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学习（正文）
第3章 颠覆传统课堂计划
《新闻周刊》（Newsweek）封面头条：“有iPod，所以我才是我。”
MTV新闻的广告词：“嘿，伙计，我刚刚入手一个免费的iPod！”
美国著名新闻主播彼得·詹宁斯（Peter Jennings）在美国广播公司电视台节目中狡黠地笑着说：“用iPod听莎士比亚？用iPod学微积分？这可能吗？”
美国在线学术发布媒体《高等教育内参》（Inside Higher Ed）开始担心杜克大学的声誉：“作为全美最好的高校之一，杜克大学入学标准严苛、入学率稳定且资金充足，怎么突然堕落成了媒体的笑柄？”
《杜克纪事》杂志（The Duke Chronicle）上的评论更加尖锐：“杜克大学似乎要把iPod变成一个学术的设备，但iPod是用来听音乐的。它只是昂贵且不实用的玩具，把它扔到课堂中去它也不会因此而变成学术工具！”1
这些专家为什么都如此激愤？2003年，苹果公司与杜克大学商议，要将杜克大学打造成为六所“苹果数字化校园”之一。六所学校均可以选择一项苹果公司正在开发的技术在其全校范围内使用。从各个角度来说，这种商业与教育的合作都是具有开创性的。一所学校选择了苹果的笔记本电脑PowerBook，上面安装了苹果软件iLife，这是一款可以整合音频和视频的产品。另一所学校选择了电子档案袋（e-portfolios）的软件，这是一个在线的工作空间，学生可以进行多媒体项目的开发和存档。还有一所学校选择了一个音频软件来创建音频档案以及其他基础设施。杜克大学因为选择了时尚的音乐*放播**器iPod而成了舆论中心。这个小玩意儿在青少年中非常流行，但令大部分成年人困惑。
2003年，iPod还没有任何关于教育方面的应用软件，当时以古板、冷漠、高价和高端而出名的信息技术行业，也没有任何关于教育方面的软件或者教学的技术。随处可见的巨幅广告电子屏上，是听着iPod舞动的年轻人，他们动感的剪影与鲜亮的背景形成非常鲜明的对比。这样的iPod可能会有什么教育功能呢？没有人考虑过它在学习上的潜能，因为它明显是针对年轻用户的，而不是信息技术产业的中年管理者。正是当时的社会背景激发了杜克大学与苹果公司合作的兴趣。
作为参与该项目的人员之一，我与同事当时是这么想的，大学的教育者必须严肃考虑以下时代特征：即将入学的新生大多出生在信息时代，这些学生在网络世界中成长，他们在互联网上社交，与朋友玩游戏、分享音乐文件。上一代的学生所遵循的学校和家庭、学习和玩乐之间的界限，已经被互联网整合到一起，在这一代年轻人的身上，界限正在变得模糊。但是他们的学校仍然没有变化，在家里，他们已经可以熟练地利用互联网搜索引擎获取信息。如果我们不告诉他们应该学习什么东西，而是向他们提问呢？如果我们让互联网这种非正式教育继续发展，进入一种新的、探索式的学习途径，看看这种自我导向的方式对教育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我们假定这些孩子们的网络经历已经将他们的大脑塑造得与新智力模式相匹配，然后让他们来展现这种教学实验，可能会是什么结果呢？
杜克大学宣布，要给每个大一新生免费发一个iPod。只是要求让他们想象一下这个带耳塞的白色小玩意儿在学习方面的应用，邀请他们把自己的新想法告诉学校的工作人员。如果某个教授决定在课堂上使用iPod，那么教授和选了该课程的学生都可以免费获得一台iPod，且不限制用途。这是一个没有大纲、没有计划，也没有设置任何任务的教学实验，也没有评估的表格来说明我们的投资是否明智。科学证明，将注意力导向某个方向时，就会把其他方向排除在外。因此我们尽可能以开放和开阔的视角向自己提出问题：在这个用来娱乐的小机器上，有没有让美国年轻人喜欢的学习应用？在数字时代，年轻人有没有一些学习的经验要跟我们这些教育者分享？
假如这是一档真人秀节目，可能会叫“颠覆传统课堂计划”。这个计划有点疯狂、有些古怪，是精心打造来进行干扰、分心和差异化的实验，是在制度中体验忘却的一课，把自己原有的模式打破，试图更多地理解新一代大学生的思维习惯，提供一个独特的空间让这些新的天才们成长。我们不准备去教，而希望去学习，学习他们从校外的非正式学习中获得的那些新鲜知识。虽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相信学生会带来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东西。也可能什么都没有，我们也无法排除失败的可能性。
当时，我是杜克大学跨学科研究专业的副教务长，一个相当于在企业中负责研究和开发工作的职位。我是负责iPod实验的人之一，我们的任务是找到iPod最有意思的运作形式。2我们的本意是想稍微挑战一下传统高等教育的某些假定，但没有想到这个行为会引起如此的群情激愤。我们以为教育者同行只会皱皱眉头，但没有想到这个新教育举措成了《新闻周刊》的封面新闻！通常教育新闻能登上刊物封面，往往是因为我们又在哪个脑力竞赛中落后。这可是《新闻周刊》的封面啊！像苏格拉底在雅典被定下的罪名一样，大众媒体认为杜克大学在误导年轻人，通过一个白色、轻薄的塑料玩意儿将年轻人引向歧途。
在这个iPod实验中，我们把传统模式下老师和学生的角色颠倒过来了，而这恰好是传统教育的最根本原则：一种基于资格的等级划分。在自上而下的专家知识体系中，权威原则是正式教育的基础，从幼儿园的游乐场到研究生的课堂中均是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公共大学教育系统迅速扩张，一张大学的文凭是找到好工作、变成白领的敲门砖。未能从高中毕业、缺少大学文凭被认为是失败的，教育的目标是防止这种失败的结果出现。在一些城市里，教育的竞争从选择幼儿园就开始了。
对年轻人来说，想要进入精英的私立大学就意味着他们必须进入特定的轨道。首先要进入最好的幼儿园，这样才能进入最好的初级学校，再进入顶尖的寄宿学校，你才可能在常春藤学校或斯坦福大学和杜克大学这样的精英私立大学的申请中具有竞争优势。另外一个途径是在公立学校系统，把全部的时间都投入学习中，每年的考试都得到A或A+的成绩，选择最难的课程，考试成绩获得满分，在课外做大量的练习题。这些学生把整个人生中都集中于教育上的成就。3我们很好奇，如果给他们提供机会不走这些常规路线，这些聪明的年轻人会怎么做。
在科技领域，众包（crowdsouring）指的是邀请一群人来解决一个问题。我们在2003年进行iPod实验时，还没有“众包”这个说法。它是《连线》杂志的记者杰夫·豪（Jeff Howe）于2006年创造的，用来指那些广泛的互联网合作行为，通过在论坛上公开发帖寻求帮助，以完成一些任务，从写代码，如开源浏览器火狐的开发，到设计商标，如花了6美元的推特（Twitter）的“小鸟”图标。4
众包的三原则
众包是将任务外包给一群人，而且当你发现这群人符合三个非等级的原则时，这种方式最有效。
第一，也是众包的最基本原则，是差异和多样性，而不是专业知识和同一性解决了问题；第二，如果你对结果有预期，并试图强制解决问题，这将会限制参与者，因此也降低了成功的可能性；第三，最受到问题困扰的群体应该在解决该问题的过程中发挥首要作用。
在iPod实验中，我们把数字时代进行教育创新的任务众包给了新入学的学生。我们在走路中学步。众包与依赖于资质认证和依赖于自上而下的专家知识很不一样。众包是对专家知识的怀疑，因为越是专家，则越可能在对问题的知觉上受到限制，更别说回答。正式的教育通常是教在注意分配中事物的等级排序，而众包则假定没有任何个人比群体的智慧更加突出。不管一个人是多么专业，也不管他有多么聪明，都可以通过在团队*共中**享观点和协同工作来提高和学习。
设备准备就绪，我们决定把教育实验向前推进一步。给新生免费提供iPod后，许多二年级及高年级的学生表达了他们的愤怒：他们也交纳了高昂的学费！所以我们向他们解释，任何在校生都可以免费得到iPod，前提是他们可以说服教授，让教授向学校申请在课堂上使用iPod，并且想出一个可以在课上使用的教育应用软件。
这一招是不是听起来很狡猾？我们绝对没有预期过这一步。但一旦高年级的学生也想要iPod，一旦他们开始怀着妒忌进行猛烈抗议，这些iPod的价值也似乎一下增加了三四倍。
如果说“iPod上的莎士比亚”是一个嘲笑的开始，那现在才是反讽的高潮：一年之内，我们在48门课上给学生提供的iPod数量超过了我们无条件发给1 650名新生的数量。
这个数字本身就足以说明我们的计划是正确的，但还不止如此。从这个项目中真正挖掘出来的宝藏是学生们的创新。学生与教授一起开发出了非常多的教育应用软件，比包括苹果公司在内的所有人所想象的还要多。此项目之后，人们评论说史蒂夫·乔布斯非常精明，因为苹果的数字校园计划是非常成功的研究与开发计划，苹果公司是大赢家。苹果公司现在就有了一个活跃的实验室，里面的学生不断地为它创造新的应用。
将iPod作为一个潜在的学习工具也赢得了非常多的公众关注，美国的青少年应该感谢我们，让他们有更好的理由要求父母购买iPod。在iPod实验的第一年，杜克大学的学生们想到了几十种新的学习方式。最常见的是*载下**与他们课程相关的音频文件，这些资料可能是物理学家或诗人的诺贝尔奖获奖演讲、麦卡锡听证会、著名的案例、国会辩论或是由T. S. 艾略特（T. S. Eliot）、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和托马斯·爱迪生朗诵的著名儿歌《玛丽有只小羔羊》，这首儿歌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录制下来的声音之一。很快，学生们发现他们也可以把上课内容录制下来，有空的时候听。从西班牙语入门到爵士乐入门再到有机化学的课，都可以录制在iPod上，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放播**。你不用再去图书馆或语言教室学习。你可以在公交车、体育馆或跑步的时候听你的作业讲解，大家都这么做！由于使用了iPod，声音材料一下子在我们传统的以教材等视觉教具为主的教室文化中起到了新的作用。
这种靠听觉方式的学习在20世纪80年代新技术的浪潮下，随着索尼随身听的出现已经具有了可能性。但是随身听依赖于广播和磁带而不是网络，它没有网络这种无限量的可*载下**的信息。
学生们比我们更早知道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是相互联结的。在一个由网络联结而成的世界中长大的学生们，深深地为iPod用于“集体”学习的各种方式所吸引。他们将iPod变成了一种我们想象不到的社交媒体和学习网络。
