏皮罗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约翰·霍金斯大学化学专业，并获得了化学博士学位。
此时，他仍没有忘记为犹太事业而战，成为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成员，而且是美国技术学会的成员。
美国技术学会同以色列海法技术研究所有着十分密切的合作关系。
1949年，这位满头乌发、仪表堂堂的年轻人应聘到威斯汀豪斯电器公司工作。
在这里，他接受了一项特殊任务，为美国第一艘、也是世界第一艘核潜艇“鹦鹉”号研制艇用核反应堆。由于工作成绩显著，他得到了一笔数目不小的奖金。
但是，这位雄心勃勃的年轻人并不想一辈子局限在技术领域，而是想在商界闯出一块属于自己的天地。
1957年12月，夏皮罗在宾夕法尼亚的阿波罗创立了属于自己的纽梅克公司，也就是“核原料和核装备公司”，为美国日益增多的商业性核反应堆提供大量的铀。
公司自开张伊始，便门庭若市，不仅与许多私人企业签订了利润丰厚的合同，而且获得了大宗政府订货。
1958年，夏皮罗又将其公司对外贸易拓展到了以色列，纽梅克公司成为以色列国营康采恩的“技术顾问”。
两年后，又成立了一个子公司，公司的一半股份掌握在以色列人手中，该公司营业报告称，其经营项目是“研究使草莓和柠檬果经辐射处理后利于贮存的设备”。
从那以后，来自以色列的客人就经常光顾夏皮罗的公司和住宅，其中有一位名叫巴鲁克.西奈的原子能专家，还有一位以色列驻华盛顿大使馆负责科技事务的官员，名叫埃夫赖姆.拉哈夫。
这两个人是夏皮罗的常客，但真实身份是摩萨德特工。
外国人，尤其是以色列人经常光顾纽梅克公司，引起了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注意，于是便对这家公司和这些客人进行密切监视。
1961年，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一份秘密文件表明，该公司被监督官员视为“潜在的不安全因素”，并且它在经营这种高度危险的物资时，“没有十分严格地遵守”规章。
但是，夏皮罗根本无视官方的禁令，把根据政府合同存放在公司里的浓缩铀，同其他品种的铀掺在一起，偷偷地出售给一些外国人，实际上是卖给了以色列人。
以色列通过纽梅克公司先后搞到了400磅的铀，如果用这些铀来制造原*弹子**的话，足够制造出18枚*弹核**头。
正当摩萨德为其行动而感到高兴之时，正如其事先估计的那样，偷取浓缩铀的行动给“挪用者”夏皮罗带来了麻烦。
1965年4月30日，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在一次例行调查中，偶然发现纽梅克公司的账目存在严重问题。账目上表明，威斯汀豪斯公司向纽梅克公司提供的134磅浓缩铀，竟然莫名其妙地“丢失”了。
这些浓缩铀是美国政府用来实施“阿波罗”空间计划的，于是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立即对夏皮罗进行了严厉的盘问。
夏皮罗在回答时，闪烁其词，声称纽梅克公司在特殊的生产过程中，曾经埋掉了一部分报废的铀。他还说，这种做法属于十分正常的行为，并不值得大惊小怪。
但是，检察官却认为这个说法证据不足，坚持要把装有报废铀的容器从地下挖出来才可结案，果然，在1965年10月21日的进行的挖掘检查，结果表明，被埋掉的铀还不到“丢失”数量的10%。
随后，美国原子能委员会进行了更为详尽的调查，结果发现纽梅克公司“丢失”的浓缩铀竟多达391磅之多，远远超过了原先的估计。
检察官在调查报告中这样写道：“从未有一家公司丢失过这么多的铀。”
但夏皮罗却始终矢口否认自己的公司丢失过铀。他坚持说，公司所有的交易手续都是完备的，只是一部分成交凭据在“保持工厂清洁”中不小心散失了。
原子能检察官不能认可夏皮罗的这种说法，他们在一份草拟的调查报告中说：“尽管尚不能有把握地断言，未曾发生过该原料失窃或转让事件，但监督小组没有找到可支持这一结论的具体佐证。”
