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坛头牌裁判长泽伦·弗里梅尔因涉嫌对一名年轻男性进行性骚扰而被禁赛一年，这一丑闻去年曾引起轩然大波，但在《电讯报》的不懈走访追查中，多位曾被下达禁言令的裁判开始讲述他们的故事，这才发现，“性骚扰”只是裁判界60年沉疴的冰山一角：身体筹码、人为操控、高层默许……阴暗一面终于被曝光的网坛裁判界，究竟还有没有根治希望 ？
网坛头牌裁判长泽伦·弗里梅尔(Soeren Friemel)，因在2020年美网对德约科维奇做出直接判负的决定而闻名。去年温网后，弗里梅尔连续缺席了多站赛事，在美网以“私人原因”又一次早早退出后，坊间传出了他正在接受针对“一名年轻男性指控其性骚扰”的调查。今年二月，弗里梅尔正式被“禁裁”12个月。而近两个月来，《电讯报》通过调查发现，网坛此类事件并非个案
1.这种滥用权力的行为，早在15年前就已经为网坛机构高层所知；
2.为了不公布这些案件，管理机构与众多当事人签署了保密协议。
3.“利用你的身体”，即对性接触持开放态度，长久以来被认为是裁判员的晋升“捷径”；
4.决定裁判任职的极强权力掌握在少数人手上，由此形成的一系列庇护网络为剥削提供了温床；
5.人们不敢戳穿乱象，因为举报者往往会被排斥。
调查还发现，ITF等网球管理机构禁止裁判与媒体联系，从而掩盖这些矛盾。前ATP高层理查德·英格斯(Richard Ings)表示：“这个规则设立的初衷，是为了避免比赛中出现特殊争议，从不是为了保住这项运动的遮羞布，但现在却成了这种情况。”
2月3日，《电讯报》首度报道弗里梅尔案后，立刻吸引了全球关注。现年50岁的德国人，因2011年至2015年期间四起涉及同一裁判的性骚扰事件，被吊销裁判执照12个月。据ITF的发言人表示，“问题在于权力失衡。”
经过调查，《电讯报》可以确定，此前另一位网坛高级官员也被提出过类似指控，但由于法律原因，无法公布这位官员的身份。这起案件在裁判界广为人知，但从未引起公众的注意，因为大家都签署了保密协议，这也被业内人士称作“一种妥协的背叛”。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管理人员表示，封闭的裁判界出现了两个类似例子，无疑证明了改革的必要性，“裁判界需要被重新审查，我们必须承认，这种现象是不对的。我们需要的不是修修补补，而是推倒重来。”其他前网坛官员告诉《电讯报》，几十年来，各种权力滥用一直在发生，由于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关系网络得以滋长，年轻裁判只能选择巴结他们的上司。
瑞典人马丁·维克斯特罗姆(Martin Wikstrom)说：“在我那个年代，用身体来推动自己的职业生涯，是众所周知的职业快车道。”21世纪初，维克斯特罗姆曾担任主裁，后来则转型成一名成功的商业高管，“就拿近十年来看，一些脱颖而出的主裁，如果仅凭其业务能力，完全不可能走到今天的高度。”
弗里梅尔的停职之所以不同寻常，是因为它进入了公众视野，这不同于以往的丑闻。裁判界的“沉默文化”始于所有裁判签署的《行为守则》，其中规定，“未经监管人员/裁判员批准，任何时候不得参加任何媒体采访或记者会见”。实际上，允许发声的批准极其少见，由于没有任何途径让年轻裁判们发出声音，他们格外容易遭受剥削。
“裁判们不敢说出来。”英格斯坦言，他曾在2001至2005年间担任ATP裁判领导，也是上世纪90年代末最知名的主裁，“如果他们告诉记者后台发生的任何事情，即使是匿名的，上司也会寻找是谁提供了这些信息。如果发现了，即便只是怀疑，他们甚至不用搬出《行为守则》，而是直接简单地让那个人失业。大家很快对这道*规则潜**心知肚明，于是便形成了一堵沉默之墙。”
如果裁判界能按照自身规则顺利运转，那么其封闭本质并没有多大问题。但是，主裁的晋升是人为决定的，功能明显失调的裁判体系，便使得人为问题进一步放大。
一位执裁过大满贯的主裁告诉《电讯报》，“这种体系是1968年公开赛年*开代**始时遗留下来的。巡回赛需要为赛事提供一流的裁判，但这意味着最终我们有三个不同的网球组织，每个组织都有自己的裁判，这是一个可怕的结果，因为每个组织都在护短。”