在环境学院，受玛丽·林恩·米兰达教授（Marie Lynn Miranda）的鼓励，某个年级的学生就当地住宅和学校的铅涂料问题采访了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些家庭。每个学生都把他们每天的采访结果上传到课堂的网站上，其他学生都可以*载下**和评论这些采访。在课程结束的时候，他们把采访整合起来，进行数字编辑后，创建了一个音频文件在当地广播及整个网络上*放播**。5
一些医学生意识到，虽然有异常心律的声音库，但没法在现实的体检中使用到这些资料。他们想到一个方法，把听诊器一端放进一只耳朵，使用简单的信号跟踪技术来将他们从患者胸口听到与已经编录好的心律进行匹配。这个原则应用的价值显而易见，很快在北卡罗来纳州农村地区和在非洲学习医学和护理专业的学生们就用上了这种技术来辅助诊断。玛莎·亚当斯博士（Martha Adams）是杜克大学医学院的高级行政人员，她意识到了这种技术对医学研究所产生的革命性作用：它可以让不在研究中心的人们获得最新的医学研究成果，也可以让医生们远程报告他们在所属社区遇到的健康问题，这对于促进医学研究来说是双向的。很快，她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一起，开始进行一个全美范围的iPod创新行动。同样，来自多方的注意又一次聚焦在这个项目上，不仅聚焦于结果，也聚焦于过程和互动，这种促进也是双向的。
在音乐系，作曲的学生们把曲目上传到iPod上，同学就可以听到并点评。音乐表演的学生在合奏、合唱或者交响乐中加入他们的声音或者乐器表演，就可以听到自己在一个著名交响乐团的长笛演奏部分作为首席时的声音效果。
工程系的学生们则有一个实践的空间来拆解和组装iPod，以学习苹果公司从计算机代码到iPod原装白色塑料外壳的物理特征等一切细节。他们开始探索应用软件，在苹果公司没有给出专属代码的情况下开发出了可以添加到iPod软件库里的应用程序。换句话说，iPod可能还是原来的iPod，但是它已经变化，因为增加了一些由用户发展出来的特征和功能，而拥有了新的能力。对于我们来说，这是观念上的突破：一个商业的产品也可以被用户个性化，将互联网无限变化的开源特征拓展到更加固定的、有限的产品使用之中，混合了新旧两种观念。
在我们实验的第一年末，我们将iPod从一个音乐设备转化成了一个互动广播设备，杜克大学成为这项新计划中的一部分。2005年，我们很自豪地举办了世界上第一个学术的“播客”（Podcasting）会议。我最近看到我们当时的会议宣言，看到标在“播客”一词后的那些问号，觉得很好笑。当时没有人知道如何称呼这种把课堂录音上传到网站以供全世界人*载下**的现象。用iPod听莎士比亚？当然没问题。在杜克大学讲授的莎士比亚课程可以在曼谷或巴西利亚的公交车上听到。现在听起来这些都不算什么，但很难想象，在互联网时代之前，在智能手机和笔记本电脑出现之前，在个人博客和脸书（Facebook）出现之前，在视频网站被发明之前会有“广播你自己”这样的口号。
第一次播客会议就座无虚席。会议由我带头的第一个项目所资助，叫作信息科学与信息研究项目（Information Science + Information Studies，简称ISIS）。在这个项目中，艺术家、计算机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和工程师等，每个人都处在新角色和原专业之间。许多媒体汇聚在礼堂中，来见证这个跨工程、医学和应用科学等学科的时刻。在很短的时期内，人们的疑问从“怎么会有人认为这个设备对学习有用”，变成了“这个设备促进了复杂的学术研究，可能让学习对世界上的每个人来说都是可能的，而且是免费的”。
播客的概念性突破已经达成。虽然购买这些iPod价格不菲，但其结果是让杜克大学及杜克大学以外的教育产生了革命性变化，而我们的目的就是想让人们能以前所未有的廉价方式获得信息。只需要少量的花费，你就可以把你在任何地方听到的任何东西都广播出去，你也可以*载下**来自全世界的东西。这些内容不是由专业人士制作的，而是任何人都可以上传，免费*载下**，也可以进行混合创作后再次上传。当我们开始iPod实验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到，2007年出现的iTunes U上面会有超过350 000个来自世界各地的大学、图书馆和博物馆所提供的课程和其他教学音频、视频文件，这些文件都可以免费*载下**。
杜克大学一向被认为是可以为这种“轻率行为”买单的“有钱的优等学府”，但是将知识民主化并非轻率的举动。当我们发现定制一台个性化的移动设备实际上等同于定制一台不算昂贵的电脑时，这种意义尤其突显。2008年的秋天，在杜克大学实验几年后，北卡罗来纳州教堂山（Chapel Hill）附近的卡勃罗斯中学（Culbreth Middle School）的一群教员和学生开始了他们自己的iPod项目。他们使用iPod而不是传统的笔记本电脑，是因为iPod具备“便携性及获得信息和应用程序的快捷性”。6 2010年1月，在海地发生灾难性的地震后，七年级学生使用iPod上的各种功能来获取最近的消息。他们使用iPod来测量地震的等级和收集相关的信息，包括人口数据、人道主义援助信息的更新、海地当地的新闻播客、海地文化和政策知识等。还用iPod来进行克里奥尔语的翻译。这些学生甚至可以与一个在海地受到重伤的研究生随时保持联系。他们使用iPod来获得远方的灾难信息，并根据他们收集的信息制作自己的播客。这个实验无疑证明，如果紧急事件发生在附近，学生可能会利用自己的新知识进行救灾和募捐。
iPod实验不仅是一项技术投资，还是一种对有关新形式注意力的投资。它不是让学生总是向前冲，从更高水平的人那里学习并记住一些特定的知识，或接受已经预先决定的知识并消极地吸收，而是对学生主导的好奇心的投资，这种好奇心不是乏味的白色塑料，而是由互动、众包、个性化学习和解决问题的驱动力所催生出的自然本性。我们最大的野心，就是希望改变远在20世纪课堂上形成的注意力的单向模式。7
iPod实验是一个开始，开始寻找数字时代中校园教育的学习范式。正如我们看到的，在婴儿与那些影响他生活的人进行的不断互动中，他建立起了自己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与此同时还有神经通路的削减和塑造。iPod实验承认了大脑是一个互动的结构，它在复杂互动的世界中选择、重复和映射。实验也表明，万维网已经改变了新一代学生非正式学习的模式。这个实验试图将新的注意力科学与新的数字技术结合起来，这种结合是数字时代所需要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实验本身也是这种结合的产物。
我不准备争论这种在网络中互动式的任务是否要比传统校园教育中主导的接受模式更好。“好”或“差”对于我来说没有太大的意义。但两种教育方式的差异是存在的，这种差异就是注意对象不同。当我们在网络中遨游，点击鼠标浏览网页时，跟我们在看电视、电影或读书时集中注意力的方式不一样。不可否认，当我们把自己和世界联结起来的时候，需要发挥想象力。我们从一个网页跳到另一个有意思且吸引注意的网页时，需要一种不同的注意方式。我们不需要区分“好”和“差”，因为两者都有，两者都可以引起非常丰富和活跃的认知活动。浏览网页体验的这种新颖之处也在iPod实验中引起了我们的兴趣。2003年，教育者们已经知道如何去挖掘传统媒体的潜力，但我们还没有搞清楚如何来控制这批生长在网络时代的学生所形成的新型注意模式。网络中的内容并不总是遵循一个清晰、线性的路径，不可能沿着一条中规中矩的路一直从头走到尾。
我们大部分人所经历的校园教育和印象中的教室是基于专业知识、具体化和等级制度构建而成的。这种教育可以让人们在20世纪通向成功，因为那时专业知识、具体分工和等级非常有用。但在信息时代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此时，重要的东西已经变得不同。这是一个充满了社交网络、众包、个性化和用户创造内容的世界，一个随时可以在互联网上搜索和浏览信息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最大的百科全书不是由专家撰写而是由全世界志愿者编写，第二流行的火狐浏览器由用户共同开发，世界上最大的在线多角色游戏《魔兽世界》每个月有超过1 100万的用户注册，各类社交网站风靡全球。那么，面对这样一个新世界，我们需要什么形式的教育？
另一种问这个问题的方式是：我们如何改造21世纪的课堂，将数字化的好处转化为教育的优势？
iPod的实验是一个开始，但是要认识到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到底有多大，先得了解过去的价值观是如何把学校塑造成今天的样子的。
伊卡博德·克兰复活了！
你是否记得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的那个经典故事《沉睡谷传奇》（The Legend of Sleepy Hollow）？它完成于1820年，故事内容是对傲慢自大的小学老师伊卡博德·克兰（Ichabod Crane）的讽刺。克兰是一个懦弱、愚蠢和自满的学究，对自己传播知识的角色非常有信心。他知道什么是知识而什么不是，也知道应该要给学生灌输哪些知识，并对他们进行考试以确保学有所成。如果你蒙上克兰的眼睛，让他转几圈，然后把他带到21世纪的课堂上，他可能会因为电器而困惑、被移动的图像吓倒，对电脑和手机充满不解，但是他应该知道他的立场——他一直以来的立场。
一旦我们对比从沉睡谷的马车时代到如今世界的变化之大和美国传统课堂上所发生的变化之小，就会被两种变化的差异所震惊。2010年3月，全美州长协会（National Governors Association）和全美州立学校校长协会（Council of Chief State School Officers）甚至呼吁“彻底推广新教育标准，让全美国的学生都使用相同的数学和英语教材，参加同样的考试，替代州和地区的教育系统，以此来提高全国学生的成绩”。8
伊卡博德·克兰复活了！
这个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在美国历史上，科技、工业发生巨大革新的时代，也是教育领域发生剧变的时代。在我们的时代发生了什么？似乎我们不是在教育学生为未来做准备，而是决心让他们为过去而准备。
