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毅特别报道 (周毅的历程)

周毅立场,周毅讲述自己经历

10月22日

《文汇报》副刊“笔会”主编、散文家周毅,因病去世,享年50岁。

周毅,笔名芳菲,1969年出生,四川泸州人,复旦大学文艺学硕士,任《文汇报》副刊“笔会”主编,有随笔集《私心与天籁》《过去心》《沿着无愁河到凤凰》,新闻作品集《往前走,往后看》《风雨雪雾回故乡:印象与提问》等。作品多次获得中国新闻奖副刊作品金奖、银奖和上海新闻奖一等奖,曾获上海新闻奖特别奖。

现刊发作者《往前走,往后看》之后记,

以示纪念。

转载自:上海人民出版社

周毅立场,周毅讲述自己经历

《往前走,往后看》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年11月

收录在这本书中的文字,是我自1993年进入文汇报社、从事新闻工作至今,所采写新闻作品的一个选本。时间的淘汰是严峻的,即使在我这样有机会结集成书的人身上,也是如此。

记得进报社工作那年,老总石俊升说过一句话:“报社还从来没有进过研究生,不晓得怎么用才好。”那是报社第一年进研究生,当然后来博士、海归,都不少见了。作为一种尝试吧,我们那一届进报社的研究生比其他新同事早几个月结束了在校对和夜班的实习,我被分到刚刚成立的独家采访部,去写“大稿子”,俗称“大特写”。那时独家采访的负责人是名记者郑重老师。

这样一来,我没有当上“条线记者”。

不当“条线记者”的好处是,不做行业代言人,眼光放得开些,靠记者的基本功吃饭,采访、调查;坏处是,没有稳定的信息渠道,对问题的了解缺乏积累,要深入很难。对刚刚从学校毕业的学生来说,这些不利之处是进入这个行当很大的障碍。

就这样磕磕碰碰地工作了几年,因为报社改版,从独家采访调到了周末特刊,工作的基本性质仍然是做特写,大特写、小特写不论,当机动记者。

我第一次有了一个相对固定的报道领域,是1998年。在前一年的改版讨论会上,我强烈地提出希望开辟一个“人与环境”版面,关注城市化进程中的环境问题。那几年是上海浦东开发开放后大建设的时期,城市建设引起的空气污染、河流污染真是触目惊心。但我记得跟一个朋友说起这些时,人家的反应是怪异:“你说得都对,但谁会关心这些?赚钱还忙不过来。”当时分管周末特刊的副总编吴振标,小心翼翼地开了一个口子:试一试,每两周一期,半个版

就这样,一个以关心环境为专题的版面,第一次出现在《文汇报》,也算第一次出现在国内一张大报上。前年,《南方周末》开出“绿色”专版,我生出一个大的感慨。一方面感叹吾道终不孤,另一方面我也比别人更清楚地知道,这样一个版面要办好办下去是很难的。第一,它的逻辑相对单纯,没有娱乐性,并不讨好读者;第二,它没有广告商支持,它的得益者不是法人代表,而它批判的对象往往是强大的利益方。我真心祝愿他们走好!

两个礼拜出一期的“人与环境”,只冷清地存在了一年的时间,随着周末特刊的整体改版,我进入了新扩版的“书缘”版,回到了一个读书人的圈子。在采访一些书人之外,责任编辑“黑脸”徐坚忠,逼着我高强度地去了解书市情况、出版动态。现在看来,那些跑书店跑出来的报道,留下了那一时期出版历程的痕迹。

从2003年开始,我开始担任“笔会”副刊的副主编,从记者变成了编辑。也许是当记者的惯性,在主要工作已变为约稿、编稿、组版、写编者按之后,有时还会跳出“笔”的范畴,邀请一些文化人来“谈”一些问题,开办了“笔会会客厅”栏目,也是期望以此提升“笔会”介入现实的速度吧。曾经在“笔会”创刊六十周年时为它做过一份年谱,对自己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另外一方面,用张文江老师的话来说,是把前辈的功德一一搜寻发挥出来,也算“孝行”。这份年谱应该说是有些价值的,但因篇幅关系,放进这本书就为难了。这本书只选了有几年我为“笔会年选”写的“致读者”,和“笔会会客厅”的几篇文章。

今天的新闻、明天的历史,新闻人照理说是应该有历史感的。但身处其中,知道这其实很难。多少事、多少情感就那样随风飘去。感谢这本书的编选,给了我一次回顾往事的机会,并感受沉潜其中的历史。翻看这十多年的文章,欣慰的是留下了一些时代的痕迹。尤其是“大特写”和“人与环境”时期,文章不算规整漂亮,但因为诚实用力,十多年前这个城市刚刚开始巨变的阵痛、变形,多多少少在这些文章里反映出来了。有些问题已经解决,而有些问题,其实至今仍没有过去……我竟然还去写过孩子们的春游故事和棚户区居民度夏侧记,这些当时并没有什么“新闻价值”的“小特写”,现在看来倒不是毫无意义。

2010年上海世博年,我在多年编辑工作之后,自愿拿起记者的笔,去写了几篇人物特写。不论是写景观设计师俞孔坚的天人坐标、还是马陆葡萄之父单传伦的有限发展农业观,都能看到多年前我关心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影子。因这些人的努力,以前尚显得不安的关心,有变成信念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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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要说的是2011年对杨绛先生做的百岁访问《坐在人生的边上》。这篇答问,是杨绛先生清醒、睿智、道德高尚的百岁留影,也是她了不起的生命力的一个见证。刊发以来,感动了众多读者。它被称作“新世纪以来学界最动人的传奇”,会留下“千古美谈”。回忆整个笔谈从动念、准备提问、到最终的完成,花了近三个月的时间,且是在两个城市之间进行。我的思虑、探讨、热情……种种不平静,最后都得到安定。这是我从事新闻工作一个珍贵的经历,也是人生的一个奇缘。这次征得杨绛先生同意,将答问收入我的作品集,我明白这是先生对我的又一个祝福。当知福。

一转眼已经工作19年,新闻这个行当好不好呢?难说。但好在这个问题不像前些年那么纠缠我了。有些事不是自己能决定,但“尽人事”三个字的意思,是很深的。

谨借成书之际,感谢故乡给予我的一切,感谢历年工作上给过我帮助的各位师友同仁,感谢无论什么时候、一直默默支持我的亲爱父母。

2012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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