目前，ITF雇佣了9名全职主裁，ATP和WTA则分别雇佣了9名和7名，还有另外 5 名裁判归于“发展中”级别。主裁一般从白牌做起，继而上升至三个更高级别——铜牌、银牌和金牌。他们的表现由上级裁判评定，这就造成了直接的利益冲突。一位前金牌主裁告诉《电讯报》，他的同僚们一直鼓励他不要太慷慨地给分。
每年年底，一个五人组成的“评估团队”会定期举行会议，该团队由三名巡回赛的主裁判、一名大满贯赛事代表和一名独立观察员组成，有权决定哪名裁判晋升，哪名裁判降级，因此许多人直指这一过程存在着缺陷。
“那是男性的天下。”一位银牌裁判透露，“他们能操控分数，将候选人按在特定位置。网坛组织们清楚自己想选谁，年终会议就是一次谈判和交易。如果你能让我的人通过，我也会通过你的人。他们随心所欲地安排分数，给想要的人加分，不喜欢的人则忽略其优点。”
“监督员和裁判们可以灵活地以任何他们想要的方式撰写报告，这是不透明的、不中立的。如今33位金牌主裁中，一些裁判把签表一半的球员都拉进了黑名单（即因为之前的争议，裁判会避免执裁其比赛），其他裁判则能自如面对所有球员。”
另一位裁判则表示，任命过程的不透明，导致不合理关系网得以蔓延，“现如今，对于一个裁判来说，想干出一番出色的职业生涯，仅仅在主裁席上表现出色是不够的。你的外表也需要投人所好。如果你找对了关系，或者参加了对的婚礼，你的事业会较比你优秀得多的人更突飞猛进，即使你在全球直播中犯了非常严重的错误，你也能继续前进。”
《电讯报》把这些裙带关系的指控发给了ITF总裁克里斯·登特(Kris Dent)，他的部门负责裁判工作。登特在电子邮件中回复道：“我们认真对待任何有关不法行为的建议，并会在必要时采取行动。包括处理任何不公的对待，以便让所有裁判感受到平等。我们还需要继续努力，解决男女裁判的多样性问题，并吸引更多来自非洲和亚洲等地区的人才。”
《电讯报》问丹特，巡回赛是否应该继续负责管理裁判，还是由国际网球诚信机构管辖更好——这是去年成立的一个新组织，负责监督比赛的反兴奋剂和反假球行动。
“我还没有看到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丹特回答。“我坚信的是，为了全球裁判的利益，我们和巡回赛必须继续保持一致，密切合作。通过共同努力，我们可以成功应对新出现的挑战，如电子线审等新技术，这无疑需要改变下一代主裁和裁判们的发展路径。”
但并非所有人都赞同登特的看法。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管理人员强调，裁判和球员之间需要更多的距离，“巡回赛依赖于与球星的良好关系，因此主裁们对球星进行公正裁决相当困难。成立独立机构是非常明智的选择，弗里梅尔的案子必须得成为警钟。”
最近发生的几起事件，引发了人们对球员与裁判关系本质的关注。上个月的阿卡普尔科赛，兹维列夫在一次争议判罚后，四次将球拍砸向裁判的椅子，随后被判“缓刑”，这一决定是由ATP 裁判部主裁米罗·布拉托夫(Miro Bratoev)做出的，程度之轻也让前主裁维克斯特罗姆在社交媒体上吐槽道，“裁判们仿佛是坐在顶级球员的大腿上。”
上周，ATP首席执行官高登兹(Andrea Gaudenzi)发出通告，提及“本赛季前三个月，发生了多起涉及违反体育道德的事件，频率极其异常”，并承诺在未来推出更严厉的处罚。ITF 在二月底开始招聘弗里梅尔的继任者，此番任命被业内人士视为一个关键决策，据丹特透露，网坛外部机构国际体育招聘组织，正在跟进整个流程。
对于那些感到被系统排斥或剥削的裁判来说，如果当选者是已经在行业中长久处于高位的人，意味着一切都不会改变——他们将矛头指向那些几十年来一直保持最高级别的裁判，并指出，裁判们的沉默本身就是一种共谋。
一些人认为，弗里梅尔可能会回到一线，甚至能重新回到之前的美网裁判长位置上。然而，这并非大众乐意看到的结果。他的免职，为重新思考裁判界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