本质上，当前呼吁全美统一教育标准的热情是对1787年开始的教育传统的回归。1787年，美国宪法出台。随后，技术开始改变世界。在签署宪法的时代，新发明的蒸汽动力印刷技术与机器制造的墨水和纸张，共同构成了大量生产廉价印刷书籍和报纸的条件，人类历史上首次把印刷技术普及到了中层阶级的读者。新产生的可流通传播的图书馆机制让贫穷的工人也能够阅读。书籍、报纸发行量激增，变得随处可见。这种情况发生在美国公共教育和全美国标准诞生的时候，用来满足当时的美国政府，它需要消息灵通的公民和使报纸书籍广泛传播的印刷技术。
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也支持这种全国性的标准，他认为当时的美国需要进行一场“反对无知”的运动。9 1791年，当《权利法案》纳入美国宪法时，7个州对公共教育做出了规定。尽管那时在美国还没有“教育系统”这样的机构。教育工作主要是由地方、区域和州的私立机构来管理，多是一些宗教机构。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了今天，教育政策由各州控制，但具体工作只受到地方和区域的学校委员会和其他非中心化机构的监管。
霍勒斯·曼（Horace Mann）是美国教育改革的伟大先锋。霍勒斯是农民的儿子，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坚持接受教育，他用草编织物赚钱交小学学费，而每学期只上6周课，剩下的时间帮家里做农活。霍勒斯在20岁时考入了布朗大学，3年后作为1819届毕业生代表发表毕业演讲。此后，霍勒斯致力于创造一所“普通学校”（common school），即1840年前后出现的免费公立学校的前身。
当时，普通学校按照耕作时间来规划学期，这样方便了农村孩子上学。学校对男孩和女孩同样开放，社会阶级不是障碍。学校由地方管理，使用当地政府规划的教学大纲和教材配置，现在已经演变成了由各个州管理教育工作，即使在“全国教育政策”已经采用后，仍然如此。
实施义务教育的美国公立学校在19世纪后半叶发展起来，并作为美国工业化进程的一部分在20世纪初达到顶峰。公立学校教育被看作新城市化的工厂培训工人最有效的方式。教他们控制机器，让他们适应机械化、程序化的工厂劳动，都是20世纪教育的主要目标。教育的目的是把没有技术的工人培训成为具备专注力可以完成工作任务的技术工人，而学校正是训练规则和完成统一的地方。所有儿童在相同的年龄入学，通过非常细致的分级体系，针对标准化的教学大纲进行系统化的考试，不同的科目分不同时间段来教授。这种方式或多或少地模仿了工厂流水线上工人的分工及各部门间的劳动分工。
许多在今天公立教育中常见的特征最初是为了满足19世纪后半叶迅速发展的新工业模式的需要。机器需要按流程运转，流水线需要工人精确和有效的操作，学校开始非常强调时间和时效性。教学大纲的导向也要集中于一个任务，包括精通具体课程要求学习的东西。“效率”成了流行词，在工厂和学校里均是如此。学会根据要求分配注意力是非常重要的，往往是通过死记硬背和对事实的掌握来达到。学校甚至想出了快速问答的形式进行训练，例如拼写比赛或数学比赛。这是一种新的技能，与基于苏格拉底式的精英问答模式不同，与农业生产中找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方式不同，也与学徒式中师傅对徒弟的模仿进行指导不同。流水线则更加要求整齐划一并且受到限制。不管一个人的理由多么充分，他的延迟都会影响整条流水线上其他所有人的工作效率。对孩子强制性的义务教育被视作一种教授基本知识，包括关于任务、义务、等级和计划的基本知识的方式。学校的铃声变成了工业时代公共教育的一个标志。10
专业化也是如此。由于流水线的出现，工作被细分。每个工人不需要完成整个工作而只是其中一个具体的任务，然后把任务传递给下一个人，再到下一个，直到流水线结束。对劳动效率的推崇代替了对产品艺术性的推崇，人们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个体对工业生产过程做出贡献时的速度和正确率上。集中于某个任务的注意模式成了理想的注意模式，与先前农民骑马扫视自己的农田，以找出需要照料的土地所需要的注意模式非常不同。
到1900年，美国州立和美国地区公立学校代替了地方经营的学校。到1918年，美国各州都立法强制人人必须完成小学阶段的教育。但美国公立学校系统对天主教会做出了一些让步，允许他们可以创建独立于公立教育之外的教会学校系统，但需要符合各州的教育规定。现在的教会学校就是从那时候延续下来的。
在20世纪的前60年里，随着美国的世界地位不断上升，教育的论调也随之变化，更加着重强调培养领袖。19世纪的普通学校关注初等教育，20世纪的学校则更关注高中教育，包括提高毕业率。1900年，大约15%的美国人有高中文凭，到1950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了50%。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高中和高等教育都迅速扩张，在1957年这种扩张更因受到刺激而加剧，因为当时苏联人成功发射了第一颗可以绕地球运行的人造卫星，即史普尼克号卫星。随着冷战期间美国与苏联在科学方面的竞争日渐激烈，政治领导人越来越重视国民的受教育水平。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增长就是由教育的扩张所推动的。
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的院长罗伯特·舒华兹（Robert Schwartz）指出，在20世纪最后25年里，从美国独立战争以来的教育普及模式发生了改变。11自1975年起，美国人的受教育程度呈平稳甚至略有下降的趋势，但市场却急需由高等教育所培养的具有探索性、创新性的解决问题的人才。那时，我们第一次发现教育系统面对社会需求时的疲软。
20世纪60年代，在高中毕业生占成人比例这一指标上，美国排名世界第一。但在2009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所调查的30个国家里，美国排名第13位。相反，韩国则从第27位上升到第1位。
最让人担心的是从1995年到2005年之间出现的问题。在这10年中，在OECD调查的国家里，美国在“大学完成率”这一指标上从第2位下降到了第15位。对于一个强大的国家来说，排名第15位并不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儿。如果说考虑到美国整个教育系统是将大学预科作为理想的培养目标，但现实是大部分孩子没有继续进入大学。从这个标准来说，美国就是失败的。
这并不是说1975年之前美国关心教育但现在不再关心，美国的信念不是问题。根据OECD的2010年统计数据，在公共教育系统中，美国政府每年花在一个小孩身上的经费大于11 000美元，这比韩国的花费要多出一倍。教育经费占GDP的7%以上。12但是，OECD统计结果却显示，美国的大学毕业率只与土耳其和墨西哥相当，这些国家在其他指标上都完全不是美国衡量国力的参照对象。13
非常奇怪的是，教育者和家长们看到这种全球数据比较结果后，总是更加尖锐地要求进行标准化，但是这个问题将“高标准”与“标准化”搞混了。美国的教育政策依赖于标准化测试，但让学生得到高分是否就一定意味着学生学得多、学得好？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明晰。
真正的问题并不是美国的学校太具有挑战性，而恰好相反。在排名前25%的高中生里，引起他们对学校反感和最多抱怨的是无聊和缺乏活力。对于成绩较差的学生来说也是如此，这批学生往往还因为外界的低预期导致动力不足。14学生们之所以学无所成不是因为学校的课业太难，而是因为太无趣了，那些内容根本不能吸引他们的注意。
与日常生活的关联性是让高中生待在学校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对于成绩处于中下游的学生而言。将学生们在校内所学应用于校外生活，或者反过来将校外生活的东西应用于校内学习之中，这种关联性会将学生留在学校的可能性提高许多。在美国，由于大学学费高昂，接受高等教育对于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来说是遥不可及的；而我们却把进入大学当作中学教育的终极目标，这种现状也导致许多高中生退学。对于高中生来说，特别是对于学业成绩较低的学生来说，老师和教导员的支持和信任，帮助他们对抗来自同伴家庭和社会的压力也是他们坚持完成学业的决定性因素。这些让高中教育成功的因素——活力（rigor）、关联性（relevance）和关系（relationship），被称为“新3R”，当然学生和老师的比例也非常重要。小规模班级是学生坚持学业并取得成功最关键的单项因素。20人一个班级似乎是一个神奇的数字。15即使从神经生物学层面来说，大脑的研究者也证实，儿童会对他们自己的技能和兴趣表现出特别的专注力，这与我们所要进行的标准化正好相反。16
我们目前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基于内容教学的传统课程标准与数字化、分散的工作场合所需要的新形式思维之间日益扩大的差异。任何工作，不管是蓝领还是白领，需要“常规思维技能”的工作会逐渐被机器取代，或者外包给那些生活标准低于美国的国家。但是几乎所有当前的美国教育仍然是基于过时的大学教育模式，将学生当作未来工厂的中层管理人员。这些工作随着全球劳动力市场的整合，很大程度上将不复存在。
我们已经看到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里，工业生产中体力劳动的工作正在减少，要么被机器所替代，要么外包给海外的工人。现在那些流程化的办公室工作也是如此。在全球爆炸式增长的“数字工厂”中，得到最少工资的机器工人可以做一切事情，从准备出口退税到代玩在线策略游戏。
要想能真正在未来的数字经济中胜任一份有前途的工作，我们必须加强全方位的创造性思考。这种思考不能是由计算机控制和自动化的，而是需要对反常事物、差异和干扰有所关注，是一种可以在特殊、不可预测的问题出现时随时转移注意焦点的能力。出人意料的是，这种不受工业自动化影响的非计算性工作，在蓝领和白领工作的各个领域的各种水平中均存在。这些工作需要能专业和熟练地解决问题的能力及人际关系技巧，但不需要一个大学的文凭。