言外之意就是说，对于夏皮罗，他们提不出任何犯罪证据，但是他需要赔偿损失，之后，原子能委员会给夏皮罗送来了一份92.9万美元的账单，要他支付这笔赔偿款。
但是，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主任霍华德.布朗并没有就此罢休，他求助于美国联邦调查局重新进行调查。
然而，联邦调查局后来得出的结论依然是模棱两可，报告中说，夏皮罗“并不一定是摩萨德间谍，他之所以这样做，只是因为他是犹太复国主义的狂热拥护者”。
为什么神通广大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居然抓不住一家小小的纽梅克公司的把柄呢？
据后来曝料的资料显示，倒不是美国联邦调查局无能，也不是纽梅克公司和夏皮罗本人有什么特殊的本领，其真实的原因是他们当时在华盛顿有一顶“保护伞”，即美国中央情报局反情报科负责人詹姆士.安格尔顿。
安格尔顿同以色列的情报机构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有了这样一位人物的保护，夏皮罗的纽梅克公司当然不会原形毕露。
于是，在几经检查之后，纽梅克公司仍然照常营业，重新获得了美国政府的大宗订单，并且还被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划入“能够最为妥善地经营浓缩铀”的国家公司之列。
后来，由于安格尔顿被解职，美国与以色列之间的情报“蜜月”终结，摩萨德特工在华盛顿为所欲为的日子也到头了。
尽管以色列的迪莫纳反应堆于1964年6月就已开炉运行，但制造原*弹子**的指令却迟迟没有下达。
消息灵通人士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政府内部对于以色列是否应拥有核*器武**，尚未达成一致的意见。
时任国防部长的摩西.达扬将军和国防部办公厅主任西蒙.佩雷斯从一开始就是核计划最积极的赞成者，他们主要是从国家防务和国家财力角度来考虑其必要性的。
达扬在同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的一次谈话中就公开谈到了自己的理由：“我们别无选择。我国因人口所限，无论在人力上还是财力上，都无法装备越来越多的坦克、越来越多的飞机。否则，用不了多久，我们所有的官兵都将忙于保养飞机和给坦克上油。”
而当时以色列的新总理列维·艾希科尔上台之后，更多的是从政治上考虑问题，他不同意以色列制造核*器武**，并且称他的前任本.古里安总理所制定的核计划是个“十足的劣作”。
他的意见得到了以色列外交部长等人的拥护和支持，不过，以色列的国民却普遍支持制造原*弹子**。
1966年3月举行的一次*意民**测验表明：每100个以色列人中，就有76人希望国家拥有原*弹子**，甚至还有人认为，以色列*队军**实际上已经装备了核*器武**。
“六日战争”大获全胜，让“独眼将军”摩西.达扬成了以色列的传奇人物，他在内阁的争论中获胜，加快了以色列原*弹子**制造的步伐，1967年8月，以色列内阁通过了制造原*弹子**的秘密议案。
此时，位于内盖夫大漠深处的迪莫纳核工程却面临着重重困难，其中最主要的还是安全保密问题。为了解决安全问题，摩萨德特工不得不干掉一名来自法国的科学家，理由是有证据表明，此人当时正在为克格勃从事间谍活动。
于是，摩萨德特工让这位法国科学家在一次“交通事故”中永远闭嘴了。
除了安全保密之外，还有一个令以色列人担心的问题，就是缺少制造原*弹子**的铀。他们急需大量的优质氧化铀，而此种物资在当时的国际市场上已经无法买到。
面对科学家们的呼吁，神通广大的摩萨德再一次挺身而出，接受了这项艰巨的任务。
他们首先在全球范围内广泛搜寻目标，寻找哪个地方有他们所需要的铀。很快，通过在国际原子能委员会里的“内线”获得一条重要信息：