我们的iPod实验受到很多批评。一些人认为，对于真正的学习和教育来说，iPod是一种奢侈和浪费。然而iPod实验所展示出的基于探索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即使我们事先并不知道答案，但与电脑或那些拿着最低工资在恶劣环境下进行重复工作的第三世界工人所完成的工作相比，我们的实验得到的结果更好。当前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可能性很小，所以我们必须改变自己。这种改变需要从学校教育开始。学习以多种方式思考，与他人协作，并且达到一种不能被电脑或外包所取代的机敏，这些不再是奢求而是必备品质。从长远来看，考虑到变动的全球劳工格局，这个看起来大胆的iPod实验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教育模式。
导致当代教育高退学率的部分原因是用一个模型套用所有个体，而这种模式是在20世纪发展起来的。当我们把技能范围缩小，以校内测验的方式衡量学生，那么拥有测验范围之外技能的孩子就被看作是失败的。随着学习内容越来越受到标准化的限制，越来越多的学生在以无法按此标准测量的方式学习。这是注意盲视的教训：测量的范围越窄，看到的结果越有限。也就是说，教育中的评估越标准化，失败的孩子越多。这些孩子失败是因为被诊断为学习障碍或缺陷。但是，也只有当使用一种与在线学习或数字时代所需要的技能无关的标准对他们进行评估时，他们才是失败的。
这种方法完全是错的！就像我们在流水线上培养出流水线式的孩子，却把他们送到一个变化无穷、高度混合、用户产生内容和众包的个性化世界中去。一旦把孩子成功的标准统一，我们就是在让他们的天赋流失，不但不能提高他们的技能，还会导致他们离开学校。
我们应该为孩子们提供基于探索式的学习机会。这些机会不需要像iPod实验那样昂贵或激进。许多问题只需要一些想象力、一些相关学习基础和一个有智慧的老师加以引导就可以解决。这个老师要做到不去控制每个行为的结果，也不认为最好的测试方式是让所有孩子保持相同的学习进度。
我去一所中学参观时，注意到一个小女孩。她染着蓝绿相间的夸张发色，一个人靠墙坐着作画，与其他的孩子相隔得很远，完全一副不会受到整个世界打扰的样子。当我作为一个陌生人出现在课堂上时，孩子们立刻把注意力转移到我这位不速之客的着装差异上。一个女孩对我紫色的皮夹克赞叹不已，另一个问我是不是艺术家，因为我当时穿着一件高翻领毛衣和黑色紧身短裤；一个小男孩问起我那条南非的长织绣围巾上电风扇的图案，还有一个很滑稽的小男孩用很小但清晰的声音问道：“这位女士是谁呀？”当我问他们怎么会知道艾斯利兄弟合唱团（Isley Brothers）的时候，这个小男孩很得意地说：“速易洁（Swiffer）的广告上。”因为陌生人的到来，教室里一片嘈杂。蓝绿头发的小女孩也慢慢把视线转到我的方向，嘴角微微上扬，随后又恢复了她板着的脸，移回她的目光，就像没看到我一样。
我想起了赛斯·高汀（Seth Godin）的一篇博客文章《从一个讨厌的老师身上你可以学习到什么？》。高汀是一位多产的商业文章作家，同时也是很受欢迎的由用户生产内容的社区Squidoo创造者。在文章中，他列出了一个人可以从不喜欢你的老师身上学到的东西：“分数不重要，你的激情和洞察力更重要；知道答案不是学习的唯一目的；在权威的质疑下坚持自我是一种强大的能力；勉强服从权威只是短期策略，坚持独特才具有长远意义。”17这个离群的小女孩似乎并未被学校打败。她的身上有一种非常坚韧的东西。我可以看到她似乎是直觉地学习到了高汀所想传达的内容，即使她可能在10年之后才会明白，但她的身体语言已经表明她已懂得这种道理。
那个小女孩就坐在那儿，很少与老师或其他人进行目光接触，直到她又在上节课上被传阅的画上重新开始工作为止。这种转化之迅速和彻底，让我想到皮格马利翁第一次看到他的雕像活过来时大概也是如此。她从身体僵硬、眼神呆滞、沉默寡言和疏离的状态，一下进入了全神贯注、充满张力的状态。她仍然不与其他小孩互动，但她开始提笔创作时，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她的身上。不像其他地方的喧嚣，她身边有一种安静的氛围，其他的小孩会走到她身边看看，但也不跟她说话或互相交头接耳，只是安静地走开。我非常想看看她的画，更想了解她在自己身上和其他小孩身上创造的那种强大的力量，一种从她作画的激情中产生的力量。为了不打扰这种专注的力量，我退出了教室。
在当天下午学校放学的时候，我看到她在等车回家，又是那种疏离感，有种“我不在这里”的感觉。
等所有小孩都走了以后，我向老师询问起她的情况来。她被诊断为严重的学习障碍，并伴随注意缺陷，她在家里唯一享受的事情就是乱涂乱画。在被其他学校拒绝之后，她的父母把她送到这所公立艺术学校。因为在美国的标准化测验体系中没有艺术课程的年终考试，再加上艺术是很多公立学校无法承担的课程，她所在的原小学的艺术老师被裁员了。只有在这所艺术学校，她的艺术天赋才能得到认可，她很快从班上的后进生变成了班上的艺术家。此外，她还掌握了在电脑上编辑图片的技能，让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在电脑上实现，这也赢得了同学们的崇拜。
“学习障碍”对今天的孩子们来说意味着什么？这让我再次陷入思考。在《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即DSM）中，注意缺陷障碍的特征是注意力分散、频繁地转移注意力、短时间内就会对一件事产生厌倦、完成一个任务时有困难，或很难专注于没有兴趣的任务。
最后7个字是关键。注意缺陷障碍不是在所有的活动上出现，只会在那些儿童没有兴趣的任务中才出现。所以，这不是一种生理的或认知上的缺陷，而是一种易受到环境改变影响的倾向。让孩子做他们有兴趣的事情，注意缺陷障碍就不存在了。
蓝绿色头发小女孩的独特技能在年终测试上完全无法展示出来，所以她常年得低分。工作的价值不仅仅是与标准答案保持一致。这个女孩的天赋在年终测试中没有得到体现，但是她有着非常特殊和稀有的、不能为电脑程序所取代的能力。可问题是她的命运却在很大程度上由她在年终测试的成绩所决定，除非老师和父母这些大人们决心引领她走一条让她的价值得以体现的路，而这条路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
我与这个小女孩有相似的体会。我小时候擅长数学和写作，是施密特老师看到了我的这些优点，尽管我的考试分数很低，尽管我不能记住美国宪法的序言和《葛底斯堡演说》的内容，并因此不能从八年级毕业。我不断尝试，又不断失败，为此我也用过很多方法，包括放学之后留在学校继续练习，大声朗读出来，但都失败了。施密特老师察觉到我不是真正地尝试，而只是出于“倔强”。有一次她在布置非常令人痛苦的课后作业时，似乎有了灵感，她让我写作文，就写关于我不能记住的那些短文。我熬了一夜写那篇作文，第二天把作业交给了她。我潦草的字挤满了一本小册子，那是整整200页。
我还记得当她从我手里接过那本脏脏的、破旧的小册子时，眼睛睁得有多大。她怀着惊讶和困惑的表情浏览着我那勉强可辨认的手写文章，我甚至在里面加了脚注。“你仍然记不住那些短文，是吗？”施密特女士问我，我摇头表示确实记不住。一会儿之后，她拿出特殊情况证明，在我的名字旁边加了一个勾，这正是我从中学毕业所需要的。我就这样通过了。
有时候，从好老师那里你也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一个好老师在任何时代都是很难得的。那个蓝绿头发的小女孩能找到一位欣赏她才华的老师就是非常幸运的。在我离开教室之前，我告诉这位老师，如果他觉得妥当的话，请告诉小女孩，那位陌生的访问者是杜克大学的教授，发现了她漂亮的作品并且非常喜欢。其实我还想告诉她，当我像她这么大的时候，头发是紫色的。
正如马修·克劳福德（Matthew B. Crawford）在《摩托车修理店的未来工作哲学》（Shop Class as Soulcraft）(6)一书中所提到的，以及他在有关制造和修理的重要性的研究中所指出的，全美的中学教育标准将错失像那个小女孩一样的孩子。不管是否公开说明，现在的美国高中就是为大学预备的。这些学校的重心是培养20世纪的白领中层管理人员。18标准化的教育不仅让孩子们感觉无趣，而且让他们为一些即将不存在的工作而做准备。这又是一种注意盲视。一个模型套用所有个体的教育模式使我们毫无知觉地只关注过去而不是未来。
太空时代是值得美国教育骄傲的时代，当时美国处于第一的位置，已经实现了月球漫步的壮举。那时涌现出很多教育理论，包括进步主义教育理论（Progressive Theory）、自由学校（Free Schools）、蒙台梭利学校（Montessori Schools）、科技学校（Science and Technology Schools）、新数学、老数学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教育理念。当时，美国认为人类在面临一个全新但又未完全理解的科技世界，教育领域也迎合了当时的热潮，像膨胀和无畏的太阳系一样进行创造和实验。
现在，到了数字时代，我们可以以新的方式进行学习和交流，这种方式是尼尔·阿姆斯特朗（Neil Armstrong）和巴兹·奥尔德林（Buzz Aldrin）说“个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这句名言时都不曾想过的方式，但教育的视野却缩小到多选题的几个选项框里了。我们对知识的新标准缩小成了对错之分，在ABCD之间进行选择而放弃了其他的可能性。但是，ABCD可能都是错的。
我讨厌这种教育，我承认自己是有偏见的，所以在对待现代教育的问题上不用问我。试问任何一个成年人：你在学校中经历过的对你人生最有影响的事情是什么？我猜想你不会听到“我在五年级的年终考试中得了94分”这样的答案。当我问别人这个问题时，无一例外听到的故事都有关一位坚守信念的老师，他启迪和激励学生去尝试自己曾经认为不可能的事情。
伊卡博德·克兰可能会对我们当前的教育政策表示满意。这种形式正合他的胃口。然而对于我们这些很清楚自己是如何受到启发、知道自己应该注意什么的人来说，那些实验性的、大胆的和更有意思的事情才是兴趣和魅力所在。
戴维森女士的游戏教学
一些具备最好教学技巧的老师并不一定能体验到互联网的好处。
许多年前，在加拿大艾伯塔省的农村，我第一任丈夫特德的母亲伊内兹·戴维森（Inez Davdison），在18岁时开始了她的教师生涯，地点在加拿大落基山脉里以采煤为业的平彻克里克（Pincher Creek），当时学校仅有一幢校舍。她每天早上骑马穿过又冷又黑、可能有灰熊出没的乡村小路去上课。她说：“让这些马多跑跑。”因为它们可能很快会被当地的农场主买去当作劳力。伊内兹·戴维森身高只有1.5米左右，但从来没有人惹过她。
特德的父亲与伊内兹·戴维森结婚的时候，在山景镇上当农场主。那里很美，是落基山脚下一块非常适合经营大农场的地方。生活在这个地区的人大部分是土著，此外还有麋鹿、驼鹿、黑熊、灰熊、美洲狮等野生猛兽。那里地广人稀，方圆500平方千米只有200人，非常贫穷。直到1950年，艾伯塔省才接上乡村电力系统，甚至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去那里的时候，如果没电，炉子仍然以木材为燃料，整个屋子只有两个丙烷取暖器。到了冬天，这里的温度低至–40～–20℃。客厅、浴室和卧室都没有取暖设备。
当年，伊内兹·戴维森就在那只有三间教室的校舍中教书。许多年里，在整个阿尔伯塔省，除了两个大城市埃德蒙顿（Edmonton）和卡尔加里（Calgary）外，山景镇这个小地方培养出来的博士或有法学学位的人比其他镇都多。有教育学系的研究生来这儿调研，山景镇到底有什么秘诀可以把大量的学生输送到大学，甚至接受更高等的教育。
当地人所敬爱的戴维森女士是山景镇教育成功的主要原因。她是如何做到的呢？
首先，她每年都拒绝上级为了考试而教课的要求，因此还给她带来了不少麻烦。她的教学包括了省里规定的三、四、五年级要求的内容，但她都是用自己的方式来教学，把课堂教学变成一项充满挑战、游戏和互动性的团体学习活动。她把学习变得有趣，当然，她也是一位要求严格的老师。
其次，戴维森女士对学习障碍的定义表示怀疑。她在退休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仍然继续教学，那时她开始观察那些最活跃的孩子。她确信，产生学习障碍的原因一部分是环境，一部分是行为。她担心食品添加剂、空气和水中的污染物，现在甚至在养牛的乡村，水源也被远方飘过来的油和工厂废气所污染。她看到父母们开车把孩子送到学校，而不是走路或骑马过来时，感觉特别震惊，她认为这些体育运动对小孩的身心健康和课堂上的专注非常有益。她厌恶孩子因为学习障碍而使用药物，对小孩各种隐形和显形的学习方式充满兴趣，特别是那些不同寻常的学习方式。
她坚持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学习方式，并且相信那些最聪明的学生可能也是学习成绩最差的。她非常自豪的是，自己能够发现一些具有挑战性的任务来激励那些有明显认知限制或身体限制的学生，来反击那些认为她不能教好某些孩子的人。罗德尼是戴维森家男孩们的好友，是一名非常优秀的运动员，但是他在学校的表现非常差。对他来说，阅读是非常困难的，数学也是不可承受的痛苦，他甚至在算最简单的算术题时也需要用手指来帮忙。其他老师给他的评价是“学习缓慢”。戴维森女士给他一个算盘，让他研究古埃及人运算过的复杂问题，然后教他使用手指的不同部分来计算，把手指当作算盘上的珠子。后来，他可以在大家没看见的时候，把手放在桌子底下飞快地计算。后来罗德尼在数学考试上得了A。长大后，他凭借在家畜拍卖会上快得出奇和准得可怕的计算能力在一群壮汉里面小有名气。由此可见，他并不是“学习缓慢”。
戴维森女士最好的两个教学技巧都包括了游戏。
一个是分小组比赛。在每周五，她将孩子们分成两组，五年级一组，三、四年级一组。学生们在本周学习到的内容将成为竞赛的内容。比赛的第一个环节是由上周的冠军组预测本周比赛的内容。然后他们现场创造一些规则并对另一组进行解释。比赛要求一组学生就他们本周学习到的知识向另一组提各种问题。
戴维森女士则作为裁判。低年级的学生非常努力地想打败高年级的学生，虽然高年级学生似乎具备赢得比赛的优势，但每一组都会提出越来越难的问题想难倒对方。一旦戴维森女士觉得本周的内容都已经涉及了，她就宣布胜利的一方。获胜的小组可以提前15分钟去操场，而输的一方只能在那里坐15分钟，这可是无比漫长的900秒啊。此外，获胜小组下周还可以先开始提问。有时，孩子们确实会饶有兴趣地设计一些非常难的问题准备在下周比赛时提问，戴维森女士不得不中止比赛指着钟说可以去操场上玩了。周五的比赛有时会持续一个小时，有时候甚至两个小时。
另一个是教孩子们要敢于做梦。每一年，都会有一些非常新颖、雄心勃勃的主题项目随着课程开展。有一年的主题项目是让孩子们找到世界上另一个叫“山景”的地方并结交那里的笔友。当时学校里只有一张地图，因此孩子们的主要任务就是用油墨纸来描一份地图，然后每天趴在自己的地图上，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找叫“山景”的地方。他们也跑到藏书比我书房还少的图书馆去查阅关于整个世界的信息，寻找另一个山景镇。然后，他们在这个手绘的地图上标记出自己找到的山景镇。接着，他们必须设法与那里的孩子建立联系。
一个孩子想起了一个叫韩桑（Hang Sang）的中国老人，他在镇上经营着唯一的杂货店。这个孩子在中国找到了一个叫山景的地方。当他过去请韩先生帮忙写一封中文信的时候，平时沉默少语的韩先生非常开心。最终这个孩子赢得了比赛，在比赛结束很久以后，他还经常到韩先生的店里跟他聊天。
在这个主题项目中，所有的学生都是赢家。地球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变小，他们的家乡则在变大。而且他们还通过项目学习了地理学、人类学和外语的知识。虽然这个项目只持续了一年，但是许多年后，一些学生真的亲自去了那些叫山景的地方。直至今天，每当路过一个叫山景的地方时，我都忍不住会想，当年学生的信件到过这里吗？通过这种联系，学生被激励着去继续学习，直到最后成为一位教授、医生或兽医。
戴维森女士在山景镇课堂的教学没用iPod，也没用互联网。互联网却需要这种互动式的、积极的、激励人心和激发好奇心的学习方式。这种方式的关键并非真正地要通过问题、谜语、脑筋急转弯、游戏、词语问题和艰难的智力问题把课堂分割成各个科目，而是需要学生一起合作来得到一个解决方法。通过这样的方法，让年幼的孩子们可以非常自豪地表示，他们可以和大孩子们一样聪明；也让大孩子们知道他们还需要继续学习和创造梦想。
与iPod实验相似，这种课堂证明：只要有回报，孩子们是愿意学习的，他们愿意参加各种学习活动，不是为了赢或获得统计上的分数，而是在胜利背后，获得自信和能力提升的感觉。在这种意义上，学习是一种技能和愿望，是在遇到挑战时解决所面临问题的信心来源。你只能依靠自己的能力去学习，最重要的是，你会时刻意识到过去学习的知识已经不足以应付未来。这是一个著名的教育悖论：学习不是为了回答考试的问题，而是在经历各种严苛挑战的考验后，一个人可以拥有学习“成功所需技能”的能力。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忘却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技能，也是一项需要习得的技能。忘却需要你盘点和清理环境中已经变化的东西，需要对当前的技能列一个清单，敢于面对自己的缺点并有信心优化这些缺点。如果对自己学习新东西的能力缺乏信心，就无法认识到要成功必须改变什么。而缺少信心的改变，很容易让一个人去责怪环境，特别是他面对新技术的时候，容易固执己见，对新事物采取敌意的态度。学习新事物的自信就是对忘却能力的自信，对调整方法和合作伙伴的自信。这不仅对于个人来说很重要，对于机构来说也非常重要。
这就是那些在山景镇的低年级学生与高年级学生对抗时所学习到的东西，高年级学生也有收获。戴维森女士每年都因此与上级对抗，她的学生们也都知道这一点。他们知道老师为了大家的学习全身心投入，为了支持学生而不惜与任何人对抗。她每年都跟上级说，可以把自己开除掉，但上级并没有，只是每年都把她例行公事地叫到办公室斥责一顿。虽然我从来没有见过办公室里的情景，但我一直感觉，被责骂的不只是戴维森女士。
如果将这些学生放在教室里，给他们一张标准化的教学大纲，里面有标准化的对成就和能力进行测量的形式，那他们将学习到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他们可能会很好地掌握大纲认为他们应该掌握的知识，但这不是教育。当你把学习当作一种自身以外的东西时，它就变成了对人的索取，是对你价值的评估而不是你收获的财富。这个评估在学校学习停止之后便不再奏效，但是财富是一生都用之不竭的。
那么，我们要如何才能将戴维森女士如此非凡的课堂教学应用起来？实际上，她课堂中运用的学习模式可能与人类历史一样古老，那就是游戏。要想在游戏中获胜，你需要知道规则、方法、目标等。有特定的目标和靶子，你需要与其他人竞赛才能得胜。但你永远会是真正的赢家，不是因为赢得了分数，而是因为你学习到了无法估量的应对挑战的技能。
在游戏中学习
哥斯拉游戏（Godzilla）中的小黑暗骑士们皱着眉头坐着，全神贯注地盯着一组齿轮和杠杆组成的装置缩小成一个小弹弓，他们在发明一种驱动机器的机械装置。这种任务在索尼电子游戏机（PS3）上玩《小行星大冒险》（Little Big Planet，简称LBP）时就出现过。放在游戏机上都已经非常困难了，但现在他们面临的是游戏最后大怪物级别的挑战，必须在学校的实验室里制作一个真实可以启动的机器。他们要从绘制图纸到组装塑料、木料、橡胶，然后把这个样品呈现在大家面前。
在游戏的世界中，这种任务就是大怪物级别的挑战，对小组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这时你只有展现所有的东西，运用全部所学，才能升级。
整间教室中，未知和迷茫也随着制作过程的推进与各类钳、锯等工具融合在一起。学生们用硬纸板和胶带制作复杂的装置，但是总是散开。后来他们先计算好拉伸强度，然后试着用木料和胶水组装起来。
瓦米勒帕尔曼尼斯（Vamelepiremenest）小组都在思考如何完成一个惊人的设计，因为这样才能给埃米尔的乌龟赢得一些青笋和土豆，他们现在终于取得了突破。在实验室的桌子上，埃米尔的基地分好多部分排列着。可能用机器作为自动装置来驱动一个阀门的办法是错误的？19
这就是这些11岁小孩正在考虑的问题，72名六年级的学生在美国曼哈顿区的探索学习中心（Quest 2 Learn，简称Q2L）上课。这是一所公立中学，里面所有的班级都使用游戏进行教学。他们要完成这种大怪物级别的挑战，就必须建造实际的、真实的建筑，这种实践基于他们玩《小行星大冒险》的经验。
《小行星大冒险》是一款充满了创造力巧思的游戏，在这个游戏中，玩家们可以个性化定制人物，引导这个角色通过一个精心设计的迷宫。儿童们在创造他们的人物角色——沙克男孩（Sackboy）和沙克女孩（SackGirl）的过程中，逐渐学会了牛顿物理学，随着游戏的进展，学习的知识也越来越深入。现在到了游戏的最后关卡，他们要在现实中设计并建造斜坡、阀门和翻页器。全部的学生被分到不同的小组，离开屏幕开始行动起来，去实际地进行设计和建造机器。这就是Q2L在寒假之前的期末作业。
Q2L是凯特·萨伦（Katie Salen）设计的。萨伦是游戏设计师，也是帕森斯设计学院（Parsons The New School for Design）的教授。萨伦身材高挑、一头红色的头发，看起来像运动员，写过几本关于游戏在学习中重要性的书，她喜欢从修辞规则到社会实践谈论游戏中的“生态”问题。20