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一家矿业总公司拥有一批数量可观的氧化铀矿石。
这批优质的氧化铀矿石是他们从扎伊尔的一家兄弟公司手中接收下来的，如今正存放在荷兰安特卫普港附近的一个仓库里。
得到这个消息后，摩萨德立即兴奋起来，一个代号为“高酸铅盐”的行动计划出笼了。
“高酸铅盐”行动计划的步骤如下：
第一，设法找到一个既为国际原子能管理机构所认可，又愿意秘密接受以色列委托的贸易伙伴；
第二，由这位“贸易伙伴”出面将这批氧化铀矿石通过“正常途径”买下来；
第三，在运输途中由摩萨德将这批氧化铀矿石劫持并运送到以色列的迪莫纳核工程基地。
“高酸铅盐”行动计划在理论设计上应该是无懈可击的，但执行起来却是一项极端危险的行动。
时年27岁的摩萨德特工丹尼尔.艾贝尔（化名为丹尼尔.埃特）请缨出征，从特拉维夫总部紧急飞往西德，拜访联邦德国威斯巴登州的一家化学公司的老板赫伯特.舒尔岑。
舒尔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是纳粹德国空军飞行员，为第三帝国打过仗，属于“纳粹分子”之列。
战后，舒尔岑开始经商，与人合办了一家阿斯马拉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设在威斯巴登，专门经营消除化学及放射性污染的化学制剂。
为啥摩萨德特工艾贝尔要去找舒尔
岑？
其实，他与舒尔岑仅仅也只有一面之交，那是在1964年，艾贝尔在威斯巴登的美军基地参观时曾与之相遇。
当时，中央情报局的一名特工就对艾贝尔说，舒尔岑先生是个“有趣的人”，并且介绍他们认识了。
现在，艾贝尔去西德的任务就是把舒尔岑拉下水，通过他买下这批铀矿石，运回以色列，因为舒尔岑的公司属于国际原子能机构认可的公司。
艾贝尔到了威斯巴登后不久，另一名摩萨德特工埃里亚胡.萨哈罗夫上校也奉命来到了威斯巴登。
他的公开身份是特拉维夫塔尔胶合板厂的老板，经艾贝尔介绍，萨哈罗夫与舒尔岑认识了。
萨哈罗夫对阿斯马拉公司的染色剂很感兴趣，同舒尔岑建立了贸易关系，不久，他们谈成了一笔可以使舒尔岑大有赚头的买卖。
二战期间，舒尔岑曾参加过丹麦的空战，他驾驶的战斗机被英国皇家空军的“喷火式”战斗机击落，他在弃机跳伞时头部负了伤，从此便留下了阵发性头痛病。
有一次，萨哈罗夫在他犯病的时候，向他建议去以色列进行一段疗养。
“听我说，老朋友。位于地中海东岸的以色列，那才算得上是真正的人间仙境。那里不仅阳光充沛、气候宜人，”说着，萨哈罗夫向他神秘地挤了挤眼。
“更妙的是，那里还有许多妩媚迷人的欧亚混血姑娘。想想看，这将是多么妙不可言。如果你住在令人心旷神怡的海滨，又能享受着多情女郎们温柔细心的照看，我看你的病要是不很快康复那才怪呢。”
萨哈罗夫的话说得舒尔岑一阵心跳。萨哈罗夫见他动心了，接着说：“我有一位朋友也得过你这种头疼病，而且比你的还严重，但他现在已经彻底痊愈了。这类神经性疾病最重要的就是心理治疗，心情愉快是除百病的灵丹妙药。相信我吧，你的老朋友是不会骗你的。”
最后，萨哈罗夫还表示，为了日后的继续合作，他愿意为舒尔岑提供此行的全部费用。
舒尔岑完全被打动了，在他放荡的半生经历中，唯一遗憾的就是还没有领略过那种兼有东西方风韵的阿拉伯女郎的滋味。如今真是天赐良机，有这么一个好朋友解囊相助，不要自己花一分钱，他岂能轻易放过这个机会？
于是，几天之后，舒尔岑便在萨哈罗夫的陪同下，飞往以色列。
一到以色列的海滨城市海法，萨哈罗夫就安排舒尔岑住进了一幢豪华别墅里，并且请了一名以色列脑神经专家每周为他做两次治疗。
而在剩下的时间里，则由两名姿色秀美、热情风流的女郎轮流陪伴着他尽情嬉戏、游玩。
完全沉醉于女色的舒尔岑，不知不觉中，落入了摩萨德精心设计的陷阱之中。他与风流女郎纵欲交欢的种种丑态，已被隐蔽在房间暗处的摄像机全部录下。
而舒尔岑却完全蒙在鼓里，对萨哈罗夫的慷慨邀请和周到安排感到非常满意。
接下来，萨哈罗夫向舒尔岑亮出了底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