我为萨伦所讲的内容着迷。2005年，我参与了约翰和凯瑟琳·麦克阿瑟基金会（the John D. and Catherine T. MacArthur Foundation）资助的数字媒体和学习创新项目，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了萨伦。约翰和凯瑟琳·麦克阿瑟基金会是一个慈善的资金，每年都会颁发“天才奖”。数字媒体与学习创新项目主要是想促进用创新的方式让孩子学习。萨伦给了基金会一份看起来非常古怪的计划书。她在计划书中提出，为什么不让学校的学习基于游戏规则，玩一些带有策略和问题解决性质的游戏呢？为了证明游戏是一种出色的具有挑战性和有效的学习方式，她准备让她的学校专门培养大学预科生，但也招收那些看起来有学习障碍的孩子或问题学生，以及由于其他原因而被排除在预科之外的聪明学生。我当时对此也是非常怀疑的。我们都认为她有必要放弃这个计划。但是萨伦是一个游戏玩家和游戏设计师，她带着那种要把事情做到一个高度、一个层级的顽固，于是开始在学校委员会、政府官员、规则、管制、学生家长和校长之间进行“工作”。她没有停止脚步，几年后，终于有了Q2L。这个过程本身，就是我所了解的关于如何把事情做好的最佳一课。
目睹萨伦的成功是一件非常令人开心的事，在沙发上看到世界各地都在对这个成就表示赞赏更加让人激动。2009年秋天，Q2L正式开学，有了第一届六年级的学生。由于它与帕森斯设计学院、教育改革集团“新视野”（New Visions of Public Schools）、游戏式学习机构“玩与学”（Institute of Play）和美国教育部的合作关系，Q2L成了注意的焦点，报名的学生非常多，最后不得不采用抽签的方式来确定入学的名额。认真游戏、认真玩耍、认真学习，这就是Q2L要做的事情。
把策略、趣味和学习相结合使得游戏对于教育的意义丰富起来。例如，Q2L的孩子们不仅仅学习数学，他们在游戏内外做事情也像数学家。他们运用数学知识设计一个会打开书本的小设备。在学习到默比乌斯带（Mobius Strip）的数学原理后，会把它体现在设计里，设计和制造一个可调节的钱包肩带。
正如萨伦所提到的，游戏的概念从刻板印象中的电子游戏扩展开来，正如学习不再仅仅是指坐在教室里学习或者多项选择的测试。“游戏是在媒介、时间、社会空间和网络中穿行……它需要一种冒险的态度、创意、非线性的思维、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对规则结构的理解，以及对结构之内主体的承认。当然，这些都是游戏基本构成的一小部分。”21
莱斯莉·贝克（Lesli Baker）11岁的儿子比彻姆被诊断为注意力缺陷障碍。在他之前就读的所有学校里，他都有严重的学习困难，最后贝克决定申请Q2L试试。比彻姆是72名抽签中奖而可以入学的学生之一。将比彻姆送到以游戏为中心的学校是一种巨大的转变，但是贝克说：“这与他非常匹配，他对学习是充满热情的。”22
比彻姆可能会学习到什么呢？你是否对孩子们在玩游戏中真正能学习多少保持怀疑？这是比彻姆在Q2L的老师艾丽西娅本周在博客上写的内容：
这一周我们继续进行算术的迷你任务，这次是告诉双胞胎我们可以进行整数的乘法和除法。之前我们学过“约等于”和“等于”，它们主要是用来处理数值、取整和估算。然后我们准备把“派教授的完美派配方”的第二块内容啃下来。这一次，派先生告诉我们他把自己的代码写在一个名为关键词的密码上。我们学习和练习了关键词密码，完成了编码的信息，这样我们就知道接下来的一页讲什么……下周我们将开始围绕演讲和语言代码来开展任务。
整数、语法和计算机代码都是同一个任务的组成部分。有趣的是，这些学生不仅要经过游戏世界里每个大怪物级别挑战的测试，还要参加纽约州公立学校六年级学生所必须进行的考试。这些年终考试是他们正在准备的另一个大怪物级别的挑战。
Q2L非常明显的优点是把注意力的问题作为中心。基于游戏的学习会根据每个小孩的学习能力和进展而不断地给出挑战，每个挑战都比上一个更难，通过不断地打断和转移注意力，而不是从一个话题到另一个话题，把多种形式的知识整合到最终大怪物级别的挑战中。
虽然Q2L的课堂与戴维森女士的课堂在教学设备上有着巨大的差异，一个是高科技而另一个还没有通电，但两者之间的相通之处非常多。它们以不同的方式表现了实验性的、以学习为驱动力的教学，通过吸引学生注意力进行教学，都与伊卡博德·克兰那种死记硬背式的教育毫不相同。基于求知的学习，天然会有一种“游戏倾向”，这样的学习才可以真正地突破学校的限制，培养出冒险精神、批判思维、合作、创新、非线性思维及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才是学习真正的价值。23
在游戏中，学生可以学习到有用的知识，那是他们考大学会用到的；但也会学习到无价的技能，这些技能将在不断变化的21世纪中为他们提供支持。在游戏中，孩子们的兴趣被激发、动机被挑起、接受不断的挑战，他们意识到在自己最喜欢的东西上下功夫是多棒的一件事。就像弗洛伊德说的：“爱与工作，是美好人生的关键。”这在任何时代都适用。
游戏是教育的未来
回想自己小时候在学习中碰到的困难和在学校里被终日灌输式教育所折磨的日子。再想想我的儿子查尔斯，虽然现在已是一名执业律师，但他在学校的日子也没有比我好到哪儿去。每当想到这些，我就觉得Q2L为孩子们找到了一种好得多的学习方式。看看他们的大纲，你就知道他们把握住了精髓。他们也提供了评估、标准和大学预科的课程，也都是为了上大学。但是他们的学生中许多人有学习障碍，并且在其他公立学校有失败的教育经历。这些学生在Q2L恢复生机，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学习。
哈佛大学著名的生物学教授爱德华·威尔逊（E. O. Wilson）(7)也有类似的想法：“游戏是教育的未来。我一直在想，学生可以与老师一起去一些不一样的生态系统进行考察学习，比如，热带雨林、冻原或侏罗纪时代的森林之类的地方。”24
这种想法很好。师生可以一起探索各种知识，一起玩、一起社交、一起进行小组活动，一起做像Q2L每天上课和放学前做的“健康操”，孩子们喜欢这种方式。并非所有的学校都是像Q2L这么设计的，但这并不能说明Q2L所包含的原则不适用于普通的学校。因此，如何应用就成了一个问题。为充分理解Q2L的原则是如何得来的，我们首先需要看看美国当代典型的公立学校运用的教学方法是什么，它们又面临着什么挑战。
北卡罗来纳州并不经常下雪，但到了可能要下雪的时候，学校就会放假。最近一个冬天经常下雪。但放假在家的孩子没有人照料。我同事就在为自己9岁女儿怎么度过白天而发愁。幸运的是，有《小行星大冒险》的英雄沙克男孩和沙克女孩来做虚拟保姆。
像我这样在办公室里有一台PS3游戏机的大学教授并不多，同时我也是美国人文艺术科学和技术合作实验室（HASTAC）这个虚拟组织的共同创始人。这个组织致力于把那些数字时代从事新形式教育的教育工作者和其他人相互联系起来。HASTAC的每个字母分别代表人文（Humanities）、艺术（Arts）、科学（Sciences）和技术深层合作（Technology Advanced Collaboratory）。我们戏称它为“干草堆”（Haystack），因为英文中它们发音相同。我们当时正在筹备新的HASTAC–麦克阿瑟基金数字媒体和学习竞赛。它将每年奖励那些发明新学习方法的教育工作者、企业家、软件开发者大约200万美元。作为竞赛的一部分，当年我们与索尼和电子艺界公司合作鼓励参赛者们找到好的方式，把孩子们喜欢的商业游戏变成学习的平台。是不是觉得这个计划听起来很像是iPod实验？
在下雪天里，3个9岁的小孩整天在玩《小行星大冒险》，偶尔吃一点奇多妙脆角。一天结束后，他们满脸油渍，非常兴奋。当他们收拾背包准备回家时，我拦住他们，急切地想知道他们通过这种有挑战性的互动游戏学习得到了什么，这可是我们正在主打的下一代学习工具。
“你今天学到了什么？”我问道。
“学习？”他们忍不住大笑起来。
“你们什么都没有学到？”我又问了一次。
“没有！没有！”他们笑得更大声了，“怎么可能！”
他们回答得很坚定。刚刚度过了最开心的一天，他们怎么可能“学习”任何东西呢？
我跟他们道别后，回到我的办公室，想找出我们失败的原因。三个聪明的孩子并没有意识到，他们花了一整天的时间让沙克女孩和沙克男孩过关斩将，这需要足够的创造力和敏锐度、基本的科学知识、团队合作技巧及其他我们认为需要运用想象力的学习。很明显，他们对学习的概念与我们不同。
在失望一段时间后，我决定去访问三个孩子就读的学校，了解一下为什么他们不把玩游戏视作学习。正好一位在杜克大学担任教育关系高级协调员的朋友大卫·斯坦因（David Stein）所负责的杜克–达勒姆（Duke-Durham）项目与附近的公立学校有合作关系。在他的帮助下，我有机会去拜访了几所学校，包括那三个孩子就读的那所稍偏远的学校。他们的学校似乎与萨伦等人展望的那种乌托邦式的学习游戏没有半点联系。由于距离较远，该校没参加杜克–达勒姆项目，但校长非常愿意参与项目，或与其他高校、商业组织、非营利组织建立合作关系。他反复说：“学校只要得到社会的一些关注、资源、特殊的项目或志愿者老师，就会有巨大的变化。”杜克大学是一所富有的大学，坐落在一个贫穷且民风强悍的达勒姆县。达勒姆曾经被称为“黑尔街”（Black Wall Street），因为它一度是美国黑人的银行、保险和投资业中心，这里有着强势的黑人中上层阶级和非常自豪的非裔工薪阶级。杜克大学所强调的这种与当地学校和当地社区的关系，对于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代表了达勒姆人的意志。
这3个孩子就读的学校是一所美国磁校（Magnet School）——一种有特色教育的美国公立学校，主要特色是艺术和人文方面的教育。同时，在“不让一个小孩落后”法案所覆盖的美国标准化教育政策体系中，这所学校是一所“失败的学校”。为了保密，我们暂且称它为米德尔顿小学。学校里的每一个人，包括校长、老师、家长和学生，都因为学校的失败名声而感到丢人。
米德尔顿小学的学生由中产家庭的孩子、一部分教授或研究生的孩子和普通家庭或贫困家庭的孩子组成。60%的学生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减免午餐费用计划”之中，这代表他们所在家庭收入太低了，美国政府为他们支付了午餐费用。在种族分布上，这所学校也反映了达勒姆的特点，主要由白种人、非裔美国人和西班牙裔人组成。作为一所特长中学，学生是通过抽签进入的，他们的父母也比其他公立学校的父母更多地参与到教育之中。
学校的建筑外貌看起来和我儿时的中学一样，是由煤渣砖建造而成的平层建筑，有条中央式长廊，旁边是小的门廊。与我儿时的学校一样，这所学校也是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为了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婴儿潮而建立，每个人都在期待新的建筑投入使用。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这里的墙上到处都是艺术画，而且都画得非常好。从画的水平上来讲，不管是学生的天赋还是他们对艺术历史的了解都非常惊人。三年级和四年级的学生使用毕加索、康定斯基（Kandinsky）、比尔登（Romare Bearden）等人的风格作画。当时正是黑人历史文化月，墙上装饰着民权运动时期的照片、名言和画作，也有许多奥巴马总统的照片。
米德尔顿小学有一种不败的精神，它非常努力地避免失败。但是，令人不快的古板和规矩也是处处可见，这种气氛让学校生活与玩《小行星大冒险》的时光完全不同。孩子们走过走廊时排成一队，统一把手背在后面。当斯坦因指出这是“古老”教学方式时，校长对此的回答是有所防范的，他说他也想过要改变，但是他要保证孩子们都专注于课堂、不浪费宝贵的课堂时间。其实在斯坦因的话语里隐含的正是这所学校当前所面临的挑战。学生们必须通过期末考试，学校不能再失败了。在教室里，桌子紧密地挤在一起，每间教室容纳二三十人。老师们表情坚定，严肃地扫视过一排排的学生。
由于他们是“失败”的学校，他们必须保证来年年终考试中的成绩达到全国标准。否则，根据美国教育政策的规定，这个学校将不再得到美国公共资金支持，不再被列为公立学校。这意味着学校要么关闭，要么私有化，由营利性商业机构来支持运转。米德尔顿小学还有个特殊的困难。以前达勒姆市的人口组成就是黑人和白人，但现在有很多拉丁美洲的移民。学校里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学生在家里不说英语。对于许多学生来说，盖丘亚语（Quechua）是母语，西班牙语是第二语言，但他们却要用英语来应对年终考试，而美国的州教育政策里没有关于非英语考试方面的任何规定。因为生活中不使用的语言而导致考试失败，进而导致学生本人、老师、同学和整个学校都承受失败的结果，这背后的逻辑到底是什么？这正是让我感到压抑之处，尽管墙上的艺术作品生机盎然，尽管老师和父母们非常努力。
在教室里你可以听到关于“失败”的小声耳语。在米德尔顿小学，对考试通过的“决心”似乎“严格”过头而成了“严苛”：今年的年终考试必须要通过，否则一切都完了。当学生们背着手，排成一队在教室之间穿行的时候，我似乎看到了美国教育政策正压在他们稚嫩的肩膀上。这种感觉与他们在我办公室里玩沙克男孩时完全不一样，在游戏之中你需要克服这样或那样的困难，穿过各种杠杆和齿轮，计算出沙克男孩需要多少力量才能荡到对岸去，选择助跑还是借助工具跳到另一个平台，每一个环节都太好玩了。这种感觉与山景镇上戴维森女士学校里的气氛完全不同。
孩子们整齐地坐成一排一排的。那天去我办公室玩的小女孩也坐在教室里。她背对着我，专心地往前看。她是非常聪明、非常优秀的学生。虽然我不想这么说，但现在她确实看起来无聊透顶，完全不像下雪那天精力充沛的样子。
学前班的教室门上有一个公告牌，上面不是写着“欢迎”，也不是写着“学习是有趣的”，而是写着如何与同学相处：“不要讲话，不要打人，不要吃东西，不要嚼口香糖。”大部分学生都很小，还不认识这些字，因此我觉得这个门牌的作用更多是象征性的，它传达了遵守规矩和克制的态度。在学校，我们通过制定规则、恐惧、死记硬背、听从老师来分配自己的注意力。这就是学校的“学习”。所以就不奇怪为什么在下雪天，学生们就像从监狱里放出来一样。
我必须补充说明的是，一旦越过这个讨厌的牌子，学前班的教室里还是充满了关爱的，老师非常努力地想做正确的事情。她不想让学校失败，也不想让她的学生失败。
这位老师的工资大约是每年30 000美元，在美国，这是一个小学老师的平均起薪，我猜她还会用一部分工资为学生购买一些教学材料。在美国，大约有一半的新老师会在5年内离职。与高中生的退学率相比，这种居高不下的教师离职率可能是更严重的问题。当老师是非常艰难的事情。我个人宁愿去工地搬砖挖渠也不愿意白天陪着18个小孩，晚上的时候还要听一群不耐烦的父母无休止的叮嘱。不过现在最令教师群体感到不快的，还是人们对惩罚的态度。
当校长非常自豪地介绍他的学校时，我承认这个学校确实有许多值得自豪的地方，并礼貌指出了那块牌子上标语的消极性。他当时似乎并未听进去，但是几个星期后，一个朋友碰巧回到那所学校，她发现牌子上的标语改成了：“友好相处”。墙上印刷的规则也发生了变化：“文明用语、学会宽容、善于倾听、乐于分享、鼓励他人、保持秩序、三思而后行。”这是我当时的提醒起了作用，还是学校原本就有两个标语而我只看到了一个？我无从得知，但让我非常高兴的是，第二个标语传递了更加积极的信息，标语上那个开口笑的彩虹像极了孩子们的笑容。
当北卡罗来纳州再次下雪的时候，孩子们又高兴地来到我的办公室，玩了一整天的《小行星大冒险》游戏。这次，我们决定让他们想想自己正在学习什么，我知道这可能把他们一天的乐趣全部毁掉。于是我们换了一种说法，告诉他们我们正在进行一个比赛，要在游戏里创造出一些有关学习的关卡，这需要他们的帮忙，告诉我们在玩游戏的时候可以学到什么。提问和回答，这是我们所擅长的。
这次两个小女孩有点害羞但非常高兴地接受了挑战。她们使用游戏中强有力的物理引擎来熟练操纵可爱的沙克娃娃，带它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游戏场景，例如炎热的墨西哥沙漠、简朴的日本花园、热闹的纽约街头。对孩子们来说，这些就是要让沙克娃娃们完成跑、跳、推或抓的一系列动作。
“所以这里学习的方式是，”一个女孩开始讲话了，她的声音随着任务的难度而低下来，“学习到了结构，”她在“结构”这里停顿了一会儿。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了，她又继续说道：“学习到了如何建造和计算。”
我们问：“你能把它变成一个更好的学习游戏吗？”
“你可以赋予沙克男孩不同的性格特点。”另一个女孩说，还着重强调“性格”一词，“沙克男孩可以是书呆子，可以很聪明，也可以很傻，然后你可以根据他们的性格有不同的玩法。”她的声音逐渐变弱，可能是还没有完全想清楚，但是我已经常感到震惊。
虽然学校有非常多的规则，但他们在学校也学到了许多东西，我们不能忽略这一点。那些老师在与资源不平等、设备短缺、低工资和难以忍受的“失败学校”的标签非常努力地斗争着，如果没有老师们的严格训练和指导，孩子们很难操纵沙克娃娃完成那些挑战。
毫不奇怪在学前班的门上会有警告的提示：“入此门者须全力准备！”孩子们就是这样被灌输观念，训练与游戏过关不一样，完全没有什么乐趣可言。孩子也认为游戏与学习无关。如果学校的方法才算是学习，那《小行星大冒险》就不是。除非教育者像我们一样来测试这些小孩，让他们指出在开心的两天里学到的东西。你会发现，他们不仅学到了东西，而且获得了快乐，同时还可以告诉你“结构”和“性格”这样的概念。如果那天在办公室我们像公立学校一样提问那两个女孩，或者说是为考试而教，那孩子们完美的下雪天就真被我们毁了。
我问斯坦因，能否带我们去一个他认为能代表公立学校最高教育质量的学校，他带我去了林景小学（Forest View Elementary）。这所学校的学生种族比例和家庭背景与其他学校一样。它不是一所特长学校，而是一所社区学校，也为60%的学生提供免费或减免的午餐。
我一进校门就可以感受到林景小学的精神。校园里不仅有艺术作品、花园、园艺、操场和明亮的颜色，而且还有种温暖的感觉。孩子们在教室里嬉笑，而不是背着手排成一排。他们有很多小组活动，到处都有新鲜的事情在发生，让我目不暇接。
学校的建筑物比较可爱，是比米德尔顿小学新得多的一所学校。这里到处都能看到一些特殊的细节。我发现有许多米德尔顿校长所说的那种公立学校无力购置的“额外”的小东西，它们确实带来非常大的变化。而这些东西恰好来自杜克–达勒姆的合作项目：回收的电脑、旧教材和儿童书籍、艺术教室里的消耗品、科学教室里的化石和其他非常酷的东西，甚至在椅子脚下垫着使用过的网球，这样可以避免椅子发出声音或刮坏地板，斯坦因每次过来都带几袋子旧网球过来。我碰巧遇到了我的一位学生，他有一个患孤独症的表哥，现在他在这里当志愿者，帮助老师照顾一些特殊儿童。
让我们来看看这个学校学前班的情况。
当我们走进教室的时候，莎拉·蒂克纳（Sarah Tichnor）老师刚刚讲完一个故事。她坐在小板凳上，孩子们围坐在地上，在她阅读的时候大家都注视着她。他们在教室里一个像洞穴似的空间中，到处都是书本，就像一个舒适的小窝。外边的大房间里充满了生机，有动物玩具、电脑和其他好玩的东西，好看也实用。在这个阅读的角落，一长条都是书，各种各样的书，多数都是二手和捐赠的。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蒂克纳老师说完，学生们都起身，迅速回到他们的垫子上去。
“哦，到午睡时间了！”大卫高兴地说。
突然，18双眼睛都转向我们的方向，孩子们嘟起嘴，一个小女孩甚至把手放在屁股上，对我们的打断表示不满。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老师站起身，用对学前班儿童特有的纠正和教育的口吻对我们说：“在学前班，我们不午睡，而是准备默读。”
学生们都转身去书架处每人选了一本书，然后拿着书在大教室里分散开。其间，老师没有说一句“禁止打人”“禁止说话”“禁止推人”“不准嬉闹”之类的话。
“他们分散开，”老师继续用一种权威式的语气对我们说，“是为了在默读时间里互不干扰。”
18个小脑袋肯定地点头。
他们是全世界最幸运的小孩，可以有整整一个小时用来做大孩子们才能做的事儿，就是自己默读。学习中的独立、成熟和自豪感在不带任何消极意味的情境中传达出来。这些有个性的孩子主动与其他同伴保持足够的距离，以避免打扰。
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位老师为学生们创造了新的挑战，帮助他们树立独立的观念和对学习的认知，这种自豪感不仅仅来自他们所学到的内容，更来自学习本身给他们带来的改变。默读不是惩罚，而是奖励。学习是大孩子们才做的事情。有谁愿意在学习时被人打扰呢？
这正是我作为教育工作者想要做到的：不是局限在教授知识中，而是向学生传达学习的激情，一种超越教室、超越毕业典礼的激情。
这些小孩来自非常普通甚至贫穷的家庭，在一所社区学校里上学。但不用担心，学习中的他们非常酷。
这就是林景小学学前班，在这里我瞥见了未来世界奇迹的诞生。
互联网上的大脑
几年后，当我从大学研究与开发的行政职位回到教学职位时，这些课堂的设置又回到了我脑海里。突然，我发现自己有机会把头脑中那些符合当代生活方式的课堂设计付诸实践。于是，我决心牢记从iPod实验中学到的知识和自主性。对那些被“直升机父母”过度干涉的孩子和那些大学毕业无法找到工作而回家的学生来说，那些知识是来之不易的。也许因为学生的年龄和环境不同而有所差异，但我希望我的学生会因为他们自己的成就而自豪，这是大学应该给予他们的。
我决定开一门全新的课程——“互联网上的大脑”（This Is Your Brain on the Internet），这个名字的灵感来自丹尼尔·列维京（Daniel Levitin）那本欢乐而激励人心的书《迷恋音乐的脑》（This Is Your Brain on Music），是一本向音乐爱好者介绍大脑的书籍。25列维京认为音乐让大脑产生复杂的通路，它需要调动不同的大脑功能来进行倾听、加工和创作，让我们以不同的方式思考。课程名用互联网替换音乐，你就知道我在这门课上想讲的要点是什么了。
由于在校学生都不了解我，所以我得广泛宣传这门新课。“互联网上的大脑”这门课程属于哪个方向呢？它主要属于将计算机科学、人文社科和多媒体艺术结合起来的信息科学研究领域。我四处大力宣传，非常开心地看到有18个学生报名参加课程设计研讨会，其他以专业课、辅修课和学分课方式参加的还有18人。这门新课开张了！
然后，我开始设计教学大纲。这门课的阅读书单包括从专业的学术杂志，如《认知》（Cognition）、《发展神经心理学》（Development Neuropsychology），到大众杂志，如《连线》《科学》，再到小说和回忆录等各类书刊，还包括大量的网页内容。对于学习资料我都没有严格规定，这门课主要由学生主导，根据学生的兴趣和研究来进行课程设计。“参与式学习”（Participatory learning）一词很恰当地描述了我们是如何相互学习，一起为集体项目做贡献。还可以用“认知盈余”（Cognitive Surplus）来描述这种群体思考时形成合作性和个性化的方式，这种思考方式通常带来的结果是“整体大于局部之和”。26
我们采用一种被我称为“因差异而合作”的方法，这个方法也是HASTAC组织的首要原则。HASTAC组织是我于2002年与大卫·西奥·戈德堡（David Theo Goldberg）教授一起成立的，它致力于发展数字时代的新教育形式。“因差异而合作”的方法正是注意盲视的解药。它突出了这个时代的问题的复杂性和相互联结的特点，这些问题不可能由任何个人单独解决，单干无疑会忽略一些摆在眼前的主要问题。“因差异而合作”的原则是尊重和奖励不同形式和不同水平的专业知识、视角、文化、年龄、能力和想法，将差异当作特点而不是弱点。在短期之内找到不同见地，甚至新奇稀有的意见并不容易，但是一旦有人找到且方法可复制，这种方法就是有效的。这正是我想在“互联网上的大脑”这门课上达到的目标。
除了最基本的研究论文之外，我还让每个学生都在维基百科上贡献一个新的条目或者完善一个已经存在的条目，又或者找一个他们可以贡献自己力量的其他网站。目前仍然有很多批评指出维基百科缺乏同行评审，一些教授直接禁止在课堂上引用维基百科，这让我很费解。维基百科就是一个教育工作者的梦想，全部的知识都可以通过志愿者来分享，任何人都可以免费地获得这些知识，还可以进行编辑。在维基百科上，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被打破。所以我在课堂上不仅不禁止学生使用，反而鼓励学生通过自己的知识让维基百科变得更好。但结果是，让学生将其研究成果写入维基百科比让他们写一篇传统的学期论文还要困难。
说到学期论文，我想讨论一下学生写作能力的问题。写作是任何一门学术课程里最本质的东西。很难通过一个学生的论文初稿对这个学生做出判断。由于我的课程是关于学习和互联网的，了解他们的博客非常容易。我把博客文章和传统意义上的结构化论文写作结合起来。当两者都摆在我面前时，我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他们的博客写作比他们的论文要好得多。实际上，即使有许多权威人士在论述互联网是如何毁掉孩子，我却发现很多优秀的博客写手在写研究论文时会变得非常笨拙和矫饰。学期论文里到处都是术语、不自然的用语、不恰当的措辞、不着边际的想法或者低级的语法错误。
这种差异让我想到，是否那些糟糕的论文并非是由于学生的写作水平或思维能力欠缺所致，而是因为学校所要求的写作形式与学生的写作风格和思维过程相违背？如果说学生总是在猜想自己要怎么写作才能得高分，那么写作最主要的交流作用就变成次要作用了。是否“研究式论文”就是要求人们使用冗长而做作的风格进行写作呢？
有研究表明，在任何年龄段，人们都把同伴的评价看得比老师的更加重要。博客是展示给同伴的，同一作者的博客文章会比学术论文更少出现字词错误和知识性错误，有更少抄袭行为，甚至会使用更加优美和更具有说服力的修辞。
朗斯福德研究
斯坦福大学著名的修辞学教授安德烈·朗斯福德（Andrea Lunsford）做过一项追踪研究。在这个研究中，他使用同样的标准逐年评估斯坦福学生入学后的写作水平。朗斯福德的研究结果证实，学生们在写作方面变得更加内涵丰富，修辞使用更加熟练和流利。在多年持续使用相同评估标准的研究中，她没有发现互联网对斯坦福大学这些聪明学生的写作水平造成什么损害。但某些权威人士坚持认为，互联网上的写作和阅读让学生习惯于发短信、发微博，沉迷于不标准的英语习惯，让他们变得更愚钝了。看看真实的数据，朗斯福德研究并没有发现斯坦福的学生写作水平下降的证据，也没有为那些搓手哀叹之士找到这一代人在数字时代堕落的证据。
学生们读到这些研究结论时觉得很惊奇。在多年的学生生涯中，他们已经相信了老师对他们的差评。当我进一步与他们深入探讨写作的问题时，他们承认在完成研究论文上感到非常困难。很多人在上大学之前就已经有了许多关于学期论文的负面体验，他们承认，一般都是拖到最后一刻才拼凑一些内容交作业。写作的练习量也是一方面。学生只在学校里有练习写研究论文的机会，一学期才一次。有另一项研究表明，大约每个学期每门课有42页的论文，而同时段，每个学生平均要写500页邮件。27即使他们不是用正式的方式写邮件，但仍然有大量的写作练习。结合学生在网上花的时间，就不奇怪为什么他们的博客写作水平要比他们的研究论文水平高得多了。
但是学生们原本没有意料到这门课会得到这样的结论。他们选课时就假定，我和其他老师一样认为互联网是“对他们有害的”，虽然不知道这种有害指的是什么。实际上，他们都低估了自己在网上所精通的能力，把这种能力，尤其是游戏方面的，作为“不聪明”的表现。一个学生上课很久后才承认自己在魔兽世界里已经达到最高级别。当时，班上有一位经过专业训练的现代舞学生站起来，向我们展示动词与运动描述之间的差异。然后，另一位同学分享了他如何巧妙地应用统计学和心理学知识来赢得在线扑克游戏，并且因此赚了不少钱。在两位同学的展示之后，这位80级骨灰级玩家才承认在自己魔兽世界里的“辉煌成就”。
随着课程的推进，课堂的目标变成了摆脱老生常谈的“这是垮掉的一代”的观点，真正地来检验在线合作和思考如何在最大程度上利用了大脑，看看关于大脑和注意力的科学理论如何帮助我们理解这种最大程度的利用。
我们花了不少时间来思考以下问题：从集体层面和个人层面来讲，意外事件、中断事件、分心刺激和差异会如何加强我们学习和解决问题的动机？为了找到合适的例子，我们观察舞蹈队排练新节目、爵士乐队集体即兴表演、外科医生合作手术和电脑程序员为机器人编程，我们通过虚拟现实走进猴子的大脑。在北卡罗来纳大学另一个虚拟现实的环境中，我们看到自己站在大峡谷上空一块伸出的平台上，体验到了不敢移动半步的恐惧。但我们发现这种扣人心弦的身体错觉不是总能产生，只有当你沿着斜坡向上走，给大脑一种正在攀登的信息时才可以。这也是告诉我们：我们认为自己所了解的世界，其实是身体所体验到的世界。
这门课的阅读材料之一是杰夫·霍金斯（Jeff Hawkins）的著作《智能时代》（On Intelligence）。杰夫·霍金斯不仅是神经科学家，还是掌上电脑PalmPilot的发明者。他在《智能时代》这本书中把关于大脑功能的理论又向前推进了。我赞同霍金斯关于大脑是“记忆预测框架”的观点。霍金斯关注的主要是如何利用大脑的这种模式来创造出新一代人工智能，从而为掌上电脑增强功能和创造利润。他认为，我们要通过模式预测来重新设计人工智能的注意模式，而不是基于某个特定的任务。28我感兴趣的则是如何通过对过去行为的强化而预测未来的学习，以及如何能够有意地打断这个过程来激发出创造力。当一名学生得知霍金斯恰巧最近有场演讲时，我们在课堂上就霍金斯的理论进行了非常热烈的争论。霍金斯演讲的组织人告诉了他这场争论，并邀请他到我们的课堂。当时，我正在芝加哥参加麦克阿瑟基金的一个会议，学生们在我缺席的情况下，举行了一场主题特殊的讨论会：与杰夫·霍金斯本人讨论霍金斯理论。这个场景就像伍迪·艾伦的经典电影《安妮·霍尔》（Annie Hall）中的一幕：有人在排队购买电影票时激烈地争论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理论，这时，麦克卢汉本人走过来解决了这个争议。
这正是“互联网上的大脑”这门课与我先前教过的任何课都不相同的地方：没有标准的内容、练习、主题、大纲、方法或者结论，也没有标准的老师。学期结束时学生们并非掌握一大堆知识，而是开始对一些问题的简单回答产生怀疑：多任务对我们来说是好的吗？什么是多任务？学生们已经习惯在看到各种关于事实的陈述之后问：这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研究的认知盲点在哪儿？还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因为我们的注意盲视而被遗漏？什么时候是寸步之遥而非百丈峡谷？
我所受到的传统训练无法让我通过各种途径来获得自己不知道的知识。有时我会因为担心自己不能把学生引导到正确的方向而感到紧张。但每次当我犹豫不决的时候，学生的信心让我觉得我们确实是在学习全新的注意分配方式和在数字时代的学习方式。正如戴维森女士和凯特·莎伦一样，这门课程与现实世界相连，它是在检验假设而不是接受它们。它教我们合作和辩论，最重要的是它让我们获得信心：不管在未来遇到什么挑战，我们都可以依靠学习能力去获得成功。
许多学生说这门课是他们在大学四年里学过的最好的课程。但它不仅仅是一门课，它提供了看世界的不同方法。我们不仅见识到了课堂的转变，更看到了我们自己的转变。
一个学生短信告诉我：“杰夫·霍金斯觉得趁你不在的时候举行这个讨论会很奇怪，为什么我们不行呢？‘互联网上的大脑’这门课就是这样子的呀。”
果然是颠覆传统课堂！我看到短信的时候非常自豪，似乎听到学生说：“戴维森教授，让开，这就是大学！”